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跟着我移居广州，在广州找到了她人生的又一个暖春。
跟满崽一起住广州是她步入晚年以来最大的梦想之一。母亲的梦想终于成真了。
那两年，母亲在益阳谢林港正渐渐走出低谷。
清波的情况略有好转：刘红玉、谌红等几个真心的好朋友经常陪伴她、开导她；评上了小学高级教师，这期间因业务水平高还曾调到中学教语文；两个孩子都很听话懂事，宏宇刚考上吉首大学医学院，朱沁在读初中，成绩优异，全面发展。但遗憾的是清波一直没找对象。母亲和乐怡交代我：“在广州帮清波留意，让清波嫁到广州去。”
乐怡两口子也走出婚姻的“七年之痒”，家里渐渐恢复和睦。母亲说，家和万事兴。只要和睦，夫妻同心，家就能搞好。
2001年暮春，广州市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崭新漂亮的芳村花园终于交钥匙了。
我拿到钥匙后，即找装修师傅装修新房。
早就听说装修难弄，找个让人省心的装修师傅比找野生华南虎还难。正好市文化局团委书记余勇家正在装修，他向我推荐：“我家那个装修师傅是你湖南老乡，原来是个中学教师，做事蛮讲诚信的。”
我跟着余书记去他家。
第一眼见到那个装修师傅，我就感觉好像在哪儿见过他。但我没在意，湖南男人很多都长得差不多。
我问他什么时候能帮我开工，大概需要多少钱。他一一作答，满脸诚恳，让人不由得产生信赖感。
他说话带着浓厚的湘方言口音，我好奇地问他是湖南哪里人。
“益阳的。”他回答。
“咱们是益阳老乡咧。你是益阳哪里人？”我来了兴趣。
“桃江的。”
“桃江哪里的？我荷塘的！”我有点儿激动了。
“我沾溪的。我在荷塘乡中学教过五年书。”他说。
“我是荷塘乡中学毕业的。您叫什么名字？”面对母校曾经的教师，我忍不住追问，并对他尊敬起来。
“徐令军。”
那一瞬间，我感觉时光倒流！
我忍住没有告诉他，我是刘清波的弟弟。事情来得太突然，我需要冷静地想一想。
“你是荷塘哪里人？”徐令军问我。
我不想告诉他我是庄子湾的，我只告诉他：“张目桥的。”
他“哦”了一声，两眼思考着，疑惑地凝视着我。
“那就有劳徐老师装修我的房子吧！”我打断了他的思考。
就这样，我的房子交由徐令军装修。
芳村花园同期有太多人家搞装修，徐令军的工程队业务很大，常在这家开个工，就转移到另外的人家施工。
我心里很着急，母亲提出要来广州过年。
我一直在深思，我要不要告诉他我是谁的弟弟。
我偶尔去房间监工，也会催促装修进度。
见面的次数多了，徐令军主动告诉我他的一些情况。
20世纪80年代中期，徐令军从沾溪乡中学离职下海，南下广州。起初在海珠区南洲一个私立中专学校教书，后来索性离开讲台，进了公司，再后来自己做起了生意。他凭书生意气在生意场上沉沉浮浮，做过学生教学培训，做过广告代理，还做过广式红木家具销售，都没找到感觉。近几年来转行做室内装修，凭他的美术功底竟闯开了市场，拉起了几支装修队伍，在芳村、天河、白云等地方搞装修，发了点儿小财，在桃江县城盖了一栋五层的洋楼。一年半前，他女儿考上长沙雅礼中学，到长沙住读。就在他广州的事业稳步发展的时候，不料后院出事——女儿刚到长沙读书，他堂客就跟一个私通多年的同村男人去了海南三亚。无奈之下，徐令军与堂客离了婚。
徐令军的话引发我一阵儿伤感，但我来不及有更多的想法，我一个劲儿地催他赶工。迎接母亲入住是我的当务之急，尽一个儿子的孝心是我最大的任务。
说实话，我考虑过清波嫁给徐令军的问题，但我担心徐令军与清波的误会难以消除，也担心他看不上已经人老珠黄的清波，并且，母亲原本叫我在广州帮清波找一个本地人，安安稳稳过日子，而徐令军只是一个施工游击队队长。清波如果嫁给他，还得跟着他折腾。
我没有把徐令军在广州的事告诉清波，也没有告诉母亲。我跟乐怡在电话里交换了意见，乐怡和我的观点一致。
我希望我房子的装修工程快点儿结束。那样，母亲来广州时不会与徐令军见面。
徐令军的工程队实在太忙了，我房子的简易装修竟然花了大半年时间。
第二年元旦过后，母亲和清波、乐怡不停地打电话催问我的新房装修的进展，母亲急着要来广州与我住，清波姐也急着让母亲离开湖南到广州来。
腊月中旬，清波姐打电话告诉我，母亲、清波姐将带外甥朱沁、钟琨到广州过年，已经买好星期天晚上的火车票。
我只能请徐令军更加抓紧时间，把此前耽误的工夫抢回来，星期六之前务必完工。他的施工队很配合，但毕竟耽误太多，还欠下很多工程。
我选了一间靠近客厅和厕所的朝南的房间作为母亲的房间，我叫徐令军首先装修母亲的那间房。
母亲的房间刚铺好地板砖及粉刷了天花板、墙壁，我便买了一个衣柜和一张大单人床放在母亲的房间。广州美术馆党支部书记、我的益阳老乡汤胜利阿姨乐意帮我尽孝心，她利用双休日陪着我逛北京路的商场，帮母亲挑了春秋衣、睡衣、毛衣、羽绒衣、袜子、围巾、鞋子等。
我特意买了一幅红棉花图的景泰蓝工艺画，请徐令军的装修师傅挂在母亲床头的墙上。
母亲的整间房布置得温馨宜人。
那是我完成的一份最浪漫的孝心。
星期天晚上，母亲、清波一行登上火车时，我房子的墙还没刷完，客厅及三间卧室的墙脚砖还没开始安装。
星期一上午，我去火车站接母亲他们时，徐令军和他的工人们还在紧张地施工。
我原本希望母亲不见到徐令军，但房子装修的实际情况让母亲一定会见到徐令军，还会让清波见到初恋。“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吧，让缘分来主宰一切吧！”我去火车站的一路都在悻悻地想。
我把母亲一行带到我的“家”时，几个装修工人正用大纸箱往客厅外的走廊里运施工垃圾，还有几个装修工人正猫在地上费力地铲除地板砖和墙脚砖上的石灰、水泥。
徐令军一眼就认出了清波。
清波也一眼就认出了徐令军。
清波的眼泪顿时就哗哗地流了出来，我慌忙地把她带进母亲的房间，让她在窗台的大理石上坐下。我把房门关上，开始向她解释。谁知她无心听我解释，大声哭起来，她担心哭声太大，趴到母亲床上，用被子蒙住头。
母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急得直敲门，焦急地喊：“清波！你怎么啦？哪里不舒服？重五伢子！你搞么子鬼？”
一切都瞒不住了。
我开门出来，对母亲说出了实情：“妈！他是徐令军！”
我没有料到，清波见到徐令军反应会那么大。是因为清波太在乎徐令军，还是因为更年期综合征与抑郁症让她控制不住感情呢？
“让你姐尽情哭吧，”母亲一边说，一边拭着眼泪，“积压在她心里十几年的悲与欢，都要用眼泪洗个痛快！”
两个外甥和装修工人一起蹲在地上铲石灰、水泥。
除了母亲的房间基本像个样子外，客厅及其他房间可以说是家徒四壁，一无所有，屋子里还乱七八糟的，母亲却迫不及待地来“享福”了。母亲要来广州与我同住，并且要赶来过小年。
没有沙发，没有桌椅，没有电视机，没有饮水机，没有煤气炉，没有锅碗……这完全不像一个“家”，但家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母亲从身上掏出钱来，叫我去把必要的东西迅速买回来。
那天立春，恰巧也是过小年，母亲用新买回来的煤气炉煮了饺子，并炒了几个菜。其中，有母亲给我从湖南带来的腊肉、腊鱼和芋荷梗。
母亲喊徐令军在我家吃饭。
小年夜，喝了点儿酒。徐令军向母亲，也是向清波，把他的情况详细讲了一遍。清波也讲了她的情况。
清波讲她的情况时，已不见抑郁症和更年期综合征的影子了。
我相信，那个小年夜清波一定失眠了。
那个寒假结束时，清波与徐令军明确了恋爱关系。
母亲对清波感叹：“这是命！命中注定是你的，再何嘎都会是你的！”
清波依依不舍地离开徐令军，带着朱沁和钟琨回湖南了。母亲留在广州，变成新岭南人。
母亲来到广州后，就深深地喜欢上了广州。
母亲在湖南时总感觉畏寒，常感叹冬天难熬。她到广州度过了她有生以来第一个温暖如春的春节。她喜欢广州的气候，说：“在春天里过冬天！”
那个春节，母亲发现广州不仅气候好，空气也比益阳和桃江县城好得多。
母亲饶有兴趣地对比“芳村”与“桃花江”的名称。她原以为桃花江是花的世界——桃花开在村前屋后，油菜花开在山坡田野，映山红开在河岸崖边，不料芳村的花比桃花江有过之而无不及——花农土里的桃花一开就是上百亩，金橘聚在一起成千上万盆，珍贵的蝴蝶兰从这边望不到那边。
广州迎春花市开张后的一天晚上，徐令军陪母亲、清波及两个孩子一起逛了西湖花市。
母亲回家后由衷地赞叹：“花城名副其实，芳村名副其实！”
我听后心里暗想：“等红棉花全城开放，那才叫壮美咧！”
最让母亲欣赏的是广州人的文明有礼。母亲一一数来：每天早上见面就说“早上好！”；坐公车、购物甚至上厕所都自觉排队；地铁里、公交车上让座成风，没人抽烟……
刚到广州那几天，母亲不时到小区里的红棉树下，欣赏红棉树的雄伟。她越欣赏越纳闷，她对我说：“不等到亲眼见它们开花，我不敢相信这么高大的老树，能开出那么娇艳的红棉花。”
有一天，母亲惊喜地对我说：“我看见棉桃了！那些树上真的长棉桃了！”
在母亲的守候下，那年农历正月刚过，芳村花园里的红棉树竞相绽放。这是母亲第一次见到真正的红棉花。火一样的红棉花挂在枝头，像一团团烈焰在熊熊燃烧。
风雨天，红棉花从树上翩然飘落。母亲撑着伞，一塑料袋一塑料袋地捡回来，按她新结识的朋友们教的办法，用线把红棉花一朵一朵串起来，晾干，送给邻舍，还留了一些给我们煲汤。
我知道，跟我相比，母亲喝红棉花汤一定品出了更多的味道。她一定想起了曾章甫，想起了他对她说过的校园的操场一角盛开红棉花的故事。
清波和徐令军经过大半年的异地恋，领了结婚证。
按桃江近年的风俗，离过婚的人再恋爱，一般都不领结婚证，只是住在一起。一旦发现感情出现问题，随时可以分开，不会造成第二次离婚。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减轻对当事人及双方家人新的伤害。
我发现广州也是这样。
乐怡也建议清波不要冲动，不要领证。
母亲自知她和爹爹在清波的恋爱问题上，给清波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她对清波、徐令军充满了愧疚，这次她不敢再表达任何意见了。母亲内心深处，希望清波和徐令军成为合法的正式夫妻，希望徐令军成为她光明正大的女婿。
清波和徐令军都坚持要领结婚证，清波说：“只有领了结婚证，才是合法夫妻。虽然我和徐令军是再婚，但我们的感情不同于大多数再婚的人。我不要为自己留什么退路，如果跟徐令军的感情以后还有三长两短，那我死不足惜。”
我支持清波的想法，对母亲说：“清波姐熬过了十几年的苦，终于有机会嫁给徐令军，我们家应该支持她光明正大地结婚！”
清波39岁生日那天，她和徐令军在桃江县民政局领了结婚证。
从民政局出来，清波带着丈夫徐令军回到庄子湾，爬上爹爹的坟山，跪在爹爹的坟前磕了三个响头。
“姻缘天注定！清波命里是徐令军的堂客，转再多的弯儿也是徐令军的堂客！”母亲很高兴，她感慨万端，“我和你爹爹当年不应该阻挠清波啊，我们害得她吃了这么多年冤枉苦！”
正式成为母亲的女婿的徐令军回到广州后，隔三差五地跑我家，陪母亲聊天，给母亲买菜。
母亲越来越喜欢徐令军，觉得他有情有义，不计前嫌，不怨恨岳父岳母，不嫌弃清波人老珠黄。母亲得意地在我面前炫耀：“徐令军对我比你对我还亲咧！”
母亲总心疼他，叫他注意休息，不要光顾着挣钱。母亲嗔怪地说：“工程队人手不够，就别揽那么多房子来搞。少挣一点儿钱，多睡几个安稳觉！”
有一天，母亲又这么嗔怪徐令军，徐令军“呵呵呵”地傻笑，然后俯下身子，贴着母亲的耳朵说：“不多挣点儿钱怎么养你老人家的外孙呀？”
“沁伢子能花你几个钱？”母亲话音一落，恍然大悟。
清波有喜了。徐令军又要当爹了！
第二年春，徐令军把待产的清波接到广州，他担心清波高龄生育有麻烦。后来，清波在芳村区妇幼保健院剖腹产下一个健康漂亮的女婴。
喜得一千金，徐令军像初为人父一样激动，他给女儿取乳名“锁锁”。
“这名字好丑！‘锁’在粤语里的发音，是傻瓜的意思！”我对徐令军说，虽然我知道“锁锁”是指他与清波的那条红色的铁链锁，他是因铁链锁打开而喜悦。
清波在床上虚弱地说：“丑名自有丑福咧，名字叫丑一点儿，孩子才好带，长大才漂亮咧，总比叫‘狗剩’好听，就叫‘锁锁’吧。”
母亲说：“锁锁是在广州出生的，大名应该体现广州特色。女孩子乳名丑一点儿，大名就应该漂亮一点儿。正是红棉盛开的季节，大名就叫徐红棉吧！”
徐令军一听立即拍他丈母娘的马屁：“徐红棉！妈这名字取得好！既有地域特色，又有季节特色，还有性别特色！我最爱红棉花了！这名字恰到好处地体现了我中年得女的喜悦之情和我对这个满女的疼爱之情！”
若干年后。
我与湖南籍女同事黄艳结了婚，生了聪明可爱的女儿刘呱呱。
我与妻女的和睦相处与勤奋努力，给母亲带来极大的慰藉。妻子工作出色，成为广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领域的权威专家和领军人物。母亲说，她在我妻子身上看到了我外公的影子。
母亲入户广州，正式成为广州人。
接着，徐令军的户口也进了广州。
不久，清波和锁锁也获得了广州户籍。清波提前办理了病休手续，在广州养病、带女，与她心爱的丈夫徐令军朝夕相伴。徐红棉像她的大名一样漂亮，聪明伶俐，能说会道，双休日常跑到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当义工。
又过了若干年，乐怡和钟世辉双双来广州打工，他们在芳村花园里买了一套二手房，与我家成了邻居。
清波的儿子朱沁、徐令军的大女儿徐徐、乐怡的儿子钟琨、毛坨的三女儿刘伟宇、毛坨的小儿子刘达宇等大学毕业后纷纷来了广州。他们有的考上了广州的公务员，有的进了广州的学校，有的进了广州的国企。
庄子湾三分之二的家人来到广州，成为新广州人。母亲却偶尔会念叨：“道任一家要是也能来广州该多好啊！耀耀和蓉蓉要是能融入我们广州的大家庭中，一定会过得更好！”
2014年开春。
小区的红棉花开始了又一度的绽放。
母亲的孙伢子、外孙伢子们的爱情之花同期结果：清波的儿子朱沁和徐令军的大女儿徐徐，毛坨的满崽刘达宇和广州市越秀区一所重点小学的教师侯梅喜结连理。两对新人把婚礼凑在一起——日期同在3月18日，地点同在庄子湾。两对新人恭请母亲回庄子湾参加他们的婚礼。
清波和徐令军不仅是恩爱夫妻，还成了亲密的亲家。
母亲虽然忧虑自己年纪太大行动不便，但还是没能拒绝孩子们的盛情。她高兴地答应了回庄子湾。
赶在回老家参加孩子们的婚礼之前，母亲终于把她在汉寿太子庙康家山的长长的故事讲述完了，浩老爷、金姑娘、曾章甫、繁纯、饱饱、七人六墓及舅外婆、爹爹、叔叔等人物和情节深深地感染了我和姐姐们，也深深地感染了我们的子侄们。
我问母亲：“您离开康家山54年了，想不想趁这次回老家去康家山看看呢？”
母亲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哪会不想回去看看呢？但哪里还找得到原来的痕迹呢？”
母亲说出了她的担忧：“这么多年了，原来的熟人最少也有七八十岁了，可能都不在世了。这些年农村变化那么大，到处建新屋、修公路、修水库，甚至挖坟开山，哪里还找得着原来的曾家祖屋呢？哪里还找得到曾章甫的坟呢？哪里还找得着七人六墓呢？”
我能理解母亲的心情和想法。是啊，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如流水一样无情地洗刷着康家山的记忆，母亲年纪这么大了，如果白跑一趟，那会让母亲伤身又伤心。
但如果不回去找，那将是母亲永远的遗憾。
我开始暗地里寻找线索。我找到曾经和我一起借调在中央宣传部工作的同事文典。文典是汉寿县人，曾经长期在常德市委工作，他在汉寿一定有一些熟人。
文典很热情，立即联系汉寿县委某部门的刘部长。刘部长很快帮忙联系了太子庙镇，找到了缸儿口村（康家山现已并入缸儿口村）的干部。巧得很，刘部长帮忙找到的缸儿口村负责接洽我们的干部，竟然就是60年前拆自家门板帮助掩埋曾庆云、曾庆德的李春舫的儿子！
文典和刘部长打电话告诉我喜讯：已经找到了曾章甫的邻居和亲戚，找到了毛坨童年时期的好朋友，找到了曾章甫的坟。康家山不少人还记得我的母亲钟祝华，他们热烈欢迎钟祝华回去！
我大喜过望，把这个喜讯告诉母亲：“妈，康家山的乡亲们在等着钟祝华回去！”
母亲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还有熟人在世啊？找到了章甫的坟啊？他们还记得我啊？”
“是的！曾章甫的坟在山上好好的。康家山的乡亲们还记得钟祝华，就像钟祝华还记得他们一样！”我贴着母亲的耳朵，激动地说。
“那我们先不回庄子湾，先回康家山。让达宇带侯梅先拜章甫爷爷，再回庄子湾结婚。要让章甫先看一看孙子、孙媳……”母亲激动地安排着，泪水悄悄地湿润了她那双浑浊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