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上，人们改换自己居留地的迁徙活动，是常有的事。不论哪一种形式和规模的迁徙，各民族和社会群体在不同时期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我国商代，殷人多次迁都，其原因究竟何在？学术界至今尚未有公认的解释。殷人迁都，史料非常有限，主要集中在《尚书》中的《盘庚》三篇里。殷人迁徙了多少次，一般认为“殷人屡迁，前八后五”（张衡《西京赋》）但对此还有不同的看法。对于殷人“不常厥邑”的原因，过去比较普遍的看法是殷人为了躲避水灾的威胁，才不得不如此的。《书序》称：“祖乙圮于耿”。《正义》曰：“圮，毁也；河水所毁曰圮”。后人据此发展成了“河患”说。著名学者王国维也不脱陈说，在《说耿》中把“耿”考释为邢丘，“其地正滨大河，故祖乙圮于此也”。（《观堂集林》卷十二）对于“河患说”，有人提出反驳：“上古黄河流域的水灾当是常常发生的，那几百年间常常发生的水灾，绝不能解释几百年间才有几次迁徙的事实原因”（芳明《殷商为什么屡次迁都》，《历史教学》1956年第6期）。傅筑夫先生进一步认为当时的“河患”并不严重，而成汤以前的八迁地点都是离河甚远的高地，这些地方根本就没有“河患”，即使盘庚以后的两迁，也不避“河患”，往返于大河南北；再则，殷人迁徙反而是“有目的地向滨河一带移动，并且还是尽可能地要在距河不远的适宜地点定居”。（《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
因此，有人从经济方面解释了殷人屡迁的原因。1935年，丁山就提出由于“部落时代之生活，农业方在萌芽，大部分生活基础仍为游牧，游牧者因水草而转徙，部落之领袖因其族类而亦转徙不定；于是政治中心之所在，既无所谓都邑，更无固定可言”（《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5）。这里明确指出了游牧生活是殷都屡迁的决定因素。所以有人认为找出殷人“定居条件是否成熟”，是说明殷都屡迁原因的途径。在盘庚前，畜牧业占主导地位，长久定居的条件尚不成熟，因此有多次必要的大迁徙，但到盘庚时代，农业逐渐发达起来，“在长久定居的条件已接近成熟”的情况下再要迁都时，便发生了《尚书。盘庚》中所记载的“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的情况。盘庚强行迁殷后，殷人在两百年中，不再迁徙。这说明社会经济发展到了定居生活阶段，人们不再需要迁徙了。
傅筑夫的意见不同，他指出：“殷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其经济发展早已超过渔猎和游牧阶段”，因此，他否定了因为游牧经济占主导地位而导致殷都屡迁的论点，而认为迁都的原因是“为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去改换耕地，实行游农”（《中国经济史论丛》上册）。因为殷人的农业水平较为原始，不懂得收获量的减少是由于地力的衰竭，而只是通过不断改换耕地来继续其农业生产的发展，所以，这种迁徙是“初期农业社会的一个共有现象”。
也有人从政治方面解释了殷都屡迁的原因。考古学家邹衡认为殷人迁都是为了便于战争，因为“当时选择王都的地点，不能不考虑到作战的方便，就是说，不能不从军事的角度上考虑迁都的问题。成汤居亳，显然是为了对付北方和西方的强大敌人”。（《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
另外，有人认为“比九世乱”是殷都迁徙的客观原因，“恪谨天命”是殷都迁徙的主观原因。“比九世乱”是“自中丁以来，废适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相立”的王室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史记。殷本纪》），“比九世
乱“的直接后果是殷王权的削弱和贵族势力的膨胀，所以只得通过迁都来重整和加强王室的势力。由于殷人尊神，他们把迁都看作是”天“的意志，不能不”恪谨天命“（黎虎《殷都屡迁原因试探》，《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美籍华人学者张光直教授，最近独辟新径地解释了三代王都屡迁的原因。他认为，迁都是“以追寻青铜矿源为主体的因素”。这是因为青铜器在三代政治斗争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由于储量稀薄的铜、锡矿多集中在以豫北、晋南为中心的华北平原边缘的山地，而王室对于青铜的需求量又特别巨大，促使人们随时寻求新矿，“那时在寻求新矿、保护矿源以及保护矿石或提炼出来的铜锡的安全运输上，都城很可能要扮演重要的角色”。商代都城是“沿山东、河南山地边缘逡巡迁徙，从采矿的角度来说，也可以说是便于采矿，亦便于为采矿而从事的争战”（《关于中国初期“城市”这个概念》，载《文物》1985年第2期）。殷都屡迁，诸说殊异。从各种纷坛的说法中找出一种比较正确的解释，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那段历史的。
（黄显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