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坐在酒吧最深处一角的桌子旁,上校的背紧靠在墙角上,他的两侧是墙壁。团长很懂他的心思,因为他自己曾在一个一流的步兵团连队里当过优秀的中士,他决不会在餐厅中央为上校安排座位,正如他不会愚蠢地选择一个无用的防御位置一样。
“龙虾,”团长说。
大龙虾很中看。它比通常的龙虾要大一倍,那舞动双钳的凶样已被煮得没了踪影,此时就像一座它自己的纪念碑。它的两只眼睛向外暴出,长而优雅的触须天线似地伸展着,似乎能了解那对愚蠢的眼睛所不了解的事。
它有点像乔治·巴顿[乔治·巴顿(1885—1945),美国陆军上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屡建战功,后死于车祸。],上校想。不过它受感动的时候,大概从不会流泪。
“你觉得这龙虾肉老吗?”他用意大利语问姑娘。
“不,”团长弯腰端着龙虾,向他俩解释说。“一点不老,只是个头大,你们知道这个品种。”
“好吧,”上校说。“拿去切成段。”
“你们要喝些什么?”
“你要喝什么,女儿?”
“要你想要的。”
“卡普里白葡萄酒,”上校说。“要干的,冰得够劲的。”
“我已经冰好了,”团长说。
“我们真快乐,”姑娘说。“我们又快乐了,一点不悲伤。它是一只挺中看的龙虾,对吗?”
“是的,”上校答道。“这家伙要是能嫩些就更好。”
“会很嫩的,”姑娘对他说。“团长不会撒谎,人们不撒谎,是件很美好的事,对吗?”
“非常好,可是很难得,”上校说。“我刚才正想着一个名叫乔治·巴顿的人,他一生中恐怕就没说过真话。”
“你说过谎吗?”
“我说过四次谎,不过每次都是在极度疲乏后说的。但那不是理由,”他补充说。
“我还是个小女孩时,说过很多次谎。但大都是为了编故事,或者说我希望那样。我从没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说谎。”
“我有过,”上校说,“一共四次。”
“你要是不说谎,能当上将军吗?”
“如果我像别人那样说谎,早就当上三星上将了。”
“当了三星上将,会使你感到更快乐吗?”
“不,”上校说。“不会。”
“把你的右手,那只实实在在的手,放到衣袋里去,告诉我你的感觉。”
上校照她的话做了。
“很奇妙,”他说。“可是你知道,我要把它还给你。”
“不,请别这样。”
“我们现在不谈它。”
正在这时,龙虾切好端了上来。
虾肉很嫩,尤其是尾部活动肌的肉特别滑嫩鲜美,两只螯钳里的肉也非常美味,既不少也不过分饱满。
“龙虾在月圆时最肥,”上校告诉姑娘。“月亏时捕上来的龙虾就不好吃。”
“这我以前并不知道。”
“我想可能是因为月圆时它可以整夜捕食,也可能是月圆时吃的东西比较多。”
“这些虾是从达尔马提亚[南斯拉夫西部沿海地区,濒临亚得里亚海。]沿岸运来的吧?”
“是的,”上校说。“那是你们最富饶的捕鱼海岸,或许我该说,我们最富饶的海岸。”
“就这么说,”姑娘说。“你不知道,说法是多么重要。”
“把它写在纸上让人看,会显得更重要。”
“不,”姑娘说。“我不同意,除非你说的是真心话,否则写出来也毫无意义。”
“要是你没有心,或者你的心一钱不值,那又会怎样?”
“你有心,你的心不是一钱不值。”
我他妈的一定要换个新的心,上校想。我不明白,我的肌肉都还好好的,为什么这颗心脏这么衰弱。不过他什么都没说,只是把手伸进了衣袋。
“摸上去真奇妙,”他说。“你看上去也很奇妙。”
“谢谢,”她说。“我这一星期都会记着这句话。”
“你可以经常照照镜子。”
“我烦照镜子,”她说。“一涂唇膏,就得不停地张开、闭拢双唇,好让唇膏抹均匀,这一头又密又浓的头发也很难侍弄,这可不是一个女人或是一个热恋中的少女该过的生活。既然你想当月亮和各种星球,还想和你的丈夫一起生活,为他生五个儿子,那么老是照镜子,摆弄女人的那一套装扮技巧,可不会让人觉得兴高采烈。”
“那么我们马上结婚吧。”
“不,”她说。“我已经为此做了决定,就像决定其他不同的事情一样。我花了整整一星期时间才做出这个决定。”
“我也经常做决定,”上校对她说。“可是做决定很容易使我感情受到伤害。”
“我们别说这事了。它会使我们觉得不好受。我想咱们最好还是看看团长会给我们上什么菜。你喝酒啊,你还没喝过一口呢。”
“我这就喝,”上校说。他喝了一口,酒很凉,色泽很淡,挺像希腊葡萄酒,但没有那么稠,酒味醇厚芳香,像雷娜塔一样。
“这酒很像你。”
“是的。我知道。所以我让你尝一下。”
“我在尝,”上校说。“现在我要把这满满一杯喝下去。”
“你真是个好男人。”
“谢谢,”上校说。“我要在这个星期里记住你的话,努力做个好男人。”然后他叫道:“团长。”
团长应声而来,他一脸喜色,还带着点诡秘,似乎忘记了他的溃疡。上校问他:“你这儿有什么好肉给我们吃吗?”
“我不太清楚,”团长说。“不过我可以去看看。你的那位同胞就坐在不远的桌子旁。他不让我把他的座位安排在餐厅的角落处。”
“不错,”上校说。“我们可以为他增添点写作素材。”
“他每晚都写,你知道。我是听一个同行说的,他就在他住的那个旅馆里工作。”
“很好,”上校说。“这说明他很勤奋,即使他的天赋不怎么样。”
“我们都很勤奋,”团长说。
“只是方式不一样。”
“我得去看看究竟有些什么肉。”
“仔细问问。”
“我很勤奋。”
“你还很精明。”
团长走了后,姑娘说:“他是个挺可爱的人。他对你很好,我真高兴。”
“我跟他是好朋友,”上校说。“我希望他能为你来一道上好的牛排。”
“有一种非常好的牛排,”团长又出现在他们面前。
“就要牛排吧,女儿,我在军队食堂里老吃这个。你喜欢煎得嫩一点吗?”
“要很嫩的。”
“带血的,”上校说。“就像约翰用法语对侍者说的那样。生一些,有点发蓝,或者,只要把它煎得嫩点就行。”
“要嫩的,”团长说,“那么你呢,上校?”
“炒小牛肉片,加马萨拉酒调味,奶油炖花椰菜。如果有醋油拌洋蓟,也来一份。你要什么,女儿?”
“土豆泥和蔬菜沙拉。”
“你还是个在长身体的小姑娘呢。”
“是啊。可我不愿意长得太大,也不愿长得太胖。”
“就这些吧,”上校说。“有没有大坛装的瓦尔波里切拉酒?”
“我们没有这种坛装的酒。这里是上等旅馆,你知道。只进瓶装的酒。”
“我忘了,”上校说。“这酒当年三十分就能买一升,你还记得吗?”
“我们把空的酒坛从军车上往火车站上的士兵身上扔,还记得吗?”
“我们从格拉珀返回的路上,把剩下的手榴弹都给扔了,看着它们沿着山坡一路滚下去,你记得吗?”
“有人看见爆炸,还以为是一次突围行动。你那时从不刮胡子,我们都穿着灰色的夹克,上面佩戴黑色火焰徽章,里面套一件灰色运动衫,对吗?”
“我喝了白兰地,醉得半死,舌头连味道都辨不出来了,对不对?”
“我们那时肯定很坚强,”上校说。
“我们那时是很坚强,”团长说。“我们都是些爱捣乱的坏小子,而你是这伙坏小子里最叫绝的一个。”
“没错,”上校说。“我想我们那会儿是真够坏的。你原谅我吗,女儿?”
“你有那时的照片吗?”
“没有,除了和邓南遮先生一起照的那张集体合影外,没有别的照片。其中大多数人的结局都很糟。”
“除了我们俩,”团长说。“现在我该走了,去看看牛排做得怎样。”
上校的思绪回到了过去,他又成了陆军少尉,坐在军用卡车里,满脸尘土,只露出一双钢铁般坚硬的眼睛,眼圈又红又痛。
有三个至关重要的高地,他想。格拉珀一带有阿萨洛内和珀蒂卡,右边还有一个高地,名字我记不起来了。我就是在那儿成熟起来的,他想,每天夜里醒来我都是大汗淋漓,梦见自己无法让士兵们从卡车上跳下来。当然,事实证明他们还是不跳下来的好。这就是我们的职业。
“在我们那个军里,你知道,”他对姑娘说,“实际上没有一个将军打过仗。这很奇怪,而且最上边的那些头儿讨厌打过仗的人。”
“将军们真的也打仗吗?”
“是的。当他们是上尉或中尉的时候。后来,只有在撤退时才指挥打仗,天下还有这等荒唐事。”
“你打过很多仗吧?我知道你打得不少,给我说说。”
“我打过太多的仗,足以让那些伟大的思想家视为傻瓜。”
“说说吧。”
“我还是个男孩时,在科尔蒂纳到格拉珀的当中地带跟欧文·隆美尔[欧文·隆美尔(1891—1944),纳粹德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地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德国非洲军团司令。他善于出奇制胜,被称为“沙漠之狐”。1944年因参与暗害希特勒的密谋败露,被迫服毒自杀。]打仗,我们占据着格拉珀。他当时是上尉,我是代理上尉,实际是少尉。”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打完仗后我们才认识,还在一起交谈。他是个很不错的人,我喜欢他。我们经常一起滑雪。”
“你以前喜欢过很多德国人吗?”
“非常多,我最喜欢的是恩斯特·乌德特[恩斯特·乌德特(1896—1941),德国飞行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击落62架飞机。]。”
“可是他们做了错事。”
“当然。但谁能不犯错误呢?”
“我从来就不喜欢他们,也不会像你那样对他们持宽容的态度,因为他们杀害了我的父亲,烧毁了我们在布伦塔的别墅。有一天我看见一个德国军官在圣马可广场用手枪打鸽子。”
“我懂,”上校说。“但是,女儿,请你尽量理解我的态度。我们自己也杀了那么多人,总应该对别人仁慈一些吧。”
“你杀了多少人?”
“确切的数字是一百二十二个,不包括那些无法确定的。”
“你不感到悔恨自责吗?”
“从不。”
“也没有做过噩梦?”
“没做过噩梦。但常做怪梦。有一段日子打完仗以后,夜里总是在梦中打仗。但是最常做的是有关地形的怪梦。你知道,我们能活下来,全凭着地形好这一偶然因素,因此地形便一直留在脑海里的梦境中。”
“你梦见过我吗?”
“我想梦见。可是没能梦见。”
“或许那幅画能帮上忙。”
“我希望能这样,”上校说。“请别忘了提醒我把翡翠还给你。”
“请别这么狠心。”
“我们俩都很珍惜我们伟大而崇高的爱情,可我也同样看重自己的那一点点体面,我不能要了一样丢了另一样。”
“不过你应该给我点特权。”
“你已经得到了,”上校说,“翡翠在我衣袋里。”
团长走了过来,一个头发梳得溜光的小伙子跟在他身旁,手里端着牛排、小牛肉片和蔬菜。那小伙子对什么都不屑一顾,却竭力想成为一个像样的二等侍者。他是骑士团的成员。团长动作娴熟地摆好菜肴,他的举止表现出对菜肴和就餐者的尊重。
“请用餐,”他说。
“把瓦尔波里切拉打开,”他对小伙子说。那小伙子长着一双不信任人的眼睛,就跟獚的眼睛一个样。
“你们为什么要嘲弄那个人?”上校问,他指的是那位正在大嚼大咽的麻脸同胞,坐在他边上的那个上了岁数的女人,则用一种乡下人的优雅慢慢地吃着。
“该你告诉我。不是我告诉你。”
“今天之前我从未见过他,”上校说。“有他在场,很难咽下食物。”
“他对我倒挺屈尊俯就的,很努力地说着意大利语,可说得太糟。他到哪儿都照《贝德克尔旅行指南》[卡尔·贝德克尔(1801—1859),以出版导游书册而闻名的德国出版商。]行事,对食物和酒类没有一点鉴赏力。那女人待人很亲切,我相信是他的姑妈。不过我并不了解实情。”
“看他那模样,我们能应付。”
“我相信是这样。必要的时候。”
“他问起过我们吗?”
“他问我你们是谁。伯爵小姐的姓他很熟悉,他在旅行指南里读到过那些属于她家族的宫殿。小姐,他对你的姓名留下很深的印象,是我把你的姓名告诉他的。”
“你认为他会把我们写进他的书里吗?”
“我肯定他会。他会把每件事都写进书里。”
“我们俩应该被写进一本书,”上校说。“你在意吗,女儿?”
“当然不,”姑娘说。“可我更愿意让但丁写。”
“但丁可不在这儿,”上校说。
“你能告诉我一些打仗的事吗?”姑娘请求道。“说一些可以让我知道的事。”
“行。任何你想听的我都可以讲。”
“艾森豪威尔将军是个什么样的人?”
“严格地说,属于‘埃珀沃思同盟会[基督教卫理公会的一个青年社团组织,以卫理公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的出生地命名,其宗旨是在教会的指导下,资助有益的社会活动和基督教徒联谊会活动;该同盟会会员人数最多时达二百万,遍布美国和加拿大各地。]’。也许这么说不公正,情况还要复杂得多,因为受到其他各种影响。他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政治家。政治家型的将军。对政治非常在行。”
“其他的将领呢?”
“我们还是别提他们吧。他们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得够多了。他们大都是扶轮国际社[由芝加哥的P.P.哈里斯律师在1905年创建的联谊团体,成员大都是富商及各行业中有地位的人。]的成员,个个都会花言巧语。你从没听说过这个组织吧。这个组织的成员都佩戴珐琅质圆形小徽章,上面刻着他们的名字,没有姓,假如你连名带姓称呼他们,就得罚款。从来没打过仗,从来没有。”
“就没有优秀的将领吗?”
“有,有很多。当过步兵学校校长的布雷德利[J.布雷德利(1813—1981),美军将领。1943年任第二兵团司令,在北非战役中迫使25万轴心国军队投降,1944年6月参加诺曼底登陆,同年晋升为美国第12集团军司令。],还有其他不少人。譬如闪电将军乔[即劳顿·柯林斯(1896—1987),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美军第七军团参谋长,以英勇善战闻名,在诺曼底登陆战役中指挥出色,1945年晋升为中将。]就是很棒的一个,非常了不起。”
“他是谁?”
“曾经指挥我所在的第七军团。他思维清晰,作战迅速,指挥准确。现在是参谋长。”
“我们常听说的那些伟大将领,诸如蒙哥马利[B.L.蒙哥马利(1887—1976),英国陆军元帅,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指挥官之一,他坚持在每次出击前,在人力、物力上作好充分准备。]元帅和巴顿将军,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忘了他们吧,女儿,蒙蒂这个人只有在十五比一的绝对优势下才肯出击,而且还拖拖拉拉。”
“我一直认为他是个杰出的统帅。”
“他不是,”上校说。“最糟的是他本人清楚这一点。我曾亲眼看见他走进一家旅馆,脱下军服,穿上引人注目的衣服,在晚上出来鼓动老百姓。”
“你不喜欢他?”
“不。我只把他看作一个英国将军,随它是什么意思。你别再说什么‘杰出的统帅’了。”
“但是他打败了隆美尔将军。”
“是的。可你难道以为就没别人先削弱了隆美尔的力量吗?况且十五个对一个,谁打不赢?当年我们在这儿打仗的时候,团长和我还是小伙子,我们打了整整一年胜仗,以三四倍的优势兵力对付敌人,每次都赢。打过三次大恶仗。正因为如此,我和团长总是爱说说笑话,一点儿不严肃。我们打了胜仗,可那年也死了十四万人,为此,我们虽然会愉快地说笑,却从不骄傲自负。”
“如果这也是一门可研究的学问,那是多么悲伤的学问啊,”姑娘说。“我痛恨那些战争纪念碑,虽然我敬重阵亡的将士。”
“我也不喜欢纪念碑,不喜欢导致纪念碑建造起来的过程。你看到了这件事的结果吗?”
“没有。不过我很想知道。”
“还是不知道的好,”上校说。“快吃牛排吧,要不就凉了。真抱歉,我又扯到了自己的职业。”
“我既恨它又爱它。”
“我相信我们俩的感情相同,”上校说。“不知那位跟我们隔着两张桌子的麻脸同胞在想什么?”
“想他打算写的下一本书,要不就在想《贝德克尔指南》里关于某件事是怎么说的。”
“吃完饭我们要不要坐凤尾船乘风兜一圈?”
“那一定很有趣。”
“我们离开时要不要和那个麻脸打声招呼?我想他的心和灵魂,或许还有他的好奇心,都长满了麻点。”
“我们什么也别对他说,”姑娘说。“如果我们想说什么,团长都可以向他转达。”
接着,她就一心一意地吃起牛排来,过了会儿问道:“人们说男人过了五十,脸上就有自己生活的痕迹,你觉得这么说对吗?”
“我希望不是,因为我不愿意在自己脸上留下标记。”
“你啊,”她说,“你。”
“牛排还行吗?”上校问。
“好极了。你的小牛肉片怎样?”
“很嫩,调味汁也不甜腻。牛排的配菜你喜欢吗?”
“花椰菜很脆,挺像芹菜。”
“我们本该要些芹菜。可我想这儿不会有,要不团长会端上来的。”
“我们不是吃得挺高兴吗?要是我们俩总能在一块吃饭就好了。”
“我跟你提过这个建议。”
“还是别说这个了。”
“好吧,”上校说。“我也做了一个决定。我打算从军队退职,在这个城市住下来,靠我的退休金过简朴的日子。”
“这太好了。你穿着普通人的衣服会是什么模样呢?”
“你见过。”
“我知道,亲爱的。我只是说着玩。你有时也开玩笑,还挺粗鲁。”
“我穿上那种衣服一定不错,不过你们这儿得有好裁缝。”
“我们这儿没有,可罗马有。我们可以一块开车去罗马做衣服,对吗?”
“对,我们可以住在城外的维泰博,只在晚上进城去试衣服、吃晚饭,夜里就开车回到住处。”
“我们会遇到那些电影演员,坦率地谈谈我们对他们的印象,说不定还会和他们一起喝一杯,是吗?”
“我们会遇见不计其数个。”
“我们能看见他们第二次或第三次结婚吗?能看到教皇为他们祝福的仪式吗?”
“如果你对那些仪式心向往之,那就能。”
“我不向往,”姑娘说。“这也是我不跟你结婚的一个原因。”
“我明白了,”上校说。“谢谢你。”
“但是我爱你,无论那意味着要付出什么,你和我都很明白那意味着什么,不管我们活着还是死去,我永远爱你。”
“我不认为你死了以后还能爱,因为你自己已经不存在了,”上校说。
他开始吃洋蓟,一次拿一片,把厚实的一端往深盘子里蘸着醋油。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姑娘说。“但我要尽力。你不觉得有人爱你更好吗?”
“是的,”上校说。“我觉得自己好像站在一个光秃秃的小山上,满山都是坚硬的岩石,无法挖掘掩蔽工事;山上没有突起的石壁,也没有隆起的山坡,可是突然间我不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我浑身都有了盔甲。附近没有88口径的大炮。”
“你该把这些告诉我们那位满脸都是月球陨石坑的作家朋友,他今晚就会把它写进书里。”
“我该把这些讲给但丁听,如果他还在的话,”上校说着,突然变得粗鲁起来,犹如受到风暴侵袭的大海。“我要告诉他,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把我转移到或是抬到一辆装甲车里,我会怎么做。”
正在这时,阿尔瓦里托男爵走进了餐厅,他用目光寻找着他们。他是个猎人,很快便发现了他们。
他走到桌子前,吻了吻雷娜塔的手,说:“你好,雷娜塔。”他算得上是个高个子,一身城里人装束,显得身材很匀称,在上校认识的人中,他是最腼腆的一个。他显得腼腆并不是由于无知,也不是因为心绪不宁或是有什么缺陷,而是生性如此,就像某种动物,譬如非洲紫羚羊,你永远也不会在丛林中见到,必须带着猎狗才能寻到它的踪迹。
“上校,”他笑着说,只有真正腼腆的人才这么笑。
这不是自信者毫不拘束的微笑,也不是心怀恶意者那种不易消失的奸笑,它和妓女或政客那种故作姿态、有所企图的假笑毫不相干。这是一种奇特而少见的笑,它比一口井还深,来自与最深的矿层一样深的幽深处,它就在那里。
“我只能待一会儿。我是来告诉你,现在看起来正是打猎的好时机。野鸭从北面黑压压地飞过来一片。有很多大个头的鸭子,是你喜欢的那种,”说着他又笑了。
“坐下吧,阿尔瓦里托,请坐。”
“不坐了,”阿尔瓦里托男爵说。“如果你愿意,我们两点半在停车库见面,你自己有车吗?”
“有。”
“太好了,我们就在两点半出发,傍晚时分还有段时间能看见野鸭。”
“好极了,”上校说。
“再见,雷娜塔,再见,上校。两点半见。”
“我们从小就认识,”姑娘说。“他大约比我大三岁。他一生下来就显老。”
“是的,我知道。他是我的好朋友。”
“你觉得你那位同胞在《贝德克尔指南》里找到他了吗?”
“我无法知道,”上校说。“团长,”他问道。“我那位不同凡响的同胞在《贝德克尔指南》里找到男爵家族了吗?”
“说实话,上校。我没看见他吃饭时拿出过那本书。”
“给他打满分,”上校说。“瞧,我相信瓦尔波里切拉这种酒还是新鲜些的好。它不像那些名酒,如果装瓶以后长久存放,只会产生沉淀。你同意吗?”
“我同意。”
“那该怎么办呢?”
“上校,你知道,大旅馆里的酒卖得贵。你在‘里茨’弄不到比纳尔德酒。我建议你去买几坛好葡萄酒。你可以说那是雷娜塔伯爵小姐庄园上产的,是送你的礼物。然后我再为你把酒装进玻璃瓶内,这样,我们既有了好酒,又省了钱。如果你愿意,我可以对经理解释一下。他是个很好的人。”
“跟他解释一下吧,”上校说。“他不是个只认商标喝酒的人。”
“就这样办。”
“你现在先喝这个,你知道,这也不错。”
“是不错,”上校说。“可比不上‘钱伯尔登’。”
“我们当年常喝什么?”
“什么都喝,”上校说。“不过现在我得讲究点,或者说得确切些,不是一味讲究,而是根据口袋里有多少钱来决定。”
“我也想讲究些,”团长说。“可是完全徒劳。”
“最后一道菜你们想上什么?”
“奶酪,”上校说。“你想要什么,女儿?”
姑娘自从看见阿尔瓦里托以后就有些沉默。她的脑子里在想着什么事。她的思维十分清晰,只是暂时分神没有注意他们的交谈。
“奶酪,”她说。“请上奶酪。”
“哪种奶酪?”
“都拿上来,让我们看看,”上校说。
团长离开后,上校问道:“你怎么了,女儿?”
“没什么。一点都没什么。我一直好好的。”
“你最好别再这么走神了,我们可没有多少时间这么奢侈。”
“是的,我同意。我们专心吃奶酪吧。”
“我不必把它当成玉米棒子芯吧?”
“不,”她说。她不懂这句口语,但却准确地理解了它的含义,因为她一直在想着这件事。“把你的右手放到口袋里去。”
“好,”上校说。“我放。”
他把右手放进口袋,碰到了那样东西。他先用指尖摸摸它,后来又用手指摸,最后用残废了的手掌摸着它。
“请原谅,”她说。“现在我们又开始享受快乐的时光。我们要满心欢喜地好好享用奶酪。”
“好极了,”上校说。“不知道他们有些什么奶酪?”
“给我讲讲你最后那次打仗的事,”姑娘说。“然后我们迎着寒风去乘凤尾船。”
“那不太有趣味,”上校说。“当然,对我们来说,这种事总是有趣的。不过,这次战争中只有三个,或许是四个阶段真正使我觉得有兴趣。”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同遭到重创的敌人作战,他们的通讯已被破坏,官方报纸说我们歼灭了几个师,可那是徒有虚名的师。根本不是真正的师。他们还没来得及迎战,就被我们的战术航空机消灭了。只有在诺曼底作战时困难重重,因为地势对我们不利。我们要为乔治·巴顿的装甲部队顺利通过打开一个突破口,并坚守在突破口两侧。”
“你们是怎样为装甲部队攻下突破口的?请给我说说。”
“首先要攻占一座叫圣洛的城市,那是通往四面八方主要干道的咽喉,然后再占领周围的城镇和农村,以确保交通畅通。敌人有一条主要防线,可是他们无力调遣兵力集中反击,因为我们的战斗轰炸机把他们堵截在半途中。你听得腻味吗?我可觉得厌烦透了。”
“我不觉得厌烦,我以前从没听人说得这么明白。”
“谢谢你,”上校说。“你当真想多了解些可怕的实情吗?”
“请说下去,”她说。“我爱你,你知道,我想跟你一起分担。”
“没人能为别人分担这种行当,”上校告诉她。“我只是在给你说这些事的过程。我可以在叙述中穿插些事例,让你听起来觉得有点趣味,觉得真像那么回事。”
“那就请加上些吧。”
“攻占巴黎实在算不了什么,”上校说。“只是一次感情上的经历,而不是正规的军事行动。我们打死了一些打字员,捣毁了几处德国人留下的掩蔽工事,他们在撤退时总是用这些工事做掩护。我猜测,那些德国人认定今后不会再需要那么多文职办公人员,因此把他们留下当士兵使用。”
“难道攻占巴黎不是一件伟大的事吗?”
“勒克莱尔[勒克莱尔·德·奥特克洛克(1902—1947),法国将军和战斗英雄,1944年参加诺曼底登陆,同年8月与戴高乐胜利进入巴黎,曾获“巴黎解放者”的荣誉。]手下的人,还有其他一些三、四流的蠢货,打了许许多多发子弹以显示这次行动了不起,那些子弹全都是我们供给的。实际上没什么了不起。为了庆祝他们的死,我曾喝过一大瓶1942年产的佩里埃-儒埃。”
“你参加战斗了吗?”
“是的,”上校说。“我可以毫不含糊地说,是的。”
“这件事没给你留下刻骨铭心的印象吗?不管怎么说,那是巴黎,并不是每个人都占领过它。”
“法国人自己在四天前就占领了它。但是我们称之为SHAEF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却有一个伟大的计划。这个司令部包括后方所有的军事政治家,他们佩戴着画有火焰图案的徽章,而我们徽章上则是四叶红花草,这既作为标识,也为了祈求好运气。这个宏大计划中的重要一项就是包围这座城市。因此,我们不能轻率地攻下它。
“同时我们还在等待可能到来的伯纳德·劳·蒙哥马利将军或元帅,他没能堵住法莱斯[法国西北部卡尔瓦多斯省集市城镇,1944年盟军收复法国时曾在该地激战,后因此而闻名。]的突破口,因此向前挺进十分困难,最终没有按时到达。”
“你们一定盼着他来,”姑娘说。
“哦,是的,”上校说。“极其盼望。”
“难道真的没有崇高的或者真正令人高兴的事吗?”
“当然有,”上校对她说。“我们从巴默东打起,接着抵达圣克鲁门,穿过那些我所熟悉和喜爱的街道向前挺进,我们的人一个也没死,我们还尽量不使城市遭到破坏。我们在星辰饭店抓获了埃尔莎·马克斯韦尔[埃尔莎·马克斯韦尔(1883—1963),美国报刊撰稿人、社会名流,以在上流社会频频举办社交聚会而闻名。]的男管家。那是一次非常复杂的行动。有人告发他是日本人的杀手。实在是件新鲜事。据说几个巴黎人就是被他杀死的。于是我们派了三个人,爬上他隐蔽藏身的屋顶去抓他,后来才弄清他是个印度支那青年。”
“我开始有点儿明白了。可是这令人觉得沮丧。”
“那些事总是令人沮丧。不过,你不必对我们这个行当的事情动真情。”
“难道你认为,在大战略家的时代也是如此吗?”
“我确信还要糟。”
“但是你的手受了伤很光荣,对吗?”
“是的,非常光荣。是在一个寸草不生的山冈上受的伤。”
“让我摸摸它,”她说。
“小心手心那儿,”上校说。“它被射穿了,伤口一直裂着。”
“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姑娘说。“我是认真说的。这样可以让不少人了解这些事情。”
“不,”上校表示不赞同。“我没有这方面的才能,再说,我知道的事情太多。任何善于编造的作家都会比亲身经历者写得更令人信服。”
“可是有些军人却写了。”
“是的,萨克森伯爵[萨克森伯爵(1696—1750),法国将军和军事理论家,著有战争学著作《我的梦想》。],腓特烈大帝[腓特烈大帝(1712—1786),普鲁士第三代国王,在摧毁神圣罗马帝国方面起过主要作用,著有论文《反对权术主义》。],苏秦先生[中国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和战略家。]。”
“还有我们时代的。”
“你很顺口就用了‘我们’这个词。不过我喜欢。”
“许多当代的军人不也写了吗?”
“是有许多。可是你读它们吗?”
“不读。我读的书大部分是古典作品,也读画报中的社会丑闻。还有你的信。”
“把信烧了,”上校说。“它们毫无价值。”
“求你,别这么粗鲁。”
“我不了。能讲些什么使你不厌烦的事儿呢?”
“说说你当将军的事吧。”
“噢,这个,”他说,向团长打了个手势,要他拿瓶香槟来。他要的是1942年产的罗德雷牌的,他喜欢这种酒。
“那时当将军的住在一个活动房里,他的参谋长也住在活动房里。将军有波旁威士忌,而别人则没有。将军手下的处长们住在指挥所里。我本可以跟你讲讲他们,但你会觉得枯燥无味,我还可以告诉你有关一处,二处,三处,四处和五处[分别代表人事处、情报处、训练作战处和后勤处等。]的事情,德国佬那边还有六处,可是这些都会使你听了心烦。此外,将军还有一张罩着塑料布的地图,那上面标着三个团的所在位置,每个团由三个营组成,这些全用色笔标出。
“图上还标出了各种分界线,这样各营在规定区域以外活动时,就不会彼此误伤。每个营有五个连,各个连应该都是优秀的,可实际上有好的也有差的。将军手下还有师属炮兵营、坦克营和许多后备部队。地图上的那些坐标反映了他的全部生活。”
团长来为他斟罗德雷牌的香槟时,他停了一下。
“集团军,”他没好声气地把这个词译成了意大利语,“cuerpo d’Armata指示你该干什么,然后你得决定如何去干。你口授命令,但大多数情况是通过电话传达。你把你器重的那些人折磨得要死,逼他们去做显然无法做到的事,但这是命令。为了执行命令,你不得不费尽心思,每天起早摸黑地干。”
“你就不想把这些写出来吗?即使只为了让我高兴?”
“不,”上校说。“那些敏感而又狂热的年轻人,只参加了一天或三、四天战斗,以后就凭着初步的印象写起书来。那些书写得不错,里面的事也有根有据,不过要是你自己打过仗,你就会觉得那些书枯燥无聊。另外一些人根本没打过仗,却靠写书发了横财。他们跑到后方去发布战地消息,这些消息几乎没有一个准确,但是却传播得很快。那些待在后方的职业作家,从来没去过前线,对打仗的事屁也不懂,可写起书来却好像他们经历过枪林弹雨。我不知道该把这种罪行归入哪一类。
“还有一个相当油滑的海军上尉,连单桅帆船都不会指挥,却写了大战的内幕情况。每个人或迟或早都有可能写书。我们也许会读到一本好书。可是我不写,女儿。”
他做了个手势,示意团长给他斟酒。
“团长,”他说。“你喜欢打仗吗?”
“不。”
“可是我们打过仗。”
“是的。打过很多。”
“你身体怎样?”
“除了溃疡和心脏稍微有些不适外,一切都很好。”
“哦,”上校说,感到心脏直往上悬,喉头一阵窒息。“你只对我说过有溃疡。”
“现在你知道了,”团长说,还没说完脸上就露出了他那特有的明朗可亲的笑容,那笑容同太阳升起一样实在。
“发作过多少次?”
团长伸出两个手指,就像一个人很有信心地进行猜测时会做的那样,也像是在默不出声地打赌。
“我比你领先了点,”上校说。“不过我们都别被它吓倒。问问唐纳·雷娜塔,是不是还想要点这么好的葡萄酒。”
“你没告诉我你又发过病了,”姑娘说。“你应该告诉我。”
“自从我们上次见面以来,我身体一直好好的。”
“你不觉得这是因为我的缘故吗?如果真是这样,我就过来跟你在一起,照顾你。”
“只不过是一块肌肉出了点差错,”上校说。“一块主要的肌肉。它工作正常,就像劳力士牌的蚝型表一样准确完好,恒久不变,令人头疼的是,当它发生故障时,你却无法送它到代理商那儿去修理,它何时停止工作,你也不知道,因为你死了。”
“请别再说了。”
“是你问我的,”上校说。
“那个像漫画里画的麻脸呢?他没有这种病吗?”
“当然没有,”上校告诉她。“假如他是个平庸的作家,他会长生不老。”
“可你不是作家。你怎么知道这些?”
“对,”上校说。“这是上帝的恩惠。可我也读过一些书。当我们没结婚时,总有很多时间读书。读过的书或许没有一个国家的商船那么多,但也不少。我能把一种作家同另一种作家区分开,我可以告诉你,平庸的作家总是长命百岁。他们应该领取长寿奖金。”
“你能跟我说些逸闻趣事吗?别再提那些事了,我听了心里很难受。”
“我能跟你说上几百件。件件属实。”
“只要告诉我一件。然后我们把酒喝完去坐凤尾船。”
“那样你不会觉得冷吗?”
“哦,肯定不会。”
“我不知道该给你讲什么,”上校说。“有关打仗的每件事,在没打过仗的人听来,总会觉得没意思。除非编些骗人的故事。”
“我想听听攻占巴黎的事。”
“为什么?是因为我曾说过,你很像玛丽-安托瓦内特[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王后,后被处死于断头台。]在囚车里的样子吗?”
“不,那可是对我的抬举。我知道我和她的侧面有点儿像,但我从没坐过囚车。我喜欢听攻打巴黎的事。当你爱上了一个人,而他又是你心目中的英雄时,你就想知道跟他有关的所有事情和地方。”
“请把你的脸侧过去,”上校说。“我讲给你听。团长,那只可怜的瓶子里还有酒吗?”
“没有了,”团长答道。
“再拿一瓶来。”
“我已经冰好了一瓶。”
“很好,拿上来吧。现在接着说,女儿。我们在克拉马特和勒克莱尔将军的部队分手,他们向蒙特鲁日和奥尔良门进军,我们直接向巴默东挺进并且保护圣克鲁门的桥梁。这样说太专业化了,你不觉得枯燥吗?”
“不。”
“有张地图看着讲就更好。”
“继续说吧。”
“我们保住了桥梁,在河对岸建了桥头堡,把那些守桥的德国人不管是死是活全都扔进了塞纳河。”他停了一下。“当然,他们只作了象征性的防守。他们本该把桥炸掉。我们把所有的德国人都扔进了塞纳河。我相信,他们几乎都是办公室工作人员。”
“说下去。”
“第二天早上,我们接到报告,说德国人在许多地方加强了防御工事,在芒特-瓦莱里安放置了大炮,坦克在街道上来回巡逻。这些消息有一部分是确实的。上面指示我们不要急于挺进,因为将由勒克莱尔将军攻占这座城市。我执行了这个命令,尽可能以缓慢的速度前进。”
“你是怎么做的?”
“推迟两个小时进攻,喝点香槟;管它是爱国者、通敌者还是热心者送来的,一概收下。”
“难道没有什么伟大恢宏的场面,就像书里描写的那样?”
“当然有,那是城市本身。人们喜气洋洋,年老的将官们穿上存放多年的军服走在马路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因为不用再打仗了。”
“一点儿也没打过仗吗?”
“只打过三次。都不激烈。”
“攻占这么一座城市,难道只打了三次?”
“女儿,我们从朗布依埃到这座城市一共打了十二次,不过只有两次称得上是打仗。一次在图休勒诺布尔,另一次在勒比克。其余的只不过是一盘菜上的调料。要是不算那两个地方,我根本无需打仗。”
“告诉我一些关于战争的真实情况。”
“对我说你爱我。”
“我爱你,”姑娘说。“如果你乐意,可以在小报上公开发表。我爱你结实挺直的身躯和那双奇特的眼睛,虽然它们发怒时总让我感到害怕。我爱你那只手和其他所有的伤痕。”
“我最好还是讲些好听的事,”上校说。“首先我要告诉你,我爱你,句号。”
“你为什么不买些好的玻璃器皿?”姑娘突然问道。“我们可以一起去一趟穆拉诺。”
“我对玻璃器皿一点也不懂。”
“我可以教你,那很有趣。”
“我们过着动荡不定的生活,不需要好的玻璃器皿。”
“你退职后定居在此地时用得着。”
“我们可以到那时再买。”
“我希望现在就买。”
“就依你。但是明天我要去打鸭子,今天又很晚了。”
“我能和你一起去打鸭子吗?”
“只要阿尔瓦里托肯邀请你。”
“我能让他邀请我。”
“我不太相信。”
“对你女儿的话表示不相信,这可不礼貌,因为她是个成年人了,是不会说谎的。”
“好吧,女儿,我收回刚才说的话。”
“谢谢你。为了这一点,我就不去了,免得添麻烦。我留在威尼斯,和妈妈、姨妈,还有外婆一起去做弥撒,然后去探望穷人。家里就我一个孩子,我要尽很多责任。”
“我总是纳闷你在做些什么。”
“我做的就是这些。还有,让女仆给我洗头,修手指甲和脚趾甲。”
“你不能做这些了,因为星期天要打猎。”
“那我就放在星期一做。星期天把所有的画报看一遍,包括那些有暴力内容的。”
“那上面或许还有伯格曼小姐的照片。你还希望长得像她吗?”
“再也不了,”姑娘说。“我只希望像我自己,而且还要更好些,我希望你爱我。”
“还有,”她突然毫不掩饰地说,“我希望能像你。今天晚上我能像你一点儿吗?”
“当然能,”上校说。“我们现在在哪座城市?”
“威尼斯,”她说。“我认为它是最好的城市。”
“我完全赞同。谢谢你没再要我讲战争中的事情。”
“哦,不过以后你还必须讲给我听。”
“必须?”上校说,那双奇特的眼睛里闪射出凶狠果敢的光,清晰得如同盖着伪装的坦克炮口直对着你瞄准。
“你是说必须吗,女儿?”
“我说了。但我没有你想的那种意思。或者,如果我说错了,请你原谅。我的意思是以后请你给我讲些真实的情况,要是有我不懂的事,就给我解释一下,行吗?”
“如果你想用‘必须’这个词儿,你就用吧,女儿。让它见鬼去吧。”
他笑了,眼睛又像平日一样和善可亲,然而他知道,这双眼睛并不太和善。可他现在对此已无能为力,只有尽量对他最后的、真正的和唯一的爱和善些。
“其实我并不介意,女儿。请相信我。我对发号施令的事很熟悉。在你这个年纪时,我常从发号施令中获得快感。”
“但是我不想发号施令,”姑娘说。尽管她下决心不哭,可眼睛里还是噙满了泪水。“我只想侍候你。”
“我明白。但你也乐意下命令。这没什么错。像我们这种人都会这样。”
“谢谢你说‘像我们这种人’。”
“这么说并不难,”上校说。“女儿,”他又添了一句。
就在这时,门厅总管走到桌子前说道:“对不起,上校。外面来了一个人,我相信,小姐,是您的仆人。他拿着一个大包裹,说是给上校的。我不知该把它放在存放室还是把它送到您的房间去?”
“送到我房间去,”上校说。
“劳驾,”姑娘说。“能不能拿到这儿来让我们看一看?我们不介意有旁人在场,是吗?”
“把它打开,送到这儿来。”
“好的。”
“过后你再小心些把它送到我房间去,重新包好,包得严实点,明天中午我要带走。”
“好的,上校。”
“你因为要看一看它而激动吗?”姑娘问。
“非常激动,”上校说。“团长,请再来瓶罗德雷,端张椅子放在合适的位置,好让我们细细欣赏那幅画像。我们都是绘画艺术的爱好者。”
“没有冰镇的罗德雷了,”团长说。“如果您愿意要点佩里埃-儒埃——”
“拿来吧,”上校说。接着又添了一句:“劳驾。”
“我不会像乔治·巴顿那样讲话,”上校说。“我认为没必要。而且他也死了。”
“可怜的人。”
“是的,他的一生都很可怜,虽然他有很多钱,还有很多装甲坦克。”
“你不喜欢装甲坦克?”
“是的,也不喜欢坐在里面的大多数人。装甲车把人变成了恃强凌弱者,这是走向怯懦的第一步;我说的是真正的怯弱。或许这是难以理解的自闭恐怖症。”
然后他看了看姑娘,笑了。他后悔对她说了她无法理解的事,就像把一个在海滩浅水区游泳的人拉进了深水区;他想竭力消除她的疑惑。
“原谅我,女儿。我说的许多话都不公正。但是比起你在那些将军回忆录里读到的东西却要真实得多。当一个人获得一颗或更多的星以后,真理对于他便难以企及,如同我们的祖先难以找到圣杯一样。”
“可你也当过将军啊。”
“时间并不长,”上校说。“那些上尉们,”这位前任将军说,“他们知道确切的真理,而且多半能讲给你听。如果他们不能,你可以把他们撤离岗位。”
“要是我撒谎,你也要把我撤走吗?”
“那要看你撒的什么谎。”
“我在哪方面都不想撒谎。我不愿意被撤走。这事听起来挺可怕。”
“是的,”上校说,“你把他们送走,让他们带上十一份不同的文件,那上面写着撤职的原因,每一份上都有你的签名。”
“你撤过很多人的职吗?”
“相当多。”
门厅总管拿着一幅镶在大画框里的画像走进餐厅,他那模样很像一条张着大帆的船。
“拿两张椅子来,”上校对二等侍者说,“放在这儿。小心别碰着画布。扶着画框,别让它滑下来。”
然后他对姑娘说,“我们得换只画框。”
“我知道,”她说。“这只不是我挑的。你别要这只画框,下星期我们去选只好的。现在看看这幅画,别看画框。看看它画得像不像我。”
这是一幅画得很美的肖像,既不冷峻,也不媚俗,不追随传统程式,也不模仿现代派。如果丁托列托还活着,你就希望他用这种方法画你的姑娘,如果他不在了,你就会找委拉斯开兹[D.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著名画家。]画。但这幅画也不是他们俩的风格。它就是一幅纯粹的光彩照人的肖像画,在我们这个时代,有时能够见到这样的画。
“太美了,”上校说。“确实非常可爱。”
门厅总管和二等侍者扶着画,也从画框的两边侧着身子看。团长对画赞叹不已。隔着两张桌子的美国人也在看,用他那双新闻记者的眼睛审视着,想弄清是谁画的画。画像的背面对着其余的就餐者。
“太妙了,”上校说,“这样的东西可不能送给我。”
“我已经送了,”姑娘说,“我肯定我的头发从没长得盖过肩。”
“我认为很可能这么长过。”
“假如你喜欢,我要尽力把它留得这么长。”
“试试吧,”上校说。“你这个美丽绝伦的人儿。我非常爱你,你和画像上的你。”
“假如你愿意,可以把这话讲给侍者们听。我肯定他们绝不会感到震惊。”
“把画拿到楼上我的房间去,”上校对门厅总管说。“非常感谢你把画拿到这儿来。如果价钱合适,我准备买下它。”
“价钱公道,”姑娘对他说。“我们能否请他们把画连椅子一块儿往那边挪挪,让你的同胞好好观赏一下?团长可以告诉他画家的地址,他还能去画室参观。”
“这幅肖像实在太美了,”团长说。“不过应当送到房间里去。不该让罗德雷或佩里埃-儒埃来评论。”
“拿到我的房间去,劳驾了。”
“你说‘劳驾了’前面该停顿一下。”
“谢谢你,”上校说,“我被这幅画深深地打动,不能完全为自己说的话负责了。”
“让我们都不要负责。”
“我赞成,”上校说。“团长是个非常负责的人。他一直如此。”
“不,”姑娘说。“我认为他那样说不单是出于责任心,而且也出于某种恶意。在这个城市里,我们每个人都免不了有心怀恶意的时候。我想他也许不愿意那个人用记者的眼光审视幸福美好的东西。”
“管它是什么呢。”
“我从你那儿学会了这句话,现在你又从我这儿学了回去。”
“事情常常如此。”上校说,“你在波士顿赚到的,在芝加哥失掉。”
“我一点也不懂这话。”
“解释起来太难了,”上校说。接着又说道,“不,当然不是这样。把事情弄明白是我的主要职责。让太难解释这种鬼话滚一边去。我的意思是,这就像职业足球赛,足球,你在米兰赢了,却在都灵输了。”
“我不怎么喜欢足球。”
“我也是,”上校说。“尤其不喜欢陆军队和海军队的比赛;那些职务很高的高级军官总喜欢说些美国足球术语,这样他们就彼此都明白在谈些什么。”
“我想今晚我们会过得很愉快。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会发生什么。”
“我们要不要把这瓶刚拿来的酒带到船上去?”
“要,”姑娘说。“不过得带那种深的酒杯。我会告诉团长。我们去拿了外衣就走。”
“好,我吃点药,再签一下账单,随后就走。”
“我真希望能代替你吃药。”
“我很庆幸不是这样,”上校说。“我们是自己去挑一只凤尾船呢,还是让他们去叫一只到码头上来?”
“让我们试试运气,就请他们叫艘船到码头来。我们会有什么损失吗?”
“我猜不会。大概什么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