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作者手记：该文取自《战争之罪：公众应该知道什么——现代战争之罪恶研究》，罗伊·古特曼和大卫·里夫编辑（纽约：诺顿出版社，1999）。本章其他文章皆取自《纽约时报》。
过去的三十年里，柬埔寨一直深陷于战争、种族灭绝、奴役、逃难、饥饿和疾病的阴霾，现在又经历着激烈的内部冲突。这里发生的一切犹如二战时欧洲纳粹对犹太人的那场大屠杀在亚洲的重演。
柬埔寨与泰国、老挝和越南等国毗邻，国土面积与密苏里州相类。1975年，当疯狂的红色高棉游击队席卷金边，并开始了极端农业革命最重要的“净化”运动时，柬埔寨有七百万到八百万的人口。四年之后，1979年，红色高棉被赶回到丛林里，身后留下累累罪行：一百五十万到两百万柬埔寨人丧生在“闻名”于后世的“杀戮场”上。整个国家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惨遭杀戮，这个比例如果放在美国，人数将达到五千万到六千万。
有一些学者声称，从技术角度上讲，柬埔寨发生的一切不能算作种族灭绝，因为在那里，多数时候是一些高棉人在屠杀另外一些高棉人，与国际法中关于种族灭绝的定义不同，他们并没有试图消灭另一个“民族、种族、人种或宗教群体”。
然而，人们在做出此类语义上或法律上区分的同时，却往往抛弃了常识。毕竟，红色高棉曾试图抹除一种文化，企图摧毁柬埔寨宗教的重要基石——小乘佛教。这也许可以帮助人们理解，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法律在辨查屠杀行为时，其指导意义显得如此微弱。不管把柬埔寨的大规模屠杀称作种族灭绝，还是简单地将其看成对人道主义的侵犯，这个事件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魔鬼降世。
因此人们可能会把在柬埔寨发生的一切，用来例证法律处理类似犯罪时的弱势地位。国际法的效力终究是要建立在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同意遵从和执行的基础上的。在柬埔寨的案例中，多数民族国家都表示出震惊和骇异，但却未采取任何行动。更有甚者，虽然1979年越南等入侵并推翻红色高棉政权，并在金边建立了亲越政府，但此后几年里，西方国家仍认定同一批红色高棉官员为柬埔寨在联合国的合法代表。华盛顿方面与其同盟一方面谴责红色高棉的暴行，另一方面却固守冷战思维。他们认为，与其将柬埔寨的联合国席位拱手让给越南及其后台苏联支持的政府，还不如保持现状。权力政治才是最高法令，而不是法律。
为了给人类历史留下公正的记录，让我们来看看红色高棉到底都对柬埔寨民众犯下了何种罪行吧。在抗美战争胜利几个小时之后，红色高棉就采取了第一次行动，他们剑锋一转，把所有城镇居民都驱赶到远在乡郊的劳动营。队伍途经的村镇全都清空。事实上柬埔寨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强迫劳动集中营，掌控在“最高权利机构”——“安卡”的铁拳之中，而这一切还算不上恐怖。
红色高棉大力推行锁国战略，外界无法窥探到其中的真情。恐怖即将到来。新统治阶级在巴黎留学归来的“一号大哥”波尔布特的领导下，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以彻底打破家庭、佛教信仰和乡村这柬埔寨社会的三大基石。在痛苦不堪的转移中，人们被驱赶到远离故土的远方营地。孩子与父母分离，被安排在青年营中，在那里他们受到当权者的教育和理念灌输，要他们检举父母和周围成年人所有违反“安卡”统治的行为。婚姻全由“安卡”来安排。学校关闭，货币废止，工厂倒闭，报纸停刊，收音机被没收……
佛教寺庙或被捣毁，或被关闭。红色高棉掌权期过后，原来六万多的佛教僧人只剩下了大约三万人；其余的僧人或被屠杀，或由于过重的劳役、疾病、折磨而致死。穆斯林少数民族占婆人也成为清除的对象。
然而，对宗教的迫害只是个开始。简单说来，红色高棉将所有认定为“不纯”的柬埔寨人列为潜在清除对象。“不纯”的人指所有受过教育的人，在人口聚居区长大的人，受过任何外国文化“污染”的（包括懂得外语的）人，甚至戴眼镜的人也包含在内。不管任何人，只要被怀疑与病态的农业革命方向有悖，就有可能被清除。所有可疑的柬埔寨人都被打上了“新人”的标签，与“纯净”的人民区分开来。有时 “新人”还被要求戴上特别的围巾（很容易令人想起纳粹要求犹太人必须佩戴的黄色大卫之星袖章）以作区分，这样就很容易把他们从人群中挑出来，被挑出来的“新人”往往都会被拉去处决。
红色高棉当时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口号：“饶你一命没什么益处，杀死你也没什么损失”。在这句凶残的魔咒下，至少一百五十万柬埔寨人惨遭杀害。
1975年4月17日红色高棉进行抗美战争胜利游行时，我正在金边，看到了他们冰冷的面孔和一潭死水般的眼神。他们下令全城撤离，要求所有人去往乡下加入神圣的革命事业，不愿离开的人都要被杀掉，游击队战士甚至要求伤员离开挤满人的医院。两百万满心恐惧的市民走出首都。在战争的最后几天里，医院里全是伤员，地面因布满了血迹而湿滑异常。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伤员，只能做些急诊手术。消毒手套用完了，医生只能把双手在盛消毒液的碗里浸一下就来到下一个手术台前继续工作。撤离命令下达时，金边市的医院里有五千到一万名伤员。他们多数都不能行走，只能靠亲属推着床走出医院，身边挂着血袋，沿着大路离开市区，向着“革命”的大地走去。
外国人可以到法国使馆区避难。我亲眼看着很多柬埔寨朋友被赶出金边，多数都再也没见到过。我们活下来的都感觉自己像是背信弃义之人，自己得到保护，却没有尽力营救朋友。我们为此感到耻辱，直到现在仍不能释怀。
两周之后，红色高棉政权将我们驱逐出境，他们用两辆载重卡车把我们运到泰柬边境。此后柬埔寨就完全陷入封闭状态。外界看不到里面发生的事情，屠杀即将开始。
可柬埔寨的悲惨境遇并非是从红色高棉掌权才开始的。1970年3月，由朗诺将军领导的亲西方派别在华盛顿政府的授意下废黜了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并将其流放至国外，早在那时起悲剧就开始上演了。西哈努克是一位中立主义者，他多方退让以迎合美越双方，使柬埔寨免于卷入越战。他同意美国在柬埔寨境内秘密地轰炸越南避难所，同时也允许越南使用柬埔寨的港口城市磅逊（又称作西哈努克城）为避难所运送物资。
西哈努克的下台，预示着朗诺领导下的柬埔寨对越南的宣战，而理查德·尼克松总统早就希望在金边有自己的党羽来取代之前的中立主义者，因此命令美国军队从越南推进到柬埔寨边境，对避难所进行了持续六周的攻击。然而，总统对朗诺并不是很有信心，因此在未事先通知他的情况下，决定入侵柬埔寨主权领土。直到后来尼克松总统在国家电视台上向全美公众做出通报之后，袭击已经展开时，才将入侵决定告知朗诺。
这一事件也标志着柬埔寨正式地变成了一枚冷战的棋子，整个事件最具有讽刺意味的转变在于：1970年红色高棉还不是重大威胁，只不过是一些鱼龙混杂的杂牌游击队，总人数最多也不过三千至五千人，五年之后却扩充为一支拥有七万至十万人、横扫金边的凶残力量。不断扩大的战事使红色高棉的地位越来越高，也获得了充足的人员补给，同时他们也从越南军队那里得到了战斗方面的指导和帮助（至少在开始的两年，双方还未因严重分歧分道扬镳之时还是如此）。
这五年的战争惨绝人寰。几个世纪前，战场上的柬埔寨勇士有一个传统，他们会把败将的肝切下来，炖熟了吃掉。他们坚信这将使自己获得力量，还能得到不被敌人杀掉的护身法宝。由于这个以及无数其他的原因，国际社会要求对降敌保持尊重的呼吁在这里被完全无视。
战争初期，在金边南部的一个城镇里，朗诺的军队杀掉了两位越南人士，把两人烧焦了的身体拼整了一下，头朝下地悬挂在镇广场上随风摇晃，以此警示任何想要协助敌人的民众。我在《纽约时报》的同事亨利·卡姆试图告诫朗诺军队的指挥官，说这样对待死者的尸体有违《日内瓦公约》。那位指挥官觉得这话很好笑，他径自走开，留下那两具尸体仍旧扭曲地悬挂着。
随着越南军队向柬埔寨逐步深入，朗诺政府开始掀起了反越运动。恐怖突如其来并逐步加深，很快柬埔寨国内为数二十多万人的庞大越南居民群落就成为这场群体狂击的目标，尽管他们在这里居住数代并早已成为柬埔寨公民。大屠杀开始了。很多住在河边，靠打渔为生的越南人惨遭屠杀，很快他们的尸体就成打地浮到湄公河上。索斯丹尼·费尔南德斯是一位菲律宾裔的柬埔寨政府军将军，后来成为军队总司令，他在这时开始利用居住在柬埔寨的越南平民做自己军队的盾牌，把他们赶到队伍前面，迎着越南人的枪口——这种做法也是违背国际法的。费尔南德斯却表示异议，他说：“这是一种新式的心理战。”
西贡方面进行了艰苦的抵抗，居住在柬埔寨的越南人最终被安排在学校和其他公共建筑里，受到保护性拘留。他们中有很多最后迁移到南越地区，受到暂时性的保护，等待着狂热的情绪平静下来。
B-52轰炸机在进行“地毯式轰炸”
随着战争的深入，政府军控制的国土一寸寸地减少（至少朗诺政府控制的地区是在减少）。斗志高昂的红色高棉占领的土地越来越多，政府控制的只剩下首都地区、几条运输通路和几座省城。为了保住这几条供给线路，美军每天都会对乡下的红色高棉目标进行一番轰炸。多数轰炸时使用的都是巨大的8引擎B-52轰炸机，每架轰炸机可以装载二十五吨炸弹，可造成地毯式的破坏效果，因此经常会伤及无辜平民。成千上万的难民逃往金边和省城。战争开始时，首都的人口为六十万人，到1975年战争结束时，人口增加到两百万。驻金边的美国大使馆和华盛顿政府的基辛格团队坚称，难民逃亡只是为了躲避凶残的红色高棉。我经常到难民营，那里人们对红色高棉和美军轰炸的抱怨都不绝于耳。有些农民根本没有逃跑，红色高棉利用他们对轰炸的愤恨，把他们招入军中当兵或做搬运工。
这些轰炸说明了战争中一个近乎公理的事实：国际法中并未禁止使用的所谓“传统”武器可以造成与禁用武器一样恐怖的效果。
在柬埔寨，B-52轰炸机经常三架编队，每架庞大的轰炸机装载二十五到三十吨重的炸弹，机群炸弹总装载量达到七十五到九十吨。B-52轰炸机丢下的炸弹在地面形成破坏网，或者应该称作“破坏箱子”，可以根据军队的密集程度来改变破坏网（一般为一千米宽，两千米长）的尺寸和形状。在这些大规模轰炸（有时会把尸体和泥土扬起到一百多英尺高的天上）之后幸存的士兵往往都无法继续服役，他们有的会留下永久性的伤痕，有的变聋，有的对尖锐的声音和响动恐惧到极点。1991年海湾战争即将结束时，就是这种攻击摧毁了向巴士拉撤退的伊拉克军队——后来这条路被人们称作“死亡公路”。
1973年，一架B-52轰炸机误炸了湄公河畔一个政府军控制的城镇——乃良，约四百柬埔寨人伤亡，多数是无辜百姓。美国大使馆出面道歉，并按浮动比例对受害人家属给予一定的补偿：丢掉一支胳膊或腿的补偿几百美元，丢掉更多的会额外多一些补偿，而死者获得的补偿会更多一些。有平民在战争中丧生时，军队会说这都是无意的，尽管所有人都知道平民伤亡是在所难免的，特别是在大范围内释放有杀伤力的武器时。五角大楼把平民伤亡的情况称作“附带损害”，这就如人们把凝固汽油弹称作“软武器”一样，都是为了给公众一个对于战争更温和、纯净的印象。
很巧的是，在越战和柬埔寨战争中，B-52轰炸机扔下的炸弹刚好有凝固汽油弹CBU（集束炸弹）。CBU是一枚重达五百多磅的巨大炸弹，其中载有数百个小弹头。典型的CBU会在落到离地面很近时像蚌壳一样张开，如骤雨般地向下面释放出小炸弹。其中有一种叫做CBU-3，小炸弹的弹头装有凝固汽油弹，能使敌军深陷火海或夺走空气中的氧气，使敌军窒息而死。另外有一种CBU装有特制箭头，可撕裂人肉，也可把受害者钉到树上或地上。有时外行人很难看出这些武器与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禁止使用的化学武器之间的区别。两种武器都会使人产生恐惧感。政府告诉我们，自那次战争以后，凝固汽油弹和箭头因其负面形象，都已从美军CBU库存目录中清除了，但其他种类的CBU仍在使用，比如在1991年对伊拉克的海湾战争中就仍有CBU的踪迹。
事实上，凝固汽油弹仍在作为燃烧弹使用，尽管五角大楼已经给它换了名字，还声称已经对其中的化学配方做了变化。新的炸弹被称作MK-47,取代了之前的MK-44。炸弹中化学成分改变的唯一结果就是使它的燃烧性变得更为剧烈。
还有，该如何看待老式火箭弹呢？它们总被用作威吓百姓的武器，是不是也都应该禁用呢？在那场长达五年的战争中，红色高棉不断地向金边投射呼啸的火箭弹。它们并未直指军队。这些火箭弹做工粗糙，尾部呈扇叶状，从头顶飞过时会有破空的鸣哨声。你会知道火箭弹什么时候开始垂直下落，因为那时鸣哨声就会消失。火箭弹从城市周边人造的木制平台上发射出来，并不指向明确的军事目标，他们只需要把这些火箭弹投到塞满难民的城市里，任何地方都行。这些投落的火箭弹，散在市场里、校舍中、场院上，溅起残肢和烂铁。这一切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平民恐慌，而他们成功了。
有时炮弹也可用作威吓平民的武器。1974年夏天的一个下午，红色高棉将一台缴获的美产105mm口径榴弹炮对准金边，沿着城市南部扫射。最初，炮弹落在半月弧形的空地上时，爆炸没有任何效果，而之后炸弹扫到一片叫做萨德姆科尔的聚居区时，死亡开始降临。炮弹引起了火灾，在疾风的吹动下房屋很快就陷入一片火海。不到半小时就有将近两百人死亡，另有两百人受伤，基本全是平民。警察用小型卡车把尸体拖走。——周围没有任何军事目标。
不管是在柬埔寨还是在其他的大屠杀场，在任何年代里，人类屠杀人类的野蛮以及这种野蛮的不可避免，都不是什么新鲜事。一个永恒不变的教训是，所有反人类的战争、种族屠杀或犯罪都是暴力的，有它们存在的地方，法律和文明行为这些概念就毫无意义可言。
这样说来，试图加强国际法的适用性及其强制力是否就毫无希望了呢？不，从来都不会无望的，只要我们相信有进步的空间，不管空间会多么微小，希望就总是会有的。无论从本性上还是从传统上讲，记者都应秉承这种信念，或至少也应坚持这种原则，努力使坏事不至于变得更坏。也就是为此，才有了这部文集。
等待和平自天堂降临
1972年11月2日
金边——“我们是等待着和平自天堂降临的可怜人。”一位西方国家驻金边使馆的前台接待员一脸愁闷地对来访者说。他所说的几乎是全国人的愿望。上自总统朗诺，下至人力车夫，柬埔寨人都在等待着，等待着和平协议的签署，无助地把希望寄托于那些他们所不能掌握的国家和势力的慈悲之举。他们希望经过两年半不期而至的战争之后，协议的签署能为他们富饶美丽的国家带来和平。
内阁大臣们告诉百姓说北越和南越军队就要撤退了，等到那时柬埔寨政府会与当地的红色高棉消除分歧——“一切都将恢复原状”，但在这里的外国观察家们却认为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两周前公开的印度支那九条和平协议中，只有一条是关于柬埔寨和老挝的。其中并未涉及在这两个国家停火的内容，也没有提及要在这些地区实施国际监督。协议中只提出，所有“外国”军队都应撤离柬埔寨和老挝。但因为河内方面从未承认有自己的军队在这两个国家驻扎，所以多数在这里的国际观察家都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期待这一条款会对北越有约束力。
“政府觉得北越人会逐渐离去，”一位多疑的柬埔寨人说，“这与他们在1970年签署最后通牒，要求北越人滚出去时的幼稚表现如出一辙。我猜，现在他们又要下发最后通牒了。”
朗诺将军对红色高棉下发的第一份最后通牒，是在1970年3月18日，他和同党废黜现在流亡在外的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之后不久。这些反叛者们不喜欢西哈努克政府的腐败，也不喜欢西哈努克亲王允许在柬埔寨境内建立北越边境避难所的纵容态度——他们本可以通过这段边境向南越发动军事行动的。
红色高棉对1970年那次最后通牒的反应是——冲出避难所，向西强力推进，在柬埔寨全国多处发动了袭击。美国军队随即从南越赶来，力图摧毁避难所，并消灭行踪不定的敌人总部——因五角大楼的宣传而闻名于世的“COSVN” （南越中央办公室）。
两年半后的今天，避难所和供给线路的范围和发展程度都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COSVN依然存在，而且状况很好，北越和他们的柬埔寨盟友控制了至少三分之二的柬埔寨国土——有些人估计这一比例高达百分之八十，甚至更多。金边政府只控制着主要城镇和人口聚居区——大约占柬埔寨七百万人口的百分之六十。
美国每年对柬埔寨的援助猛增到三亿美元。援助的金额滋生了政府和商业圈的腐败，引起学生、知识分子和很多受到压制的政治反对派的不满。
即使北越军队撤离柬埔寨，柬埔寨政府还是要面对国内的反对派，这些反对派经北越的打造，已经成为一支装备精良、极富侵略性的游击队。政府方面极尽努力，想要说服红色高棉倒向自己一方，但从现有报告来看，成效并不显著。
奇怪的是，柬埔寨人对美国把他们拖入全面战争并不生气。他们只是祈祷美国能帮助他们走出困境。他们知道，美国为自己安排的任何和平协议，他们都会同意，因为他们别无选择。
“妥协就是我们的使命，”一位柬埔寨官员称，“它是无助的代名词。”
印度支那战争中最严重的一次误炸
1973年8月9日
柬埔寨，乃良——周一发生的误炸造成了非常严重的破坏。
镇中心的大型目标都被炸毁，其中包括一些两层的钢筋混凝土建筑。战士和家人居住的木头茅草屋区也全被夷为平地，原来的住宅区现在变成了垃圾遍布的空地。
周一晚上，美国大使馆描述误炸造成的伤害时用了“极微”的说法。
“我看到城里有一些炸弹，不过也算上什么大灾难，”大使馆空军武官大卫HE奥普弗上校在新闻发布会上称，“破坏极其微小。”
路透社报道：驻金边的一位美国大使馆发言人称，周三美国飞机轰炸了金边至西贡高速路上的一个村庄，这已经是三天内发生的第三次误炸事件了。在华盛顿，五角大楼方面否认了报道的真实性。
周一的爆炸中有将近四百人伤亡，成为印度支那战争中最严重的一次误炸事件，美方称此次轰炸是由一架装载二十多吨炸弹的B-52实施的。官方数据显示有一百三十七人死亡，二百六十八人受伤，多数是士兵和他们的家人。美方最初称伤亡人数在一百五十人左右，但后来承认了统计上的错误。
然而，实际上伤亡人数可能会更高，因为统计中并未包括轻伤人员。另外，有些市民认为还有一部分遗体埋在废墟中。在城镇的某些地方，腐肉的气味仍然很浓重。
在湄公河东岸，距离金边东南三十八英里的乃良沉浸在凝重而悲伤的氛围中，人们对遭到同盟的轰炸都迷惑不解。每个人都有亲戚或朋友丧生，甚至有整个家庭都被炸死的。
昨天下午，我看到一位士兵在岸堤上不住地抽泣。“我全家人都死了！”他大哭着，捶打着木质长椅，瘫倒在那里，绝望地叫道：“我全家人都死了！照我的相！照我的相！让美国人看看我的样子！”
他叫陈凯欧，妻子和十个孩子都在爆炸中遇难，留给他的只剩下八个月大的小儿子。爆炸发生时，这位四十八岁的士兵正在几英里外的地方站岗执勤，因此逃过一劫。
凌晨4：30，小镇刚睡去不久，炸弹就从北向南沿着镇上的中轴线洒落下来。在将近一英里长的线路上，留下了三十多个弹坑，另外有人说在记者去不到的镇外丛林地区也有弹坑。
有目击者称炸弹是在地面以上爆炸的，表明这些炸弹可能属于杀伤性武器。
镇中心的市场区大部分都夷为平地，路两旁很多两层的混凝土商店和住宅建筑也都坍塌不能住人，墙壁和屋顶都成了破砖烂瓦。其他还能勉强使用的建筑也都被炸出了巨大的孔洞。
有三分之一的医院坍毁，剩下的也都严重受损，需要整修才能继续使用。有几位病人受了伤，另有一些被认定死亡。有一枚炸弹落在医院的东北角，炸塌了几堵墙，混凝土、床和柜子遍地散落。
爆炸发生后几个小时内就赶到乃良现场的奥普弗上校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只有医院的东北角有点儿损坏”，还谈到墙壁上的一些“结构性裂缝”。
炸弹还袭击了一片海军辖区，可区域的后方立着的是一大片简陋的棚屋。棚屋被炸飞了，两层混凝土结构的主楼也被炸成一具空壳，剩下几面仍立着的墙和一些断壁残垣。由稻草、木头和波状金属建成的棚屋是海军士兵和他们家人的居所，现在和折断的可可树堆在一起，变成了垃圾。
这片地区的军火补给站也爆炸了，很多人因此丧生。有一位妇女的头皮散落在高高的草丛里。这里一个血染的枕头，那里一个撕碎的围裙挂在带刺的铁丝网上。棕色的地上一片血污。一些没有爆炸的炸弹壳间有一双孩子的橡胶凉鞋。
奥普弗上校把士兵居住的这些棚屋叫作“茅草房”，暗指炸掉的东西没有太多价值。这位使馆随员又接着说爆炸“发生在一个小村庄里”。事实上，以柬埔寨的标准看来，被炸的地区已经是个很大的城镇了——在乃良附近，居住着大约一万人，其中一半住在镇上。
当有人问及奥普弗上校走过乃良时，看到人们的反应是怎样的，上校说：“他们很悲伤，但他们懂得这是一场战争，在战争中，这种事情总会发生的。”
“搞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一位失去了亲人和战友的二十一岁士兵池萨岚说，“以前，每次看到飞机飞过我们都很开心，因为我们知道飞机是来帮助我们的。现在我已经丧失了信心。”
另外一位士兵问到：“政府逮到了那个飞行员吗？”
“为什么这些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另一位士兵耀基·萨克豪塔说。“我想让全世界来评判一下，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他沉思良久，又补充道：“现在晚上有飞机飞过时，我很害怕。”
“最开始，爆炸发生后，我想着一定是北越的飞机，”这也是一位士兵的评述，“当时我不敢相信那会是一架美国飞机。现在我信了。”
尽管有几位士兵和居民称自己很愤怒，但他们的语调中却没有任何的愤恨，也很少有反美的情绪。人们更多的是疑惑、痛苦和迷惑：为什么这样的灾难会降临在他们身上？又为什么这些灾难还是由自己的盟友造成的？
“我完全被抛弃了，”海军少尉费邦杜特赫说，“但我们必须继续同敌人战斗。”
当地居民对爆炸的发生都很迷惑不解，他们不断地强调周围没有任何敌人活动。
炸弹落在一处燃料军火补给站里。周围数英亩的树木的叶子都被震落，枝干枯焦，有一些从士兵小屋里飞出来的白铁片挂在树梢上。一条经过佛教高僧开光、可消灾辟邪的项链碎在地上。
一枚未爆炸的炸弹埋在中心市场附近的主干道上。人们对它的存在感到紧张不安。“你们美国人打算什么时候把它带走？”有个男子问一位来访者。
孩子们在挨饿——快要饿死了
1975年2月26日
柬埔寨，金边——长达五年的战争引发了物资短缺，物价飞涨，这个曾经丰饶富足的国家开始出现严重的营养不良，孩子开始大量死亡。现今，如下场景随处可见：
三个月大的婴儿躺在竹篮里，身体因严重的营养不良而瘦弱不堪。他的鼻子里插着氧气管，萎缩得像小树枝一样的胳膊上插着静脉输液管。
他被丢弃在金边的一个贫民区，后来被一位善良的老人发现，给他取了名字叫拉赫绍，又带他去最近的医疗机构治疗。但是，当医院知道她没有钱付医疗费时，立即停止了所有治疗，要求孩子出院。之后这位不知所措的妇女带着他来到世界宣明会（一家国际救援机构）的一个中心，尽管救援中心对孩子输了氧，还进行了静脉输液，但还是太迟了。当天，这位孩子因医治无效死亡。
在世界宣明会的一处诊所里，有一个两个月大的女孩儿阿斯蕾，她刚刚由祖母带过来，已经因饥饿而严重脱水。十天前她们卷入了距离金边几英里外的一场战斗，恐慌中一家人走散了，祖母身边只剩下了这个孩子。十天来，他们靠着救济粮和垃圾堆里捡来的残羹剩饭幸存了下来。这个孩子以前也有些营养不良，但现在她就像一具可怕的骷髅骨架，眼睛鼓出来，肋骨都突了出来。每隔几秒钟，她都会呻吟一声，身体痛苦地微颤着。三个小时之后，她死去了。
在阿斯蕾旁边的桌子上躺着一个稍大一些的孩子，他的名字叫努特哈萨伦，十九个月大，濒临死亡。他的嘴里不断地发出呜咽呻吟声。三个月前，他的父亲被一枚火箭弹炸死。他二十五岁的母亲也忍受着营养不良的折磨（她患了脚气病，双脚都已经麻木了），现在站在他身边，抽泣着。有位医生试着把一根管子插到这个孩子的嗓子里，导出阻碍呼吸的黏液。突然，孩子发出细小的哭声，听起来像是在喊“Mak”（妈妈），然后头向下一耷拉，离开了人世。
每天都有大批大批的母亲抱着病入膏肓的孩子——浮肿的孩子，身子消瘦如木棍一般的孩子，皮肤松弛、满是褶皱且呈米白色的孩子，咳嗽的孩子，哭泣的孩子，虚弱到没有任何反应的安静的孩子——涌进救援诊所的大门，绝望地想要冲进去。但是那里没有足够的医生，没有足够的护士，没有足够的药品，也没有足够的食物，所以每天来到这儿的五百人中，只有大约两百个能得到治疗，只有那些病得最重的孩子才能得到救治。
“每天早上我的诊所都要拒绝三百位病人，”一位来自西方的医生说， “你觉得我的感受会是怎样的？”
有时母亲会在诊所里涕泗横流，只因为诊所收纳了她们的孩子，使她们如释重负。
但是，即使那些获得救治机会的人，仍然需要克服更多的困难。这些孩子中多半都需要立即住院，但医院里住满了战争中的伤员，几乎没有营养不良的孩子们的空位。仅有的床位是在几个特别儿童中心里的孩子死去之后才空出来的。
美国紧急从泰国增开了一条空运补给线，因为反对派已经切断了柬埔寨的主要补给线——湄公河，但现在这些飞机装载的货物全是用于军事援助，多半是弹药。没有任何食物。
昨天，美国政府宣布，从本周起将向金边空运大米，但此举只不过是为了补充库存，保持现有的供给。大米的天价不会改变，许多挨饿的柬埔寨人还会继续挨饿。
虽然至今还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但所有在柬埔寨从事援助工作的人都相信，从一手证据看来，至少有数万儿童有严重的营养不良，每天至少有数名孩子饿死——他们多数住在这座挤满难民的首都城里或周边。
然而最苦的还不是这些登记在册的难民，至少他们有的住在难民营里，有的可以通过美国财物援助的救援机构获取食物。最苦的是到处都是的边缘人，那些收入极低的文职人员、办公室职员和人力车夫，甚至还有士兵——他们也属难民，但并未登记，没有别人施舍的救济，只能自己挣扎度日。
简言之，受苦最多的还是平民大众，在五年多的战争期间，他们因为缺钱，只能吃得越来越少。
“他们都在崩溃的边缘，”世界宣明会医疗顾问佩内洛普J基医生说，“一年前，营养不良的孩子还不多，而且他们都在三岁以下。现在这个数目很大，而且其中有十一二岁的孩子。”
现今，诸如世界宣明会、关怀协会、天主教救济会和红十字会之类的机构都在努力加大救援力度——多数时候利用的都是美国的援助——为柬埔寨的四十万民众提供食物、医疗和住宿。但这些还远远不够。最终，全国七百万人口中有一半都成了战争难民。
在这里最常见的景象莫过于载着村民的牛拉车队逃离新起的战斗现场，扬起漫天的黄尘。很多人已经迁徙了三四次。甚至有些由救援组织新建的难民营地也被红色高棉烧毁，失去家园的平民又要被迫迁徙。
在战争爆发之前，柬埔寨的粮食一直很富足，即使最穷的百姓也从未挨过饿，每个人都有一片地种粮，还有野生的香蕉和水果可以充饥，附近还会有河流或小溪，很容易抓到鱼。
现在这个国家的人都成了没有土地、饿着肚子的流浪者。流浪的贫民住在潮湿、肮脏的环境里，寄居在摇摇欲坠的棚屋、草房和临时搭建的披棚里。乡下或是已成为一片烧焦的废地，或被反对派占领，因此百姓都只得挤在城镇里，做着低微的工作，赚的钱总也不够养家糊口。越来越多的儿童和成人开始乞讨。
在金边政府的分配系统下，每个人可以按政府控制价购买二百七十五克大米。但世界卫生组织称人一天最少的饮食量是四百五十克。这就意味着那些买不起黑市大米的柬埔寨人（可能有数十万人）只能挨饿了。
1970年初，战争刚开始时，自由市场上大米的价格是每千克六瑞尔。现在已经涨到了三百五十瑞尔。
即使人们能凑够买米的钱，也没钱购买鱼、牛肉、蔬菜和水果等其他用于均衡营养的食物。
在这种情况下，成人经常会变得虚弱，而孩子的身体则开始衰退。孩子的身体表现出各种典型的营养不良的症状——夸希奥科病、消瘦症、脚气病以及由于维生素缺乏而引发的失明。而且在这种虚弱的状态下，他们还要忍受肺炎、肺结核、痢疾和其他疾病的折磨。几乎所有来到诊所的孩子，除了营养不良之外都有其他疾病。
“不该死去的孩子正在死去，”世界宣明会的一位医生罗伯特·贝克说。“他们在我们怀中死去。真的很难相信。没有任何借口可以抵赖这一切。”
白宫对柬埔寨的人道主义救援总是要让路于军事援助。很讽刺的是，在这里，普通士兵的家庭是生活最凄惨的人群之一。他们跟着丈夫和父亲迁徙，还经常空着肚子被突然转移到新的战场去。军饷经常迟发。金边的营养不良救治诊所里出现的孩子中，很多都是士兵的家人——对于一个仰仗着军队而存的政府而言，这一切无疑严重挫伤了士气。
孩子们都快要饿死了，但柬埔寨当局仍称：尽管最近有反对派的进攻，湄公河也遭到封锁，但柬埔寨的食物供给“足够”维持到下个月，甚至更久。
一位西方外交官说：“到目前为止，柬埔寨人想出各种方法克服物质上的困难。但他们的力量已经耗尽。或许现在他们已经达到了极限，就要开始崩溃。”
基辛格秘密阻碍和平谈判
1975年3月9日
柬埔寨，金边——根据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信息，去年，约翰·冈瑟·迪恩大使曾向国务卿基辛格提出建议，希望能努力与柬埔寨反对派领导人建立联系，摸清进行和平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但被基辛格断然拒绝。
消息称，尽管迪恩先生当时刚到金边，但实际上已经开始推动和平进程，他建议与乔森潘——可能正是反对运动中的领导人物——建立联系。乔森潘是反对派政府的副总理和国防部长，同时还是反对派军队的总指挥官。
美国大使馆拒绝对此事给予评论。（基辛格先生的助手们说，基辛格仍感觉在反对派军队占军事上风时进行谈判是没有希望取得好的结果的。）
随着迪恩所推行的活动的公开，有消息称，昨日柬埔寨司令部解除了两个主力集团军指挥将领的职务，任命了两位更年轻的将领取代他们。很明显，此举是受到了美方官员的启发，旨在向步履维艰的金边守军注入新的生命力。
去年4月，迪恩先生提出建议时，乔森潘先生正在东欧和非洲游访，寻求同盟的支持。迪恩先生根据使馆获取的信息，感觉这是建立联系的绝佳机会。熟悉整个过程的人引用大使的话说：“要抓住每一根救命稻草。”
基辛格先生否决了这个提议，据知情人透露，基辛格先生否决的根据是——当时战况糟糕，如果即刻进行谈判的话，美国将处于不利地位。然而，长期的观察家们指出，从1970年战争开始起，金边政府就从未处于有利的地位。
三天前，（美国）国务院发布公告，宣称华盛顿方面进行过无数次与反对派的谈判尝试，但都遭到拒绝，公告中没有提到迪恩的建议。
此次公告由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菲利普·C·哈比卜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他列出了自1973年起美国做出的七次努力。
有新闻记者对哈比卜所言的美方努力的严肃程度提出了质疑。哈比卜则坚称国务院一直都很真诚，同时驳斥了最近的一些新闻报道中质疑基辛格先生对谈判热情的说法。
批评者称，基辛格先生对和平谈判缺乏兴趣，因为柬埔寨是一个小且不足道的国家，和谈对美国是不利的，他不想让外界认定他们的失败。另有消息称基辛格先生不想浪费自己有限的影响力来解决柬埔寨的问题，而且柬埔寨问题的结果不管如何都不会令华盛顿方面满意。
迪恩事件表明了美国驻柬埔寨使馆与华盛顿公告之间的明显隔阂。
福特总统和基辛格先生一直在努力说服国会增派军事援助，称如果没有这些援助，金边政府几周之内就会垮台。若这些援助到位，可能还有机会说服反对派看清形势，协商解决问题。
根据美国驻柬埔寨使馆的内部消息，使馆认为根本没有任何和解的可能性，最好的结果也只是比协商投降稍好些。
大使馆的评估是基于两个月前反对派发起攻势之后逐渐恶化的情况而做出的，整个外交圈对这一这个结果也基本达成共识。
此刻，这个有两百万人口的城市只能靠着美国的空中补给维持下去，因为其他补给线都已被反对派切断，甚至连空运补给也受到了敌军炮轰机场的影响。
四十九岁的迪恩大使，在协调老挝问题的和平解决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他来到柬埔寨后，也为能与柬埔寨达成和解做出了同样的努力，以期打下和平解决问题的基础。但据与他相熟的人透露，迪恩先生推断，同样的要素在柬埔寨并不存在，他能做的最多也只是筹划柬埔寨权力向反对派的有序更迭。
作者手记：在“基辛格故事”出现在《纽约时报》首页之后的次日早晨，我接到一个来自美国大使馆的不同寻常的电话。约翰·冈瑟·迪恩大使——发电报催促基辛格寻求和平谈判但却未取得效果的那个人——想立即见我。我猜是基辛格在夜里通过电报严厉地斥责了迪恩，这是基辛格在自己的羞耻事件遭到披露后的一贯做法（尽管不是迪恩披露了关于他的故事）。
我走进迪恩的办公室，看到他靠着沙发躺着，前额上敷着一块湿布。“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我整夜没睡，华盛顿方面发来各种责难，”他脱口而出，面色痛苦，“我已经颜面无存了。你能了解我现在经历的苦痛吗？”
“我能想象，”我说，“很抱歉听到他们如此对你。”之后我们尴尬地沉默了很久。他深深地受了伤。我也感觉糟透了，但并不是因为公开了那个故事。那个故事是真实的，而且很重要。这些在我们的会谈上，我都说过。他对那个故事也从未有过任何怀疑。
将要离开时，我对他说：“现在我这样说可能有些不合时宜，但终有一天，你会感谢我写出了这些故事的。因为你做了正确的事情。”
几年之后，迪恩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在协助柬埔寨的重建工作时，他突然给我打了电话，邀请我去纽约共进午餐。我们刚坐到桌旁，他就说：“你还记得在金边，那天早晨你对我说的话吗？”
“是的，还记得。”我说。
“唔，”他接着说，“现在，我想感谢你当初写下了那个故事。”
这种事情真的很少会发生在一个记者身上。
腐败遍布各个角落
1975年3月16日
金边——元旦当天凌晨，当反对派在金边附近发动进攻时，柬埔寨总统，迷信的神秘主义者朗诺将军正在距离首都大约一百四十英里的暹罗湾磅逊海岸度假。朗诺总统在四年前的一次中风后，腿留下了残疾。
第二天早上，政府电台并没有报道首都附近一团糟的前线战事。新闻中只说，朗诺将军的病况已经有所好转，可以在磅逊的海浪中走上五码的路。
自五年前，朗诺与其支持者推翻西哈努克亲王的统治，建立朗诺政权之时起，人们对这个政府的评价就从未变过：不负责任、能力低下，而且腐化严重。这些评价也都不乏证据。
在华盛顿，福特政府的官员正饱含激情地诉说——如果抛弃深陷重围的柬埔寨盟友，将使美国大大地蒙羞。与此同时，在金边的一家高档酒店的庭院里，一个菲律宾乐队正浅吟低唱，愉悦盛装华服的用餐者。
乐队的电吉他电力充足，酒店装饰着彩灯，灯火通明。因战争期间的燃料短缺，金边的其他地区都陷入一片黑暗，而这里因为酒店有独立的发电机却有电力供应。发电机是信号部队的机器，安装在一辆军用吉普里，燃料充足，此刻正在外面的街上平稳地运转着。酒店的主人是一位柬埔寨将军。
找出一位基本月薪只有大约二十美元的将军能买下一座如此豪华的酒店的原因，也就解释了美国给柬埔寨的数亿美元援助的去向。
很多柬埔寨人在战争中暴富，但富起来的不是难民、村民和城市工人这些平民。平民因飞涨的物价和各种腐败行为而穷困潦倒，五年来食物越来越紧缺，他们的孩子正因营养不良而濒临死亡。
有一位将军以前经常当着顾客的面，从酒店主人那里索贿、受贿，作为回报，他允许酒店在宵禁之后继续营业。正是这位将军，几天前收到一项提高军队战斗力的重要命令——作为重组改革的一部分。
事实上，腐败已经成为这个政府的标签之一。在这儿，几乎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免除兵役证明、学校毕业证书和出境需要的签证，还有刚在柬埔寨开始使用的美国军事援助的自动步枪。
甚至政府军的敌人，红色高棉也利用了这个自由的市场。现在落在金边机场里的炮弹中，有一些明显是从腐化的柬埔寨将领手中买来的。比如说去年，一个月的时间里有五卡车的105mm榴弹炮在运往金边政府军事基地的途中神秘“消失”。
两年前曾一度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美国援助的资金被用来支付多达十万名不存在的柬埔寨士兵的工资，这些“幽灵”是一些肆无忌惮的军队将领加入到军人名单中的，工资都落入了这些将领们的腰包。如此，每月他们可以贪污两百万美元甚至更多的赃款。
在美国方面的推动下，朗诺政府会定期颁布要求紧缩开支的法令，但都被完全忽略。政府禁止进口奢侈品，但红酒、奶酪和新的保时捷车却源源不断地运进来。主要由美国资金支持而建立起来的“外汇支持基金”每年可获得三千五百万美元的资金，旨在帮助柬埔寨政府支付战争所急需的重要外国物资，但却被用作购买进口啤酒和打火机了。
很久以来，美国方面和柬埔寨政府都不否认这里存在腐败。他们只是无力地说，他们一直在努力与腐败作斗争。与此同时，从战争开始时起，在柬埔寨的美国人每个月要支付五百美元的别墅租住费——这些别墅都是由柬埔寨将军和其他政府高官所建，建筑资金多半来自从美国援助中贪污的赃款。
在这个政府之前的西哈努克政权也有着严重的腐败问题，但长期在此从事外交工作的人指出两者之间有着巨大的不同：西哈努克亲王政府的腐败是在和平时期，当时的柬埔寨人生活轻松而闲适；现在政府的腐败是在战乱时期，数百万民众生活水深火热，甚至由于政府卖给敌人军火，更多人死于非命。
在任何国家，精英与贫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都很明显，而在亚洲却更为显著。但是，在今天的柬埔寨，差距大到了怪诞的程度。国会议员住在空调别墅里，往来有专车司机开着奔驰接送；浑身污秽、饥肠辘辘的难民则受困于飞涨的物价——从战争开始至今已经增长了十多倍——蹲在自己路边的棚户屋旁，在贫民区的垃圾堆里翻找着，希望能找到点儿可用、能吃的东西。
医院里拥挤不堪，病人一直挤到墙根儿。断肢的士兵痊愈出院之后，就开始了新的乞丐生活。他们与其他在战争中断肢的成千上万的士兵和营养不良的孩子一起，成群地站满了金边的大道。
战争中丧夫的寡妇站在政府办公室外抽泣，她们跟政府官僚说不上话儿，没有钱贿赂官员，无法要回本属于她们的抚恤金。同时，一些军队指挥官个人却收缴了本部在战争中死去的士兵的死亡抚恤金。这些钱——一年的军饷——本应发放给战死士兵的家属。
但是，指挥官伪造亲属资料，将小部分抚恤金给假扮者做酬劳，自己则留下了余下的大半。
“他们不配赢得这场战争。”不久前，驻柬埔寨的一位西方外交人员说，“红色高棉可能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对他们也没有什么好感，但是这里的政府对待百姓如此残暴，内部如此腐败，他们不配统领这里的人民。”
记者已疲乏，百姓生死仍命悬一线
《纽约时报通讯》，1975年3月—4月
作者手记：《纽约时报通讯》是纽约时报公司内部传阅的一种时事通讯，每年出版若干期。
金边，3月21日——做战争报道时总会令人有激动的感觉——一种碰到任何好故事时都会有的激动。但是，如果说报道柬埔寨这场战争时曾有过激动的感觉，如今那些激动也都早已消失不见了。
这里的所有人都疲惫不已——柬埔寨人，外国的外交官，甚至我们这些狂热的记者——甚至我们这些看似应该对所有可用作头条的大屠杀兴奋不已的人，都疲乏了。
记者感觉疲乏是因为这里多半时候没有电，没有空调，你得穿着内衣或围着莎笼（一种长筒围裙）或干脆围着毛巾来工作。闷热的屋子里，任由后背的汗水慢慢地流下来。晚上，得点上蜡烛干活，或者靠着用电池供电的灯照明——这种电池用上三次就没电了。没法睡太多觉，因为得开着窗透气，还得烧蚊香，更因为每天凌晨2:30左右会有火箭弹爆炸把人震醒，很快凌晨5:30还有一轮爆炸。之后就到了早晨，宾馆里的橙汁用完了，早餐没得用，由于没有电，也没有烤面包。然后，每天从国外新闻编辑处发来的十几封电报带来了新想法。喜悦！
每次自怜自艾时，我都会想：为什么柬埔寨人会疲乏？因为他们住在医院里，胳膊重伤，抑或腿被截断；出院后，他们加入到残疾乞丐大军中——拄着拐，驾着轮椅，有时像虫子一样拖着残疾的身躯走过人行道。因为他们是普通的士兵，被迫不停不歇地打仗，甚至穿越丛林时也没有靴子保护双脚；而与此同时，那些腐化的将领们却每天晚上都从前线返回金边，在高档餐厅吃晚饭，睡在空调别墅里，参加各种奢侈的活动。还因为他们已经五年没有足够的食物供给，成人变得很虚弱，孩子们更加饥饿难捱，正成打成打地死去。
有时因采访需要，我会来到诊所。在那里看着婴儿活生生地死在眼前，我只得走出诊所，转过身，不想让柬埔寨人看到我那已经失去控制的面庞。每次我都会想到我的两个小女儿，想到她们的生活是多么美好，想到这些孩子遭受的如此噩运，想到这些，感情便再也无法自已。
《纽约时报通讯》中的文章本应讲述记者的经历，讲一些发生在他们身上奇怪而有趣的事情，但我在此要讲述的是发生在柬埔寨的事情。我知道这很令人沮丧，可我觉得或许每位读者都应如我一样沮丧。
距离金边东南四十英里左右的河边小镇乃良陷入了炮火和死亡的包围中。轰炸极其猛烈。尸体丢在原本跌落的位置，没人能走出地堡按照佛教传统去焚化死尸，偶尔有勇敢的人溜到外面几分钟，把尸体搜集在一起堆成堆。
昨天在医院里，我和一位脑后嵌着弹片的妇女聊了一会儿。她是被一架直升机从乃良救出来的，她说，城里有很多重伤员，直升机根本就没有足够的位置，有些人甚至要求杀死自己，也不愿意躺在那儿痛苦地慢慢死去。
前几天，在金边北部几英里的地方，市集里的一次炮击炸死了几位平民。其中有一个四岁大的男孩儿。出事前，他的母亲去了相邻的镇上，让祖母照看他。祖母扑在男孩支离破碎的身体上恸哭流涕，她已经近乎歇斯底里。祖父来了后，尽管自己也心碎难当，但还是努力地帮她平静了下来。他问祖母他们的女儿，即孩子的母亲去哪儿了时，祖母回答说她应该很快就回来。这位祖父开始四处搜寻女儿，询问附近的人女儿的踪迹。没有答案，他开始焦虑起来。最后，他颤抖着，开始查看其他几个在爆炸中死亡的人的尸体，这些尸体和他孙子并排在一起，包在草垫中。掀开第三个草垫时，他看到了死去的女儿。
有时炮弹和火箭弹落在机场上。一周前，在一次轰炸中，一位男子坐在停机坪上的一辆卡车后面，弹片炸掉了他的脚。附近停着的一辆轿车里，另一位柬埔寨人跳了出来，跑过来要帮他。他的车里那只用作晚餐的鸡也跳了出来，在停机坪上飞掠而过。鸡在这里是很珍贵的东西，价格卖得很高，所以一位机场警卫就开始追那只鸡。他捉到了，脸上露出喜悦的神色。就在那时，一枚火箭落在他的脚下，把他和那只鸡都炸成了灰烬。
今天早晨，我们的特约记者狄潘刚走出家门，准备去上班时，一枚火箭弹冲进一户邻居的房里。有个孩子，一个六岁大的小女孩儿，受了重伤，她的肠胃都悬到了外面。潘开车带着她飞赶到医院，一路上，孩子的母亲不停地尖叫、哭泣。最终这个孩子还是没能挺过来。
我总忍不住去回想这些孩子的处境。他们不能继续上学——只有少数上层家庭的孩子才有机会读书。为了生存，其他的孩子不得不乞讨、偷窃，他们蜷曲在道边的饭店门口，等待着哪个客人的盘子里能剩下点儿残羹冷饭。发现剩饭菜时，他们会一跃而起，一把抢过剩饭，迅速地塞到嘴里，生怕别的孩子抢走。有时他们还会微笑，露出著名的柬埔寨式笑容。所有的孩子都会笑。但是，就在这里的孩子笑着的时候，火箭弹落到他们的棚屋里，有人被炸死，有人被炸伤，余下的惊恐地尖叫着四散逃跑。而过不了几天，就有一些孩子眼中的惊恐渐渐散去，他们不再抽泣，说话也恢复了正常。
有一百五十万人逃到了金边，他们只想回到自己的村子，虽然村子几乎都不存在了，早就在战斗中变成了瓦砾灰烬。他们想要回去重建家园，耕种自己的稻田。他们想要的只是这些而已。他们不讨论政治，也不考虑意识形态。两派的表现他们都看在眼里——柬埔寨反对派有时会烧掉他们的村子；金边政府则腐败不堪，使他们买不起大米，使他们饱受饥饿煎熬而生病——他们只想回到自己的村子。
每七个柬埔寨人中就有一个在战争中死去或受伤——如果这个比例放在美国的话，人数将达到三千万。七百万人口中有一半变成了难民——放在美国，则是一亿人。
几周前，我驾车行驶在一条泥路上，一些从战场上逃出来的难民向我走来。破烂的麻袋装着他们的家当，有的顶在头上，有的夹在腋下，有的扛在伛偻的肩上。灰尘在他们周围打旋，明亮的阳光耍着把戏，在灰尘上照出各种图案。突然，有那么一小会儿，从我的角度看去，这些人身上就像开了很多洞，如瑞士干酪一样。他们活着，行走着，但身上有很多洞。他们的存在是不完整的。你可以看穿他们的身体。或许这些洞只是我的主观想象，或是由于疲劳而出现的幻影，亦或是因为我诗情大发，思绪过于激烈，不管怎样，在我看来，他们身上有很多洞。这时，我摇了摇头赶走这些幻象，之后那些洞就不见了。狄潘问我怎么回事儿，我告诉他刚才看到的一幕，他说，其实那没什么特别。
在这里，只有穷人才会被抓去入伍。富人可以买通出路。你可以翻看一下军队花名册，翻上几天也找不到一个出身于富人家庭的人。有时，当政府想要征募更多的穷人去当炮灰时，人力车夫和其他一些贫苦人都会藏到城里各处，藏到别人看不到的地方，远远地躲开街道，直到征募结束才出来。
而最终，我所关注的总还是那些孩子。军队里有很多孩子，十岁和十一二岁的孩子，而且他们几乎都是自愿从军的——这听起来好像有些奇怪。有时，他们和父亲一起参军，但更多的时候他们参军是为了得到酬劳，为了能有饭吃。这些男孩觉得，相比在金边那些恶臭难忍的贫民窟乞讨，参军反而更好些。
当然，他们中有一些最后还是要乞讨——在他们受伤之后，只能靠着拐杖行走或者拖着残腿在人行道上爬行。
“Aut”是柬埔寨语中的一个词，意为“没有”。现在这个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
“Aut plung”意为“没有电力”。有时在医院里，人们说“Aut药品”。在前线，人们说“aut 靴子”。在乡下，人们说“aut房子”。在有些人家则“aut食物”。
在这种悲惨的境况下，刊物中出现了很多充满怨恨的幽默话语，比如：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我们就要“aut柬埔寨”了。
首都防卫开始崩溃
1975年4月11日
柬埔寨，金边——今天，胆小谨慎、布防稀疏的城市护卫军队从多个布防点撤退，防线出现了巨大的缺口。
政府军将领疯狂地努力调派军队，想要堵住缺口，但收效甚微。防线上的缺口使反对派行进到距离机场不到三英里的地方，直接威胁着这条金边与外界的唯一联系。
此前，柬埔寨反对派每天都用炮弹和火箭弹对机场进行轰炸。而现在他们距离金边很近，已经可以使用定位更为精准的迫击炮。今天早晨，维持金边政府生存补给的美国空运受到短暂的干扰，一次袭击的弹幕造成数名柬埔寨货物搬运工的死伤。
迄今为止，还没有大批的反对派军队直接冲过机场北部的防线缺口，但事实正如今晚从军队传来的悲观消息所说的那样：“战事即在眼前。”
其它的情势发展使人感觉政府军的败退正在加速：
随着压力的不断增大，更多的政府军部队离弃了位于城市对面、湄公河岸的防守位置，很多士兵试图游到安全的地方去。从这些距离金边不到两英里远的河岸发射出的炮弹开始落到首都。
政府军的伤亡，与此前一周任何时候相比，都增加了至少百分之五十。将近三百名伤员由源源不断的救护车车流运送到主军事医院。伤员中很多看起来筋疲力竭、衣衫褴褛，甚至有些营养不良。
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根据华盛顿方面的指示，强烈地催促仍停留在当地的四十五名外国媒体记者，要求立即减少留在当地的工作人员数量，因为大使馆“在必须撤离所有人员时，无法保证所有人员能搭乘美国政府提供的运输工具离开柬埔寨”。
约翰·冈瑟·迪恩大使向记者们发出呼吁——有时发言极为动情——希望他们响应指示。有些记者，包括美国之音的工作人员——作为美国政府的雇员，他们是唯一需要听从使馆撤离命令的——开始搭乘使馆的航班飞往泰国。
柬埔寨政府采取的官方行动很少，但其中有一项是警告外国新闻记者，将会对任何报道具有“煽动性的新闻”——比如有些政府官员表示支持有步骤地投降这种想法——的记者“毫不留情”，并立即驱逐出境。
美国对柬埔寨的军事援助即将用尽，而估计国会也不会同意增加援助。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可能正在做筹划，准备在一周或更短的时间里完全撤离，此前他们已经疏散了大部分工作人员，包括柬埔寨员工。现在，撤离是这里唯一的外事任务。
过去几天里，美国大使馆疏散了这里多半的美国民航飞行员，他们在柬埔寨为私人国内航线工作，驾驶着严重老化的DC-3飞机，在金边和被隔离的省城之间往返。这些飞行员的撤离，使这些被包围的城市更加地与世隔绝，在敌人的压力下，也更为脆弱。
与此同时，军政府的领导们继续在私下讨论应对危机的方法。所有消息灵通的观察者都认为只有一种选择——与反对派和谈，达成一种投降方案。
今天早晨，大约两百名残疾军人聚集在老兵部里，抗议政府未能支付抚恤金。愤怒未能得到满意的答复，他们摔坏了几把椅子，抓起两袋儿大米，撒到大街上。住在附近陋屋里的饥饿难民冲了过来，用手撮起大米，塞进自己的衣服和口袋里。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柬埔寨人都忍饥挨饿、忧虑难捱或身负伤病。有一位陆军中校，当他率领的军队在城市西南边的高速公路上乱作一团时，他在金边酒店的泳池边与家人一起享用了一餐精细而昂贵的午饭。当有人问及昨夜在他所属部队负责的地区，政府军炮兵接连误炸本方部队的事件时，这位中校称这个错误“令人遗憾”。但很快他又补充说，在战争中，这种事情经常发生。
这次误炸造成至少二十人丧生，并引发了政府军内的恐慌，使他们从原有战线上向后方做出相当大幅度的回撤。前方报道显示，今天政府军又重新夺回了全部或多半丢掉的领地，但代价惨重。
关于这次误炸，有一些互相矛盾的报道。其中一份报道称，反对派利用野战无线电机，诱使政府军炮兵部队向本方领地开火。但另外一份报道称，误炸是由政府军的混乱造成的。
然而，最大的打击还是在金边西面五英里处，反对派对机场北部政府军防守薄弱的地区猛烈打击，撕开了一条防线的缺口。反对派首先占领了距离机场不到三英里的三廊帖吾村，之后又攻下了一座又近了一英里的村子昂塔寇。据称，那里一队毫无经验的武装警察被打散之后随即逃走。
夜晚降临时，尽管政府军在努力加紧重建防线，但缺口仍然存在，反对派继续控制着三廊帖吾。最新的报告没有说明另外一个村庄由谁控制。如果村庄仍然控制在反对派手中，他们就几乎能将所有的重武器对准机场，进行大规模且精准的打击。
如果这个大约有一英里宽的防线缺口不能迅速修复，那就不仅仅是机场关闭那么简单了，整条防线都将崩溃，城市也将陷落。
多数迹象显示，柬埔寨将领仍未能协调一致地调集资源。在几个指挥部里，各集团军将领更多地在忙于指责谁应负责战事的失败，而不是集结军队守住防线。
“形势越来越严峻了，”一位旅长说，“我们这一侧的集团军处境越来越差。如果他们溃败，我也无法继续坚守防线。”
村民对政府军毫无信心。海滩东面一英里，在一个有一万人的难民营——金边地区最大的几个难民营中的一个——有很多人架起了牛车，正在逃离。
美国使馆人员乘海军陆战队直升机撤离
1975年4月13日
柬埔寨，金边——今天早晨，美国大使馆紧急撤出柬埔寨。为撤离活动提供保卫工作的全副武装的海军陆战队，在最后一批人员准备登机时，遭到了反对派的炮击。
没有海军陆战队队员受伤。他们只是蹲伏下，对落在身后的四五枚炮弹毫不在意，其中有两枚炮弹距离他们还不到五十码。
但当时有好奇的柬埔寨儿童成群地聚集过来，围观这次撤离。突然的炮击使一位十几岁的男孩儿被弹片炸死，另有一个背部受伤。一位美军医务兵在乘直升机离开之前冲了过来，给他的伤口上了绷带，后来，这个孩子被转移到当地一家医院。
这次直升机疏散安排在金边东南部的一座足球场里，距离大使馆只有几百码，离约翰·冈瑟·迪恩大使府邸更近。
上午10：15，迪恩先生登上了一架绿色CH-53海军陆战队直升机。和其他使一些馆官员不同，迪恩先生在整个撤离过程中都保持着平静，没有发脾气，一直很镇定。他的右臂下夹着一面折叠好的美国国旗，这面国旗是几分钟前从使馆旗杆上降下来的，他的左手提着一个灰色的手提箱。
实施撤离的直升机载着数百名海军陆战队队员，直升机应该是从冲绳航空母舰上飞来的，而这艘航空母舰从2月份开始就一直停泊在暹逻湾。这些海军陆战队队员站在大使馆四周，他们军装齐整，全副武装，配备着从刀子、机关枪到反坦克武器的各种武器。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镇定地站在屋顶上，手中的自动步枪口朝着天，几架直升机和一架美国侦察机在天上盘旋。
大使馆的旋门上了门栓，紧闭着。步行入口的门也同样关着，门后站着海军陆战队警卫和使馆官员，只有获得授权的人才能通过。
使馆官员整日都在辟谣，否认即将撤离的传言，但在今天拂晓之后不久，他们就开始对撤退的传闻警觉起来，很显然，他们已经从华盛顿方面得到消息。早上7：00，甚至更早一些，记者和其他美国人，以及使馆负责的外国人就被酒店房间巨大的敲门声吵醒，敲门人告诉他们立即到使馆报道，准备撤离。
后来，在行李问题上又出现了混乱和大声的争吵——原来是因为使馆以空间不足为由，要求每个人只能带一个随身小手提箱，其余东西都需留在原处，人们非常不满。在一片慌乱中，磁带录音机、装满衣服的手提箱、收音机和其他私人物品散落在使馆的走廊上。丢弃的物品很快就被柬埔寨雇员抢掠一空。
另外，在部分使馆官员的家里也随即出现抢掠事件。官员刚离开，当地居民特别是护卫住所的军警就闯入他们屋里，把屋子搜了个遍。
上午11：30，在撤离区内，最后一架直升机刚起飞，一群柬埔寨人就冲向附近的一辆美国小卡车，抢空了里面的背包、铁铲、烟雾弹以及其他海军陆战队抛下的设备。
然而，凑在一起来观看撤离的一小群柬埔寨人，对美国人并没有明显的愤怒，也没有表现出遭到背叛或抛弃的情绪。但是，有一些听说此次撤离的柬埔寨家庭泪水涟涟，他们试图到使馆区登上一架直升机，但最终却没有成功。
上午9：15左右，与美国人有一定关系的柬埔寨官员带着家人匆匆赶往使馆区时，有个人敲响了大使馆的门。海军陆战队警卫把门打开一条小缝，缝里递进了一张纸条，上面用英语写着：“你们能带上我和家人一起离开这个国家吗？”但是递纸条的是个陌生人，与使馆里的人没有任何关系。“递回去，”一位美国上校说，“把纸条递回去。”于是纸条又从门缝里递了回去。里面的人都没见到递纸条那个人的脸。
一位使馆的武官助理得知有一位美国记者决定留下来，便劝说他再考虑一下。当这位记者表示这已经是他的最终决定了时，武官说：“你不需要自卫的武器吗？”并要把自己的来复枪留给记者。那位记者婉言谢绝，但直到卡车载着武官向直升机开去，已经出了大门时，他还一直要那位记者收下来复枪。
今天，几乎所有在使馆区的人都带着武器。甚至连一位难民官员也带着一把手枪。最终结果表明，根本就没有必要害怕那些惊恐或愤怒的柬埔寨人，严密的防卫看起来有些过了头——直到后来炮弹开始在着陆区爆炸。
轰炸从将近11点时开始，平民已经疏散完毕，只剩下包围着足球场负责守卫的海军陆战队队员还未撤离。在海军陆战队队员准备登上最后的两架直升机时，第一枚炮弹爆炸了。柬埔寨人四散奔逃，但海军陆战队队员却很平静。“老兄，”一位海军陆战队队员笑着说，“他们把我搞到这儿来干嘛？他们是想害死我吗？”
他甚至都没有向爆炸的方向看一看。
第二枚炮弹在几分钟后落了下来，炸中了一些柬埔寨人。
反对派很明显是瞄准了海军陆战队开火的，而且很显然射程也能够达到。他们开火的地方只有几英里远，在城市对面的湄公河东岸。
炮弹看起来像是迫击炮或是75mm榴弹炮。在最后一架直升机载着最后的海军陆战队队员离开之前，有一些炮弹落到了着陆区周围，此时距离海军陆战队抵达只过了不到三个半小时。海军陆战队总共撤离了大约三百人，他们都乘飞机飞往了停靠在暹罗湾的冲绳航母上。
有少数美国人没有撤离，选择留了下来，其中包括一些记者和摄影师，另有至少一位联合国官员。有一些欧洲记者也留了下来，还有一些国际红十字会的官员、医生和护士也坚守在这里。
为留下来的尚伯格和狄潘忧心
《纽约时报通讯》，1975年4月—5月
4月12日，周六，上午7：44，柬埔寨金边与四十三街通讯中心之间的电报机咔嗒咔嗒地响着。电报敲出西德尼·尚伯格给外讯编辑詹姆斯·格林菲尔德的一条留言：
我已决定留下。我希望你们能支持我的决定，而不是发来一些危言耸听的电报，这样只会使本已很困难的境况变得更加困难。狄潘（纽约时报驻柬埔寨记者）和我在一起。这也是他根据自己的判断做出的决定。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都已撤走……我需要的是你们的支持而不是质疑。我做决定的时候神志清醒，我也会为报社竭力工作。只要有可能，我将随时随地发回信息……请支持我，另请电詹妮丝（他的妻子，现在在新加坡），告诉她我很好，可能很快就能和她再见，说不定还会带她来这儿，只是这里没有空调，不舒服。
如此开启了一段历程，引出《纽约时报》多年来最重要的几个故事之一。尚伯格的冒险决定得到了回报，《时代杂志》将他的故事称作“对红色高棉夺取政权的重要记录，故事占了《纽约时报》两个版面还要多，首次为人们真实贴近地展现了柬埔寨非凡的农民革命。”
红色高棉迫近
1975年4月15日
柬埔寨，金边——昨天，红色高棉军开进了金边西部边缘三英里以内的地方。有位记者发来报道称，在北部距离金边不到五英里的五号路沿线上，军队在许多工厂里升起了旗帜。
尽管政府空军实施了大规模的轰炸，但红色高棉还是推进到了距离机场不到一英里的位置，离控制民用交通已经不远。
这位记者开车穿过金边西两英里远的波成东镇市场，看到了三位红色高棉军人打扮的士兵——黑色棉衫、棉裤，红格子围巾，胸前斜跨着子弹带，手里端着AK-47步枪。他们只是在四处巡视，附近的几位百姓也没有惊恐的表现。
有报道称，下午4点，在距离波成东市场五百码的地方发生了一场战斗。从现场返回的一些柬埔寨记者说，战斗很激烈。
这位记者和其他几位同行人员开车去往机场，看到在路北面半英里左右，一些单引擎轰炸机试图阻止军队的推进。
飞机俯冲很低，试图把炸弹精准地投向目标。爆炸和黑烟成为了掩幕，掩护着源源不断的难民人流从侧路涌向通往首都的主路，造成了主路拥堵。
战斗正在激烈进行时，有一位飞行员突然反戈，将矛头指向军政府。他调转驾驶的战斗轰炸机向市内飞去，向位于城中心的指挥部扔下了两枚二百五十磅重的炸弹之后飞走。据猜测，这架飞机应该着陆在了红色高棉军队的占领地。
炸弹落在指挥部内的一个军事运输办公室里，炸死至少七人，另有多人受伤。据相关观察称，有六辆救护车出入现场进行救援。没有任何高级别将领受伤的报道。后来经确认，飞行员是海乌尤萨瓦中尉。
很难对形势进行总体的评估和描述。截止昨天下午，唯一可以确认的事情就是军队还未大量涌入城内。
不断有吉普车载着官员进出指挥部，国际红十字会匆匆忙忙地在金边酒店上架起了无线电天线，以便与日内瓦联络，大批法国人和柬埔寨人聚集到法国大使馆寻求避难，形势的严峻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红色高棉军的目标看起来是要将金边与机场隔离，切断金边政府唯一的外部供给线，之后再进入市区。
随着夜幕的降临，战场变得异常安静。军队仍在城边不远处，但从首都市中心听来，战斗的声响已经平息了下来。就好像双方都在为下一轮战斗修整。
金边政府从中午起开始施行二十四小时戒严，并通过收音机广播呼吁城里的两百万民众保持镇定。
人们仍然可以通过电报和电话与外界联络，但位于城西卡姆博的一个发射站受到攻击之后，工作人员全都逃跑，发射站也就停转了。戒严开始时，人们还在大街上安闲地或踱着步，或坐着车，一派休闲的景象与城西几英里外机场道路上的飞机的繁忙场景形成鲜明对比。
不仅村民和难民们惊慌地乘着大车向城里赶去，很多士兵也离开了岗位，跟着人群逃跑，这些士兵全副武装，带上了从步枪到收音机所有能带的东西。
多数难民说自己并没有看到红色高棉军，炮弹和炸弹靠近时他们就逃了出来。有一些未经确认的报道称事实上已经有红色高棉的间谍进到了城里，有些还穿着军服。
信息部长，佟立煌把一位法国记者召到办公室，告诉记者说军事形势已经有所改善。他说，相比之前几天，现在的烦扰要更多了。佟立煌先生这些天一直睡在办公室里，但表示城内没有反对派的间谍。
据观察，攻击主要从西部和西北部发起。军用飞机还在继续飞行，有人看到两架不知从什么省会飞来的国内民用飞机在战斗进行时着陆。但机场的大门锁着，并设了铁丝网路障。
机场里只能看到为数不多的士兵，机场外围的防卫也很差。很显然，所有有战力的军队都赶往北部前线了。
这次轰炸时，武装部队指挥官萨苏萨坎中将正在指挥部中。
两个小时之后，他通过广播向公众通告了这次轰炸，并确认了行凶者。在此之前，广播一直在播放爱国音乐和通讯，另外还有几个为柬埔寨新年而特别制作的节目。柬埔寨新年一共三天，从今天开始。
这次广播中政府方面首次承认不正常事件正在发生。萨苏萨坎将军现在领导着三天前美国人撤离之后新组成的军事集团，他此次只提到指挥部遭到轰炸的消息，但并没有说明红色高棉军离市区有多近。
萨苏萨坎将军表示，他和其他国家领导者会“继续指挥军政府，直到和平到来”。他还表示，美国人“将继续援助我们，尽管他们暂时将大使馆撤离”。
他说因为机场遭到轰炸，美国人无法带着补给着陆，但是美国飞机会在金边和被隔离的波萝勉、茶胶和贡布等省会城市空投弹药、燃料和实物。我们在金边没有发现任何空投物品。
萨苏萨坎将军说：“我们还向其他国家和人道主义组织提出请求，希望他们能帮助提供食物供给。”
在这次简短的演说最后，他说二十四小时戒严规定将从中午开始施行，即在他所做演说结束后的五分钟。
通常，戒严是从晚上9点至第二天早上5点，但三天前，时间提前到了晚上7点。
这次戒严并没有引起恐慌，但随着城西地区战事的消息走漏到城里，更多的人开始慌张起来。
当通讯线路因卡姆博发射站遭袭而中断后，邮局里负责国际电话的四位电话接线员坐在安静的总机前，平静地织起了衣服。一位美国人走进来想要打个电话时，其中一位接线员停下手中的针织活儿，抬头看着那个美国人说：“如果你要离开这个国家，要我一起的话，我肯定立即叫上全家人跟你走”。
政府职员面色紧张地聚集在走廊里，焦急地讨论着新闻。外国人要使他们振奋起来的努力也都没有效果。柬埔寨人以其迷人的笑容而著称，但今天没有一个人的脸上有如此表情。
然而，真正困苦不堪的还是从机场沿路而来的难民。他们中有一些是从难民营中出来的，整场战争中都在逃离，逃离一个又一个的战场。
“我已经丢了好几个孩子，”汶承对一位停下来与他交流的记者说道，“我们在逃跑时把他们弄丢了。我们走散了。”
这位农民四十四岁，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聚集在他身边。另外四个孩子走失了。
“我没有地方可去，”他说，“我们逃难的次数太多了。”
难民匆匆地沿路走去，但并没有惊慌失措。人流很拥挤，但并没有暴乱。柬埔寨人对这种苦难早已习以为常了。
他们乘着牛车或骑着自行车，载着猪、鸡、床垫、罐子、锅和成捆的柴火。队伍中有僧人，有孩子，还有士兵。有一位士兵用两轮手推车推着家人。
有一个女孩儿，坐在自家牛车拉着的东西顶上，用手指堵住耳朵，想要挡住附近炸弹爆炸的轰响。
很难说政府军能否守住金边。政府军的弹药主要储存在比机场更远的地方，如果红色高棉切断市区与机场之间的道路，他们就切断了政府军最主要的弹药补给。
有一则尚未经确认的报道称，红色高棉对在波成东市场发现的政府军士兵说：“不要担心。我们不会伤害柬埔寨人的。我们是来消灭所有美国人的”。传递这一报道的柬埔寨记者称，消息是从政府军士兵那里得到的。
没人清楚具体有多少美国人留在城里，但这位记者所知的只有六位，几乎都是记者或自由职业摄影师。
其他外国人包括十五名国际红十字会的官员，六位联合国官员，大约十二名西欧记者和一百五十名左右的法国公民。
除了法国人，几乎其他所有外国人都住在金边酒店。红十字会的代表提请日内瓦总部，希望总部能从红色高棉的名义领导人——流亡的西哈努克亲王那里得到许可，将金边酒店列为中立保护区。
红十字会的团组中有一个苏格兰医疗队，在红色高棉军队推进时仍在进行着手术。外科医生迈克尔·戴利和麻醉师莫雷·卡迈克尔在比列科密列医院救治了一些军事指挥部爆炸中受伤的人。
“我将一直留在手术台上，直到最后一刻。”长着胡须的戴利医生说。他边说边洗净手，准备下一例手术。一位士兵，躺在浸透血的担架上，担架横放在手术室的瓷砖地面上。
与外界的联系还能维持多久尚不明了。卡姆博的发射站遭弃用后，一封在金边市中心邮局内完成的急电通过人们从未见过的应急发报机发出。
新成立的军政府在内外交困中，不断地向驻外使馆发出海底电报，宣告新的军政府组成，并告诉使馆他们所采取的措施“包括调用全国能源，实施戒严令，以维持秩序，保证安全”。
电文最后说到：
“我们寄望于你们，希望你们能说服驻地所在国，使他们认可我们的斗争和事业的正义性，要他们相信，我们寻求的唯一目标是通过与高棉军的谈判与磋商，最终达成和平。”
作者手记：在收到这封急电之后不久，纽约总部补发了一条简短的新闻故事——国防部今天宣称，自周六起已向柬埔寨上空进行过十七次物资空投，但空投位置并未包括金边地区。
一位发言人补充称，空投任务是由C-130运输机完成，执勤飞机驻扎在泰国，隶属于一家私营企业——伯德航空公司。发言人拒绝透露空投的具体位置。
金边城里怪相丛生
1975年4月15日
柬埔寨，金边——今天，首都里充满了奇怪的景象，前线上的迷茫和恐惧与几英里外乐而忘忧的冷漠形成鲜明对比。
红色高棉军队就在三英里外的路上行进，而一位司机却斜倚在路虎车的挡泥板上，一手举着镜子，一手拿着镊子，拔下巴上的杂毛。
政府雇员们嬉笑地走过楼外长满青草的林荫道，例行每天早晨的行军训练——一项全国性的战前准备项目。
一位年长的女性法国老师，金边酒店的传奇人物，早上惯常地坐在池边座椅上，一如既往地穿着一件白色连衣裙，肩上披着一件白色围巾。
她在等自己的学生，那些柬埔寨孩子。唯一不同的是，只有她一个人在水池边，其他常来这儿的外国人和柬埔寨人都被各种事情搅扰得心烦意乱。孩子们还没有来，但这位老师依然镇定地坐在那儿，面容平静。
不一会儿，一位面容扭曲的乞丐走进了酒店的大厅，他高声哀嚎着，缠着所有在场的外国人讨要财物。人们本已绷紧的神经随着他的出现变得愈发紧张，因此所有人都多给了他一些钱，让他赶紧走开。这个乞丐在那五分钟里讨到的钱，可能比平时一个月讨来的还要多。
在前台，接待员听着收音机，里面播放着爱国演说，还有军队将保护首都不受攻击的保证。在听广播的同时，他们为客人开出账单，这些客人想准备好随时离开——如果有可能撤离的话。
政府电台充斥着古怪且不合时宜的节目。在播放新年音乐和民间戏剧节目时，间或插播一段警示，提醒人们在困难时期要遵守法令。
一度，有一位播音员报道称，政府否认了关于马德望——一座省城，柬埔寨第二大城市，距离金边西北大约一百八十英里——受到红色高棉的攻击的传言。播音员并没有描述传言的内容，他只是说传言是假的，所有马德望的人民“都团结一致，决心继续斗争”。
这个最近几天已经传遍四方的传言说的是，马德望已经向红色高棉军投降了。而这只不过是现在首都风传的各种传言中的一个。其中一个传言说，一队工人正在清理旧时的皇家宫殿，准备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归来。另外一个传言说，总指挥部官员们拒绝接受调往前线的命令。还有传言说，一些政府军部队已经停止战斗，正与向前推进的红色高棉军商议和解。
红色高棉军节节胜利，美国方面支援停止……柬埔寨军事领袖接到了一封一个美国人的电文，电文写到：“我为我们国家完全忽略了高棉人民而道歉，我们未曾想到他们会为自由如此勇敢地战斗。我深感羞愧。”发出电文的是马克·贝伦特，他之前是美国驻柬埔寨大使馆的助理空军武官，现在已经退休，住在路易斯安那州的梅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