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北是一座与人和善的城市。小小的街道，处处是便利店、小吃店。台大附近的巷弄里，遍地是咖啡馆、书店。人们在此恋爱、写作、高谈阔论，用最美好的方式打发时光。
一
周末的清晨，城市还没有醒来，行人寥寥，门市闭锁。天色阴沉欲雨。窄小的街道旁边，是灰扑扑的低矮小楼，墙壁上有雨水浸渍的黑色印记。这是许多中国南方城市的样子。因感冒而昏昏沉沉的我，四顾徘徊：我到底在哪里？
这时，听到身后有异动，回头一看，原来正在穿过马路的我，挡住了骑脚踏车的中年妇人。她正在骗腿下车，对我微微一笑，转弯上车继续骑行。我明白了：哦，我在台湾。
2008年底，画家陈丹青访问台湾，回来后写下《日常的台湾》，感慨在大陆消失许久的“温良恭俭让”，在台湾找到了。这也是许多人到达台湾之后的第一感受。
很少有汽车会鸣笛。仅容一车可以通过的巷子里，行人往往走了很久，猛然回头才发现有一辆客气的车默默跟在后面。地铁里顺序上下，不会有人蓄势待发如虎，稍有空隙就推开别人往前冲。在这里，一旦出现空位子，站在座位附近的人们相互微笑谦让，才会有一个人稍带歉意地坐下。不小心被背包扫到，立刻就会有人说：对不起。但这种客气又并非虚伪，无论是路过行人，还是“名人”，他们说话时都会看着你的眼睛，真诚，信任。
公共汽车上，每个人在刷卡下车时，都对司机说，谢谢。朋友说，你有没有注意到，你是唯一一个没有说谢谢的？的确，我像一个来到君子国的小人，倾慕又不自在。
来看繁华的人们要失望了，台北市容陈旧平凡。除了前世界第一建筑101于平地中拔高楼，十分突兀，台北是一座与人和善的城市。小小的街道，处处是便利店、小吃店。台大附近的巷弄里，遍地是咖啡馆、书店。人们在此恋爱、写作、高谈阔论，用最美好的方式打发时光。
据说蒋介石败退台湾时，以为自己不需久居，带了黄金、珍宝、军队、文人，唯独没有带建筑设计师，所以台湾建筑少有亮点。有人说，他带去的一代知识分子，是最大的财富。无论台湾的经济腾飞还是民主体制的建立，都有赖于这一代和他们教出的学生。国民党时代没有以革命的名义去摧毁几千年来的人伦道德，相反，他们以儒学传统配合威权治理台湾——这一点在今天常常受到批判，但这些传统终究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日后在政治制度翻盘的过程中，留下了华人温厚的底子。
“台湾是越来越温和了。”林怀民站在街头，路过的行人往往侧目，有人低声对旁边的人说，云门的林老师。林怀民形容自己“五短身材”，精瘦朴素，虽已多年不跳舞了，但他的身体语言仍奔放、有表现力。他通常穿一样的黑色衣裤，坐地铁、公交车、出租车，他不喜欢开车，因为“开车接触不到人”。
说是传统，却又不尽然。在礼貌和谦让中，处处有着对“个人”边界的尊重。原有的父权体制已经被改变，年轻人反对威压，有更多的机会发展自由心性。坐在咖啡馆仍然用纸笔写作的作家，处理的命题是现代社会中个体的孤独。
林怀民从小在国民党教育下长大，受很严正的《论语》教育熏陶，动不动就是“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是传统中国人安身立命的价值和努力的方向。年轻的一代受更多西方价值观的影响，不再为“使命感”折磨，他们更有可能张扬个性，追寻生命不一样的意义，也更有可能虚无。
最能说明传统与现代之间张力的，又非林怀民与云门莫属。林怀民5岁时看了电影《红舞鞋》，那双停不下来的红舞鞋，在他身上注入了无法磨灭的魔力。14岁时他的第一篇小说《儿歌》在《联合报》发表，一拿到稿费他马上就去报了一个班，去学跳舞。
那时候还没有专门的舞蹈学校，女孩子学舞蹈是不正经，男孩子学舞蹈，那简直就是不正常了。林怀民没有想到此后会以舞蹈为生，1969年，他作为一个心怀天下的文学青年，去美国读书。在爱荷华的小说创作班，老师要求选修一门其他艺术，林怀民就去学跳舞，学了一个多月，又去学习编舞，老师很奇怪地问他：你对舞蹈这么有感情有领悟，为什么还要去读小说呢？1972年，林怀民回到台北，第二年开办了“云门舞集”。
在美国的三年，对林怀民的冲击是全方位的。那是西方社会的革命年代，学生运动风起云涌，年轻人走上街头，宣布要改变这个世界，寻找另一种可能性。而在另一方面，1971年，美国宣布将位于台湾东北海域的钓鱼岛列岛交予日本，引发了台湾青年的“保钓运动”，他也是热烈的参与者之一；这一年的秋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台湾处在空前的身份危机当中。
个人的青春适逢时代的青春，林怀民带着热情和焦虑回到台湾。他说，和白先勇那一代移民不一样，自己是战后出生的、土生土长的台湾人，这是他的家园。他想要讲述台湾的故事。几百年来，一代一代中国人从福建渡海而来，筚路蓝缕，历尽艰辛的生活与繁衍，创造了台湾的繁荣。他将这出舞蹈命名为《薪传》。但是当他去重庆南路的书店街，去寻找关于台湾的历史书时，却只找到薄薄的一本，而且已经残破——台湾人似乎对自己的历史浑然不知，也不感兴趣。
他把《薪传》带到嘉义——他的故乡，也是汉人在台湾落脚的第一个地方去演出，更重要的是，他要躲开台北紧张的政治控制。上演那一天，正是1978年12月16日，美国与中华民国正式断交的日子，台湾再次像是汪洋上的一条小船，台湾人则是船上的渡客，不知未来的命运如何。“那时台上、台下的情绪都非常激动，大家哭成了一片，”林怀民回忆说，“跳‘渡海’时，舞者是泪水汗水齐飞，观众一面拍手一面哭……”
1988年，林怀民停掉了云门。一方面，他在台北艺术大学创办了一个舞蹈系，两头忙注定什么都做不好；另一方面，当时的台湾社会集体下海，人们脑子里只有钱，“我不开心——我是为了这个社会办这个舞团的，现在你们都不理我了，我不开心”，就像一个闹脾气的小孩子，他停了云门，在外面玩了三年。1991年，他回到台北，叫了一辆出租车——大概90%的出租车司机都认识他。上车之后，司机问他：林先生，你为什么停了“云门”？林怀民回答说，很难，真的很辛苦……他继续说下去，司机不停地安慰他。到了目的地之后，司机突然说了一句话：每个行业都很辛苦啊，像我们每天在车丛中讨生活，也很累啊。林怀民下车后，司机拉下车窗，伸出头大声对林怀民说：“林先生，加油啊！”
那个月有十几个出租车司机对林怀民做这样的“演讲”，他坐在车里逃不掉。为了这些普通的台北人，他只好重操旧业。
2007年7月，林怀民带着云门舞集，第一次到北京演出。开场后一分钟，台下闪光灯如闪电一般划过，林怀民非常愤怒，立即让舞者停止演出，拉上幕布，重新开始。这一幕，曾在1973年的台北出现过。
两年后，云门来北京演出《行草》，不再有闪光灯。演出结束之后，林怀民留下来和观众对话。有人因《行草》动用的中国元素——武术、书法而矜夸中国文化的伟大，林怀民说，我们不要老是说中国文化有多伟大，我们要问自己，我们为中国文化、为人类文化增添了什么新东西？
云门正是为人类文化增添了新东西，他们把东方文化的精神与现代舞这样一种来自西方的艺术形式完美地融为一体，观众浑然忘我，不能去分辨，到底这是传统还是现代？是新还是旧？在有的社会，不同文化的相遇，会激发出各自恶的部分，而在有的地方，则两两相撞出美与善。
和林怀民的几次见面，常常会谈起政治，他为台湾而骄傲，也为台湾忧心。在过去的这些年，他常常带云门舞者到乡下演出，自称是舞蹈界的“赤脚医生”。他说：“我现在的作品好像与政治没有关系，在过去差不多十年里，都是非常纯粹的作品。可是，我觉得它的政治意义还在，因为在政治混乱的时候，美是最重要的东西。”
二
淡水河边的大稻埕码头，如今安静得像一个公园。亭子里，一群老人坐在小板凳上听台语歌。年轻人骑脚踏车沿河岸慢慢经过，车灯一闪一闪。平静、悠闲的步调中，大概很少人会记得，这里曾是台湾的经济中心，而影响台湾政治图景至今的“二二八”事件也正是发生在这一带。
18世纪中期，福建泉州人从淡水河口进入北台湾，他们找到一个小高地。在潮湿多雨的台北盆地，高地可以免于淹水。他们搭建茅屋，贩卖番薯为生，渐成一个小村落，人称“番薯市”。当时，台湾原住民平埔族划木舟自淡水河上游，载运农产品、猎物与汉人交易。平埔族称独木舟为“Moungar”，附近的汉人以闽南语音译，改称此地为艋甲。
这一波移民潮，造成了许多原住民的汉化和灭种，也开始改变原本台湾以南部为中心的格局。1853年，艋甲的汉人为了抢码头生意，发生了械斗。打输的泉州同安人捧着城隍爷跑到了大稻埕。此后，台北盆地附近每遇械斗，便有不少人逃到大稻埕。他们沿淡水河建起店屋，形成街市，以“霞海城隍庙”为中心，大稻埕崛起了。
清朝开放通商口岸后，英国洋行把安溪的茶运到北台湾，由农户种，然后运到大稻埕加工，英国人再运回厦门，卖到西方市场。大稻埕茶市闻名世界。
这一段历程形成了台湾性格的一部分——以商业为中心、进取、外向的海洋精神。台北盆地原本是“瘴疠之地”，被李鸿章形容为“鸟不语，花不香，男无情，女无义”，在艰难的开垦耕耘下，竟埋下了日后国际都市的雏形。
1875年，清廷在艋甲和大稻埕之间兴建城池，作为“台北城”，并将台湾的首府由台南改到台北。这是“台北”作为行政区划第一次出现。城池坐北朝南，以衙门为中心，两边是文庙和武庙。城池的设计非常讲究，有人称这是中国最后的风水城市。台北城建成后，这座行政中心和市民居住地——艋甲、大稻埕，共同成为今天台北的老城区。
台北城池才刚刚完工，甲午战争爆发，战败的清朝廷把台湾割让给日本。这个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岛屿，“亚细亚的孤儿”，又一道伤痕刻下。
日本仍然选择了台北作为台湾的中心，因为台北距离东京最近。他们把原来坐北朝南的中国式城市方向扭转，变成坐西朝东，总督府对着日出之东，城市规划就此改变。总督府前后驻军，日本人与汉人隔离居住，日本人住在城内，本岛人住在艋甲和大稻埕。
这些本岛人后来被命名为本省人，和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来到台湾的外省人相对。沿着这条脉络，“二二八”事件发生在本省人聚居的大稻埕也就不奇怪了。那是在1947年，大稻埕一个贩私烟的妇人被警察粗暴执法，点燃了本省人积压一年多的愤怒。他们送走日本人，迎来的却是连日本人都不如的暴政。本省人开始仇杀外省人，继而引发国民党政府大规模的镇压。“白色恐怖”开始了。
也就在这一年，台北的街道名全部改为以中国大陆地名为主的街名，并两两对应地理方位。比如说，桂林路就在台北的西南部，而甘肃路在台北的西北部。一座台北市，犹如中国大陆版图。
站在台北街头，一则对于历史的缠绕感到惊喜，二来也觉得讽刺，对于晚年的蒋介石来说，也许将大陆内含其中，也是一个不得已的安慰。
台湾主体意识落成之后，很多人开始厌弃这些来自中国大陆的地名：“什么甘肃路，桂林路，和我们台湾人有什么关系？”
作家张大春却从另一个角度谈起对这些地名的记忆。他少年时住在西区，学校在东边。当时他才十二三岁，必须骑脚踏车上学。父亲不放心，骑车带他走了三天。有时候通天大道一直走，有的时候会绕不同的路。来自山东的父亲会跟少年大春讲，咱们到金华了（那是金华街），咱们又到了潮州了……遍游中国大江南北。张大春一直对大陆地名感到亲切，他说，“为什么一定要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也是台湾的一部分啊。”
历史遗迹就这样层层叠叠错落在城市的地理层。不同的朝代并置，历史如此坚硬无法选择，却在每个人身上留下柔软的生命印记。张大春在台北走遍中国大江南北，朱天心目睹台北经历巨大变化面目全非，只能去京都寻找少年时生活的城市——因为日本人仿照京都规划了台北。
朱天心在1996年写出《古都》，呼唤对台北的记忆。“那时的天空蓝多了，蓝得让人老念着那大海就在不远处好想去，因此夏天的积乱云堡雪砌成般地显得格外白，阳光穿过未有阻拦的干净空气特强烈，奇怪并不觉其热，起码傻傻地站在无遮荫处，不知何去何从一下午，也从没半点中暑迹象。那时候的体液和泪水清新如花露，人们比较愿意随它要落就落。那时候的人们非常单纯天真，不分党派地往往为了单一的信念或爱人，肯于舍身或赴死。”
十多年后，朱天心来到北京。有人问她该如何描述台北，她说，这是一个被问了太多问题的城市。
三
有人笑说，台湾永远在选举。路边的广告牌，公共汽车身上，不同的候选人露出同样灿烂的笑容，向市民允诺，自己预示着一个更快乐的明天。摩托车、三轮车在街市穿行，后座旗帜飘扬，喇叭里呼吁人们投票给“某某候选人”。候选人甚至会到夜市拉票，和小吃摊的老板与吃客寒暄，这叫作“扫街”。
2010年的大事，是“五都选举”。这是国民党再次执政以来，两党第一次重要交锋。可是就在选举的前夜，连战之子连胜文为一位市议员候选人站台时，突然有人冲上台开枪，子弹穿透连胜文脸部，致其重伤。另有台下一位民众死于流弹。
台湾朋友十分沮丧，六年前陈水扁竞选“总统”时发生“3·19”枪击案，至今疑窦未开，许多人怀疑这是选举操弄，对于许多冷眼相看的大陆人来说，这次枪击案或许是又一幕台湾式的“民主乱象”。
民主之后又如何？电视屏幕里，台湾议会拳脚耳光齐飞，好像在告诉我们，民主有多乱。而另一种说法是，华人世界很难实行民主体制，以家族为单位形成的差序社会网络，必然会导致裙带关系和贪腐。这是真的吗？
1987年，台湾解除了长达三十八年的军事戒严，人民获得依法组党结社、集会游行的自由。第二年，在美国读书的何春蕤回到台湾，她想观察，一个原本在高压之下的社会，解除控制之后将如何转变。不仅如此，包括她在内的台湾知识分子，希望能介入社会变迁，让这个变迁去往开明的方向。
何春蕤胖胖的，戴眼镜，头发很短，讲话速度很快，思路又异常清晰。她是中央大学教授，华人世界一流的性别研究学者。但她不是象牙塔里的学究，她积极参与社会现实，将理论与实践交相作用，是“有机知识分子”。
在她的观察中，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台湾，并非一声令下，民主降临，从此万事皆休，而是波澜起伏、蓬勃的社会运动时代。每一天都有新的事情在发生，新的禁忌被解除。政府借着权力的惯性，想要寻找新的方法进行控制，民众则在松动中表达自己的诉求，争取更大的空间。
工人运动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一方面，劳工的利益长期被压榨；另一方面，资本出走，流向劳动力更便宜的地方，工厂关门，工人一夜之间没有了工作，没有遣散费，没有后续的安排，资本家卷了钱就跑了。“工运”爆发了。
当时的台湾，人们经过了将近四十年的“戒严”，还没有运动的意识，没有集会、结社、抗争的意识。何春蕤说：“他们也不像大陆人民从小就知道批、斗，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挑战权威，但是台湾没有，全是顺民教育，大家很害怕，再加上延伸而来的高压统治，人们会担心我万一出事被抓了，会不会被枪毙，或者会消失了啊。”这样怎么会搞得出来运动？
就像当年毛泽东创办农民讲习所一样，这时候靠的是许多知识分子。比如著名的工运领导人郑村祺，他是《中国时报》的员工，于是他就在《中国时报》里面搞工会，希望能够推动一些事情，也串联其他的工会，只要是听说有工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就会帮忙。经过了一段日子，知识分子跟工人并肩打拼，说明、上课、组织，让群众开始看到，原来我不能靠政府，因为政府基本上只拿警察对付我而已。在这些过程当中，慢慢养成了一批比较有斗志的工会干部。这是台湾“工运”史上沧桑的一页。
如果说工人运动中，何春蕤还是以观察为主，那么在妇女运动中，她是亲身参与，而且成为颇受争议的人物。
妇女运动开始启动的时候，有一个共同而模糊的诉求：权利平等。当时的法律是以男权为主，比如，结婚之后，妻子的财产属于丈夫，所以妇女团体希望能修改《民法》，让财产归于自己。还有像子女监护权、财产继承权等等。而与此同时，从1980年代开始，台湾社会文化的松动，开始让很多女人发展出不同的生涯，单身女性越来越多，婚外情也越来越多，如何面对这些性/性别的变化？
这些变化像是社会中的潜流，若隐若现，却没有被清晰地表述，直到1994年。那年台湾一所大学发生了一件教授骚扰女学生的案件，女性学者得知此事，就开始组织反性骚扰游行，希望能够反击校园里的性骚扰案。
在游行和集会中，大部分人都是拿着喇叭控诉：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学校的某某老师对某某学生怎样怎样，呼吁社会要关心在校的女学生。
可是在何春蕤听来，这样的呼喊就变成了“女生很惨，很容易被老师侵害，老师都是坏人，男人都很不好”这样一套语言。台上的演讲者已经喊得声嘶力竭了，问何春蕤要不要上来讲讲？何春蕤就上去讲了一番不一样的话，她说：“我不觉得性骚扰是少数几个坏男人做的事情，我觉得性骚扰是整体的情欲文化养成的，如果这个文化里面，大家的交往能够更自在，我的表情表意能够更自在，你对我的拒绝能够更明确，我们两个的互动能够更开阔，其实人们不需要用性骚扰这么差劲的方式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欲望。”
接下来，何春蕤喊了一个震动台湾的口号，“我要性高潮，不要性骚扰，你再性骚扰，我就动剪刀”，她喊一句，台下的民众跟随高呼一句。和之前的苦情诉求相比，大家的情绪都很高。从来没有人在这样的场合喊过“性高潮”这种字眼。而后面很强势地表达“你再来，我就动剪刀”，一改女性被保护的姿态，一个有力量的女性形象出现了。
从这一点出发，何春蕤说，什么是社会运动，不是一两个人带领一群盲目的群众，而是如何让群众变得更有力量，成为运动的主体，“人的转化就是社会的转化。”她说。在这一波一波的运动——民主化运动、工人运动、住宅运动、环保运动、妇女运动、同志运动、性工作者运动等等——当中，人民成长了，懂得运用选票和选票之外的方法，去争取自己的权益。权利不是赐予的，不是蒋经国一声令下，民主从天而降，权利是一点一点斗争出来的。而群众的聚集，也可以不是暴民，而是有组织有理性的自我治理。
这也就是社会学家夏铸九所说，台北已经成为一个“市民社会浮现的城市”，人民成长为合格的“市民”，他们很清楚，我不是因为你是国民党，或者民进党而投票，我选你是因为你能解决我的问题。
什么是市民社会？夏铸九做了一个比喻，在传统的父权文化里，政府是社会的父亲，父亲会照顾你，但是你要听话，不听话要打你。在市民社会，政府和社会关系是平等的，你不是我爸爸，你是我选出来的。市民社会力量壮大之后，不可能凭借裙带关系、贿选、买选票那一套。“政治人物都知道，在台北不能买票，买票一定会被抓，因为他钱照拿，然后去告你。”比起来选举制度，这是更了不起的变化。
2010年，民进党在新任主席蔡英文的带领下，卷土重来。枪击事件发生后，一位当时在台湾的大陆记者写下了自己的观察：“与六年前的‘两颗子弹’截然不同的是，舆论关注度集中在了‘真相’而非‘选举’。并不似‘两颗子弹’那般真相隐晦，百般推搪；连胜文枪击案，警政部门和台大医院尽最大的透明度实时公开案情进展，以及连胜文伤情状况，所有的主流电视台都在二十四小时直播案情，枪击案作为一个单独的治安事件，在信息充分公开的情况下，被尽可能还原事实，与选举分离。
“第二天一早，枪击案发生后的永和国小投票点，并没出现比以往热烈很多的投票场面。许多选民说，他们早已学会了把这类事件与他们的选票选择分开。台北的街头，一直都很平静。选举前，选举后，枪击前，枪击后。造势活动在法律规定的时间发生和结束，枪击案也结束在治安案件的边界之中。
“那种乘客与出租车司机蓝绿不同，就会被赶下车的时代，早就过去了。即使在枪击凶案发生之后，民众的理性态度，更让你相信，政治，已经从民间的日常生活褪色，而孕育了自由、法治、民主的社会力量，才是守护着台湾向前走的根本。”
这位记者的台湾朋友告诉他：“我想通了。我们选择、拥护这套制度，从来不是因为它不会发生这种乌七八糟的事，而是即便发生了，它也有自我反省、修复的能力。”
四
“若有音乐，哼我爱听的那曲/若有醇酒，斟我嗜饮的一杯/也许为我出薄薄的诗集/但不必写长长的序/追求的我已空无所有/这秩序缤纷的世界/就留给你整理。”
这是台湾诗人罗叶的诗，罗叶曾经是野百合学运的一分子，2010年去世。他的同代人取他的诗句，加以修改，编成《秩序缤纷的年代》一书，反思1980年代以来波澜壮阔的台湾社会运动，同时希望看清楚未来的方向。
和十年、二十年前相比，台湾社会运动处于低潮。即使如此，在2010年秋天，台北每周末都有游行。10月30日的同性恋大游行之后，11月7日，台湾数十个社会团体聚集在内政部门口，参加“秋斗”。“秋斗”由工人运动传统而来，在每个秋天进行。这一年的“秋斗”集结了工人、环保、原住民、同性恋等各种社会团体，队伍里旗帜林立，上面写着各种标语。游行从内政部出发，轮流到各个相关部委门前抗议。年轻人站在宣传车上慷慨激昂地喊着口号，让人想起我们的某个年代。一辆宣传车上赫然写着“消灭政商垄断，实现社会主义”，后来才知道组织者原本想写“实现社会正义”，结果写错了字。
不久前，台湾国光石化预订在浊水溪河口北岸4000公顷的湿地上，进行填海造陆。假如这项开发进行，将会截断白海豚的洄游路径，危机白海豚的生存。所以环保团体发起抗议，并号召民众集资买下湿地，抵制国光石化的开发案。对此，阁揆吴敦义为开发商辩护说，“白海豚有它生存、游水的路径，它会转弯的。”这句话引发众怒。游行的组织者把他的头像做成黄色贴纸，旁边号为“白贼”，发放给游行的参与者。
在抗议者看来，政府在为大财团、大企业护航，政商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可是，经济发展并不能以牺牲环境为代价。而在当时举办的台北花博会，也成为他们讽刺的对象，“台湾花光光，人民博生存”，听起来非常合理：一个劳师动众的面子工程，比百姓民生更重要吗？
游行队伍中很多都是大学生，或者刚刚毕业的年轻人。从1990年抗议选举体制、提倡宪政的“野百合学运”，到2008年反对警权过度使用的“野草莓学运”，学生运动作为社会变革的力量，在台湾已经形成了传统。
当年参加野百合学运的大学生，现在已是中年。他们有人进入政府体制，成为权力的拥护者，背叛了当年的理想；有人离开了政治，过着平静的生活；也有很多人仍然身怀对这个岛屿的梦想，在社会的各个领域耕耘。
在《秩序缤纷的年代》中，“野百合学运”的昔日领袖提出，时空不会冻结，面对着中国大陆的崛起，如何处理两岸关系，可能是未来台湾最重要的命题。而台湾内部政治依然摆荡着拥抱大陆和排拒大陆的两头，如何超越二者，寻找到第三条道路？
游行的人们散去，年轻的人们在不同的街巷继续自己的生活。台湾毕竟已经是一个温和的社会，殖民时代、威权时代已经过去，贪腐的总统已被送入监牢，在一轮一轮的提问中，人们回答得似乎都不赖。
只是，历史的残酷之处，同样也是幸运之处就在于，提问不会停止，它总在呼唤创造性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