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年十一月在重庆大学讲──
今天承贵校校长及李公度先生等招待，来贵校参观，很为荣幸！顷蒙李先生提及本人之志愿，然颇以未见诸行事为憾！佛法虽深广难测，据我所见到者，非离开世间而别有佛法之存在。佛法能普及一般人而为一般人立身处世之大经；将佛法原理见诸于人类或非人类、之实际行为，非是玄想空谈的。所以、提出“菩萨与公民”一题来讨论之。
想各位对于菩萨一名词与公民一名词联为一句，大抵以为奇异；因中国人心理上，久已误会菩萨为偶像之代名词，但其实不然。菩、即菩提，是觉义；萨、即萨埵，是有情义。凡具有情意知觉之人与非人等，皆名有情。所谓菩萨者，即有了觉悟的有情。质言之，即有了觉悟的人，根据了现今已有的觉悟而去更求进步以至最高的觉悟者，就是菩萨。纪念他为之立像，在于引起后人之景慕；如近来各国之立铜像，亦即此意。然若以菩萨义而征之于人类，如各位来此大学研究学问，是先有了普通学问的根抵，而来更求高深之学问的；如更发大志愿去求圆满彻底的觉悟，则亦即为菩萨。若已有觉悟之菩萨，欲更求最高深之觉悟，其出发点究竟何在呢？因菩萨之本身是有情，觉到一切有情皆同体性而平等的，因为、是同有血气灵性觉悟的。然人类与非人等一切自然界中之有情命者，以形类小有不同，而莫不演成互相吞啖、互相争杀之惨痛，菩萨因同他平等之关系，不期然而然的发起了普遍的悲愍心，誓欲为之解脱其苦恼。但如何方能解脱其苦以得到共同长久之安乐？观察此诸苦果从何而起？若谓自然是苦而不可救者，为悲观派之谬见；若见能安于痛苦，即谓非痛苦而不须救者，为乐观派之谬见；此皆落于边见，而实无救度之办法者。菩萨研究有情痛苦之由来，以为凡自然界，人为界，皆是结果，非凭空而有，亦非神所造成，更不是机械性的物质所构成，实实在在是因缘所成；而其因亦非单独之因，而为许多关系众缘所集合之结果，凡人类或非人类同没于自然界之痛苦中者，其因果正复如是。在许多因缘中，各各有情众生之心的活动，就是许多因缘中最重要之缘。如心中有了何种情感、意思，见诸于言行，即有种种事业之表现。故集成一切事事物物的众缘，又皆随心之力量以为变迁。其在心之活动态度上，若不曾认得清楚，即于万有变化与人类生存之道，无有深切之认识与真确的觉悟。于是凡有举动，皆不正当，而得到的反应，即为痛苦之结果。从此可知凡欲解除人为界与自然界之痛苦，非将各各有情的心变成一个觉悟心不可；而菩萨之所以为菩萨者，即由具有此觉悟。有情心之觉悟，其方法种种不一，但不同其他宗教、教人凭信一神便可解脱，佛法须使人人皆于自心上得到觉悟方能解脱。但菩萨欲令众生觉悟，而自己须先有很完全之觉悟，故须先求更进步乃至最高之觉悟。故其求最高觉悟之动机，在观有情同体平等而起了大悲悯心，由此乃确立求正觉心，依正觉之力乃能从实际上解除众生之痛苦，得大自由。如此、遂成为一个菩萨。菩萨之义既明，今应讲到公民了。中国政变已有二三十年之历史，其尚未能达到平等自由之目的，实因国人缺少了公民道德的原故，故今日中国国民最需要者，即为公民道德。若不能养成国人的公民道德，无论军、政、实业等变化至如何程度，而欲建近代的国家社会，终无安定之一日。在中国以前之情形，从人的方面来讲，多数农民及工民、商民皆有大家族之组织，只知各顾身家，凡国家政治、地方公众之事，概视为毫无关系，以为一切自有皇帝与官绅去作，纵欲去作亦不可能，其无国家社会观念者如此。然现在之国家，乃人民建立之民治国家，人人皆有国家的、社会的关系。欲建立此民治的国家社会，必须先养成公民道德为根本之要素。而公民道德之第一点，须知全国民众是同体平等的，皆视为同胞兄弟一样。有了此心，无论一举一动皆当以国家社会之公众利益为前提；凡起心用事，皆从此心发出，则即成具体而微之菩萨行为，亦即成为公民之道德了。如此、则全国人民可无相争相斗之痛苦，而生起同情博爱之心以解除痛苦，而得到种种利益安乐；其全国人民之利益既以达到，而我之利益亦自在其中。然由此博爱心上，又当进求种种学问知识，以养成各种实际能力，向国家社会去实行各种为全体人民谋福利之事业，如此、乃完成公民道德。若人人有此公民道德，自能实现民治之国家社会。然而中国之旧习惯积染甚深，欲养成此公民道德，实非易易。若能从研究佛法得到了一种菩萨的人生观，则方知实现公民道德并不困难：故我们今日最需要的，在从菩萨的人生观去修养公民道德。（见海刊十二卷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