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是西汉初期杰出的政治家、文学家贾谊的散文集，原收政论、散文72篇，据说后来由西汉后期著名的散文家和今文派经学家刘向删定为58篇（见北宋王尧臣等编《崇文总目》）其书名在南朝梁以前叫《贾子》、《贾谊》或《贾谊集》，《新书》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刘勰《文心雕龙。诸子》篇中。为了区别起见，人们通常将宋代以前史书（以班固所著《汉书》为主要代表）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以及一部分目录典籍著录的有关《新书》篇目内容称为古本《新书》，而将宋代开始流行的《新书》版本称为今本《新书》。南宋王应麟的《玉海》详细记载了宋代流行的《新书》目录（共10卷58篇）。而现在所能常见的《新书》，则是由清代卢文招以明代万历年间新安程氏（程荣）所刻《汉魏丛书》为底本，并据两种南宋刻本校刊的版本，即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刊行的抱经堂校本（分《事势》、《连语》、《杂事》三部分，共10卷56篇）。
由于今本《新书》与古本《新书》无论在篇目还是内容上都有出入，于是有人就对《新书》的真伪问题提出了怀疑。首先发难者当数南宋人陈振孙，他在《直斋书录解题》里认为，《新书》中“非《汉书》所有者，辄浅驳不足观，决非谊本书也”。继陈振孙之后的怀疑派，一类以姚鼐为代表，视《新书》为伪作，全盘否定；另一类则以纪昀的《四库全书总目》为代表，对《新书》抱疑信参半的态度。
姚鼐在《惜抱轩文集》卷五《辨贾谊〈新书〉》中说：“贾生书久不传矣，世所有云《新书》者，妄人伪为者耳。班氏所载贾生之文，条理通贯，其辞甚伟，及伪为者分析，不复成文，而以陋辞联厕其间，是诚由妄人之谬，非传写之误也。”而且断定作伪者为“魏晋后人”，理由只有两条，一是《新书。等齐》篇曰：“天子妃，号曰后，诸侯妃，号曰后。然则，诸侯何损而天子何加焉？”姚氏认为“易王后曰妃，自魏晋始”。二是《新书。等齐》篇曰：“天子卑号皆称陛下，诸侯卑号皆称陛下，……然则所谓主者安居，臣者安在？”姚氏认为，“若皇帝，臣下称之曰陛下，此是秦制，周末列国诸王所未有，则汉诸侯王必不袭用秦皇帝之制，而使其国臣称曰陛下。而伪为贾生书及之，此必后人臆造，非事实也。”卢文弨在《抱经堂文集。卷十。书校本贾谊〈新书〉后》中批驳了姚氏的推断，他说“《新书》非贾生所自为也，乃习于贾生者革其言以成此书耳”。并认为“萃而为之”者，“其去贾生之世不大相辽绝”，“其规模节目间，要非无所本而能赁空撰造者”，“魏晋后人绝不能为”，基本肯定了《新书》是贾谊的作品。《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其书不全真，亦不全伪”，而“不全真”的主要根据，是“其书多取谊本传所载之文，割裂其章段，颠倒其次序，而加以标题，殊督乱无条理”。对于这种说法，余嘉锡在《四库提要辨证》中具体地进行了驳斥，他说：“班固于谊本传录其《治安策》，先言‘谊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略曰’云云。夫曰‘大略’，则原书固当更详于此矣。传赞又曰：”……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于世事者著于传。‘颜师古注亦曰：“谊上疏言可为长太息者六，今此至三而止，盖史家直取其要切者耳’，然则班固于其所上之疏，凡以为疏而不切者，皆不加采掇。其他凡陈古义，不涉世事者，更无论也。故凡载于《汉书》者，乃从五十八篇之中撷其精华，宜其文如万选青钱。后人于此数篇，童而习之，而《新书》则读者甚寡，其书又传写脱误，语句多不可解，令人厌观，偶一涉猎，见其
皆不如见于《汉书》者之善，亦固其所。“”班固之掇五十八篇之文，剪裁熔铸，煞费苦心，试取《汉书》与《新书》对照，其间斧凿之痕，有显然可见者。“他认为，《新书》中的《事势》部分为贾谊自著，至于《连语》、《杂事》诸篇，则为”与门人讲学之语“，”平日所称述诵习者“，”皆不必贾生手著“。最近几年，对于贾谊《新书》真伪问题的考辨和论述较为详明的专著，则有1982年第2期《文学遗产》所载王洲明《〈新书〉非伪书考》一文。王文基本上附和了卢、余两家的观点，认为姚鼐的妄断是一因出于对“妃”字在该篇该处真正含义（王氏认为应作“匹配”、“配偶”解）的误解，二因没有估计到汉承秦制和诸侯王越轨自僭的可能性所致。在对宋代以前史籍和类书中有关《新书》篇目次序和内容方面的著录情况分别作了考察后，王文指出，今本《新书》和古本《新书》当同出于一个系统；贾谊的作品在汉代以来长期流传的过程中虽有散佚，但今本《新书》则保存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可作为研究贾谊思想及文学成就的根据。为了证明《新书》不是一部伪书，不是后人割裂《汉书》拼凑而成，相反倒是《汉书》选用了《新书》的材料，王文特地将《汉书》和《新书》的有关章节列举出来作了具体对比，发现不少地方《汉书》所载不如《新书》更合情理，《汉书》称引的贾谊作品，有明显删削《新书》的斧凿痕迹。该文还就《新书》所引《诗经》文字内容并联系汉代传诗情况进行考察，从而证明《新书》为汉初作品，其成书时代离贾谊不远；同时从贾谊受学渊源显系儒家，《新书》本身遣词造句又多有重出之例两方面说明，《新书》中的《事势》部分出自贾谊之手，其《连语》、《杂事》部分，除《先醒》、《劝学》篇外，也基本肯定出自贾谊之手，而决非为后人所伪造。
综上所述，可见关于贾谊《新书》的真伪之争由来已久，争论的焦点无非是关于《新书》的作者、成书年代和今本、古本在篇目内容方面的差异；而班固对《汉书》中所引贾谊作品的联缀增饰，与《新书》本身在长期流传过程中产生的遗漏和错讹，又无疑在客观上朝着相反的方向加大了这种差异。尽避目前看来怀疑派似乎暂处劣势，但若就此断定争论可结束，则未免为时尚早。不论怀疑派还是肯定派，要真正完全说服对方，都还须进一步提供自己的确凿而充分的证据来，否则只能是“存疑”而已。
（彭年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