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初年的白话诗，依我的观察，似乎是从嘲讽和说理的两条路子来的居多。嘲戏之作流为诗人自适之歌或讽刺社会之诗，那就也和说理与传教的一路很接近了。唐初的白话诗人之中，王梵志与寒山、拾得都是走嘲戏的路出来的，都是从打油诗出来的；王绩的诗似是从陶潜出来的，也当有嘲讽的意味。凡从游戏的打油诗入手，只要有内容，只要有意境与见解，自然会做出第一流的哲理诗的。
从两部《高僧传》里，我们可以看见，当佛教推行到中国的知识阶级的时候，上流的佛教徒对于文学吟咏，有两种不同的态度。4世纪的风气承清谈的遗风，佛教不过是玄谈的一种，信佛教的人尽可不废教外的书籍，也不必废止文学的吟咏。如帛道猷便“好丘壑，一吟一咏，有濠上之风。”他与竺道壹书云：
始得优游山林之下，纵心孔释之书。触兴为诗，陵峰采。……因有诗云：
连峰数千重，修林带平津。云过远山翳，风至梗荒棒。茅茨隐不见，鸡鸣知有人。闲走践其迳，处处见遗薪。始知百代下，故有上皇民。
这种和尚完全是中国式的和尚，简直没有佛教化，不过“玩票”而已。他们对于孔释正同庄老没多大分别，故他的游山吟诗，与当日清谈的士大夫没有分别。这是一种态度。到了4世纪以后，戒律的翻译渐渐多了，僧伽的组织稍完备了，戒律的奉行也更谨严了，佛教徒对于颂赞以处的歌咏便持禁遏的态度了。如慧远的弟子僧彻传中说他
以问道之暇，亦厝怀篇牍；至若一赋一咏，辄落笔成章。尝至山南，扳松而啸。于是清风远集，众鸟和鸣，超然有胜气。退还咨远：“律禁管弦，戒绝歌舞；一吟一啸，可得为乎？”远日：“以散乱言之，皆为违法。”由是乃止。
这又是一种态度。
但诗的兴趣是遏抑不住的，打油诗的兴趣也是忍不住的。5世纪中的惠休，6世纪初年的宝月，都是诗僧。这可见慧远的主张在事实上很难实行。即使吟风弄月是戒律所不许，讽世劝善总是无法禁止的。惠休【后来还俗，名汤惠休】与宝月做的竟是艳诗。此外却像是讽世说理的居多。5世纪下半益州有个邵硕【死于473年】，是个奇怪的和尚；《僧传》说他：
居无定所，恍惚如狂。为人大口，眉目丑拙，小儿好追而弄之。或入酒肆，同人酣饮。而性好佛法；每见佛像，无不礼拜赞叹，悲感流泪。他喜欢做打油诗劝人。本传说他
游历益部诸县，及往蛮中，皆因事言谑，协以劝善。……
刺史刘孟明以男子衣衣二妾，试硕云：“以此二人给公为左右，可乎？”硕为人好韵语，乃谓明曰：
宁自乞酒以清燕，不能与阿夫竟残年！
孟明长史沈仲玉改鞭杖之格，严重常科。硕谓玉曰：
天地嗷嗷从此起，若除鞭格得刺史。玉信而除之。
最有趣的是在他死后的神话：
临亡，语道人法迹云：“可露吾骸，急系履著脚。”既而依之，出尸置寺后，而二日，不见所在。俄而有人从郫县来，遇进云：“昨见硕公在市中，一脚著履，漫语云：
小子无宜适，失我履一只。”
进惊而检问沙弥，沙弥答曰：“近送尸时怖惧，右脚一履不得好系，遂失之。”
这种故事便是后来寒山、拾得的影子了。6世纪中，这种佯狂的和尚更多了，《续僧传》“感通”一门中有许多人便是这样的。五梵志与寒山、拾得不过是这种风气的代表者罢了。
《续僧传》卷三十五记6世纪大师亡名【本传在同书卷九。亡名工文学，有文集十卷，今不传，续传载其《绝学箴》的全文，敦煌有唐写本，今藏伦敦博物院】的弟子卫元嵩少年时便想出名，亡名对他说：“汝欲名声，若不佯狂，不可得也。”
嵩心然之，遂佯狂漫走，人逐成群，触物摘咏。……自制琴声，为《天女怨》、《心风异》。亦有传其声者。
卫元嵩后来背叛佛教，劝周武帝毁佛法，事在574年。但这段故事却很有趣味。佯狂是求名的捷径。怪不得当年疯僧之多了。“人逐成群，触物摘咏”，这也正是寒山、拾得一流人的行径。【元嵩作有千字诗，今不传。】
这一种狂僧“触物摘咏”的诗歌，大概都是诙谐的劝世诗。但其中也有公然讥讽佛教本身的。《续僧传》卷三十五记唐初有个明解和尚，“有神明，薄知才学；琴诗书画，京邑有声。”明解于龙朔中【公元662—公元663】应试得第，脱去袈裟，说：“吾今脱此驴皮，预在人矣！”遂置酒集诸士俗，赋诗曰：“一乘本非有，三空何所归？”云云。这诗是根本攻击佛教的，可惜只剩此两句了。同卷又记贞观中【公元627—公元649】有洛州宋尚礼，“好为谲诡诗赋”，固与邺中戒德寺僧有怨，作了一篇《悭伽斗赋》，描写和尚的悭吝状态。“可有十纸许【言其文甚长，古时写本书，以纸计算】，时俗常诵，以为口实，见僧辄弄，亦为黄巾【道士】所笑。”此文也不传了。
这种打油诗，“谲诡诗赋”的风气自然不限于和尚阶级。《北史》卷四十七说阳休之之弟阳俊之多作六字句的俗歌，“歌辞氵㸒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阳俊之有一天在市上看见卖的写本，想改正其中的误字，那卖书的不认得他就是作者，不许他改，对他说道：“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这是6世纪中叶以后的事。可惜这样风行的一部六言白话诗也不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