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隔墙的暴力声音响起的时候，
你都坐在缝衣机前一直皱着眉头叹气。
有一个童年的人，我忘不掉。你记得我们警察宿舍隔壁家的刘叔叔吗？
我们都喜欢他。浓眉大眼的他，穿着警察制服，英挺帅气，一见到我们就说笑话，笑到孩子们个个在地上打磙，爬起来就团团抓着他不让他回去上班。
隔墙
可是，隔着一堵墙，在一个只听得见声音的荒诞空间里，这个可爱的人却变成一个让人发抖的魔鬼。
一个四十岁的男人抡起棍子没头没脑地打一个十一、二岁的孩子，孩子抱着头边嚎哭边躲；门锁上了，他无处可逃。
若是发生在大街上，路人一定会冲上来救孩子，把施暴者揪送派出所。可是，这发生在家里，在墙内，听见嚎哭声的邻居，认为这是父母在尽自己的责任。
我和他总是一起从学校走路回家的，他先进他的家门，然后我进我的家门。我的白衣黑裙还没脱掉，就隔墙听见他的惊恐惨叫。我在墙的这一边，往往揪着心，无法动弹。
后来渐渐长大了，男孩变成一个自尊心倔强的少年，挨打时只听见刘叔叔的暴怒声和东西撞击的破碎。我知道他一定噙着眼泪，但是死命咬牙，不让人听见他的声音。第二天就会看见他脸上的大块瘀青。
他成绩不好，常常熘到租书摊子上看漫画——有电视的时代，一整排孩子蹲在街头墙角看漫画。刘叔叔刚好路过，暴冲过去，掐住脖子把他拎回家，像拎一只鸡。回到家，也像处理鸡一样，做父亲的用警察的手铐把他的脚铐在厨房的桌脚上，命令他读书，读学校要考试的正经的书。
晚上，那是一堵恐怖的墙。白天，他身上的伤，让我心碎。每次暴怒和撞击声起，我就恨不得你和父亲会冲过去敲门，去拯救他。可是你们不动，你们说，“刘叔叔还是爱孩子的。”
可是，我觉得你言不由衷。每次隔墙的暴力声音响起的时候，你都坐在缝衣机前一直皱着眉头叹气。
后来，有一次在乒乓球间听见刘叔叔说笑话。说玩笑话，他让一个大个子中学生跟他面对面站立，然后要中学生用全身力气打他的耳光。中学生起先不敢，被催促几次之后，怯怯地挥出手，刘叔叔示范回击，打了中学生一个响亮得吓人的耳光，那耳光，像玻璃被石头打破的尖锐，孩子们惊呆了。刘叔叔趁机教育说，日本人练兵都是这么练的。相互打，打得越凶，越有勇气。人格跟体格一样，就是这么练出来的。
父子
几十年之后，没想到竟然在台南街头碰见他。少年已经长成白头，还有点驼背。他扶着一个老人慢慢走着。老人步履细碎，小步小步地磨着地面走，是中风病人的状态。
他认出我来，我们就在路上说话。他从邮局的工作退休了，两个儿子都在国外，他和老婆两个人过日子，最近把爸爸接到家里来住。说话时，他一直紧紧牵着他父亲的手，时不时从裤袋里掏出手帕擦父亲嘴角流下来的口涎。
风吹过来，一阵碎碎的凤凰花瓣洒了我们一身。
唉，很多结局不是这样的，美君。我跟你说瑞典大导演柏格曼的故事吧。
柏格曼有一天在剧院工作时接到他母亲的电话说，父亲在医院诊断出恶性肿瘤，快死了，母亲希望儿子到医院去探视。柏格曼一口回绝说，“我没时间，就是有时间也不会去。我跟他没话好谈，也根本不在乎他，何况，他临终时见到我，恐怕也觉得不爽。”
母亲在电话里哭了起来。柏格曼说，“不要跟我感情勒索，哭没用的。不去就是不去。”说完就挂了电话。
当天晚上，母亲就在大雪纷飞中亲自赶到了剧院，一进来就当众给了大导演一个巴掌。柏格曼对母亲道歉，然后母子俩说了一整夜的话。
四天之后，猝逝的竟然是他的母亲。柏格曼到医院去见了父亲，但只是去传达母亲的死讯，说完就走。
这样痛苦的、折磨的亲子关系，不会没有来由吧？
折断
柏格曼就是个在惩罚中长大的小孩。他父亲是个牧师，用最严厉的规范管教子女，而且依循宗教的仪式。孩子犯错后，第一要求他忏悔，第二进行当众惩罚，最后由父王赐予宽恕。譬如说，小男生柏格曼尿了床，大人就给他穿上一条红色的小短裙，让他穿一整天来做罪行示众。如果孩子们打架，大家就被召集到父亲书房里，先进行审讯，然后一个一个发表悔过，最后拿出鸡毛掸子行刑——每个人自己说自己应该被抽打几下。
“刑度”确认了之后，女佣把一块小褥子摊开在地，孩子必须自动扒下裤子，趴到褥子上，这时有人会按住你的头颈，然后施刑。抽打是认真的，，孩子被打得皮开肉绽，撕裂的皮和煳煳的血肉黏在一起。下一步，不管你怎么痛怎么哭，你得前去亲吻父亲的手，由他来宣告你被宽恕了，除罪了，你才得救。带着糜烂流血的伤口回到卧房，不准吃晚餐，那是惩罚的一部分，但是，柏格曼说，全部加起来都比不上这一整天的当众羞辱来得痛苦。
柏格曼幼时最恐惧的惩罚，是被关进一个黑暗的橱子里去；那个橱子里，大人恐吓他说，养着一个专门吃小孩脚趾头的怪物。犯了错的小柏格曼被关进去，死命抓着里头的吊杆，勾起脚，整夜不敢放手，就怕脚趾头被怪物吃掉。
孩子面对暴力和恐惧，本能地寻找活下去的办法。柏格曼的哥哥个性强，试图反抗，做父亲的就用更强大的意志力“折断”他。柏格曼的妹妹则变成一个彻底乖顺、服从的人，而柏格曼自己，他说，他很小就决定做个“大说谎家”，以蒙骗和伪装来保护自己。
他到父亲临终都拒绝和解。这么比较起来，刘叔叔是幸运的。但是和我一起上下学的那个少年呢？他是不是早就被“折断”了？
防空洞
再跟你说卡夫卡的故事。你记得吗？我的少女时代，读的是卡夫卡的《脱变》。小说里，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条虫，读来惊悚无比。很多年之后，把卡夫卡《给父亲的一封信》和小说《锐变》并着重读，才知道，啊，原来《锐变》里完全失能的一条虫就是卡夫卡面对父亲“暴力统治”的精神状态。
小男孩卡夫卡有一晚一直闹着要喝水，不见得是真的口渴，而是希望引大人关注。喝斥几次不停之后，父亲冲进房里，把孩子勐力从床上抓起来，丢到阳台，把门反锁；穿着睡衣的小男孩就整夜被丢弃在外面。
从此以后卡夫卡就彻底“乖”了。长大后的卡夫卡变成一个不开口的人。小时候，回到家，只要提到在外面任何一件让他有点开心的事，父亲就会用极尽嘲讽的音调说，“哼，这也值得说吗？”他不敢流露喜悦，因为会被戏弄；他不敢提及委屈，因为会被斥责。他只要一开口，就会被父亲当众羞辱，他先失去开口的勇气，最后失去说话的能力。《蜕变》里的他，是逐步失去人的能力的。
卡夫卡一辈子活在“我一文不值”的自我蔑视中。他给父亲的信里说：
我的世界分成三块：一块是我身为奴隶，活在一堆永远无法达成的命令之下。一块是不断对我下命令而且永远在批评我的父亲。第三块就是全世界那自由快乐的人我永远生活在取辱之中。遵从你的命令是取辱，因为你的命令是针对我一个人设置的。反抗你的命令更是和辱，因为我怎么可以反抗你？如果我遵从命令而做不到，那就是因为我不及你的体力、你的胃口、你的技术，而这就是耻辱中的耻辱了。
卡夫卡想像自己摊开一张世界大地图，父亲的身体就横跨在地图上，只有父亲身体覆盖不到的地方，才是他可以呼吸的地方，但是父亲占据了整张地图。
写作其实是逃亡。卡夫卡的父亲痛恨儿子的写作，因为那是一个他自己陌生的领域，在掌控之外，但卡夫卡心里却暗喜，因为正是父亲的痛恨证实了他自己独立的存在——写作是他的防空洞。
美君，读卡夫卡给父亲的信，我不断想起刘叔叔和他的儿子。
藉爱
张爱玲被自己的父亲暴打时，已经是一个快要二十岁的大人了。用今天的眼光看，根本就是一种刑事伤害罪，但那既不是张爱玲的第一次，也不是稀有的家庭现象。你看她怎么描述：
我父亲蹬着拖鞋，啪达啪达冲下楼来，揪住我，拳足交加，吼道：“你还打人！你打人我就打你！今天非打死你不可！”我觉得我的头偏到这一边，又偏到那一边，无数次，耳朵也震聋了。我坐在地上，躺在地下了，他还揪住我的头发一阵踢。终于被人拉开。我心里一直很清楚，记起我母亲的话：“万一他打你，不要还手，不然，说出去总是你的错。”所以也没有想抵抗……我回到家里来，我父亲又炸了，把一只大花瓶向我头上掷来，稍微歪了一歪，飞了一房的碎瓷……我父亲扬言说要用手枪打死我。我暂时被徒刑在空房里……
所谓暂时的徒刑，其实长达半年，而且还包括张爱玲在徒刑期间患了疟疾，须要治疗，做父亲的不请医生，只是私自打针，仍然关着她。
不知道为什么跟你说这些，大概是因为，那堵墙，那堵代表暴力和恐惧的墙，也成为了我的伤害，一根刺扎在记忆里。在大学路上看见暮年刘叔叔父子手牵手的景象，你说是和解？还是斯德哥尔摩症的折断与屈服？
我觉得，美君你会对我说：藉爱勒索，是勒索，不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