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晚我下楼吃晚餐时，发现父亲坐在男宾会客厅里，拿着一杯威士忌。我也走进了暗室。
“你今天发现什么了？”他问。
“还不确定，”我答道，“我对伊莱哲的转变还是很困惑。是什么让他从木材大亨摇身变成环保主义者的？”
“亚伯爷爷说，是因为伊莱哲害怕下地狱，要面对所有他害死的人。”
“我或许能接受那个说法。”
“木材业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行业，”他说，“即使在今天，统计数字也依旧令人咋舌。死亡人数……还有被一棵歪着扭倒的树残忍地压死，或掉胳膊少腿，失血致死，以及被一个寡妇制造者砸中。”
“那是什么？”
“是吊在树间的枝干。砍树的时候，它开始松脱，而且有时候很庞大。亚伯祖父没在实地待过多久，但他年轻的时候，伊莱哲把他派去视察采伐工地。他说，曾经见过一个男人正喝着一杯咖啡，一个寡妇制造者极快地砸下来，等他听到声音时，已经太晚了。一根庞大的老枝压碎了他的头盖骨，直接把头砸进了地里。亚伯祖父说，他的手脚仍在动，在抽搐，就像你踩到一只蜘蛛，它的腿脚仍在四处乱爬一样。”
“好恶心，爸爸。”我说。
“还有呢。削顶人要爬到一百五十英尺高，用斧子猛地一砍，下方的整棵树木轰然倒下。树上有种真菌，你知道吗？都腐烂了，但他没有好好检查基部。一百五十英尺高。直落。砰。”
“赞。”
“你以为至少这是一份宜人的户外工作，清场伐木。但不是。在当时，条件非常恶劣。他们让劳工长时间工作，一口气在没有自来水和厕所的营地里待几个月。疾病和害虫泛滥。他们放劳工回城时，所有男人都喝得大醉，然后去妓院，那里面全是性病。阿伯丁有个家伙，叫比利·戈尔，格雷仕港的戈尔。他在自家的酒吧里杀了几百个人。他有个地板门，尸体从那里滑下去，落到码头下面的一艘小船上，然后他就翻他们的口袋找钱，把尸体丢进海湾。伊莱哲·里德尔，以及所有其他的林业大亨（不止他一个人）完全袖手旁观，不加阻止。直到他们被政府逼迫，才开始改善工作环境。他们不给那些因工死亡的劳工家属赔偿，也不帮助城镇加强法律实施。他们只是在西雅图、奥林匹克和塔科马的豪华别墅里无所事事，抽着雪茄，啜饮白兰地，吃着世界级大厨们准备的精美菜肴。所以我猜，如果亚伯爷爷是对的，伊莱哲也领悟到，如果他想避免给他的地狱门票打上孔的话，就得做出一些非常认真的忏悔。”
“呃，”我说，“好怪异。”
“什么？”
“我居然和他们有关系。看起来像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他和我都看着伊莱哲的画像，我们家族的元老，在会客室里赫然屹立在我们头顶上方。
甜点过后，塞缪尔爷爷问，他能不能去楼下的谷仓里工作。瑟瑞娜允许了，条件是他不能再做砂纸打磨，“你已经洗过澡了，”她说，“我不会再帮你洗一次，你也知道如果脏兮兮地睡觉，身上有多痒。”
我问能不能去给他做伴，但事实是，我想知道他在谷仓里到底在做什么。塞缪尔爷爷闻言，很激动。
“我喜欢陪伴，”他说，“从来没人来谷仓看过我，除非是瑟瑞娜给我带午饭过来。她也不常那么做。”
“那是个很慷慨的提议，”瑟瑞娜对我说，“我肯定塞缪尔爷爷会喜欢有人陪伴，而且这也能给你父亲和我一点时间叙叙旧。”
我们一起走到下面的谷仓。那是晚上，水面上掀起的微风搅动了温暖的空气。太阳已经滑到奥林匹克山锯齿状的咽喉后部。我能尝出空气里的盐味，闻到青草香。模模糊糊地，一辆运货列车在远方拉响了号角。
“他们真的是在向伊莱哲·里德尔致敬吗？”我问。
“父亲是那么告诉我的，”塞缪尔爷爷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人记得。”
“记得什么？”我隔了几步问。
“我出生的时候，祖父过世了，”他说，“所以我不知道。但他打造了这个地方。西雅图、谢尔顿和阿伯丁。他建起西北地区，然后又把它们都还回去了。一切的东西，除了父亲为自己争取的那些。”
“他为什么那么做？他为什么要都还回去？”
“我不知道，”他说，我们继续走了一下，然后他来了一句，“伊泽贝尔知道。”
“伊泽贝尔知道什么？”
“如果你觉得自己拥有的不够多，就会紧抓不放，”他说，“但如果你觉得拥有的已足够，就会放手。”
“多少才算够？”我又走了几步后问。
“我不知道。”他承认，耸了一下肩，我们走到谷仓了。
就谷仓而言，它相当大——里德尔式的，你或许会说——一端有厚重的滑动门，看似已经被天气和岁月锈死。拼成谷仓墙壁的木板动辄就有一尺宽，被几十年的风雨磨蚀，但鉴于这栋建筑的年月和未完工的性质，它的状态仍非常良好。谷仓侧边的中心开了一道小门，两侧是狭长的矮窗。塞缪尔爷爷领我开门进去。他轻拨电灯开关，荧光工作灯一闪而亮，显出一间落满灰尘、凌乱不堪的木工坊。
我谨慎地窥视四周。多年来，木条地板被蒙上了一层刨花和锯屑，谷仓里到处安置着用重钢材构造的古老巨型机器。我认识这些工具，因为我在父亲的工作室里待过很多年，但这些标本要古老得多：一把带锯、一台车床、一台刨床和一台钻床。不仅如此，还有一台锯床，以及一个由某种我捉摸不透的奇妙装置控制的油桶。
“木锅炉。”塞缪尔爷爷解释说。
有一张工作台横跨了整面后墙，台子上方，是一面钉板工具墙。对面的墙上装满了架子，摆满瓶瓶罐罐，几十个旧咖啡罐用标签夸示着内件。落满灰尘的蜘蛛网占据了谷仓每个可能的角落，这无疑限制了蜘蛛可以从中获取的营养总量，因为哪怕最眼瞎的苍蝇也能看到它们。整个房间弥漫着一种由太多元素组成的香味，却那么分明。不同木头的清香：雪松、樱桃、橡木，还有桐油味、胶水味、清漆味，及锯子或钻床上烧着的木头的微辣气味，汗水和泼洒出的咖啡味道。一台电动机为了取悦主人，已被耗尽，因为过于拼命，转速过快，衬套里散发出臭氧味。
“你在这里做什么？”我问。
他耸耸肩。
“木头。”他说。
我发现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木头，挨着一堆椅子腿之类的东西。我还不知道是什么。楼梯扶栏的拐角柱，还有桌腿。好几十根，都稍有不同。有些未经加工，有些涂了油，有些已经涂完闪亮的清漆。我捡起一根。
“你修东西？”我边问边检查这个物件。
“有时候。”
几十根椅子腿。或者说更像椅子腿的研究。都是实体模型。或者可能是一家椅子腿工厂。
“你做椅子腿，”我说，“卖吗？”
“我喜欢用车床，”祖父确认说，“但瑟瑞娜说我今晚不能弄脏自己。”
他打开一罐亚麻籽油，开始把它涂在一根拐角柱上，柱子被固定在工作台的一根台钳里。
我坐在邻近他的一张凳子上观看。他目不转睛地用油，缓慢地一笔一笔涂，甚至来回涂上几次。祖父更加禅定的一面。他单是为了木头工艺而做木工。是过程，不是结果。是手段，不是目的。
“你就是那样伤了指头的吗？”我一冲动问道，但马上就后悔了。但有时一个问题就是得问出来。我不得不问。“是带锯吗？”
祖父没有回答，继续上油。过了片刻，他开口了。
“我小的时候摔了一跤，”他说，“摔出了窗外。”
“哎哟。”我脸都抽搐起来了，他抬头看我。
“我只记得这么多。”
他凝视了我一阵子，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告诉我更深层的什么。
“聪明鬼崔佛，”他说，“他们为什么那么叫你？”
“没人那么叫。只有瑟瑞娜，以前从来没人那么叫过。”
“因为你聪明。”
他深吸一口气，闭上了眼睛。他伸出左手，手掌摊开朝向我，把手朝我伸过来，这样我就能看清他断指的疤痕。
“你可以摸摸它们。”他说。
我照做了。我把手伸过桌子，牵起他的手。皮肤苍老粗糙，肉很厚。我用手指抚过他的手掌和残节，没有什么怪异的感觉。一点都不恐怖，尽管一个没有身临其境的人读起来可能觉得恐怖。他闭着眼睛站着，让我感觉他缺失的手指，在某种程度上，我感觉到了它们。我体会到塞缪尔爷爷以前的触觉。
“触摸。”他说，然后放下手，睁开眼睛。他别过脸去，开始忙他的活儿，留我一个人在那里。
我在工坊里转悠，观察工具，无穷无尽的各式刨子，曾在父亲码头的工坊里吸引我的视线。我不常被邀请进入。父亲从来没试过把我招进木工或造船师的行伍。他没有否定过我，但也不邀请我进入他的世界。我总是好奇，他为什么不邀请我呢？父亲为什么不想让我追随他的脚步呢？大多数的父亲都会啊。学校里，那些父亲是律师的男孩们都想当律师。那些父亲种地的孩子一边学习种地，一边长大。但我不是。尽管我一直喜爱参观父亲在码头的工作室，发现有趣的东西。辐刀是我最喜欢的工具，仅仅因为能想象用它刨光木头小辐条来做轮子。我也热爱日本锯子，以及各种木槌和钻孔机。我被它的触感、它的感官经验所吸引。我看到，出于它对身体的需求，父亲的手臂变得非常强壮。然而，父亲似乎把我让给了母亲，让给了她那个书本、学术和知识的世界。那个世界是不错，我也擅长。但打心底里，我一直渴望学习使用双手。
我有一次在父亲的工作室里撞见了他，那时我还小。我已经开始骑车上学，相当为自己骄傲，所以有时我会在回家的路上顺便去一下工作室。我走进房间的时候，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椅子里，俯着身子。他把头枕在手臂上，趴在锯木架上那一堆木条上。他睡着了。至少我以为他睡着了。但他没有。听到我站在那里蹭着脚步时，他睁开了眼睛。
“你在干什么？”我问他。
“我在听。”他说。
“你听到了什么？”
“我听到几百年的生命。我听到风雨火虫，四季变幻，鸟雀松鼠，听到这根木头的出处，那些树木的生命。你来试试。”
于是我拉开一张椅子，坐在父亲的旁边，把头埋下去。除了隔壁车间里舷外发动机运转的声音，我什么也听不到。我失望地抬起头。
“我什么也听不到。”我说。
“每样东西都有生命，”他说，“每样东西都有历史。窍门在于，要允许你自己去听。或许有一天你会听到。”
我点点头，假装理解父亲在说什么，尽管我毫无头绪。而且我从来没听过他像那样讲话，我从来没有把父亲想成一个有灵性的人。但在里德尔大宅待了几天后，我开始理解他当时的意思。我也开始理解，如果伴着一个有灵性的母亲和一个毫无灵性的父亲长大，他或许和本相似，在某种程度上有内心冲突。我们如何让所见与所知调和一致呢？
在谷仓远处正对大门的地方，是一个阁楼，有一把梯子通往上面。我确认了一下塞缪尔爷爷人在哪里——他正忙着从一个福杰仕咖啡罐里翻找什么东西——同时我攀上梯子，爬上阁楼。工作灯的灯光洒落在阁楼地板上，但还是几乎全黑。我注意到一根悬挂的细绳。一拉，一个裸灯泡亮了起来。
没什么好看的，只有蜘蛛网，还有堆在空间后部的六个旧提箱。复古的锁头，防撞木杠和皮带，侧边上有“美国，西雅图，北邸，里德尔”模板印刷的字样。其中一个提箱的后面塞了一个帆布包。我解开皮带，看看里面有什么。满是攀钩、皮绳、成卷的绳子和一段锁链。有意思，但对我没有意义。我试图打开离我最近的提箱，但它上了锁。它们都上锁了，而且锁头都是上得很认真的铁家伙。是内置锁，不是挂锁。螺丝刀和锤子是开不开的。我爬下梯子。塞缪尔爷爷仍在翻找同一个福杰仕咖啡罐，在筛查他似乎找不到的东西。
“你在找什么？”我问他。
“一颗螺丝，”他答道，“我需要一颗螺丝。”
我俯身过去往罐子里瞅。里面一颗螺丝也没有。
“那些是钥匙，”我说，“你找错罐子了。”
他停下来考虑这个问题，然后把咖啡罐交给我，又从架子上取下另一个罐子，一个里面或许有螺丝的罐子。我不由得猜想：他已经在那里站了五分钟，从一个钥匙罐里找螺丝；而我在盼望找到或许能打开锁的钥匙……我的脑子里有什么搭上了。
“你读过《加州山脉》吗？”我问他，“约翰·缪尔写的。”
塞缪尔爷爷从他的新咖啡罐里抬起头来：巧富纳咖啡。
“我觉得没有。”他回答说。
“你有没有发现过一封本杰明写给哈里的信，关于沿海地区的工作？”
他停下来，好好地想了想。
“我觉得没有。”他又说了一遍，把注意力转回巧富纳咖啡罐。
“本很紧张。”塞缪尔爷爷那一晚吃晚餐时说过。或许他写在便利贴上的东西不是留给自己的字条。或许那是给我的。或许也不是他写的，而是其他人借他的手写的。我确信那不是一个巧合。正如克罗斯利留声机在舞厅里自动播放，或者墙壁说出我的名字也不是巧合一样。一个鬼魂——或者是一个幽灵——正在尝试接触我。我环视谷仓，正好奇是谁时，感到一阵哆嗦。
我把咖啡罐拿上阁楼，开始分拣钥匙。衣箱钥匙似乎挺特别的，所以不难找出几把来。我尝试用它们开一把箱锁。没一把能用的，于是我又换到下一把锁，再次尝试。成功了。我打开箱盖，但里面除了灰尘，什么都没有。我把钥匙留在锁里，这样我就知道哪把钥匙开哪把锁，然后试了第三个箱子：毛毯。
第四个箱子稍微有趣一点。里面全是衣服。毛衣和牛仔裤居多，都是男人的尺码。我把它们推到一旁，希望没有惊动一只像我脑袋一样大的蜘蛛。衣服下面是用旧文件夹收起来的试卷。学校的试卷。我翻看了一遍，都是父亲的。短文和数学考试试卷。几本空白处有笔记的平装书。加缪和菲茨杰拉德。一本硬皮精装小书，书名是《幽灵间的魔法师》，哈利·胡迪尼写的。一本用荧光笔标出台词的剧本：演的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所著《捕鼠器》里的帕拉维奇尼先生。（我不知道父亲表演过，但瑟瑞娜提过这件事。）
我把手顺着锁箱的侧边滑下去，摸摸底下有什么。我发现了一个橘蓝相间的铁掌，铁钉已经生锈。（更多证据。）还有一颗老旧的魔力黑8球，我把它翻过来后，背面写着“答案不明，再试一次”。我继续往下掏，发现有件毛衣裹着一个硬东西。我把它解开，发现了一个木雕，是一只手紧抓着一个球体。用的是深色木头，高度抛光。手的每个细节都被夸大了，放大了一点，加厚了一点，就像我在相片里见过的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之手，皮肤下面的静脉和肌腱都显现出来。手握的球体是地球。每块大陆的位置经过了深思熟虑，恰如其分。这尊雕刻似乎是从别的东西上敲下来的。我能看出来，因为这件东西底部没有上色，实际上，它粗糙且起伏不平。还有一件事让我觉得不同寻常：我拿着它的时候，能感觉到它，就像父亲能感知他工作室里的那些木板一样。我能感觉到它的生命，它的旅程：被人发现的一种强烈的宽慰感。但要想相信那种感觉，你就得相信非生命物也有精神能量。你得有信仰。
我把木雕重新绑起来，想知道该怎么偷偷把它运出谷仓，而不被塞缪尔爷爷发现。说实话，我并不确信他会注意到任何事情，但还是不能掉以轻心。我脱掉运动衫，用它裹住木雕，夹在腋下。
“你在那上面干什么呢？”他在下面喊。
我移到阁楼边缘。
“随便看看。”我说。
“好吧，当心点。”他警告一句就走开了。
我夹着包袱爬下梯子。不存在塞缪尔爷爷识破我的偷运行动的危险——他焦虑不安又注意力涣散，喃喃自语地四处徘徊——还有，就算我被发现了，又有什么关系？就是一大块木头而已，尽管它更具真实感。塞缪尔爷爷拿了一颗木钉放到车床上，开动了机器。然后他咕哝了什么，又把它关上。他拿了一块厚木板到锯床上，开动了锯子，然后又关上。无疑，他在和不许制造锯末的指令做斗争。
“我要回屋了。”我说。
他没有应我，于是我离开，返回山上。
父亲和瑟瑞娜仍在厨房里交谈，于是我绕房子一圈，走进前门。门厅是黑的。
就在开始上楼梯时，我听到父亲唤我。“崔佛。”他说，我还以为自己被识破了，于是停下来，不知道父亲会不会注意到我衬衫里的凸起，问它是什么。我等他从大厅下来，但他没有出现。
“崔佛。”父亲又说一次，好像他就在我的正背后，但他不在。我走下几级楼梯，站到门厅的正中间。“崔佛。”我看向走廊尽头，看到了厨房里的灯光，能听到他们在聊天。父亲和瑟瑞娜在厨房里。
“崔佛。”那个声音正对我的耳朵又唤了一次。我猛一回头。没有人。我的心跳得飞快，但不只是出于恐惧。我也感觉到了别的什么：我需要知道是谁，是什么在试图接触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