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击华人劫杀案
无垠的白色冰川被留在了身后，我和梁红的“蜜月之旅”，从非洲这片“黑色”的大陆开始。南非，是第一站。
人种、种族、肤色多元，再加上风景秀丽，让南非有了“彩虹之国”的称号，顺理成章地成为我们登陆非洲的首选之地。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这里诞生了纳尔逊·曼德拉。他是我和梁红共同的偶像，他的一句话，一直被我们当作人生箴言：在事情还未完成之前，一切都看似不可能。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非洲是一块贫瘠的大陆，到处充斥着饥饿、瘟疫、战争和贫穷。但南非是个例外，作为非洲最大的经济体，南非跻身“金砖国家”，名声在外，城市里高楼大厦处处可见，目光所及，也是一片老百姓安居乐业的祥和景象。
约翰内斯堡，出了机场，眼前尽是蓝天白云，鸟语花香。彩虹之国，果然是名不虚传。但我很清楚，这只是“双面南非”的其中一面——抬头五彩斑斓；而它的另外一面同样令人印象深刻——低头血迹斑斑。
在旅非华人圈里，流传着一个很经典的说法：如果一个中国人，在南非生活一年以上而没有遭遇抢劫，那么他不算真正在南非生活过。
我们小时候，听过太多广大非洲兄弟和我们血脉相连的故事；2013年在索马里，大叔大妈载歌载舞唱着“中索人民友谊万岁”的画面，也仿佛就在眼前。但是在南非，情况却复杂得多，中国人来到南非，大多数是为了谋生，但这同时也是一场前途未知的探险之旅。
来到南非的第一天，我们的计划行程是先去唐人街。刚上路，我们的华人向导电话响了，接完电话他面色凝重地对我说：“老张，又发生一起华人劫杀案，一个脑袋被砸缺了，一个被剪掉了两根手指头，要不要去看看？”
我头皮一阵发麻。掉头，直奔案发地。
这是一家华人老板开办的毛毯厂，位于一片仓库区，周围都是各类厂房。乍一看外围防护措施还挺全，高墙大院，上头架有电网，门口设有保安厅，还有好几只看家护院的大狗。
我们到时警察还在里面调查了解案情，工厂里的一个负责人接待了我们，是个中国人。这样一来我们的交流方便了很多。惊魂未定的保安在旁边一边打着手势，一边嘟哝着。经过翻译，原来他在诉说案发的经过。
双面南非。
当时厂里的一辆车正要出去，院墙外面的歹徒借着大门打开的瞬间，三辆车一下子冲了进来。从车上下来十几号人，瞬间就把保安给制服了；扔出几块下了药的肉，几只看门狗叫唤了两声就蔫儿了。那些还在吠的，歹徒喷了一圈儿胡椒喷雾，狗狗们也就都安静了，躲得远远的。他们还在自己身上涂抹一种类似于狮子油的东西，能发出类似狮子的味道，狗狗们闻到后自然会退避三舍。由此看来这群歹徒绝对是专业惯犯，准备充足，有备而来。
了解完基本情况，我们往仓库里面走，警察提醒我们注意脚下，不要破坏现场。地面上零零散散有好几摊血，还有一些沾着血的纸屑、破布。
一扇被撬开的门大敞着，门口的血迹比较多，看样子受害者在这儿曾经饱受折磨。主管带着一个刚接受完警察问讯的中国人走了过来，他叫老周，四十来岁，长相清瘦。案发时他就在现场。
老周这会儿义愤填膺，给我们重述了当时的情景。那时他和两位同事正在院子里干活儿，其中一位同事的媳妇儿也在。见匪徒的车冲门而入，他们四个就赶紧往屋子里跑。在南非他们见过也经历过太多次抢劫了，下意识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跑。他跑得快进了屋，其余三人腿慢了点儿，被歹徒给摁住了，他一个人也没法救人，只好冲进屋里就赶紧把门死死闩上。歹徒一共有十来个人，其中有两个白人，剩下的都是黑人。听着外面同胞的声声惨叫，老周却无能为力，只能赶紧找地方躲起来。
门很快就被歹徒给踹开了，接下来就上演了血腥的一幕。我们迈步进去，这是一间厨房，地上血迹斑斑。再往里走，是一个储物间，现场的景象让人触目惊心：地上大摊大摊的血迹，有些地方甚至还没干涸，还有被血迹浸透了的卫生纸；满地的玻璃碴和电水壶、木板的碎屑。
老周说，这儿就是审讯现场。当时歹徒们拖着抓住的三个人扔到这儿，边殴打两个男的边盘问钱藏在哪儿。他们一边惨叫一边求饶，说自己只是打工的，根本不知道钱藏在哪儿了。歹徒火了，摁倒一个就是一顿拳打脚踢，还顺手拿起电水壶往他头上砸；他拿手挡，水壶都碎了；歹徒穷凶极恶地继续砸，生生把他的两根手指头给割断了。“当时要不是他那挺着大肚子的老婆在边上哭喊着求饶，估计都能打死他。”说到这儿老周仍心有余悸，“没人性，他们完全没有人性，把人往死里打。”
我们接着往里走，穿过一条堆满货物的通道，来到一片宽阔的地带，是员工们的生活空间。这里被翻得一片狼藉，显然歹徒曾在这儿翻箱倒柜，生活用品被扔得满地都是，玻璃碴子一地，当然还有一直延伸到这儿来的遍地血迹。
通道四周就是员工们的宿舍，每一扇门都被撬开了，有一扇还是直接被砸开的，门板上一个硕大的窟窿，仿佛一张嘴在控诉当时匪徒们的残暴和穷凶极恶。每一个房间都被翻得乱七八糟。当时躲在一个房间里的老周也被揪了出来，被人用枪顶着后脑勺，还用布料把嘴巴给塞住了。歹徒把他们的手机和所有房间里的钱都搜刮走了。但他们还是不满足，逼问另外一个在厂里做司机的中国同胞，更多的钱放在哪儿。司机只是连连摇头求饶，说不知道。一名歹徒顺手抓起一个杠铃，往他头上砸了下去。
“就听见一声惨叫，我都扭过头不敢看了。”老周说，“我示意他们别杀人，我知道保险库在哪儿。”房间中的一台电视被掀翻在地，电视后面的背景墙其实就是一个帘子，帘子后面就是保险库。老周说：“他们把里面的钱都装走了。多少钱我不知道，我当时只想今天别搞出人命就是万幸。”
歹徒们四处搜罗了一圈之后，见两个男人都伤得很重，老周也被绑起来了，就把他们扔在这儿，去别的地方搜刮了。“我这才敢看躺在地上的同胞，他已经不省人事了，脑袋上被砸出来一个豁儿，满地的血。”说到这儿老周浑身颤抖了一下，似乎刚才的事情依然让他心有余悸。他摸出一根烟点上，想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一些，“这就是南非；没被抢过还真不好意思说自己到过南非。”
地上一大摊暗红色的血迹还在，里面还隐约可以看到头发和肉渣，边上安静地躺着一个沾着血的杠铃。我脑海里满是那些歹徒施暴的画面，梁红别过头去，不忍再看。
主管说，歹徒们离开这儿之后，还去了工厂出纳的宿舍。我们又跟随主管和老周到了现场，不出意外也是狼藉一片，各种打砸搜。房间里的床被挪到了一边，床下的地毯也被割开了一块儿，露出一个空洞洞的暗格。主管说，这里原来是填满了现金的，盖上地毯，再把床也扣在上面，一般人很难发现。现在暗格里的钱被拿走了，这很蹊跷。从他们闯进来，到搜出这个暗格里的钱离开，只用了大约二十分钟，说明劫匪对这儿很了解。
老周说：“这个厂子不招黑工已经八九个月了，肯定不是员工跟外面勾结，我现在怀疑外面的那些保安是不是有问题。”
“这些，你有跟警察们说吗？”我问。
“说了！”老周说，“不过我觉得说了也没用。这儿，就这个厂子，以前还被警察抢过，明着抢。”
一个美好的愿望。
他这话一出口，我们几个人都一愣。但是老周和主管都苦笑着摇了摇头，不愿意再多说。我点了点头，大概明了，看来这种情形，不只在影视剧里存在，普天之下皆无例外。
离开了厂区，接下来我们去了医院，想去看看受伤的同胞现在是什么情况，生死如何。
医院门口有两个非常醒目的标志：禁止吸烟，禁止携带枪支。工厂里的另外一位负责人接待了我们，告诉我们两位受害者一个脑袋被砸开了，另外一个没了两根手指，但是都还活着，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正说着，向导手指向了我们的身后：“领事馆来人了。”
一行人匆匆赶了过来，在向导的带领下我们迎了上去，互相引荐。对面打头的是中国驻南非约翰内斯堡领事馆的左领事，四十岁左右，面相极具亲和力。握手时，他竟然认出了我和梁红：“你们是……是那个《侣行》，对，《侣行》里的270是吧？”
“幸会，幸会，就是那个胖子。”
没有过多的寒暄，左领事又恢复了一脸的焦急，询问受伤的同胞怎么样了。刚好赶上毛毯厂的负责人从医院里出来，就向左领事作了汇报。
左领事长叹一口气：“人活着就好。”他说在约翰内斯堡，每年都会发生太多太多次这样的案件，通常都是一枪毙命。在上周刚发生的一起案件中，一个华人被劫匪一枪打穿了肚子。那人在医院醒来的时候，备感庆幸，因为子弹只是打穿了他的肾脏，他还活着。
听到这里，我脑海里突然浮现出了2013年在索马里见到的那个小孩，他的亲人在剧院爆炸案中全部丧生，他的双脚也被炸得血肉模糊，他却笑着说：“至少我还活着。”目睹南非的此情此景，再次让人唏嘘不已。
“华人在这里可以买枪吗？”梁红问道。
“可以。”左领事说，“在这里有一部分华人有枪，都是手枪，但是也不会因此而让人有安全感。现在的劫匪太专业了，他们用的都是AK-47，他们抢劫甚至不会超过一分钟，即使有枪你也根本没有举枪自卫的实力和机会。”
听到这里，我们才算明白，为什么说约翰内斯堡抬头能看见天堂，低头又能望见地狱。天堂和地狱，就在俯仰间。
“我们进去看看吧。”左领事大手一挥，我们都跟他一起进了医院。
在急诊室，我们见到了那个年纪较大的伤者，他是毛毯厂的厨师。虽然头部的伤口已经被包扎上了，但是很显然那儿被砸出来一个窟窿，凹陷下去了。我脑海里马上就浮现出来那个染血的杠铃，让人觉得不寒而栗。梁红甚至捂住了嘴巴，眼泪吧嗒吧嗒就下来了。
在地球另一端的异域他乡，看见我们熟悉的中国人的面孔，仿佛自己的亲人朋友。他们离家千万里，来到陌生的大陆，或为了生活，或为了梦想，却未承想会遇上这样的飞来横祸，钱财受损，生命遭残。目睹他们遭此劫难，真的很让人心酸、心痛。
“上海楼”的传说
在约翰内斯堡，我再次穿上防弹衣，兜里揣把小刀；边上的谢宇航身上挂着90发子弹，端着枪，为我保驾护航。
有一组非常骇人的数据：在南非，每年都有大约三十位华人被杀害；光2014年第一季度，就已经有五个中国人丧生在劫匪的枪口之下，死在约翰内斯堡的就有三个。
南非有三个首都：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司法首都布隆方丹、立法首都开普敦。但说到南非最负盛名的城市，还数约翰内斯堡。约翰内斯堡的面积只占全国的1.4%，人口却占到了22%，GDP则占到了整个南非的34%，与此同时，约堡的刑事案件数量竟然占到了整个国家的50%以上。
左领事给我们科普了一下为何约翰内斯堡会充斥着暴力。首先，这个地区没有死刑；其次，枪支泛滥；再有就是人口构成复杂，穷人、难民、黑帮团伙，龙蛇混杂。在很多人眼里，抢劫也是一份工作，而且是一份很容易的工作，几乎无成本，只需要一把枪，短短一分钟就能搞定一单。
还有一个说法：世界上最危险的大陆是非洲，非洲最危险的国家是南非，南非最危险的城市是约翰内斯堡，约堡最危险的区域，是休布罗（Hillbrow）街区。曾有一名南非导演以这里为背景拍摄了一部电影：《黑帮天堂：耶路撒冷》，据说其中的很多桥段均为写实性拍摄。
既然来了，我们不可能错过休布罗街区。
在前往休布罗之前，我们了解到一个关于休布罗的传说：如果有人穿着体面地进入这个街区，那么十有八九会被抢得只剩下内裤。
同行的南非华人谢宇航，与我们分享了一段往事：大约十几年前，他的一个朋友刚买了一辆敞篷车，约他出去兜兜风。他在电话里叮嘱朋友不要太招摇，小心被抢劫。一个小时后，那位朋友从警察局打来求救电话，他赶过去之后，发现朋友和三个同伴果然遭遇抢劫被人剥光了，内裤都没给他们剩下，各自围着半页报纸蔽体。朋友苦着脸跟谢宇航诉说了事情的经过：车在路上遇到红灯，他们刚停下车，就有一辆车靠了过去，几把枪顶住了他们让他们下车，光天化日之下，就在路边把他们给抢了，顺带扒光。
向导一再向我们强调，休布罗街区是南非因抢劫导致谋杀发生率最高的地方，这里充斥着毒品、卖淫、抢劫和谋杀，不请安保队，没人敢来。我和梁红不约而同有种穿越回索马里的错觉。这种地方必须去，才不虚此行。出门前，我特意穿了两条内裤。
干净的街道，两旁绿树成荫，树后整齐地排列着豪华别墅，高墙电网，朱门熠熠，还有保安亭。这里就是豪登区（Houghton District），住着南非最富有的那群人。这里和我们要去的休布罗街区，仅仅一街之隔。
可能是此前的气氛烘托得太到位了，离休布罗还有老远，我们就下意识地把车窗都关上，检查车门有没有锁紧。传说太盛，这地儿透着无形的杀气，让人心理压力陡增。谢宇航传授给我们一些防范危险的经验：在路上开车要时刻看着两个后视镜，有人跟踪的话就说明我们被盯上了；永远不要离前面的车太近，留出空间，这样万一遇到突发事故，能斜刺里开车冲出去；尽量不要停车，绿灯就快速通过，远远看见红灯就减速低速前进，到路口可能就变绿灯了。在这里，每一次停车都极具风险。
约翰内斯堡的禁区——上海楼。
我向车窗外看去，两旁街道干净，楼宇整洁，不像摩加迪沙那么破败不堪，却让人有着莫名的肃杀感。“在这儿抢劫杀人根本没什么理由，仅仅因为5块钱、半块面包，就可能杀人。”
谢宇航说，如果遇到路边的那些乞丐和小贩走过来敲窗户乞讨或者兜售，坚决不能打开车窗，因为极有可能伸进来的是一杆枪管。
我们的奔驰车开进休布罗实在太招摇，引得很多路人朝我们看了过来。有些人目露凶光，那眼神里透出一种让人浑身冰冷的寒意。此前我一直以为，微笑是世界的通行证，但是到了休布罗街区我发现，在这里，你给人一个笑脸，人回敬你的却是一丝胆战。那种冰冷而凶煞的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掉。
放眼整个休布罗街区，有三个地带被称为Kill Zone——杀戮地带。而这些暴力区域的中心，是“上海楼”。
20世纪90年代以前，这栋楼是一座华商贸易楼，住了很多来南非做生意的上海人和其他地方华人，因此得名。随着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周边国家的一些难民和贫民纷纷涌入这个彩虹国度，其中很多人就涌入了休布罗街区，进驻“上海楼”。从此这栋楼就没安生过，成为暴力犯罪多发地段，很多商户和住户频繁遭遇抢劫。渐渐地这里成了难民之家，华人和白人已经全部搬走，离开了休布罗街区。这里已经全面被黑人和难民占领。
前几天我们在唐人街的一家中餐厅吃饭，老板竟然就是当年“上海楼”的住户。他回忆起“上海楼”依然心有余悸，“那里让人毛骨悚然，我再也不敢上去了，连靠近都不敢。”当我提出想去看看“上海楼”的时候，同行的左领事说：“你还要命吗？你还要命吗？你想死吗？在约翰内斯堡，有些地方是不能去的。‘上海楼’就是禁区之一。”
愈是这样，我就愈是想前往一探究竟。
接下来就出现了本节开头的一幕：谢宇航身上挂满了子弹，全副武装伴我左右。我们是以游客身份进入南非的，所以我没有持枪资格，兜里揣着的小刀，就是我的武器。聊胜于无吧。
住在唐人街的一个剃着三毫米长“板寸”发型的同胞，我们叫他“光头”，打算跟我们一块儿去，他还帮我们找了两个配枪的安保。一行人到了“上海楼”下，向导、翻译、司机都留在楼下，直言不敢进。剩下我、梁红、谢宇航、两个安保，组成一个五人探险队，去闯龙潭。
临上楼前，我改变了主意，想把梁红留在车上。虽然我们一起经历过很多生死时刻，但是这一次我不敢带她了。以前去挑战那些极限地带，我们至少能根据事先查到的资料，把保护措施做到最好；可是眼前这栋“上海楼”，里面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我不能带着我的“新娘”，冒一场毫无准备的险。当然，我不愿把气氛搞得那么紧张：“梁红，你就老老实实在这里待着，你一女的，要是被扒光了多不好看啊。”
但是梁红不干，也不言语，只是紧紧地拉着我的胳膊，跟着下了车。
这栋楼有二十多层，但是电梯已不见，只剩空空的电梯井，里面散发出阵阵奇怪的臭味。我们只能爬楼梯。铁楼梯非常狭窄，容不下两人并行，像我这么大个儿一个人走就能把路挡死。
“这楼里住着几千人，如果跟谁起点儿冲突，其他人一窝蜂上来，我90发子弹不够打的。”谢宇航说，“尽量不要跟人起冲突，也别让人误会。”
此刻我脑海里全是江湖片的镜头。
楼道里潮湿、阴暗，弥漫着难闻的臭味儿，苍蝇乱飞。楼梯实在太窄，不允许我们走得“低调”，一直噼啪作响。有些住户打开窗户、拉开门缝，冷冷地看着我们。谢宇航的手始终摁在腰间的枪上，枪已上膛，保险打开着；我也下意识地摸了摸口袋里的刀。好在那些人只是盯着我们看，似乎并没有动手的意思。
气喘吁吁地爬到八楼，一路心情紧张，但是并没有意外发生，这让我有了想更近距离窥探这栋楼的想法。我们敲开了一家住户的门。
简陋却温馨的客厅，全无楼道里那些腐烂、发霉的味道。男主人三十来岁，衣着破烂但是干净，是一个很客气的黑人兄弟，不但没有给我们冷眼，反而热情地领着我们参观。屋子是个大开间，没什么家具，客厅里一个沙发一台电视，卧室里也只有床，让人意外的是厕所里居然还有浴缸。
还有一个阳台，站在那里俯瞰，能看到休布罗街区的大部分区域，和所有的生活社区一样，显得静谧而安详。如果只看这一切，感受不到任何的紧张和危险。
等我们回到客厅，梁红已经跟房主的儿子玩开了，一个三四岁的黑人小朋友，呆萌地牵着梁红的手，好奇地看着我们这些陌生人。
房主说他不是南非人，来自尼日利亚，是一个难民。这样的一个开间，每月房租1800兰特，大约合900元人民币，并不便宜。房主说，他逃难来到这里，只想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过新的生活，养大孩子。这里的很多难民也和他一样，并不是坏人，他们只想能够生活下去。
那一刻，身处“上海楼”里，我们开始感觉到这儿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可怕。但对讲机里的声音马上把我们拉回了现实，在楼下担任警戒的“光头”说，我们停在下面的车已经让人给盯上了，我们必须赶紧下楼。而且马上快到下班的高峰期了，我们出去肯定会堵车，那很危险。此外，这个时间段也是犯罪分子吃饱睡足，出门“觅食”的时间。十万火急，我们必须马上就撤。
出了尼日利亚人的家门，回到破败的楼道里，刚才还很放松的神经，一下子又紧张了起来。楼道里突然多出来一些人，一个个都恶狠狠地盯着我们，蠢蠢欲动的样子。可能谢宇航挂满全身的子弹和腰里的枪，对他们还有点儿威慑力，并没有人站出来。
我们几个互相对视了一眼，一点头，赶紧走。背后仿佛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追着我们。
落荒而逃似的快速跑下楼，钻进车里，心里才有了些安全感。临上车前，我笑着跟一个路人打招呼，他还我一个恶狠狠的眼神。
车开出去没多远，在十字路口我看见了一家肯德基，很好奇那儿会不会经常被抢，临时决定实地探访一下。这回只有保安队长一个人跟我下车，他袖子里藏着根警棍，兜里装着胡椒喷雾，腰上还别着一把9毫米手枪。我俩直奔KFC。
一进去我就愣了，这里跟我在国内和世界其他地方见到的肯德基完全不一样，点餐台前，像银行一样装了防弹玻璃和不锈钢栅栏；交钱取货，全要通过柜台上一个小抽屉。全家桶没法卖，因为压根儿就塞不进抽屉。
这种安保措施严密的快餐店，瞬间又让我紧张起来，扭头观察周围有没有盯着我们的人，结果发现玻璃窗外面，一堆人在盯着我们看。气氛实在太压抑，买了三杯可乐，我们匆匆撤离。
车子驶出休布罗街区，所有人像突然被摁下了播放开关似的，此前一个个紧张兮兮、沉默不语，这会儿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开始互相攀谈起来。
全家桶的美味，南非人民无福享受。
我搂着梁红，一边谢天谢地，今天没出什么事儿，我们能够全身而退；一边竟然还觉得有点儿失落，我们来探访混乱的休布罗，没赶上想象中的暴力抢劫镜头，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白人贫民窟
贫民窟，是我们走到哪儿都绕不开的一个地方；在这个仿佛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总会有一些人、一些事带给人心灵上的触动和刺痛。虽然我们无法带去很多援助，但是我渴望把他们的世界“带出来”，让更多的阳光照进去。
二十年前，南非还是白人的世界，他们生活富足而自由，在这个贫穷大陆上建立起来第一个发达国家。黑人和印度人等“有色人种”，在社会的各个层面，都低白人一等。这一现象持续了几百年，直到曼德拉废除种族隔离制度之后，才得以改变。“彩虹之国”的意思，即排除种族隔离思想，黑人、白人、印度人、黄种人、阿拉伯人等，汇聚成彩虹，共同生活在南非这片土地上。
虽然近年来南非的经济飞速发展，但是依然随处可见贫民窟，很多黑人依然生活潦倒贫困。无论哪个国家，都会有很多生活贫困的人，美国也不例外；南非这个接纳了很多周边国家难民的地方，更是如此。
种族隔离制度的废除，实现了人人平等，给予了黑人担任社会中更重要角色的机会。当然，优胜劣汰，只有那些受过高等教育或者有能力的人，才能站在生物链的顶端，与之相对的，很多没受过教育或没有一技之长的人依然生活在贫民窟也就不奇怪了。
谢宇航说：“南非不仅有黑人贫民窟，也有白人贫民窟。”
这有点儿颠覆我此前对南非的认知。要知道，白人曾经统治和主导这个国家的命脉几百年，虽然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了，但白人依然应该是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体，怎么也不至于潦倒到要住贫民窟啊？我们决定前去探访一番。
问了许多路人，纷纷摇头，都说没有这个地方。几经打探，终于有路人告诉我们，“去加冕公园看看。”他以前就住在那儿。
加冕公园，一座风景秀丽的公园，微风习习，绿树花草点缀，绿色的草地和粼粼湖水相映成趣，有些情侣、一家几口在公园里占据一方小天地，休息、游玩——这怎么可能是贫民窟？
几步之遥，悲喜两重天。
再往前走，离这些美景几步之遥的地方呈现出一片破败：破落的房子、参差的断壁、猴儿样的孩子的脸，无异于我们此前走过的许多贫民窟，唯一不同的是，这儿没有发霉和腐烂的臭味儿。
这个村落叫克鲁格斯多，南非唯一的一个白人贫民窟。破旧、生锈的房车，是这里最常见的“建筑”，它们从四面八方开到这里，轮胎扎进泥土，就此生根，成为这个贫民窟的一员。这些房车说明它们的主人曾经“阔”过，后来潦倒了，沦落至此。还有更多没有车的穷人，也聚集到了这里，搭铁皮房子、支帐篷。美丽的加冕公园一角，成了这些贫穷白人的栖身之所。
在村落里穿行，这里虽然破败，却很有序，并不混乱，没有遍地的垃圾，破败的房屋、帐篷、房车也都尽量整齐地挤在一块儿。资源有限，贫民们的生活却并不粗糙，还相当有情调。一些从外面捡来的陶器、娃娃，也被端正地摆在门口；破旧的布料，被拼接缝补成非常好看的窗帘；有人在帐篷前，种上了野花；有些屋子、帐篷上，还画上了好看的涂鸦。一些废品在这里再利用率很高，人们将其做成小玩意儿、装饰品，挂在自己的“房子”上。一栋木头房子格外显眼，屋主确实下了功夫，虽然建造房子的材料都是废旧的木地板，但是经过屋主的精细雕琢，竟显得风味十足；如果挪到国内的一些景点去用来出租，这房子一晚上能卖不少钱。总体上这里虽然破旧，却和我们以前见过的贫民窟不同，别有味道。
在每扇敞开的门里，总坐着一个或几个愁眉不展的白人，目光呆滞地待着，一个个憔悴而瘦削。屋子外面的空地上，女孩儿们光着脚在地上做着游戏，更小一点儿的孩子，脸上脏兮兮地四处爬着。看到我们的镜头，孩子们好奇地围了过来，扬起了无邪的笑脸，不干净但是纯净。空旷的树荫下，有人在安静地看着旧报纸，还有父母在石块边看着孩子做作业……
我们抬脚走进一辆房车，里面可供活动的空间非常小，到处都被塞得满满当当——旧的电器、家具，捡来的日用品、瓶瓶罐罐，陈旧而繁多，却不是胡乱堆放。一个头发花白的大爷告诉我们，这间房车由6个人一起居住，所有人分时间段进来睡觉、休息；没轮到自己的时候，得出去待着。
日头正中，到了晌午时分，屋子、车子、棚子里的人，都钻了出来，在空地上搭灶生火做饭——堆上几块石头，支起一个架子，挂上一个铝盆，点起火。锅里的食物都差不多，要么土豆要么面粉。
一辆房车，六个人的栖身之所。
这不是度假，是生活。
在一个两头漏风的帐篷前，我看见一个老太太正在地上捡起土豆块往锅里扔，旁边一个老爷子，把一只脚泡在一个桶里。原来老爷子不小心碰翻了锅，脚烫了，土豆撒了，但是必须捡起来，他们的食物非常有限。
我试着跟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中年人聊天，他说虽然他们住在贫民窟，但是他们每个人都会穿得整洁干净，帐篷虽小，但是不乱——这是这些白人们的骄傲。“我们穷，但我们没有丢掉尊严。我们还没有放弃生活。”甚至这里有些人依然养着宠物，小猫小狗、鹦鹉等。“很多人都想买我的鹦鹉，但我是绝对不会卖掉它的，多少钱都不卖。”一位中年妇女说。哪怕生活很拮据，但是绝对不会因为困苦而放弃生活的乐趣。
我们看到一位相貌奇怪的大叔，肚子上长了一个非常大的瘤子。此刻他在草地上，虔诚地做着祷告：“感谢上帝赐予了我这一切，我有一位一直陪伴着我的妻子，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家庭，还有一只狗。”
我们静悄悄地走开了，不忍去打搅他。
在这个贫民窟里，无时无刻不让我感受到一种心灵的震撼，幸福从来都不是靠物质来衡量的。
对于他们靠什么为生，我也找到了答案。有些慈善机构每个月会送来一些食物，分发给大家，但是数量不多；还有些好心人也会自发送一些东西过来；此外，很多人是有工作的——但都是“临时工”。
一个叫丹尼尔的中年汉子说，他每个月能挣1000元，养活家里的四口人，但是他每星期只能工作一到两天。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一份固定的工作，他的回答再次让我震惊：“因为我是白人，白人找不到工作。曾经我们享有特权，现在一切都不一样了。”
原来种族隔离制度废除之后，为了维护数量庞大的黑人在这个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南非政府通过了“BEE法案”，鼓励和扶持黑人就业。
“我们现在才是遭受到歧视的人群。”丹尼尔苦笑着说。
我将信将疑。丹尼尔说他要出去找工作了。征得他的同意后，我们可以一路跟着去看看情况。
丹尼尔很认真，准备好简历，搜罗出来一套最整洁的衣服换上，擦亮老旧的皮鞋，剪了头发刮干净胡子，就带着我们出门了。
徒步走到附近的市里，丹尼尔先去了一间加油站，想应聘加油员。老板只是让他留下简历，承诺两个月内会联系他面试……这其实就是石沉大海的意思。丹尼尔无奈地苦笑摇头。他说自己已经习惯了，对于他来说，只要有人愿意给他一份工作，让他能够养活老婆和孩子，不管什么样的工作他都接受，愿意尽全力去做——可是，几乎没有人会给他这种机会。
一路又跑了几个地方，全是让留下简历等候通知。
后来来到一个小超市，丹尼尔再次被拒绝。我决定和老板多聊几句，问问到底是什么原因。超市老板的逻辑很神奇，他说在南非有90%的人口是黑人，那么一个超市里就应该有90%的员工是黑人；而且雇用黑人政府会有很多政策上的倾斜，那为什么不用黑人呢？
我问他们对待黑人和白人是平等的吗，他非常大气地回答：“Of cause。”末了，他居然对我们的翻译说：“你的英语说得很棒，如果你需要这份工作，我可以给你。”边上刚刚被他拒绝的丹尼尔听到这句话，表情尴尬。毫无疑问，这是赤裸裸的歧视。
最后我们去了一家汽车玻璃店，老板看了丹尼尔一眼，简历都没收：“对不起，我们没有空余职位。”我看到丹尼尔的脸色非常难看，但他依然强撑着笑容离开。出来后他非常生气地说：“他们就是在歧视我们，里面根本看不到白人和印度人，只有黑人！”
丹尼尔低下了头，无奈地往前走去，虽然已经被拒绝了无数次，但他还是要继续去尝试，因为他有家人和孩子，需要他去工作来养活。看着他佝偻失落的背影，我们不忍再跟上去打扰。
回到加冕公园，我们又走访了几户贫民。他们有的像丹尼尔一样，靠偶尔能得到的临时工作养家为生；有的会做一些手工艺品，拿出去卖补贴家用。
一个刚刚做临时工归来的中年大哥见到我们，他说他想聊几句：“这里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我的梦想就是让我的家庭生活得更好。”
一位怀孕的妇女听到我们问起工作的事情，很是神伤，说他们不是不努力，只要给他们一个机会，他们就会努力去改变现状，但是没有人愿意给他们这个机会。她越说越激动，竟然哭了起来，边哭边说：“我和丈夫都出生在良好的家庭，都受过高等教育，现在却住在这个地方，真让人难过。我怀孕了，我真的不希望孩子出生以后，还是生活在这样一个环境里，我希望他能够生长在一个正常的环境里……”
听完她的哭诉我无语凝噎，梁红早已眼圈泛红，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安慰她。对于这里的现状，我们无力改变，我们能做的，只是把带来的一些食物分发给孩子们。
幸福从来都不靠物质来衡量。
搜了搜车里的后备厢，还有一些牛肉和番茄，我们决定给大伙儿做一顿饭。有人从自己的家里拿出来锅碗瓢盆和调料，找了个空地，我们支起炉灶，做了一锅番茄炖牛腩，简单但是用心。村子里的人都聚拢了过来，他们端着碗或者杯子，自觉有序地排着队，对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一顿饭顶不了多久，他们还是会饿肚子，依然会生活在贫困的环境里，依然会被外面的人歧视。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丢失自己的尊严和梦想，以及对生活的热爱。我们能做的，也仅仅是把加冕公园里的白人贫民窟、丹尼尔们的故事，通过我们的镜头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的存在，他们的伤痛。
南非，包容而又对立的一个国度。约翰内斯堡，最美丽的城市，最暴力的城市。这一座城池，立体地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双城记”的故事。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I can fly !
对于南非，我有一个更加宏大的计划：我要在这里，完成中国人的第一次氦气球飞行。
2009年在双井，我和梁红难得一块儿去看了场电影，皮克斯的动画片《飞屋环游记》，让我俩兴奋不已。从那时候起，我们心里就有了一个梦想：做一次气球飞行。来到南非，用五颜六色的气球飞越彩虹国，再美妙不过了。
对于这次挑战的准备，难度不亚于当初我们要进入马鲁姆火山。找氦气就费了挺大的劲儿，好不容易搞到后，结果想弄出海关还出了问题，出不来。到了南非，人生地不熟，这东西就更难找了，最后花了大价钱才弄到。
除此之外，乘气球飞行对地形和当天风速的要求都很高，高原多风、丘陵不便着陆，所以我们只能避开开普敦、比勒陀利亚、约翰内斯堡等重镇，最后来到了地处平原地带的乌姆塔塔——这里是我的偶像曼德拉的故乡。
但是这里的条件也算不上太好，勘察地形的时候，我们依然没找到合适的地方。这块平原不平，多山，非常不利于气球飞行。
驱车在路上我一筹莫展，忽然前方金光闪闪，一座寺庙坐落在那里。这是南半球最大的中国寺院——南华寺。绕着寺院转了一圈，广袤的土地，多是农场和荒原。我眼前一亮：“就这儿了。”
佛教和曼德拉，追求的都是平等和宽容。仿佛冥冥中有一股力量把我们带到了这座华人寺院。寺院的住持彗行法师说：“是缘分把你们带到了这里。”
冲着这缘分，这块场地就是我们可以起飞的地方。
我们租了一架直升飞机勘察场地，在空中看去，这里依然凶险异常。附近有几座高层建筑，还有高压电网，搞不好飞行的时候会撞上。不利于降落的地方就更多了，湖泊、栅栏等，都加大了这次飞行的难度。
团队里的人看完地形，形成了一个统一意见：放弃。
负责气象的烟斗给我讲了一则他看到的新闻，让我慎重考虑。2008年4月，巴西一位41岁、名叫阿德利尔·安东尼奥·卡利的神父，希望利用普通的氦气球升空，为当地宗教活动募款。起飞当天，安东尼奥穿着特制的救生服，还带着降落伞、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卫星电话等工具，身绑数百个氦气球，从巴西南部港口城市巴拉那瓜起飞。
起飞8个小时后，安东尼奥与地面人员失去联系。原本他计划飞向西北方向750公里外的多拉杜斯，却在风力作用下向相反方向飞去。他最后一次联系地面时已经飞离海岸线50公里有余。神父失联之后，当地马上出动了直升机和小船搜救，但只发现了部分气球碎片。
缘分。
三个月后，几名拖船工人在海上发现了一具尸体，经医学鉴定人员提取DNA样本对比，证实了这就是安东尼奥神父的尸体。
烟斗讲得很认真，大伙儿也听得凝重。人在天上，装备再先进，防护措施做得再好，依然身不由己。
我闭上了眼睛，脑海里又出现了《飞屋环游记》里的场景，继而是之前的种种极限挑战：索马里的枪林弹雨、奥伊米亚康的极寒露营、切尔诺贝利的无形辐射、马鲁姆火山的炽热烈焰、太平洋的惊涛骇浪……从当年走出第一步开始，我一直在试图寻找我的极限，这一次我要挑战的是飞上天空，圆一个飞翔的梦。我初衷不变，中国人不是不可以，而是不想。
我摇摇头，说：“不，不管怎样，得飞。”在实现梦想的途中，有挑战才有精彩。我决定就在南华寺这儿，就明天飞。
烟斗说：“明天中午12点有强风，不宜飞。”在网上搜出来的资料也显示，世界上曾有13个人在南非尝试过气球飞行，有2个人失败了。失败只有一种结果：死亡。我开玩笑说：“我已经想到了好几种死法：刮到电网上被电死、撞到栅栏铁丝网上缠死、掉到农场被玉米秆杵死、落到牧场里被牛群踩死……”
梁红抓着我的手悄然加大了力气，一脸的紧张：“老张……要不……不要……”
我搂过她的肩膀，笑着安慰道：“没事儿的，我这吨位，一般的风吹不走。”我转头对小伙伴们说：“明儿早点飞，在强风来之前完成着陆。”
第二天，整个团队的人都早上6点起来，开始忙活设备，另外又雇用了附近的一些工人，帮我们给数量庞大的气球充气。我们事先预估了每一只气球的承重量，得二百多只气球才能让我飞起来。计划不如变化，我们低估了给气球充氦气的难度。工人们很卖力，寺院里很多黑人和尚也都出来帮忙，但是给几百只硕大的氦气球充完气，已经11点半了。被升得最高的，是一只黑色气球，上面印着曼德拉的头像，迎风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