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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棉花,红棉花》第三十四章放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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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爹出院不久,回学校报销医药费。爹爹和母亲第一次感受到贪官污吏的厉害。

那时候农民家庭最怕生病,农民病不起,病了不舍得花钱买药治病,所以随便一个小病都可能拖成大病,最后不明不白地去见了阎罗王。

教师治病由国家负责,可以在联校报销60%的医药费。这多么让农民羡慕嫉妒啊!

母亲帮爹爹把几十张医药单子整理好。母亲是个超级爱整洁的女人,她把那几十张医药单子像绣花一样弄得一扎齐,叫爹爹带回学校。

爹爹的医药费是母亲找亲戚朋友借的。这个新债加上起新屋的旧债,压得母亲和爹爹抬不了头。

爹爹把单子交给联校总务。母亲在家等着爹爹按规定的60%比例报销后把钱送回家。母亲急着还债。

两个月后,总务叫爹爹取报销的钱:“160,你数清楚!”

听到总务递钱过来时说的数,爹爹愣住了。

爹爹心里一凉,急切地问:“只有160?不是报销60%的吗?”

“你单子只有这么多!”总务冷冷地抛过一句话。

爹爹像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他后悔莫及:他和母亲都没有把那几十张单子上的钱数加一遍。

其实,即使爹爹和母亲把钱数加过一遍也没用,除非当着总务的面数一遍,让总务写一张收到多少数额的单子多少张。否则,总务一口咬定你的单子只有这么多,你奈何他?退一万步说,就算报销的人强势得像土匪,总务一句轻飘飘的话即可化险为夷:“哦!可能是你们没粘好,不知道是不是掉了几张在桌子底下。我再帮你们找找吧。”

像爹爹这种说句话都小心翼翼的“四类分子”,就算吃了豹子胆也不敢叫总务写收据啊。

事后,爹爹恨恨地对母亲说:“我们以己度人,把人家往最好里想,哪曾料到他会这么干?”

母亲和爹爹根据记忆粗粗算过,三股中至少两股被总务贪去了。

人们都憎恨那“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但殊不知我们所见的官场的贪文化是深深植根于民间的土壤之中的。联校总务算屁大个官?过手的钱,能贪则贪,不能贪也要强贪。

如果只知道以己度人,是无法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人借钱不还,有人从乞丐手里抢钱,有人从饿童嘴里抢食,有人卖假婴幼儿奶粉的!

进入改革开放初期,我读小学时,公路边开始出现两层的楼房,它们鹤立鸡群般雄驻在平房、瓦屋甚至茅屋中。这几栋楼房是荷塘乡的第一批楼房,他们的主人不是乡长,不是校长,而是各个学校的总务。

常有教师之间悄悄咬耳朵:“当两年总务,就能弄出一栋楼房来!”

总务能捞钱,后来不再是学校里的秘密。

爹爹大难未死,捡得一条性命。母亲却又得了水肿病。

母亲为了在县人民医院照顾爹爹,请了长假。三十几天没有工分,也就没有稻谷。小乐怡做梦都想吃到的白米饭更少了,我家快回到喝稀饭度日的岁月了。

从爹爹出院回家开始,母亲就回生产队出工了。母亲出工早出晚归很辛苦,却把口粮省下来,留给爹爹和毛坨及清波、乐怡吃,她越来越缺乏营养,身上又开始水肿了。

母亲是当时庄子湾生产队唯一的水肿病人。

爹爹大病未愈,家里欠一屁股债。母亲的水肿病让全家人一筹莫展。全家人都很清楚,如果水肿病人得不到营养补充,便会一步一步走向死亡。

毛坨心里憋得难受,他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救母亲!

毛坨突然想起,在汉寿太子庙时他见到过一种捕小鱼小虾的工具:豪。

豪是一种篾织的小筐,形状跟钓鱼人腰上挂着的小鱼筐差不多,但它不是挂在腰上的,而是放在湖里塘里的。豪的构造是:一个张开的大口,接着是一个紧缩的脖子,然后是一个鼓胀的肚子。它的巧妙之处在于那个紧缩的脖子。鱼虾可以从豪的大口里钻过脖子进入肚子,但它们无法通过脖子逃出去。因为脖子口有数十根插向肚子里的细篾条,鱼虾只能滑进不能逃出。汉寿太子庙的人在豪的肚子里放入烧得喷香的韭菜,有的还放饭粒和肉骨头,然后把豪沉入水塘底。香味会把鱼虾引诱进去。放豪的农民第二天来取豪,往往能收获不少的鱼虾。

桃江农村几乎没有豪。太子庙人用豪捕鱼虾的往事,留在少年毛坨的记忆里。毛坨是篾匠,他散工后连夜编织了十几只豪,豪里放入烧香的韭菜和红薯。夜里就把那十几只豪放到庄子湾秋收过后蓄水的田里。

桃江农村虽不放豪,但在三年困难时期,桃江的农民向任何可能有食物的地方进行了不懈的探求,田里塘里自然不会被农民们忽视掉。农民们把油茶渣饼煮的水泼洒下去,守上两个时辰,田里塘里的鱼虾鳅鳝便漂上来,连鱼卵和泥鳅细崽都无一幸免。

然而鱼、虾、泥鳅和鳝鱼是不会在农村水域绝迹的,时隔数年,它们早已随江河、水库的水潜伏到四面八方,并广泛繁衍后代。三年困难时期早已过去,人们已经不再需要从水田里捞食物。

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水肿的发病时期选得不错。

庄子湾的水田里很难捕到鱼虾,这是毛坨预料到了的。他在等待比鱼虾更好的收获。

放豪的第二天晚上,趁着月光,毛坨提着水桶带着清波、乐怡去取豪。大部分豪里空空如也,但有几只豪里有毛坨预期的收获:泥鳅和鳝鱼。

毛坨提起一只豪。乐怡在月光下看到豪里蹦跳的泥鳅时,激动得像泥鳅一样跳起来。毛坨把豪肚子的篾底打开,泥鳅从韭菜丛里跌落到水桶里。清波还看到了更惊人的收获:一条鳝鱼。

十几只豪的第一批收获:三条比小手指还细的泥鳅、一条筷子一样细的小鳝鱼。

但对于母亲虚弱的身体来说,它们就像《白蛇传》里的灵芝草一样珍贵。

毛坨带着清波、乐怡夜夜收豪放豪。他们发现,越是高产的良田越没收获,越是低产的滩涂田越有收获。

坚持每天出工的母亲在泥鳅、鳝鱼的滋润下,不到一个月,水肿症状就逐渐消失了。

水肿病愈的母亲接到了生产队的新任务:放牛。

生产队那次安排了五个妇女放牛:腊妹子、三妹婆、范翠英、黎胡玲,还有我母亲。

五个妇女各放一头牛。哪个妇女对应哪头牛,由生产队安排。

母亲是这五个妇女中唯一的“四类分子”,生产队给她安排的牛是一头小水牛,给那四个妇女安排的是大水牛或大黄牛。

城里人或许不明白,为何给“四类分子”安排一头小水牛呢?小水牛不是很可爱吗?

小水牛在水墨画里很可爱,但在放牛人眼里则恰恰相反。

大水牛和大黄牛很听话,老老实实的,放牛人牵到哪儿它们就走到哪儿。小水牛却很任性。

小水牛的娘就在另外四头牛当中。说小水牛任性,主要是它可能会突然撒蹄子就朝它娘那里跑。大水牛和大黄牛能按放牛人的意愿走,它们会避开庄稼。小水牛想它娘时就会乱踩,母亲得死死地拖住它,否则踩坏了庄稼就要母亲赔偿。母亲每天的工分只有五分,如果赔偿起来,把五分工分全贴上还不够。有时候母亲把全身的力气都使在手上,但小水牛还是像头疯牛一样从庄稼里踩过去。有时候小水牛不黏它娘,母亲就趁机让它远离它娘,但有时只要听到它娘一声长哞,母亲又得使劲跟它进行拔河比赛。

放牛先要牵牛,牵牛不同遛狗。遛狗是把狗绳系在狗脖子上,牵牛要把牛绳拴在牛鼻孔里。桃江农村把拴进牛鼻孔里的东西叫“牛鼻子”。

生产队不负责做“牛鼻子”,要放牛人自己做。

牵牛并不是把绳子直接穿过牛的鼻孔,拴住牛鼻子的“牛鼻子”不是绳索,而是一种特定的东西。这东西是猫公刺[1]的苕根扭破后绕两圈而成的。猫公刺的苕根很硬,女人很难扭好。它扭破后既软又硬,最能有效对付牛了。

那四个妇女做的“牛鼻子”一次可用两三个月甚至更久。小水牛的“牛鼻子”经常十天半月就坏了。母亲和小水牛经常进行拔河比赛,它能不坏吗?

“牛鼻子”的断裂是突然的,母亲无法提前发觉。“牛鼻子”一断,小水牛就欢了,它像一匹脱缰的骏马,迈开四蹄任性狂奔。

母亲未雨绸缪,她提前备好了“牛鼻子”,并加强对牛鼻孔里的“牛鼻子”的检查。但“牛鼻子”断裂后小水牛的野性,每次都让母亲像独自一人面对突然暴发的山洪一般害怕和绝望。

那四个妇女每天放牛都可以轻松地聊天,还可以纳鞋底。母亲却时时刻刻都是提心吊胆的,恨不得有三只眼睛盯紧那头调皮惹祸的家伙。

尽管时刻打起十二分精神,但母亲还是经常得赔偿生产队和社员私人的庄稼。

放牛的那段日子里,有几个故事一直铭刻在母亲的记忆里。

放牛虽没有固定的路线,但五个女人五头牛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生产队里转,除了深秋时草变枯了,庄子湾生产队的草地不够五头牛吃时,她们才会把牛牵到更远的地方去。

这五头牛老是在生产队里转着,它们没有固定的路线却也会有必经之路,这才使恶作剧有了发生的可能。

那四个妇女中,范翠英的小儿子是个出了名的调皮鬼,他由于成分好,生产队伤透了脑筋却拿他没办法。他发现五头牛常从一个陡坡附近走过,便想出一个恶作剧。

那陡坡有一个伸出去的肩,肩上的土全靠一些杂乱的灌木的根系牵引着。那是一块险地,社员从不去踩,狗、牛甚至老鼠也不愿涉足。那陡坡是下雨滑坡日久形成的,平时人畜都知道避让,所以生产队也不在意,更不会安排人去修整。

陡坡上还有三四个大洞,有的是解放前猎人捕野猪时挖的,有的则是大炼钢铁时砍了大树后,生产队把根挖去当柴烧后留下的深坑。

在陡坡下方距那险肩约二十几米的地方,是一条小山路,母亲她们常牵着牛从那里走过。

有一天,母亲她们一行人又从坡下的路走过。母亲没有在意,她像以往一样紧拽着牛绳。突然小水牛发狂地往坡上跑,母亲见势不妙,死死地往回拖,“牛鼻子”绷断了,小水牛欢快地跑上去,瞬间栽进洞里,消失在母亲的视野里。

母亲的心都要从喉咙里跳出来了。她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上陡坡,俯身看到小水牛跌进去的洞里一片光明,小水牛却不见踪影。

母亲的心稍安,不见小水牛就说明小水牛从洞里跑出去了。

母亲站起身往险肩下看,看到小水牛在坡下若无其事地漫步。

原来,那个调皮鬼在一个大洞口铺上细木棍,木棍上面铺些树叶,并在上面放了些鲜草。鲜草的芳香把小水牛吸引了过去。它涉世未深,不知世间凶险。

好在洞的底部已穿,与外面相连,那个调皮鬼并不想把牛害死,他只是想吓吓牛和放牛的人。一场虚惊,让母亲的心狂跳之后又恢复了平静。

有一次,六里冲生产队的桃满秀两口子在绿肥田里喊我母亲:“先生娘,快把你的牛牵过来!”

母亲把小水牛拽了过去。

六里冲生产队也属于张目桥大队,但与庄子湾生产队隔着两个生产队。六里冲有一丘大田在庄子湾境内。这种田被叫作“飞地”,它像张三家的一只鸟飞落在远处李四家的地盘上。

桃满秀两口子是六里冲生产队的社员,正在割断绿肥往水田地里踩。他们知道我母亲的小水牛难牵,便把母亲喊过来,叫母亲把小水牛牵到田里。两口子说:“这牛牯崽子哪能跟着它们走,你快让它在这里吃饱。”

那丘大田绿肥茂密,母亲牵的小水牛在绿肥田里饱食了三天。

母亲心里充满了感激。

有一次,母亲的小水牛又突然把“牛鼻子”扯断了,它又撒腿奔跑起来。母亲担心它踩坏生产队即将收割的水稻,大声喊:“帮帮忙咧——牛牯崽子跑了咧——”

官冲生产队的黄迪飞和五保户爱姨正在附近挖土,他俩拿着锄头和扁担赶过来,在小水牛踏入稻田之前把它制服了。

有一天天黑,母亲在屋后洗了澡刚穿好衣服,就听到生产队牛栏方向传出来喊叫声:“不得了啊!钟三多的牛死嘎嗒!”

“死嘎嗒”是桃江农村的土话,用现在的流行语来说是“死翘翘”。它含有强烈的幸灾乐祸的味道。

毛坨和小清波、小乐怡都吓得面如灰色。牛是农家宝,我们家哪能赔得起一头牛呢?如果定性为“四类分子”故意毒死公家的牛的话,那甚至可能会让人为牛殉葬的。

母亲赶紧往生产队牛栏跑。

母亲和一些社员赶到牛栏,看到倒在地上的是一头大水牛,那头牛是范翠英负责放养的。

母亲的那头小水牛平安无事,她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大家很快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牛栏里有一种叫“牛闷子”的飞虫,体形比苍蝇大几倍,但比知了略小,它们常把五头牛咬得遍体鳞伤。范翠英心疼她的大水牛,叫生产队打农药的人在牛身上喷了农药。为了致“牛闷子”于死地,范翠英叫那人从牛背到牛肚,再从牛肚到牛背,又从牛尾巴到牛角,再从牛角到牛尾巴,彻彻底底地喷了几遍。

牛栏的地上没有见到“牛闷子”的尸体,那头大水牛却悄无声息地死了。

围着大水牛的尸体,生产队就为事件定了性:贫农爱护生产队的牛,可惜牛不小心中毒而死。

还有一个偷棉花的故事。

那是中秋过后的一个晴天,五个妇女把五头牛牵到二区那边有草的田野里。她们看到山地里一大片茂盛的棉花树上结满了棉花。看得出,这里的棉花还没摘头茬,有的棉桃已经熟透了,炸开了口子,吐出洁白无瑕的棉花。

几个妇女左瞅右瞅,既看不到人家,也看不到人。她们把牛拴在山下的树干上,跑到棉花地里偷摘棉花,把挂在牛身上用来收牛屎的竹筐和装鞋底的布袋装得满满的,然后脱下外衣盖住,再牵着牛兴奋地回了庄子湾。

这几个妇女胸前佩戴着神圣的毛主席像章,毛主席语录随口都能背出一段一段的,却做了这样偷偷摸摸的事。她们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捞到了软软白白的棉花,却不料第二天一大早二区那边的人就找上门来了。

时间很早,生产队还没出工,各家各户应该都还没吃早饭。生产队队长一边跟二区的人道歉,一边派人把五个放牛妇女喊过来。队长想,偷窃兄弟区的公共财产,让贫下中农没有衣穿和被盖,这是一次重大的政治事故,应当从严处置。当然应该拿“四类分子”开刀。

五个妇女中,只有母亲一人是“四类分子”。

五个妇女都到了。很快查出了真相:偷棉花的是四个贫下中农,唯独母亲没有参与。

队长没办法,这点儿事总不能拿贫下中农问罪。他当着二区来的人的面狠狠地训斥那四个妇女,叫她们把藏在家里的棉花乖乖地给人家送回去。不过,四个妇女都不是吃素的,她们被迫把棉花送回二区,但总还得偷偷留下一点儿——怎么能白白地帮二区的人摘棉花呢?

母亲无罪而退。二区的人对母亲很敬佩,也很惊诧。他们不知道,母亲恪守孔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古训,别人掉在路上的东西也不愿捡,守谷和煮饭时宁愿挨饿也不多吃多拿公家一粒谷一粒米,哪会去偷人家的棉花呢?

母亲出污泥而不染的事,后来传到了二区那户戴姓地主人家的耳朵里。他们曾经嫌我家成分不好,拒绝他家女儿与我家大哥交往,后来特意找到媒婆胡秋英,感慨万分地说:“我们错过了一门好亲家!”

其实错过亲家并不一定是错过命运,大哥和大嫂的姻缘是前世就修来的。1971年冬,大嫂生下一个男婴。

那天正好是星期天,爹爹在家吃过红薯饭就踏雪回校了。晚上,大嫂发作临产。大哥舍近求远,跑到邻村请初木匠的娘来接生。母亲在隔壁的自己家里焦急地等消息。等到深夜还没听到婴儿的哭声和大哥的喜报。母亲坐不住了,她不顾这两年来大哥大嫂越来越不理睬她的事实,不请自来地进了产房查看情况。像农村其他女人一样,大嫂的初次生育挨了不少疼痛,也费了不少时间。快转针[2]的时候,一个健康的男婴顺产而出,啼哭不止。

那天晚上大雪纷飞,第二天早上大地一片银白。母亲怀着当奶奶的喜悦与责任感,一早起来一家一家地买蛋。她从担水坝打了个回转,才买到两颗鸡蛋。

大哥给他的新生儿子取名刘耀。这个名字寄托着大哥对他儿子的期望——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1] 猫公刺是桃江农村常见的一种带刺的荆棘,根部韧性较好。

[2] 转针是湖南方言,指夜里12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