1993年
9月20日上午11点，法兰克福机场
还不曾踏上以色列的国土、还不曾见到一个以色列人，你就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因为在诺大的法兰克福国际机场，你手里握着往以色列的机票，却找不到划座位的窗口。没有。
前往以色列的旅客，提着行李和机票，必须在机场最偏远的一个角落里，先通过护照检查，然后顺着一个专用走廊，走向更隐蔽的角落。沿路全副武装的警察，使你觉得背脊发麻。
长廊尽头，行李经过仪器检查，之后还要打开。每一个皮包中的皮包，每一只塑料袋里的塑料袋。“这个，”一个红头发的女人有点尴尬的说，“是死海里的一撮沙。”
进入另一段走廊，没有拥挤的旅客，脚步的回声很响，前面转弯处有一面暗色的玻璃窗，走近了，才看得清楚，面对着你的脸是一架瞄准了的自动机关枪。
回回转转深入地下，走下电梯，有人检视你的机票，在武警的身边。这才到了大厅，行李再搜检一次：盥洗包打开、粉盒打开、电脑盒打开、照相机——请你按下快门一次；小皮包、中皮包、大皮包……然后再进入帘幕后，再度搜身。
这个时候，才开始check-in，划座位。吸烟、不吸烟；靠窗、靠走廊——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候机室里特别的安静，没有一般旅客的喧哗骚动，武警手搭在机关枪上，在角落里徘徊，眼睛在搜寻。一切都很不正常。
和巴勒斯坦人签和平协定，无非是想让以色列人脱离土拨鼠的生存方式，让划机票的窗口明明亮亮的搬到地面上去吧？！
9月21日上午11点，以色列国会大厦。
每个人都知道，这是以色列自1948年立国以来最重大的议题、最关键的一刻——决定生存的一刻：129位国会议员开始三天的辩论，然后投票决定是否支持拉宾总理和阿拉法特所签的和平协定。
近11点，议员纷纷入座。天气热，多数人穿着短衬衫，露出手臂和胸膛上的毛发。长得粗壮的国会议员那种架势和计程车司机相差不大。总理拉宾和外交部长佩雷斯倒是西装笔挺，坐在马蹄型会议室的中心，像两个老谋深算的绅士。
11点，全体起立（我的天，要唱国歌吗？）原来是以国总统魏斯曼来了，在二楼记者席的一个角落。坐下。
闹哄哄的。各国记者在楼上走来走去，议员在楼下走来走去。总理拉宾上台了，开讲了，闹哄哄很慢的沉淀下来。
国会外面，反对和谈的团体正在积极准备和拉宾对话的四天群众大示威，就在国会对面的玫瑰山。和阿拉伯人誓不两立的犹太人指控拉宾是卖国贼，置以色列于死地。昨天晚上，拉宾还对记者说：
“我是个军人，还是个国防部长。相信我，两万还是四万个示威者的呐喊，还远不如一个儿子战死的母亲的眼泪的震撼……我是一个经过一将功成万骨枯的人，所以我要寻找和平的出路……知道这是一个机会，虽然也是一个危机”
站在讲台上的拉宾头发银白、举止温驯，让人看不出他曾是1967年那个使万骨枯毁的英雄将军，由浴血将军来谈母亲的眼泪，更凸显一个以色列人心路历程的曲折回转。“一百多年了，我们在寻找家土；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平静的生活，种下一棵树，铺好一条路。一百多年了，我们试图和邻居修好，过免于恐惧的生活；一百多年了，我们一边梦想一边作战……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我们和炮火、地雷、手榴弹生活在一起。我们深深种下，他们连根拔起；我们建筑，他们摧毁；我们守卫，他们攻击。我们几乎每天在埋葬死者。一百年的战争和恐怖使我们伤痕累累，但并不会毁掉我们的梦想——我们百年来对和平的梦想……”
美丽动人的辞藻，可是拉宾是就着稿纸逐句诵读的，而且是面无表情、声调平坦的和尚念经似的诵读，他显然是个糟糕透顶的演说者。但是当下面反对派的国会议员开始对他叫骂的时候，你就知道，和尚念经也是拉宾的策略：他显然决定不顾一切的把稿子念完。叫骂随他叫骂，他假装没有听见，在此起彼落的叫骂声中，继续面无表情、声调平坦的逐句念下去……
以色列人和意大利人一样，是手势多的民族。议员对着拉宾挥手顿足的抗议，又引来了立场不同的其他成员挥手顿足摇头晃脑的大声回骂，主席在闹声哄哄中不断呼吁敲着“惊堂木”，像叫骂声的伴奏。拉宾念经式的演说就在一团乱哄哄中结束。
圈在安全玻璃后面的一般民众席上，却突然传来闷闷的敲打声。两个十来岁的阿拉伯少年扯出一面巴勒斯坦国旗，奋力拉开，展开在玻璃上。警卫三步两步的冲下来，扯下国旗，把少年架走。
“你看吧！你看吧！”反对和谈的议员指着楼上的骚动，证明给拉宾：敌人就在我们背后。
拉宾坐下，反对党的领袖内塔尼亚胡站上讲台。大概反对一般比执政容易些，这家伙就不用讲稿，他语调高昂的指责拉宾政府：和约势必最后导致巴勒斯坦建国，成为以色列心腹大患；和约等于背弃了几十万的犹太垦民，他们将成为阿拉伯人的猎物；耶路撤冷圣城可能被巴勒斯坦人分割……
内塔尼亚胡的演讲也在一片抗议叫骂声中进行，只是叫骂声这回来自一个不同的方向——执政党工党议员。
内塔尼亚胡的演讲超过了拉宾所用的半个小时，长到45分钟的时候，外交部长佩雷斯受不了了，摇摇头，站起来走了出去。工党有人大声说：你怎么可以讲得比总理还长。反对党领袖说：这是他的权利，对不起，拉宾也可以无限制的讲，是他自己决定不那么做。反对党领袖讲到一个小时的时候，拉宾摇摇头，站起来走了出去。有人大声骂：人家总统先生还坐在那里，总理怎么可以走了？有人说：为什么不可以！
下午一点，一片乱哄哄中，反对党领袖走下了讲台。
这将是一场三天的辩论，够呛的。
9月21日晚上6时。天色已黑。国会大厦外玫瑰山。
《耶路撒冷邮报》上刊出全版广告：
“国会将举行三天辩论，我们将举行四天示威。
让人民自己决定！
以色列已深陷危机！”
6点钟，黑夜已经降临。接近国会大厦的路线全部管制交通，到玫瑰山必须弃车跋涉。
这是一场关于民族生死存亡的示威大会吗？看起来倒像个欧洲的嘉年华会。一个帐篷接着一个帐篷，桌上摆着宣传自己信念的刊物。卖棉花糖的、冷饮的、面包三明治的，忙碌的做着生意。那里传来烤肉香味，和扩音器传出的音乐，在夜空中织出一种祥和的气氛。拥挤的人群（据估计有七八万人），不是面露凶光的光头少年，也不是撑黑旗的无政府主义者，也不是面容削瘦的矿工。绝大多数，是拖着长裙的母亲，手里提着食篮，裙边围着五六七八个高高矮矮的小孩，一脸胡须的父亲推着婴儿车，车里的小婴儿正咕咕的和自己说话。
一家人找到草坪上一个小角落，挤挤靠靠坐下来，开始野餐。
10个犹太男人聚在一起就开始祈祷。
“他们一天要祷告三次。”一个带美国口音的老人说。
他叫约翰，是个生在波兰的犹太人，孩童时和父母因逃纳粹到了南美，而后美国，而后以色列。
“我是以色列人，这是我的家。”
“你为什么反对以阿和约？”
“因为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在圣经上写着这是神给我们的家园。我们第一次被放逐了70年，第二次被放逐了两千年，现在我们回来了，我们死也不走的。”
“那在这儿也生活了好几百年的巴勒斯坦人怎么办？”
老人瞪我一眼，很决断的说：“没有巴勒斯坦人这个东西。巴勒斯坦是我们的。他们是阿拉伯人！”
“好，随你怎么说，你说这些阿拉伯人该到哪里去？”
“世界上有20来个阿拉伯人的国家，他们都是兄弟，让他们去约旦、去叙利亚、去伊拉克、哪里都可以，就是得把这块地给我们留下来。我们是犹太人，世界上只有一个犹太国家，就是以色列，我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
“可是你不让出你占领的土地——”
“没有占领这回事——”老人愤愤打断我，“没有占领，那些地方是神给我们的地方。”
“好好好，”我挥挥手，“你宁可继续活在战斗和恐怖手段的阴影下？你的下一代也是？”
“对，”他脸向着天，肃穆的说，“我当过兵，知道怎么用枪。必要的时候我不会吝惜一颗子弹。我的下一代也一样。”
随着甜美的音乐，顺着嘻笑的人群，经过一个帐篷，一个年轻人身上背着一管长枪。
“你背这枪干嘛？”
“杀阿拉伯人，”年轻人轻快的说，“因为他们要杀我们。”
钻出帐篷，差点撞上一个大牌，大牌上画着阿拉法特和拉宾握手的卡通像；两个人的手掌都淌着鲜红的血——“拉宾是张伯伦、阿拉法特是希特勒！”
什么角落传来婴儿的啼哭声。
路透社的机器滴滴哒哒打出此刻发生的事情：迦萨走廊36岁的穆罕莫德·夏马，一个活跃的阿拉法特支持者，在庆祝和约聚会回家的路上，被杀手用机关枪射杀，当场死亡。
大约就在我和老人谈话的同一时刻。
9月22日上午10点，国会大厦
拉宾和阿拉法特握手的镜头使全世界屏息注视。这两个人的握手究竟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以色列国会马拉松式的三天辩论，人们说是立国以来最重要或是最危险的一刻，原因在哪里？把以色列今天面对的情况，用中国人的理解来看，以色列国会议员面对生死关头的决定，表现算相当收敛而理性。
今天是辩论第三天早上，原来已经开溜的议员——有一度会议席上只剩下七个人和记者，又纷纷涌回来，等待最后的时刻。最后上台的是外交部长佩雷斯，也是以巴协定的幕后主脑，他采取了和拉宾截然不同的策略，演说时慷慨激昂，而且毫不留情的指着前任总理夏米尔（属保守的联合党）的鼻子，指责后者言行不一致，因为夏米尔执政时曾经和巴解组织代表见面，并不曾抗议巴解代表自称“代表巴勒斯坦人民”。
辩论中许多感情冲动的互骂也使一个中国人觉得熟悉。以色列人常年来拒绝承认巴勒斯坦问题的存在，在“汉贼不两立”的坚持上与过去的台湾颇为相似。大辩论中从右派角落不断传出“卖国”的叫骂，和在台湾流行的“台奸”、“出卖台湾”的意识形态基础差别也不太大。
此外，四百多万人口的以色列觉得自己被大于自己两百倍人口的阿拉伯世界所包围，那种强烈的危机感，也容易令人联想起台湾和大陆的紧张。在许多右派议员的观念中、将耶利哥和迦萨走廊还给阿拉法特，等于给弱小的以色列定下了任人宰割的死刑。有一天，耶路撤冷将被吞掉，以色列人将被阿拉伯人赶入大海。
在激动的叫骂抗议声中，佩雷斯结束演讲。骂声很大，但是没有人敲桌子、丢椅子，没有人冲上讲台，没有人讲脏话。有的只是面红耳赤、比手划脚、大声嚷嚷。
这毕竟是一个民主国家。投票结果公布了：61票赞同，8票弃权，50票反对。执政党可以松一口气，虽然只是区区61票（其中还有5票来自阿拉伯裔议员，也就是说，投赞成票的犹太人只有56位）。
这个投票过程，也令人产生类似的忧虑：以色列小国是个民主国家，民主国家的运作是透明的，在某个程度上，也就有“敌暗我明”的弱点，庞大的阿拉伯国家却有完全不同的运作方式——包括伊拉克的哈珊、伊朗的宗教执政者，都不会用议会来决定政策。
台湾，应该擦亮了眼睛仔细看看以色列。
9月23日，约旦河西岸
耶路撤冷中央车站斜对面有几个站牌，等车的人不是形色匆匆赶着上班购物的现代都市人群，而是拖着及地长裙、抱着婴儿的女人和全副武装的士兵。这是专门开往屯垦区的车站。
巴士来了，看起来像一般的公车，开着冷气，但是你知道，这车有特别的玻璃窗，它是防石头的。犹太人屯垦区深入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巴士要经过一个又一个大大小小巴勒斯坦人的村庄。1987年“因地发打”爆发之后，这些来往屯垦区的汽车就成为石头和子弹投射的目标。
在司机背后的位子坐下；司机正在收听国会辩论的广播。以色列人生活着呼吸着政治，驾驶入倾听的不是轻松的音乐，而是新闻，无时无刻不竖耳听着新闻，一种枕戈待旦的生活方式。
穿着草绿军服的士兵在我身边坐下，一双手扶着黑色的机关枪。
约旦河西岸占领区有110万的巴勒斯坦人，10万犹太人。这少数犹太人群聚在一个个屯垦区的据点，有的，是为了想远离城市生活方式而来到沙漠里，多数，却是为了一个宗教理想而离群索居，譬如在另一头等候着我的简妮和耶和华。
公车走在寂寥的路上，两旁尽是石砾沙漠，寸草不生的贫瘠沙地。阿拉伯人的村子也毫无绿意，由石头房舍构成，好像是沙漠的一部分。汽车在兵营前停车，让士兵下车，继续单调的行旅。到了第一个屯垦区，女人抱着婴儿下车。屯垦区四周围用铁丝网围着，大门有士兵守卫。这是狼群中的绵羊圈？
到了KOCHAV HASHACHAR屯垦区，在离开耶利哥20公里的沙漠里，耶和华的两个孩子在车站等着我——三岁的瑞贝可和一岁半的罗丝。瑞贝可领路到了她家，见到她另外6个兄婶。耶和华有8个孩子，他们隔壁那一家有12个，对面那一家有6个；这个屯垦区有130家，总共大约有五、六百人口。
“犹太教鼓励多生孩子，越多越好。”简妮抓着一把生菜，随手甩在桌上，开始切青椒，“而且我觉得，犹太人要壮大，必须先要增加人口。经过纳粹屠杀，我们人少了那么多，所以我们要努力多生……”
简妮是个生在美国、长在美国的女性，但是她开口闭口说的是“我们”如何如何，不是“我”。
“为什么离开美国？因为这里才是我们的土地，这里的人才是我的民族。为什么来到沙漠？因为我觉得都市人口太多对以色列的发展是不好的，我们的国家需要往乡村扩展，求取城乡平衡，我做的是我认为以色列最需要的事……”
一个流鼻涕的孩子正在嚎啕大哭，一个拿着画笔在桌面上涂鸦，一个坐在马桶上喊没有卫生纸了，一个正和另一个抢什么东西扭成一团……简妮将一盘烤焦了的鱼端上桌，10个盘子里分别放进一小片，再丢上一小撮生菜。果汁冲了大量的白水，只有一点点果汁的意思。八个孩子大大小小陆陆续续的入座，有的用爬的，有的用坐的。
现代的女性讲追求自我，简妮，你的“我”在哪里？“在孩子、在信仰里。犹太人流浪了两千年，我们只有‘我们’没有‘我’。你知道每个星期五在耶路撤冷街头穿上黑衣服的女人吧？”
知道。参加和平运动的妇女，每个星期五，一身黑衣，立在街头，抗议以色列的占领政策，她们要求政府和巴勒斯坦人和谈，停止杀戮。
“对，可是这些女人代表的是犹太人的少数；她们多半是大城市的现代妇女，要嘛就是单身，要嘛就只生两个孩子，想想看，”简妮扯来一块抹布擦桌上正打困流下来的果汁，“10个黑衣妇女只代表10个犹太人；10个屯垦区的穿长裙的妇女，譬如我，代表的可是身后80个犹太人——我们才是犹太人的大多数……”
而这个犹太人的“大多数”认为：巴勒斯坦这片土地是神赋予以色列人的契约，地契白纸黑字的记载在旧约圣经里。
圣经里的白纸黑字作为二十世纪生活的依据？不是教徒的你睁大眼睛迷惑的看着这个犹太人。
简妮不急着清厨房。“一个有8个孩子的家，必然是脏的，如果作母亲的把精力放在孩子上而不放在打扫上的话。”她在搬盘子；这一叠，是不能沾到任何奶品的，那一叠，是可以沾奶品的。沾过奶品的不能再装肉，装了肉的绝不能碰奶品。因为圣经说的，你不能用牛的奶煮牛的肉……。
她把奶盘子和肉盘子仔细地分开，你突然灵光一闪的大悟：是了，如果连碗盘的分类都得以圣经的白纸黑字为依据，那么土地的归属也以神的意旨为根本定义，实在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她不是狡猾地以圣经来自圆其说，她确实死心塌地地相信圣经里每一个字。
沿着屯垦区的铁丝网走一圈。
“搭铁丝网以前，我们曾经辩论过很久。反对搭网的说：把自己圈起来，等于承认，圈里的土地是属于我们的，圈外土地是属于阿拉伯人，这是自打耳光。主张建网的人当然认为这样比较安全，甚至网上应该通电，防止阿拉伯人偷袭。后来，有人说，搭铁丝网只是为了避免阿拉伯人的驴子和山羊闯进来踩坏我们的草地——这么一说，铁丝网案就通过了。”
耶和华从城里回来了，我站起来，向他伸出右手；他和我和气地寒喧，对我伸出的右手却视若无睹。
为什么？为什么你不和我握手？不能解释吗？
夫妇俩顾左右而言他，有点儿尴尬。好，我明白，这又是奶盘子和肉盘子的问题。（第二天，以色列作家葛仁向我解释：传统教派的犹太女人在月经过后一个星期，必须经过一个净身仪式，然后才可以和男人接触。也就是说，传统教派的犹太男人根本就不和女人握手，因为他无从知道这个女人是否已经过那个净身仪式。）
“以色列政府背叛了我们！”耶和华和一家九口陪着我到车站，“耶利哥还给阿拉伯人，耶利哥的界线在哪里？我们这个屯垦区究竟属于阿拉法特还是属于以色列？政府要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安全？阿拉伯人现在要有他们自己的警察了，你知道吗？他们的警察原来都是恐怖分子，你听过恐怖分子如何保障人权吗？”
只有一套盘子吃奶也吃肉的葛仁说：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屯垦民可以决定离开垦区，迁回以色列，要继续留下去就得承认自己是巴勒斯坦国的居民，接受巴勒斯坦国的法律。我们以色列也有很多阿拉伯人，他们是以色列籍，遵守以色列的国法呀！那些屯垦民如果既决定留下来又不肯接受巴国的法律，那谁也帮不了他的忙了！”“十三年前，我们在政府的号召下为了以色列的前途来到沙漠中。”简妮抱着一个小的，裙子两边拖着几个大的，“现在政府却将我们抛给狼群。我们撤下种子，让青草在抄漠中长出来，屋前每一根草都是我们用手种出来的，现在，教我们到哪里去呢？”
“我们哪里都不去！”耶和华闷闷地说，“这是神许给我们的地方。我们死也死在这里。”
巴士在夜色中驶向耶路撤冷。因为没有任何树遮住视野，所以月光特别亮，照着整片约旦河谷，沙漠在月光下发着白色的光，异常地森冷。
9月24日上午，迦萨走廊
从耶路撤冷到迦萨占领区只是一百公里的路程，但怎么去呢？租辆车开去，但开着以色列牌照的车进入巴勒斯坦人的地盘，有被乱石打死的可能。唯一的办法是将车开到边界再换当地车。
公路在高高低低的沙砾丘陵上蜿蜒。出发之前，读到《耶路撒冷邮报》：审判节星期五当天清晨二时起关闭所有通往“区域”（以色列人不用“占领”这个词）的关口，因为据说恐怖份子可能在节日中有所行动，抗议以巴协定。瓦立每天早上从占领区出来到耶路撒冷工作，今早就差点不让出来。瓦立是我的翻译。
远远看到关口，瓦立就把“记者用车”的牌子放在车窗，持枪士兵检查别人的证件，挥挥手让我们过去。一过边界，瓦立就把一条头巾——跟阿拉法特头上那一块一模一样的头巾——展开在车窗上，避免那个以色列车牌所可能带来的麻烦。
边界附近有个加油站。我们换车。所有的外国记者都将这儿当换车站。迦萨走廊，这块被以色列占领了26年流了不少血的地方，就在眼前。
沙，到处都是沙，建筑、马路、汽车、树，全都是灰扑扑、脏兮兮的。垃圾堆在路上，看得出范围越来越大。臭水沟沿着街道，骡车在沙路上轧出凹凸不平的轨迹。这是一个极端贫穷的都市，这是一个没有人在收垃圾、管理所谓公共设施的都市。
80多万战争难民住在这里，构成世界上最大的难民营。联合国为难民盖了简陋的房子，但是难民营和正常市区的差别不大，都那么残破灰败。路，大多是沙或土路，披着头巾长袍的女人围成一圈聊天，就坐在土上。
前面有辆军用吉普车，上面坐着全身武装的以色列士兵。吉普车速度极慢，瓦立把车慢下。
“规定，”他解释，“军车不准超，会被当作挑衅的动作。”
转角，士兵在路检。巴勒斯坦人一一呈上证件。这个镜头，让我想起当年占领北平的日本兵检查北平居民的历史。一个士兵看到我们的记者车，挥挥手要我们超车通过。
“他们不希望外人看到这里的情况。”瓦立说。
路上全是泥坑和无处可去的垃圾，家家户户的墙上，全是一种肮脏的五颜六色的涂鸦，政治涂鸦。26年沦陷生涯，壁上涂鸦显然是一种控制不住的“言论自由”。
两个星期前，迦萨人冲上街拥抱自己的邻居：迦萨要还给巴勒斯坦了！家家户户飘着巴勒斯坦人的旗帜。没有旗的人，就把自己家门、围墙、电线杆涂成旗子的颜色。许多旗子显然是赶工制造的，应该是绿色的一道竟然是青色、蓝色。
没有什么树，没有球场、没有电影院、没有市立图书馆、没有百货店、没有公共汽车：……这是一个贫穷的都市，而由于被敌人长期占领，这也是一个没有人在作公共设施和投资的都市。
垃圾的范围不断的扩大、扩大……
索非第达（33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迦萨支部发言人）
问：请介绍一下你自己。
答：我生在迦萨难民营。后来在贝鲁特阿拉伯大学读社会学的时候，加入了抵抗组织。后来被抓了，被以色列人关了12年，今年四月才放出来。
问：迦萨的巴解组织做些什么事？
答：现在最忙的是举办各种说明会，帮助老百姓理解阿拉法特（他今天在北京你知道吗？）的和平计划，争取群众的支持。另外，譬如说，我们得赶制国旗，一夜之间需要几千面国旗分发。反正，我们执行阿拉法特从突尼斯交代下的政策。
问：对这个以巴协议，你最大的忧虑是什么？
答：最担心的是以色列两年之后又是大患，新选政府上台不知是否还继续这个和谈政策，这我担心。
问：你自己这边的意见分裂你就不担心吗？
答：不怎么担心。我们的激进派是少数，支持阿拉法特的是大多数。和约签定那天你看看迦萨的街道，真正是举国欢腾。我们是有民意后盾的。
问：被关了12年，你现在最憧憬的前途是什么？
答：是建国，建立巴勒斯坦人自己的国家，是尽一切力量建立一个民主自由的巴勒斯坦国。
问：对不起，这是不是一个不现实的梦想，因为在现有的20来个阿拉伯人所建的国家里，还没有一个是民主国家？
答：那当然还只是个梦想，但是巴勒斯坦人所受的磨难压迫超过所有其他阿拉伯人——或许在这个基础上，我们会更努力的朝容忍、民主的方向走。
阿亚朱义（药剂师，65岁，属激进派伊斯兰抵抗运动Hamas）
问：不支持阿拉法特的以巴协定？为什么？
答：当然反对，绝对反对。我们要全部的巴勒斯坦，不是只有约旦河西岸和迦萨占领区而已！这是我们的世世代代生长的圣地，是我们的，不是犹太人的，每一寸都要争回来！阿拉法特不能说，我们现在较弱，所以就妥协，要一两块地回来就算了。你要知道，眼光要拉远，我们这一代弱，下一代不见得弱，下下一代有可能强。我们这一代争不过以色列，下一代要继续作战，一代之后还有一代，永远战斗下去，一直到我们收复河山。阿拉法特没有权力因为一时权宜就把巴勒斯坦人的祖产给让出去了。
问：好，你反对这个和谈，那么你们Hamas有什么提得出来可以取代的主张呢？光反对没有用吧？
答：阿拉法特根本什么也没赚到。迦萨还给我们，可不是以色列什么善意回报。他可是因为我们的反抗太强烈了，他觉得太头疼，牺牲太大，他早想脱手了，阿拉法特还以为他得了个大奖。
说什么过渡期看我们有没有能力自治，我们当然能自己管自己的事，你看看我们有那么多阿拉伯国家早已存在，说什么观察、什么过渡！
问：你还是不曾回答我的问题：你们提得出什么更好的方案？
答：唯一的回答，就是“抵抗到底”！这是我们的权利。
问：您的“抵抗”是什么意思？包括恐怖暗杀？
答：我不称它为“恐怖”。这是我们的国土，为了夺回自己的国土而奋斗，你不能称它为“恐怖”活动。我们拒绝被占领，任何和“占领”有关的人，都是我们抵抗的目标！
问：你们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把犹太人全部赶走？
答：他们可以留下来，做为巴勒斯坦国的少数民族。巴勒斯坦土地——包括全部的耶路撒冷——都是我们的。他们可以留下来做“巴勒斯坦人”，由我们来保障他们平等的权利。
问：也就是说，在这个土地问题上，你们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答：没有。而且任何妥协都一定会失败，你看着吧！阿拉法特这个妥协命令也不会太长。我们不会让出任何一分一寸的土地。
有人进来买药，药剂师站起身来，我伸出右手想和他道别，他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悬空的手。我懂了，这又是一个拒绝和女人握手的人。
他不知道他和他的敌人在某些方面非常相似。
9月24日下午一点，迦萨走廊难民营
走出西药房的当时，我当然并不知道，药剂师的哈玛斯伙伴们正把刀插进一个以色列工人的后背。工人的尸体要到这天黄昏才被人发现，扑倒在一棵果树下。
走过几条灰扑扑的路，就到了难民营。
1947年，联合国分割了英国所托管的巴勒斯坦，56％的土地分给犹太人，其余给阿拉伯人。1948年5月14日，犹太人对全世界宣布以色列的建国。同一个晚上，五国联军——埃及、约旦、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杀进以色列国界，他们要为巴勒斯坦人夺回土地，那分出去的56％必须全部抢回来。
五国联军败得很惨。当停战协定签下的时候，以色列不只占领那56％的土地，现在它占了77％。
五国联军闯入以色列国界的时候，马他只有18岁；他和所有村子里的人一样，守在家里等候阿拉伯大军赶走了以色列人的捷报。阿军溃败的消息来得太突然、太不可置信，他的一家人只来得及抓取几件身边细软，携老扶小的没头没脑的往南逃，南边，是埃及军队保护下的迦萨走廊。
连夜仓皇逃难。路上听说，离耶路撒冷不远的一个阿拉伯村子里，250个村民被以军冷血屠杀。往迦萨的路上，不断有整村的难民加入。
马他在背后的家乡所留下来的，是一百平方公里大的家产：果园、牲畜、仆人，几百年好几代人建起来的家园。在逃亡的路上，他想：没有关系，仗很快会打完，我们就回去。联合国在迦萨搭起了难民营，几十万男女老少挤在帐篷里等候救济，等候回家。在这等候的过程中，以阿之间爆发过四次血腥战争，每一次战争都燃起重回家园的希望，现实却和梦想相反：每一次战争所带来的，是成千上万流离失所的难民，一波一波的涌入迦萨。
现在的迦萨，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平均每平方公里有2356个人。躲入迦萨难民营的马他当然做梦也设想到，1967年，连迦萨也被以色列占领。到9月13日之前，他已经45年不曾见过飘扬的巴勒斯坦旗。
四五年之后，他终于知道他再也回不去老家，这难民营就是他埋骨的地方。他的9个孩子，全部在难民营中出生、长大。
“9个孩子，最小的18岁。每天到占领区外以色列那边去做工，今年4月，以色列关闭了占领区，不能去工作，已经5个多月了。赚多少钱？平安无事的时候总共赚大约一个月三千块（一千一百多美元），三千块要养我一家37个人口，不够，当然不够，但是能怎么办呢？我们一家人每个月要吃七麻袋的面粉……”
“我能够和您太大谈话吗？”
肥胖胖的太太坐在地上的垫子，一双眼睛显然是瞎了。她看起来有60岁。
“你多大岁数？”
“45。”
“眼睛怎么回事？”
“有天晚上，大家都睡了，以色列士兵闯进来，要抓走我的儿子，我哀求他们放我的孩子，后来很乱，士兵丢了个催泪弹，我的眼睛一黑，以后就看不见了。”
1987年，迦萨人开始了“因地发打”抗暴运动——民众以罢工、罢市、丢石头、丢汽油弹攻击占领区的以色列士兵。拉宾曾说过狠话，对“因地发打”的巴人，要“打碎他们的骨头！”
“你有鼓励你的孩子加入“因地发打”吗？”
“我是一个母亲，我爱我的孩子，我要他们好好的活着，不，我把他们锁在家里不让他们去闹事。”
“您从早到晚做些什么事？”
“我坐着。”
“坐着？”
“坐着！”
“不闷吗？”
“我闷得要疯了。我要一个正常的、平安的生活，我闷得要疯了。”
马他蹒跚的站起来。清真寺响起呼唤的诵声，他得去祈祷了。旁边这位亲戚还可以多谈谈。
亲戚是个穿着白袍的男人，看起来有50岁。
“你多大岁数。”
“36。”
“36？”
“36。1956年生在这难民营里。有4个孩子。我是迦萨医院里的清洁工，一个月大约赚四五百美金。”
“够养家吗？”
“这么说吧！每个学期开学的时候，我连买面粉的钱都不够。”
“哪里是你的家乡？”
“这里。迦萨难民营。我的父母还念念不忘他们家乡的橄榄树园，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这个难民营，没有可以想念的家。”
“对阿拉法特寄以什么样的希望？”
“希望孩子们可以有比较好的教育，希望我们会有比较好的医院，我在医院里工作，我知道里面的情形；你刚刚问我下了班做不做什么运动，告诉你，我运动要是受了伤，医院里恐怕连消毒的药水都没有，让你死掉。”
马他回来了，又在墙角坐下。
“让我为你们拍照吗？”
马他那像沙漠石头一样粗糙的脸，黯淡下来，“免了吧！”他说。
我收起相机。不错，这里不是个观光胜地。40年来家园，三千里山河。马他将和他记忆中的橄榄园永远埋葬在一起。
9月24日下午3点，迦萨走廊
在躲避一辆骡车的时候，我一脚踩进水潭，菜市场的腐菜烂果积下来的臭水潭。大眼卷发的十二三岁少年无所事事的坐在沙地上。破烂不堪的难民营旁有个以色列军营，用铁丝网围着，天空飘着一面犹太人的国旗。
就在这条垃圾满天飞的街上，在难民营和兵营之间，1987年12月9日，爆发了巴勒斯坦人的抗暴运动。
完全是突发性的。迦萨人刚刚埋葬了三个同胞，三个人死于车祸，但人们彼此耳语：车祸是预谋。从葬礼回来的人群经过兵营铁丝网，和几个以色列士兵擦肩，几个大眼卷发的少年随手捡起石头掷向武装士兵，士兵出于自卫，齐向对空鸣枪，当群众情绪激昂形成暴动时，士兵向群众开枪。
“因地发打”就是这样开始，出乎人的意料。在占领了迦萨整整20年后，似乎一切都逐渐走上正常轨道，迦萨人的生计也依靠以色列人的合作，就在似乎日子可以永远这么过下去的时候，巴勒斯坦人爆发出排山倒海的反抗情绪。各个占领地区都传来石头抗暴的消息，以军以催泪弹、橡皮弹，大量逮捕作为应对。一个月之后，骚动渐渐平静下来。突发性的“因地发打”进入第二个阶段：组织化。
本来已经被打击、驯化的反对组织又重新整合，组成了“因地发打联合总部”，从事地下活动：印发传单、组织罢工罢市，同时迫使与以军合作的“巴奸”下台。更重要的，巴人抗暴活动得到外面世界的注目与同情，巴人得以独立和欧洲共同体签定贸易协定，排除了以色列的干涉。
这个阶段的“因地发打”同时彻底改变了巴勒斯坦人自己的社会。敌忾同仇所激起的民族认同使原本松散的巴人体会到组织的重要；很快的，在占领区所有的城市、村庄、难民营，都成了自治委员会：教育委员会管理学校（以军关闭了所有学校），商务委员会组织罢工，抚养委员会照顾被以军射杀或监禁的家属。
巴人的种种自立救济手段受到世界瞩目，也给流亡在外的巴解组织带来强大压力。在占领区内抗暴的巴人目标比阿拉法特的政府所要的来得小而明确：他们只要求以色列人退出占领区，让巴人建国。而阿拉法特的目标仍旧是1948年的老调：赶走以色列人，反攻耶路撤冷，收复河山。
1988年9月13日，在“因地发打”开始的10个月之后，阿拉法特在欧洲议会发表了破天荒的演说：巴解组织接受联合国对中东问题的裁定，也等于说，巴解组织正式承认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奠定了以巴和谈的第一粒种子。
也是9月13日，5年之后的1993年，阿拉法特和拉宾在全世界的惊愕注目中，签约，握手。
握手？别小看了这个动作。在犹太教徒和回教徒同时拒绝和我握手之后，我才恍然，握手，在这个古老的世界里还留着最原始的象征意义。阿拉法特和拉宾对彼此伸出手来，那一握，要比戈尔巴乔夫和里根的握手沉重得多。
没有六年的“因地发打”抗暴运动，会不会有今天的以巴和谈？答案恐怕是否定的。67岁的阿布达拉是迦萨的中学老师，曾经被以军逮捕过44次，前后总共坐过15年的监牢，被刑求昏死过无数次，今天，他坐在家中布置舒适的地毯上，抽着烟。
“15年，一天都没白费。我们要自由、自主、和平。没有人愿意作奴隶。1947年，巴勒斯坦人有机会立国，但是那个时候我们昧于现实，与以色列人‘汉贼不两立’，‘宁可玉碎，不可瓦全’，结果是一输再输。这一次如果我们再不把握机会，恐怕要万劫不复。
“15年牢狱和抗暴，我学到两个教训：一个是人要勇于反抗，一个是要同时划清梦想和现实。”
“因地发打”使以色列人疲于奔命，更严重挫伤了他的士气。士兵用枪托捣碎丢石头的少年的手，用坦克车夷平游击队藏匿的村庄，流弹射死妇孺老弱，激起外人对巴人的同情，也震动了以色列人自己不安的良心。阿拉法特的手，伸出的正是时候。
横摆在迦萨人眼前最大的障碍，将不再是一个敌人，而是自己。敌人走了，人权就来了吗？
不见得。
“因地发打”的种种运作之中，有一项是清除“巴奸”。为了便于控制，以军收买巴人或者为它收集情报，或者居间作协调者。在“因地发打”的6年期间，已经有900多个所谓“巴奸”被蒙面人暗杀。典型的运作方式：被指认为“巴奸”的人被绑架，然后刑求——用利刀凌迟，或者用烧溶的塑料滴在皮肤上，然后就地枪毙。去年6月，阿拉法特的一个幕僚阿布何塞在迎萨公开呼吁停止私刑“巴奸”。三天之后，哈玛斯（Hamas）将两个五花大绑的“巴奸”丢到阿布何塞家门口台阶上，开枪，呼啸而去。
45岁的阿曼坐在我对面，脸上毫无表情。他是哈玛斯的一员。
“在你眼中，什么样的人叫‘巴奸’？”
“所有和占领军合作的人。”
“什么样程度的合作？为以军收集情报出卖同胞的人？还是为以军收垃圾扫厕所的人？还是两者？”
阿曼瞪着我，慢慢说：“所有的出卖者，所有的叛徒。”
走出阿曼的杂货店，我还是一直感觉到他黑色的眼光。
199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