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法等国准备发动新的侵华战争的时候，清王朝正被太平军打得焦头烂额，处于内外交困的窘境。尽避它对英法等国为攫取包大殖民特权而进行的“修约”活动等存有戒心，但为了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根本政策仍然是对内镇压、对外妥协，即力求和外国侵略者妥协相安，以便集中力量（乃至借助外国力量）镇压人民革命。在这种对内对外总的方针政策指导下，清政府对于应付外敌入侵缺乏足够准备，沿海防备相当松懈。
当时，湘军已经兴起，但由于与太平军交战的绿营兵大量溃散，因而清军在数量上并未增加①，而且绝大部分都用于镇压以太平天国为主的国内人民起义，用于边海防的军队为数甚少。对于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遭到破坏的海防设施，战后进行了修复和扩建工作。鉴于虎门为广东海防咽喉，清政府对该要塞的设防予以特别关注。除在原址修复和扩建了威远、靖运、镇远、大虎等炮台外，还将横档和永安两台扩建为一座大炮台，在巩固炮台遗址附近添建了南北两台。另外，鉴于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军在下横档登陆的教训，新建了下横档炮台；并在威远炮台右侧山腰上，新建了威远山腰炮台；于镇远炮台左侧山腰上，新建了镇远山腰炮台。上述修复、扩建或新建的十二座炮台均用三合土筑成。安设的大炮数量有所增加，但质量并无多大改进，只是将固定的木制炮架改为能使火炮升降、旋转的滑车绞架，以便调整射击方位和距离。炮台前后挖有壕沟和掩体，并于后墙上开了炮洞、槍眼，便于对付敌之侧后抄袭。其它各地的沿海炮台也多少有些改进。但总的看来，海防设施变化不大，沿海防备仍然十分松懈。
早在1850年，就有人提出对于英国可能进行的新的侵略宜及早防范。清廷一方面认为应“于无事之时，为有事之备”，一方面又提出“总期不动声色，慎密筹防，断不可稍有泄漏，致启疑衅”。①闽浙总督刘韵珂甚至认为：备战“风声一播，夷人定启猜疑，将来首先张皇之地，即为首先纷扰之地，是防夷而适以招夷，未免失计。”②有的督抚则认为海防已臻完善，不需加强。如两广总督徐广缙等把广东水师吹得天花乱坠，说什么“风涛耐于惯习，炮火熟于点放，船只长于驾驶，器械、火药在在极于精良”③，认为外国侵略者不敢进攻广州。还说什么“现就广东地方情形而论，内河外海，炮台林立，分驻台兵数千名，若得文武同心，士卒用命，即使深入，何能径出。”④上述畏敌和轻敌两种错误思想，都严重地影响对外敌入侵的防范，妨碍沿海战备的加强。
由于清廷仍然闭关锁国，妄自尊大，不采纳任何先进的军事思想和军事技术，不进行丝毫实质性的改革，军事上始终处于停滞落后状态。步兵除冷兵器外，仍然使用土制鸟槍、抬槍。火炮也无多大改进，并且依然没有专门的炮兵部队。除虎门要塞外，大多数炮台的火炮仍采用固定木制炮座，所有火炮都用火绳点火发射，射速慢，射程小（最远不过千米），而且命中率低。水师战船仍为木制的风帆船或划桨船，每船装备数量不多的数百斤至千余斤的火炮。1856年，新造炮船三百余艘，装备了从外国购买的火炮二百门，但主要用于镇压太平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