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进门，就瞧见酒吧的第一张桌子旁坐着个发了战争财的米兰富翁，他长得肥胖壮实，只有米兰人才有这种身架；一旁是他的情妇，穿戴奢华，十分迷人。他们正喝着内格罗尼斯酒，那是用两份苦艾酒与矿泉水调制而成的。上校心里琢磨着：不知道这家伙逃了多少税来买这个身着貂皮大衣的时髦姑娘，还有那辆敞篷轿车；他刚才看见司机在长长的盘旋车道上把车往车库上开。这对男女用他们那类人才有的毫无教养的眼光直盯着他，他微微点了点头算是致意，同时用意大利语对他们说：“请原谅我穿着军服，不过这是真的军服，不是戏装。”
说完没等对方的反应，转身便朝酒吧柜台走去，在柜台那儿可以照看自己的行李，就像那两个暴发户正照看着自己的东西一样。
他也许是个受勋者，他想。她挺漂亮，却是个骚货。她确实他妈的长得俏。要是我有了钱，也给自己买几个这样的女人，让她们穿上貂皮大衣，不知道会是什么样？我还是把自己的事情安顿好吧，他想，让她们靠一边见鬼去。
酒吧侍者和他握了握手。这个侍者是无政府主义者，可他一点也不在意上校的身份。他还为此感到高兴、骄傲，挺乐意有这么回事，好像无政府主义者也有自己的上校。他们相识几个月以来，在某些方面，侍者似乎觉得是他发明了，或者至少是他造就了这个上校，他为此心满意足，就像一个人参与建造了一座钟楼，或者托切洛的古老教堂那样。
酒吧侍者听到了上校刚才在桌边的谈话，准确地说，是直截了当的声明，他很高兴。
他先前已经放下食品升降机，去取戈登杜松子酒和堪培利开胃酒，他对上校说：“酒一会儿就从手动传送带上送来。的里雅斯特的情况怎样？”
“跟你能想象到的差不多。”
“我可想象不出什么。”
“那就别费劲了，”上校说，“这样你永远也不会得痔疮。”
“如果我能当上上校，我就不在乎。”
“我从不在乎。”
“那你很快就会拉肚子，”侍者说。
“可别告诉尊贵的帕恰尔蒂阁下，”上校说。
他和侍者爱借这个话题开玩笑，因为帕恰尔蒂阁下是意大利共和国的国防部长。他和上校同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功显赫，在西班牙也打过仗，是个营长，上校就是在那儿认识他的，那时上校还是个军事观察员。帕恰尔蒂以严肃庄重的态度出任了这个不设防国家的国防部长，他的认真劲儿使上校和酒吧侍者交上了朋友。他俩都是注重实际的人，一想到帕恰尔蒂阁下保卫意大利共和国的模样，心里就忍不住觉得兴奋。
“这事是有点滑稽，”上校说，“不过我不在乎。”
“我们应该把帕恰尔蒂阁下装备起来，”酒吧侍者说。“得给他配备原子弹。”
“我汽车后面的行李箱里就有三枚，”上校说。“是最新式的，带有投掷把手。我们不能让他手无寸铁地上阵，我们应该为他提供肉毒杆菌和炭疽杆菌生化武器。”
“我们决不能辜负帕恰尔蒂阁下，”酒吧侍者说。“宁愿作雄狮活一天，也不当羔羊活一百年。”
“与其跪着生，不如站着死，”上校说。“尽管在许多场合，要想活命，最好还是赶紧趴下。”
“上校，别再说这种扰乱人心的话了。”
“我们赤手空拳就能把他们勒死，”上校说。“一夜之间会有一百万人拿起武器。”
“谁提供武器？”酒吧侍者问。
“一切都会妥善解决，”上校说，“这只是大战的一个侧面。”
这时，司机走进门来，上校注意到刚才他们开玩笑时，他没有留心那扇门，他为此觉得有些心烦，每逢碰到戒备防范方面出现疏忽，他总会这样。
“你他妈的一直在干什么，杰克逊？来喝一杯吧。”
“不，谢谢，先生。”
你这个古板的笨蛋，上校想。不过最好别再捉弄他了。上校打消了原来的念头。
“我们得马上走，”上校说。“我一直在这儿跟我的朋友学意大利语。”他转身朝米兰投机商坐的地方望去，但他们已经走了。
我变得越来越迟钝，他想。说不定哪天就受了人骗。甚至连帕恰尔蒂阁下都能捉弄我。
“我该付多少？”他简洁地问酒吧侍者。
侍者告诉了他，用那双聪明的意大利人的眼睛看着他，这双眼睛现在不再充满笑意，虽然两边眼角的笑纹还清晰可见。我希望他别出什么岔子，酒吧侍者想。愿上帝，或是其他什么神灵，保佑他平平安安。
“再见，我的上校，”他说。
“再见，”上校说，“杰克逊，我们沿着那条长盘旋道开下去，从正北面的通道口到小汽艇停泊处去。就是那些上了清漆的汽艇。酒吧服务生会拿那两只行李袋，得让他拿，他们这儿有这规矩。”
“是，先生，”杰克逊说。
他俩走出了门，谁也没有回头望一眼。
在码头上，上校给了那个拿行李袋的人一些小费，然后环顾四周，想找他认识的那个船夫。
他没有认出先迎上来的那条船上的船夫，倒是船夫招呼他说：“日安，我的上校，我是头一个。”
“到格里迪旅馆去多少钱？”
“你心里跟我一样明白，上校，我们用不着讨价还价，这里的价钱是固定的。”
“多少？”
“三千五。”
“我们花六百就可以坐交通汽艇了。”
“没人拦你，”船夫说；他是个脸膛通红但不爱生气的老人。“他们不会把你送到‘格里迪’，而是在经过哈里酒吧时把船停在码头那儿，你得打电话到‘格里迪’去，让他们派人来帮你拿行李。”
我用那该死的三千五百里拉又能买到什么，而且这是个好老头。
“你愿意让我给你找那边那个人吗？”他指着一个憔悴不堪的老头说，那老头在码头上干些零活，随时等着别人差遣，他总是不请自来，忙着搀扶旅客上船下船，也不管人家根本不要他帮忙，做完这些毫无必要的动作后，他就一弯腰，伸出一只拿着旧毡帽的手。“他会带你到交通汽艇那儿去。二十分钟后有一艘船要开。”
“去它的吧，”上校说，“把我们送到‘格里迪’去。”
“乐意效劳，”船夫答道。
上校和杰克逊弯身下到了汽艇里，它看上去很像一艘快艇，船身漆得晶亮，保养得十分仔细，小艇上安了一只改装成船用的小型菲亚特发动机，这只发动机在某个外省医生的汽车上早已用过了规定期限，是从旧汽车堆放场里买来的。这种堆放笨重的废弃机械的场地，如今你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居民集中地附近找到，发动机经过修理和改装，在这个城市的运河里又开始了它的新生。
“发动机还管用吗？”上校问，他听到一种像坦克或自行火炮被击坏后发出的声音，只是声音小一些，因为功率不大。
“还过得去，”船夫说，挥了一下空着的那只手。
“你应该弄一台环球公司生产的最小型发动机装上，那是我见过的最好最轻的小型船用发动机。”
“是啊，”船夫说，“该弄的东西还不少呢。”
“你今年的收入也许会挺不错。”
“说起来是有这种可能，有不少暴发户从米兰到里多去赌博，只是没人会两次乘坐这种船，作为一条船，它确实挺好，既牢固又舒适，只是没有凤尾船[威尼斯河道上特有的锥形平底船，又称“贡多拉”，船身狭长，两端尖而向上翘起，能载2至6人，由船夫站在右舷用一长桨划行，这种小船造价昂贵，构造独特。]漂亮。它需要一台发动机。”
“我倒可以为你弄一台吉普车的发动机，是报废的，你可以重新整治一下。”
“别谈这事，”船夫说，“不会有这种好事，我一点不去想它。”
“你可以想，我说的是真话。”
“你当真有这个意思？”
“当然，我不会瞎保证，我明白自己能做些什么，你有几个孩子？”
“六个，两个儿子，四个女儿。”
“见鬼，你可不该相信政府。只生了六个。”
“我没有相信过政府。”
“你不必编这种话给我听，”上校说。“你相信了政府，那也是很自然的。难道你认为我们打赢了，我就有权力对人横加指责吗？”
他们驶过了皮雅扎勒罗马到卡福斯卡里之间最沉闷的一段河道；不过它并不沉闷，上校想。
用不着到处都是宫殿和教堂。这里确实一点也不沉闷。他朝船的右舷看了看，心里想。我是在水上。一座矮矮的长形建筑看上去很可爱，它的边上是一家小饭店。
我该在这里住下来。靠着退休金能过得挺自在。不需要格里迪饭店，只要住在那种房子的一间屋子里就行，可以看潮汐涨落和过往的船只。早上我就读书看报，午饭前到城里去走走，每天都到美术学院去观赏丁托列托[丁托列托（1518—1594），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威尼斯画派画家。]的绘画，还要去圣罗科会堂[威尼斯画派的行会会堂中的一所。]，到市场后面那些小饭店去吃饭，那儿的食物既便宜又美味，晚上或许管房子的女人会给我做顿饭。
我觉得午饭在外面吃更好，这样可以散散步，得到些锻炼。这个城市是散步的好地方，我猜也许是最好的，没有哪次我走进这个城市不感到快乐，我会好好地了解它，他想，那样我就会得到很多快乐。
这是个奇特、复杂的城市，从它的任何一个地方去另一个要找的地方，比做纵横填字游戏还有趣。能够让人引以为荣的事情实在不多，其中一件就是从未轰炸过这座城市，他们尊重这座城市，这为他们赢得了荣誉。
基督啊，我爱它，他说，当我还是个无知的男孩时，我就参加了保卫它的战斗，我为此感到幸福，那时候我还不完全懂它的语言，甚至没有见过这座城市的真面貌，直到那年冬天里的一个晴朗日子，我从前线下来包扎轻伤，才突然看到海边耸立着这座城市。妈的，他想，那年冬天我们在岔道口干得真不赖。
我真巴望再为它干上一仗，现在我已经有了作战经验，也有了像样的武器装备。不过他们也有。关键的问题还是那一个，看谁能拿下制空权。
在这段时间里，他一直注视着这条年久失修的小船船头，小船曾经漆得很漂亮，船身精巧地镶着擦得闪亮的条形铜饰，船头划开棕色的水流，小心地避开了各种前进途中的障碍。
他们在一座白色的桥底下穿过，又穿过一座未造好的木桥。接着把右边一座红色的桥留在了身后，从第一座凌空而架的白桥下驶过。在通往里奥努奥沃的河道上有一座饰有浮雕的黑铁桥，他们通过了两根用铁链相连却并不靠在一起的桥桩，就跟我们一样，上校想。他注视着被潮水不断冲刷的木桩，发觉自从他第一次看到它们以来，木桩已被铁链磨损了不少。那就是我们，他想，是我们的纪念碑。在这个城市的河道里有多少为我们而竖的纪念碑？
他们的船慢慢向前驶着，一直到大运河[威尼斯市的主要河道，把该市分为两部分，长逾3公里，宽30—70米，与许多小河道相连，大运河两岸有宫殿200座、教堂10座和其他宏伟建筑。]入口处右侧的航标灯下，发动机才开始发出刺耳的呻吟声，稍稍加快了些速度。
他们一路驶去，开到了美术学院下面。两边是木桩，他们的船从一艘满装厚木块的黑色柴油机船旁驶过，伸出手去就能碰到对方的船。船上的木块是给这座海滨城那些潮湿的房子生火取暖用的。
“这是山毛榉，对吗？”上校问船夫。
“是山毛榉，还有比山毛榉更便宜的木头，这会儿我想不起叫什么了。”
“山毛榉放在壁炉里烧，就跟无烟煤放在炉灶里烧一样，没有烟。他们在哪儿砍的山毛榉？”
“我不是山里人，我想是从巴萨诺过去一些的格拉珀的山后面运来的。我到格拉珀去过，去看我兄弟被埋葬的地方。那次是从巴萨诺出发去的，到了大公墓；但回来时经过费尔特，当我走下山谷，我发现山坡另一面是个很不错的天然林场。我们走到那条军用道路时，只见大量的木材正往外面运。”
“你兄弟是哪一年在格拉珀被打死的？”
“是一九一八年，他是个爱国者，听信了邓南遮[邓南遮（1863—1938），意大利诗人、小说戏剧家，在第一次大战中投笔从戎，曾成为狂热的法西斯分子，后隐居写有回忆录及忏悔书。]的热情煽动，在还未到应征入伍的年龄时，就志愿当了兵。我们从未好好了解过他，因为他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你有几个兄弟？”
“一共六个。两个在伊松佐河之战中被打死了，一个在贝恩斯察，另一个在卡索。后来我们又失去了我刚才说的那个兄弟，他死在格拉珀，如今只剩我一个了。”
“我一定给你弄一辆设备齐全的吉普车来，”上校说。“现在我们别再提那些不痛快的事了，让我找找我那些朋友住的地方吧。”
他们往大运河的上游航行，能够很清楚地看到他朋友住的地方。
“这是丹多洛伯爵夫人的住宅，”上校说。
她已经八十多岁了，上校想，没有说出声；可还像个小姑娘似的那么快活，一点儿也不怕死。她把头发染成了红色，看上去跟她很相配。跟她相处，总让人觉得非常愉快。她是个值得赞美的女人。
她的宫殿是座漂亮的建筑，离运河有段距离，房子前面有花园，还有一个私人泊船处，许多凤尾船在各种时候都会停在这儿，带来各式各样的人，他们有的热情亲切，有的兴高采烈，也有的情绪悲哀，心灰意冷，不过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显得心情愉快，因为他们是来看望丹多洛伯爵夫人的。
船在运河里迎着山上吹下的冷风前行，岸上的房屋就像冬日里那样显得轮廓分明，当然，这本来就是冬日。他们观赏着这座古老城市的魅力和秀丽景色；对于上校来说，它还另有含义，他认识许多住在这些宫殿里的主人，假如现在没人住在那里面，他也知道这些不同的建筑曾经作过何种用途。
那是阿尔瓦里托的母亲住的房子，他想，但没有说出来。
她从不在那儿住很长日子，她常住在特里维索附近的乡间房子里，那儿种了很多树。她住厌了威尼斯这儿没有树木环绕的房子。她失去了一个很不错的丈夫，眼下除了家务，没什么能真正引起她的兴趣。
这个家族以前曾把房子租给乔治·戈登·拜伦爵士，从那以后再没有人睡过他那张床，低两段楼梯的房间里有一张床也没人睡，以前他常和一个船夫的妻子在那张床上睡觉。它们不是什么神圣的物品，也不是纪念物，只不过是两张多余的床，由于种种原因后来搁置未用，或许是出于对拜伦的敬重，尽管他做过一些错事，但他在这座城市还是受到人们的爱戴。要想让这座城市爱戴你，你就得是个硬汉，上校想。他们从不把罗伯特·布朗宁、布朗宁夫人和他们的狗当回事。无论他把威尼斯写得多么好，他们终究也没能成为威尼斯人。那么怎样才是硬汉呢？他问自己。你使用这个词时含义不明确，应该有个准确的定义。我想，这种人敢于在命运的舞台上赌一把，而且全力以赴，还能该罢手时就罢手。我这会儿并不是在说演戏，他想，尽管戏剧很可爱。
他看见了那座紧挨在河边的小别墅，心里想，它的样子很难看，就跟从勒阿弗尔或瑟堡坐火车进入巴黎城区前，在郊区看到的那些楼房一样。别墅的周围种满了疏于照管的树木，是的，他想，只要能避免，你不会愿意住在这儿。他曾经在这儿住过。
人们由于他的才能而敬爱他，还有他的过错，他的勇敢精神。一个一无所有的犹太小伙子，凭着自己的才干和善辩，在这个国家里搅起了一阵风暴。在我见过的人当中，没有谁比他更糟糕更卑鄙了。但是我能想到拿来跟他作比较的人，决不会孤注一掷地投入战争，上校想，加布里埃勒·邓南遮（我一直纳闷他的真实姓名是什么，他想，因为在一个崇尚实际的国家里，没有人会起邓南遮[“邓南遮”在意大利语中的意思为“宣布”或“公告”等。]这个名字，也许他不是犹太人，然而是或不是又有什么不同。）在各个兵种的军队中呆过，就如同他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女人怀抱中呆过一样。
邓南遮在各个兵种的军队里都干得得心应手，总是能迅速而顺利地完成各种使命，除了在步兵部队。上校记得邓南遮在一次飞行事故中弄瞎了一只眼睛，那次他是在的里雅斯特或波拉的上空做侦察飞行；打那以后，他总是戴着一只眼罩，不知道实情的人——那时没有一个人真正知道实情——还以为他是在维里基或圣米歇尔被打瞎的，要不就是在卡索那边什么不幸的地方，因为那儿所有的人不是被打死就是被打伤，这事你很清楚。但是邓南遮，说实在的，只是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作出英雄的姿态。步兵肩负着很特殊的任务，他想，也许是最特殊的。他，加布里埃勒驾机飞行，可他不是飞行员。他在步兵部队待过，可他不是步兵，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上校记得，有一次他站着指挥突击部队的一个排，那是漫长冬季里的一个雨天，那时总是下雨，至少在部队接受检阅或训话时总是下雨。邓南遮在打瞎的眼睛上蒙了块眼罩，他脸色发白，就像市场上鳎目鱼露出的白肚皮，褐色的一面被翻在了下面，瞧那样子似乎已经死了一天多。他大声喊叫着：“死亡不是结束。”当时还是中尉的上校想，“到底还想让我们听多少屁话？”
但他还是一直听着演说。最后，邓南遮中校，这位作家和民族英雄——如果你需要民族英雄的话，他可是全民公认的真正民族英雄，尽管上校并不相信什么英雄——要求大家为光荣的阵亡将士默哀几分钟。他姿势僵硬地立正着，不过他那个排的士兵并没有一直听演讲，那时没有扩音器，演讲者的一些话无法听清，因此当演讲停下，开始为阵亡将士默哀时，士兵们作出的反应是异口同声地高呼“邓南遮万岁”。
士兵们以前在打了胜仗后或是在打败仗前，都听过邓南遮训话，他们明白当演讲者停顿时应该喊什么。
当时还是中尉的上校很爱自己的排，他也和他们一起，像喊口令似地高喊“邓南遮万岁”，以此来为那些没用心听演讲、训话或高谈阔论的士兵遮掩。只要不是守卫无法防御的阵地，或是在进攻中机智指挥之类的事情，他总是试图在中尉有限的能力范围内，尽力做一些事，来分担士兵们的过失。
这时他正经过这座房子。那个可怜潦倒的老家伙曾经和一个尊贵而伤感的女演员在里面住过，他从没正经爱过她；他想起了女演员美妙的双手和善于变化的脸部表情，那张脸并不漂亮，但它能向你传达爱、自豪、愉快和悲伤的感情；想到她手臂轻抬时的曲线就让人心碎，他想，基督啊，他们两个都已死了，如今葬在何处我一无所知。不过我希望他俩曾在这座房子里过得快乐。
“杰克逊，”他说，“左边这幢小别墅是加布里埃勒·邓南遮的，一个伟大的作家。”
“是吗，先生，”杰克逊说，“很高兴知道有这么个人，以前从没听说过。”
“如果你愿意读读他的书，我可以为你挑几本，”上校说，“有一些英语译本很不错。”
“谢谢你，先生，”杰克逊说。“如果有时间，我很想读一读。他的房子看上去挺实用，也挺漂亮，你刚才说他叫什么名字？”
“邓南遮，”上校说。“作家。”
那天他已经好几回让杰克逊觉得难堪，这次为了不使他困惑犯窘，他只在心里为那人补充了如下的头衔：不仅是作家，还是诗人、民族英雄、巧舌如簧的法西斯主义雄辩家、令人发怵的极端个人主义者、飞行员、指挥官、第一次鱼雷快艇进攻的舵手，不知如何指挥一个连甚至一个排的步兵中校，令我们肃然起敬的《夜曲》的伟大而可爱的作者，还是一个笨蛋。
往前一些，在圣玛丽亚·德尔·吉里奥那儿，有一个停靠凤尾船的渡口，再往前就是格里迪旅馆的木制码头。
“那就是我们要住宿的旅馆，杰克逊。”
上校指了指紧靠河边的一幢玫瑰色的华丽建筑，有三层楼，看上去小巧美观。这原是“大饭店”的一个分店，现在已独立经营，是个相当好的旅馆。如果你不喜欢客套的奉承巴结和小题大作，那么在这座有许多大旅馆的城市中，它也许是最好的一家，上校很喜欢它。
“它看上去不错，先生，”杰克逊说。
“是不错，”上校说。
摩托艇很有气派地停靠在码头的木桩旁。它每前进一点，上校想，都是这台老掉牙的发动机的英勇胜利。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旅行家”那样的战马了，也没有马尔博男爵[马尔博男爵（1782—1854），法国将军，17岁入伍，曾历任少校、骑兵上校，滑铁卢战役前被拿破仑提拔为将军。]的“利泽特”，那匹战马在埃劳战役[埃劳战役（1807.2.7—8），第三次反法联盟与拿破仑战争中的一次交战，在柯尼斯堡（今加里宁格勒）以南的东普鲁士的埃劳镇（今巴格拉季翁诺夫斯克）进行，拿破仑在此战役中向俄军发动了历史上最大的骑兵冲锋，结果两军都损失惨重。]中能凭自己的力量参加战斗。我们如今只能依靠翻新改装的发动机的勇气，它的汽缸盖早就有权退役休息了，可它硬是没坏，其他零件也还过得去。
“我们到码头了，先生，”杰克逊说。
“是啊，还能到什么别的地方，伙计。跳上岸去，我要跟船老大结账。”
他转身对船主说：“三千五百，对吗？”
“正是，上校。”
“我会记着去弄台旧吉普的发动机。拿着这钱，去给你的马儿买些草料。”
正从杰克逊手里接过行李袋的旅馆侍者一听笑了。
“没有哪个兽医肯给他的马看病。”
“它还能跑呢。”船夫说。
“可它参加比赛准赢不了，”旅馆侍者说。“您好吗，上校？”
“好得不能再好了，”上校说，“骑士团的伙计们都好吗？”
“大家都挺好。”
“不错，”上校说，“我要进去看看团长。”
“他正等着您呢，上校。”
“我们别让他久等，杰克逊，”上校说。“你跟着这位先生到门厅去给我办一下登记。给这个中士开个房间，”他嘱咐侍者，“我们在这里只住一夜。”
“阿尔瓦里托男爵曾来这里找您。”
“我会在哈里酒吧跟他碰面。”
“好，上校。”
“团长在哪儿？”
“我去把他找来。”
“告诉他我在酒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