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山围环，重蟑叠翠的镇江市南郊拥有众多的东晋南朝各代遗迹，被誉为“城市山林”、绝胜佳境，历来为名士“高隐”之地，其中昭明太子萧统的遗迹更为引人注目，也更具有历史文物价值。
镇江地方文献记载：“普通元年岁在甲子”，萧统年二十，游学南朝各地后定居于招隐山（即镇江南郊，东晋在这儿建招隐寺，以寺为山名），筑读书台，把宫女、御乐全部迁回建康。臣属幕僚疏谏反对，萧统答：“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他移东宫藏书3万卷至读书台，只留8名太监伺候，长年攻读于此。紧邻读书台右侧高台建造“增华阁”。萧统不仅自己博通众学，有足够的学力，并能礼贤下士，招讷当时南朝著名学士云集于此，连已出家当和尚的《文心雕龙》著者刘勰也被招致而来，广览、博集了上自周秦下至梁初1000余年间的典籍文章，朝夕与才人学士讨论商榷，费时数年，终于编成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萧统死后谥号昭明，后世又称《文选》为《昭明文选》）。集130位知名作者和少数怯名作者的作品700余篇，各种文体的主要代表作大致具备。他亲撰序言，使南朝“文学之盛，晋宋以来，未之有也”。然而，他也因此心力交瘁，不久，双目失明，病逝建康，享年仅31岁。这部当年在招隐山中编成的《文选》，保存了中华民族早期的文学精英，对唐以后乃至今天的文学影响是十分深远的。无怪有人在增华阁悬长联，深致敬意：“好学慕青宫，登阁攻书，当怜心苦分明，想见前贤此行坐；忧时搔白发，凭栏觅句，顿觉目穷苍茫，感怀故国岁沧桑。”
《文选》集前人文学著作之大成，被后人者推崇为学习文学的必读之书。杜甫教育他的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宋人有“《文选》烂，秀才半”之谚语。研究《文选》在初唐成为一门专门学问。李善注《文选》更是一部集大成的著作，而五臣注《文选》又成为与李注《文选》同行于世的名著，后人又将李善与五臣的注本合为“六臣注”本。这些注本以及后来的研究专著，对于《文选》在何地编成却几乎未提，因此，后人常常以《南史》有萧统“出宫二十余年”句，说他在招隐山编成《文选》。
游国恩认为，《文选》是萧统居京都东宫时编成的。他在《中国文学史。锺嵘诗及萧统文选》一节中专门指出，萧统不仅在东宫时延集文人们共同编订《文选》，而且在《文选》中倾注了自己对文学的看法。他主张文质并重，认为文章应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他曾经为陶渊明作传和编集，可见他的观点和萧纲等人的形式主义观点并不一致。他在《文选序》里谈到他选文的标准；认为经史诸子等都以立意纪事为本，不属于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这也就是说只有善用典故成语，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丽的文章，才合乎他的标准。可见他编《文选》正是企图用南朝文笔之辨的理论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界限。这是一个很有积极意义的尝试。
近人分析游先生的观点时认为：梁武帝萧衍在中兴元年（501年）带兵攻入建康，灭齐建梁，这一年萧统出生。萧衍提倡儒学，制礼作乐，恢复太学，建立州郡学，广建佛学，倡导佛教，这给当时的文学带来了一定的作用，尤其是“百家争鸣”，更给文学的繁荣创造了条件。萧统自幼聪慧，喜攻诗书，少时曾从政，深得民间称颂（《南史》有专门记载），后广游南朝各地，与名士才人交往。当时东官藏书数万卷，足以供他阅读，与名士切磋。《南史》说：“太子孝谨天至，每入朝，未五鼓便守城门开。东宫虽燕居内殿，一坐一起，恒向西南面台。”可见他一直未离京都。萧统自己在《文选序》中说：“余监抚馀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与当时的浮鳖、讹滥的文风辩论和斗争亦是需要居于京都的。
如果移至都外编纂，序中何不言之？况乎当时移东宫3万卷书的大事，史官何以不载入史呢？此疑可谓不无道理。再者，萧统之后百年左右的李善也不能不把这件大事记载下来。
宋朝金华人王象之知江宁县时，著《舆地纪胜》，书中卷八二“京西南路襄陽府古迹”说：“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建文选楼，邀刘孝威、庾肩吾、徐陵、鲍至等十余人，号日高斋学士，在此辑《文选》。”并以唐朝李善上表中有“煽风流于江左”一语为据。但近人认为，襄樊的文选楼系徐陵当时邀名士编成我国现存较早的一部诗歌总集《玉台新咏》之地。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萧统《文选》编纂地便只有镇江南郊增华阁与南京当时的东宫了。
（张国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