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校回到了格里迪旅馆的前厅。船夫拿了钱便离开了，现在呆在旅馆里一点儿风也没有。
从市场那儿搭船回旅馆，在大运河里是往上游行驶，需要两个人划船。那两个人工作得很努力，上校除了该付的船费外，又多给了一些。
“有电话找过我吗？”他问一直在值班的门厅总管。
总管的脸棱角分明，为人处事灵巧聪明，动作敏捷，彬彬有礼的态度中没有一点阿谀奉承。他那蓝色制服的长翻领上，不显眼地别着表明他职务的两把交叉的钥匙。他是旅馆的门厅总管。职位跟上尉的级别很接近，上校想。是个军官而不是个绅士。在从前，那是军士长，不过他总是跟高级军官打交道。
“伯爵小姐打来过两次电话，”总管用英语说。或者，把我们都使用的这种语言随便称作什么都可以，上校想。现在都把它称作英语。那是从前人们遗留下来的叫法。应当允许他们保留这种语言的名称。但克里普斯[斯塔福德·克里普斯（1889—1952），英国政治家，1942年2月参加战时内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先后任贸易大臣、财政大臣，极其重视投资和支付平衡。]不久很可能对语言名称实行节制配给。
“请立刻替我接通她的电话，”他告诉总管。
总管开始拨电话号码。
“您可以在那儿接电话，上校，”他说。“我已经为您接通了。”
“你真快。”
“在那儿接，”总管说。
在电话间里，上校拿起了话筒，下意识地脱口说道：“我是坎特韦尔上校。”
“我去过两次电话，理查德，”姑娘说。“但是他们说你出去了。你上哪儿去了？”
“去了市场。你好吗，亲爱的？”
“这个时候没人听我们在电话里谈话。我是你亲爱的，怎么叫都行。”
“你。你睡得好吗？”
“梦中好像在黑暗中滑雪。不是真的滑雪，但黑暗却是真的。”
“应该是那样。你为什么醒得这么早？你把我的总管吓着了。”
“没有太失少女的身份吧？我们能马上见面吗，在哪儿？”
“时间和地方都听你的。”
“你还带着翡翠吗？画像小姐给了你什么帮助？”
“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句。翡翠在我上衣左面的口袋里，用扣子扣着。画像小姐和我一直聊到深夜，大清早我们又聊开了，这使我各方面都感觉舒畅多了。”
“你爱她胜过爱我吗？”
“我可没有反常。或许我有点夸大其词。不过她确实很可爱。”
“我们在哪儿碰头？”
“到弗洛里安去吃早饭怎样？就在广场的右侧。广场大概被水浸没了，去看看挺有意思。”
“如果你要我这么做，我二十分钟以后就到那儿。”
“我要你来，”上校说，随后挂上了话筒。
走出电话间后，他突然感到不舒服，接着又觉得似乎被魔鬼赶进了一座铁笼内，那铁笼造得像一只铁肺或者像铁的断头台。他脸色发灰地走到总管的接待台前，用意大利语说道：“多米尼科，伊科，劳驾给我一杯水。”
总管去拿水了。他靠在台子上休息。只稍稍休息了一会儿，幻觉便消失了。总管拿了一杯水回来，他吞下了四片药，而通常只服用两片。他继续稍事休息，像一只飞疲乏了停下歇脚的鹰。
“多米尼科，”他说。
“我在。”
“我有件东西放在这信封里，请你把它放到保险柜里。以后由我本人或通过书面委托请人来领取，刚才你替我拨电话给她的那个人也有权领取。你需要一份书面文件吗？”
“不，没有必要。”
“可你要是有什么事呢，伙计？你并不是长生不死的，对吗？”
“是这样，”总管对他说。“不过我可以把这写下来留着，我死了以后还有经理和副经理。”
“他们俩都是好人，”上校赞同地说。
“您不坐一会儿吗，上校？”
“不了。除了那些在命运的旅馆里准备接受生死转换的男男女女，谁会坐下呢？你坐下吗？”
“不。”
“我能站着休息，也能靠在一棵该死的树上休息。我的同胞们都坐下了，躺下了或者摔倒了。得给他们几块能量饼干，让他们止住哭泣。”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因为说得太多反而不能很快恢复自信。
“他们真有能量饼干吗？”
“当然。这种饼干里有一种抑制生理勃起的物质。它像原子弹，只不过起反作用。”
“我很难相信。”
“我们有一些绝顶重要的军事机密，只在将军夫人们中间流传，能量饼干是其中最不重要的秘密。下一次我们将从五万六千英尺的高空向整个威尼斯抛撒肉毒中毒菌。人们将对此束手无策，”上校解释说。“它使人们交叉感染炭疽病和肉毒中毒症。”
“这太可怕了。”
“情况可能更糟，”上校要他相信。“这已不是秘密，已经公布于世。当它发生时，如果你调对了电台，可以听见玛格丽特唱美国国歌《星条旗》。我认为那是可以办到的。我不认为她的嗓子有多么出类拔萃。也根本比不上我们当年听过的那些好嗓子。不过现在事事都兴欺诈。电台几乎就能伪造这声音。伪造的声音安全可靠，直到最后才会露出破绽。
“你认为他们真会往我们这儿扔什么东西吗？”
“不。他们永远不会。”
上校现在又成了四星将军；在他愤怒、痛苦或缺乏自信时，他就会摆出四星将军的架势。不过药片的作用使他暂时摆脱了痛苦，他对总管说，“再见，多米尼科。”然后走出了“格里迪”。
他算了算，走到约定的地方需要十二分钟半，他的真正的爱也许会稍微迟到一会儿。他走路时很当心，但是并没有放慢速度。那些桥都还是老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