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我按说定的时间去赴约。巴蒂斯塔的办公室占据了一幢旧式大楼的第二层，大楼过去是一家贵族的住宅，现在是多家贸易公司的办事处。他用木板把拱顶饰有壁画、墙壁用灰泥粉饰的宽敞大厅分隔成许多小房间，每个房间里都摆放着实用的家具；以往墙上都挂着以神话和圣经故事为题材的古画，现在都改挂色彩鲜艳的巨幅广告画；到处都挂着男女演员的大照片、彩色画报上撕下来的画页、裱在镜框里的奖状，以及电影公司的办公室里常见的那些装饰品。前厅的尽头挂着一幅粗劣而又褪了色的壁画，厅中间摆放着一张漆成绿色的金属台，台子后面有三四位女秘书正在接待来访者。巴蒂斯塔是个年轻的电影制片人，最近几年靠制作质量低劣、经济收益却甚佳的影片打开了局面。他经营的电影公司雅称“凯旋电影”，是当时知名度最高的公司之一。
那个时候，前厅接待室已挤满了人，凭我搞这一行的经验，我一眼望过去，就能准确无误地把来访者的身份辨别出来：那些电影编剧都是一副疲惫不堪而又忙碌的神态，他们腋下夹着个记事本，衣着打扮讲究潇洒；电影的组织者与策划人活像农场的管家与牲口代理商；那两三个想当演员的女孩都很年轻，也算得上俊美，但她们充其量只配当群众角色，看她们那副做作的表情，浓妆艳抹的样子，矫揉造作的衣着，以及她们实现抱负的奢望，用不着怎么选就会被淘汰；最后，电影制片人的候见室里还少不了一些难辨身份的人：失业的演员、临时请来的电影编剧、各种各样的募捐者。所有这些人都在肮脏的马赛克地面来回踱步，或是在紧挨墙边摆放着的镏金靠背椅上伸着懒腰，打着哈欠，抽着烟或低声说着话。女秘书们不是对着好几部电话说话，就是两眼直瞪瞪地呆坐在大台子后面，她们的目光因为厌烦和无所事事而变得有些木然甚至斜视了。令人讨厌的、响亮的电铃声不时响起；女秘书也不时一惊一乍地喊叫着一个一个的名字，来访者也顺次一个一个地匆匆进来，然后，就消失在镀金的白色门扇后面。
我报了自己的名字，然后，我也得坐在候见室的尽头。我觉得自己现在的心境跟头天一样绝望而又平静。跟埃米丽亚谈话之后，我仔细地想了又想，准确无误地认为，她嘴里说是爱我，实际上是跟我撒谎；但这一回，一方面是因为沮丧，另一方面也是出于想让她做出我始终未曾得到过的全面而又诚恳的解释，因此，我至少是暂时放弃了行动：没有因此拒绝巴蒂斯塔的新项目，尽管我早已知道接受这个项目没有任何目的，如同我的整个生活也都已没有什么目的一样。后来，我想，一旦我能够从埃米丽亚嘴里得知实情，我将可以随时中断工作，让一切都成为泡影。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更喜欢这第二种更为令人震惊的解决办法。丑闻和伤害，从某种程度上将会加深我的绝望，同时也将更加坚定我的决心，使我不再犹豫和妥协。
正如我所说，我感到很平静。但那是一种漠然和迟钝的平静：一种引起心绪不宁的、令人难以捉摸的痛苦，因为实际上人们到最后一刻仍希望这不是真的；但那却是一种确定无疑的痛苦，它铸就了一段时期的凄楚的平静。我觉得平静，但我深知，我很快就会不平静了：第一个阶段，即怀疑的阶段，已经结束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即将开始第二阶段，也就是痛苦，逆反和悔恨的阶段。我深知这一切，然而，我也知道这两个阶段之间有一段令人难以忍受的平静时期，就像暴风雨即将来临之前的那种虚假而又令人窒息的风平浪静一样。
就在等着巴蒂斯塔召我进去的时候，我想到我原来一直只局限于难以肯定埃米丽亚爱不爱我这样一个事实。可现在我觉得我已确定无疑地认为她已不再爱我了。我为自己的这种发现感到意外，我想，我可以把自己的思想转到新的问题上，即思索她不再爱我的原因。还因为一旦我悟出了其中的原因，我就更容易逼着她做出解释了。
应该说，一提出这个问题，我就立即又感到难以置信，甚至觉得近乎古怪。这是那样离奇，简直是荒谬：埃米丽亚绝不可能有什么不再爱我的理由。何以这么有把握，我说不清；另一方面，依我看来她不可能有什么停止爱我的理由，却不知为什么又显然不再爱我了，对此我也说不清。我茫然地思索了一阵我内心和思想上的矛盾。最后，就像做某些几何习题似的，我自言自语道：“权且荒谬地设想一种不能不存在的原因吧。我们看一看，究竟能是什么原因。”
我注意到了一点，人越是对什么事感到怀疑，就越是会抓住头脑里虚假的清醒，像是希望用理智去澄清让感情搅浑而变得模糊不清的事情一样。就在本能地得出矛盾的回答的那种时刻，我像侦探小说里的刑警似的，喜欢采取合乎逻辑的调查。有人被杀害了，就得探究他被杀的原因，从原因就很容易追溯到犯罪者……于是，我想原因可能是两方面：一方面取决于埃米丽亚，另一方面取决于我。从她那方面来看，正像我很快就发觉的那样，可以归结为一点：埃米丽亚不再爱我了，因为她爱着另一个男人。
毫无疑问，我觉得可以排除这第一种假设。不仅是因为近来埃米丽亚的举动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她生活中有另一个男人存在，而且恰恰相反，她变得越来越孤寂，越来越依赖于我。据我所知，埃米丽亚几乎总在家待着，不是看看书，就是给母亲打打电话，或是料理料理家务，借以消磨时光；在消遣娱乐方面，或是去电影院，或是散步，或是到餐厅吃饭，几乎绝对由我决定。当然，比起刚结婚时，她的生活更多样化，社交也更广泛了，尽管交往的方式很简单，那时，她只与年轻时结交的几位朋友保持着联系。然而，这些友情很快就淡漠了；她越来越贴近我，正如我所说，她对我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有时候甚至令人觉得尴尬。另外，这种依赖性丝毫没有因为她对我的感情的淡薄而减弱。她从未打算摆脱我，连一点让别人代替我的意思都没有，哪怕是以天真的方式：尽管没有爱情，她仍跟以往一样总在家里等着我下班回家，她外出与否都听我的。而且，就在这种没有爱的从属关系中却有着某种悲怆感人的东西，某种痛苦的成分，就像对人许下愿要一生忠贞不渝，当保持忠贞的理由不复存在时，仍然还保持忠贞一样。总而言之，尽管她不再爱我，但她生活中只有我，这是毋庸置疑的。
此外，我还注意到另一种现象，它排除了埃米丽亚爱上另一个男人的可能性。我了解她，或者说我自以为十分了解她。我知道她不会撒谎，首先，她有一种天生的坦诚，她无法忍受任何虚假，她觉得弄虚作假不仅令人厌恶，而且也很累人；其次，几乎没有什么想象力的她不可能抓得住什么机遇，除非是实际上已经发生了，而且又是确实存在的事。鉴于她这种特征，我敢肯定，要是她真的爱上了另一个男人，她除了立刻如实相告之外，不会有任何别的做法；另外，因为出身阶层低，没有受过太多教育，没有那么多含蓄、幽默和掩饰，本能地有什么说什么。也许，她对我在感情上发生的变化，善于保持缄默不语，事实上也是这样；对她来说，掩饰建立在双重生活基础上的婚外情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至于因为跟女裁缝和服装设计师的约会，因为外出访亲问友或是去剧场看戏，由于市内交通拥挤而回来晚了，这乃是女人常有的事，不足为怪。不会的，她对我的冷漠不等于是对另一个男人的热情。要是真有什么方面，而原因又不可能不存在的话，那就只能在我这方面，而不是在她那方面。
我就这样沉浸在思索之中，竟然没有发现一位秘书小姐站在我跟前微笑着重复说道：“莫尔泰尼先生……巴蒂斯塔博士等着您呢。”我猛醒过来，暂时中断了思考，急匆匆地走进制片人的办公室。
宽敞的大厅里，有绘有壁画和漆成金色的墙壁，巴蒂斯塔坐在大厅尽头的一张漆成绿色的金属写字台后面，那张写字台与接待室里秘书小姐们使用的那张占满整个前厅的台子一模一样。说到这里，我发现尽管我处处提到巴蒂斯塔，却还没有描绘过他的长相，现在在此不妨花费一些笔墨。巴蒂斯塔是那样一种人，他的合作者与部下们一旦与他翻了脸，就会用“人面兽心”“猴子”“畜生”“猩猩”等词语来指称他；我不能否认这些咒骂的贴切性，至少它们符合巴蒂斯塔的外貌。不过，我讨厌用绰号称呼某个人，不管他是谁，我从未这样做过。我还觉得这些绰号没有道理，因为他们忽视了巴蒂斯塔身上一种十分重要的性格，我想说的是他时时隐藏在粗暴外表下的那种非同寻常的狡黠，如果不想说那是机敏的话。他的确是一个精力充沛具有顽强生命力的肥头肥脑的动物；然而，他这种旺盛的生命力不仅表现在他胃口的贪婪，还表现在为满足他的欲望有时采用的那种奸诈阴险的手腕上。
巴蒂斯塔中等身材，肩宽，胯低，腿短，所以他很像一只胖猴，因此博得了上述那些雅号。他的脸也有点儿像猴：前额两边的头发已经秃了，中间的发际线很低；眉毛很浓，一想问题就皱眉头；小眼睛，鼻子又短又宽；大嘴巴，嘴角微微往外翘，双唇薄得跟刀刃似的。巴蒂斯塔没有大肚腩，但有小肚子；我是想说，他挺胸时连腹部也挺着。他那粗短的双手上覆盖着的黑毛，从手腕一直连到衣袖里面：那年夏天，有一次，我们一起在海边，我注意到他的肩上、胸口，直到腹部都长着蓬乱浓密的黑毛。这个外表如此粗野的男人，说话的声音却很温柔、委婉、柔和，说起话来还夹带着硬邦邦的外国腔，因为巴蒂斯塔出生在阿根廷。正是从他这意想不到的、令人惊异的声音中，我才鉴别出他那种狡黠和机敏的迹象，这我已经说过了。
巴蒂斯塔并不是一个人在办公室里。他的办公桌前还坐着一个人，他向我介绍说他名叫赖因戈尔德，是位德国导演，在纳粹德国之前曾导演过巨型影片，获得过巨大成功。赖因戈尔德当然够不上大导演帕布斯特[格奥尔格·威廉·帕布斯特(Georg Wilhelm Pabst，1885—1967)，奥地利著名导演。——译注(本书中注释如无特别说明，均为译注。)]和朗[弗里茨·朗(Fritz Lang， 1890—1976)，出生于维也纳的德国著名电影导演]这样的档次；但他也是一位有声望的导演，不是商业型的，也许他的志向抱负不无争议，但他的创作态度却始终是严肃的，从希特勒上台后，人们就不知道他的下落了。有人说，他在好莱坞工作，不过最近几年意大利没有上演过他执导的影片。现在，他又意外地出现在巴蒂斯塔的办公室里。当巴蒂斯塔跟我们说话时，我好奇地望着赖因戈尔德。你们在一些名画复制品里看到过歌德的面容吗？赖因戈尔德的面容就是那样威严、端庄、沉稳；就像放在镜框里的歌德的头像那样，他也留着干净而有光泽的银发。总之，那是一位伟人的头；再仔细一看，我又发现他脸上那种庄严和高贵的表情并不那么令人敬畏了：面部的线条轮廓较粗，表皮多孔而又轻淡，活像是一个用纸浆做成的面具似的；总之，给人后面一无所有的印象，正如狂欢节时戴着的那种满脸凶相的大头面具，里面空空的，人们戴着它四处转悠，矮小而又丑陋。赖因戈尔德站起身来跟我握手，他低着脑袋，像神情严肃的德国士兵一样做出碰鞋跟立正的姿态；这时，我才发现他是个小个子，尽管肩很宽，好像这样倒更突出了他脸部的庄重。我还注意到，他在向我打招呼时，以相当亲切的样子对我微笑着，咧着的嘴呈月牙形，露出两排过分洁白而又整齐的牙齿。不知为什么，我立刻想到那也许是副假牙。但当他重又坐下去时，那微笑即刻就消失不见了，不再留有任何痕迹，犹如空中飘过的一朵云彩挡住了月亮似的，即刻露出冷漠而又令人反感的神情，摆出一副不可一世而又刻薄的样子。
跟往常一样，巴蒂斯塔把话题扯得很远。他指着赖因戈尔德说道：“刚才赖因戈尔德和我正谈到卡普里岛……莫尔泰尼，您知道卡普里岛吗？”
“知道一些。”我回答道。
“我在卡普里有一幢别墅，”巴蒂斯塔接着说下去，“刚才我正跟赖因戈尔德说，卡普里是个富有魅力的地方……在那儿，连我这么一个经商的人也颇感自己是诗人了。”这是巴蒂斯塔惯用的手法，对于漂亮、体面的好事情，总之，凡是他向往能实现的事，他总是先表现出他的热情来；但是，令我感到不安的是，尽管他这种热情是诚挚的，但从某种程度来说，我发觉他的这种热情总是与一定的目的联系在一起，对此，我确信无疑。过了片刻，他像是被自己的言语打动了似的又兴奋地说道：“丰饶的大自然，美丽的天空，蔚蓝的大海，处处鲜花盛开。我要是跟您那样是个作家，莫尔泰尼，我想我会乐意去卡普里岛生活，以求获得灵感。奇怪的是画家们都不画卡普里，老画那些难看的画，他们画的是什么，大家连看都看不懂……可以这么说，卡普里的风景本身都是很美的画面，都是现成的……只需面对风景站着，照原样临摹就是了。”
我什么也没说；我用余光扫了一眼赖因戈尔德，见他频频点头表示赞同，脸上挂着微笑，那咧开的嘴巴犹如镰刀形的弯月挂在万里无云的晴空中一样。巴蒂斯塔接着说道：“我总想到卡普里去度几个月假，不谈业务，什么也不干，但我总实现不了……在这儿，城市里，我们都过着违反本性的生活……人不是为了生活在办公室的废纸堆里而生下来的。其实，卡普里岛上的人比我们活得自在得多……晚上，他们出来散步时，你们就会见到他们：小伙子与姑娘们满面春风，笑吟吟的，那么安详，那么秀气安静，那么活泼可爱。他们的生活中并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情，都是些小小的意愿，小小的利益，小小的摩擦和冲突……唉，他们真有福气。”
又是一阵沉默。巴蒂斯塔又说道：“我说了，我在卡普里岛有一幢别墅，可我从不去住。自从我买下它之后，我一直希望能住上几个月，我大概总共只住过一两个月。刚才我跟赖因戈尔德说，那幢别墅是编写电影剧本的理想之地，优美的风景将赋予你们灵感。我已提请赖因戈尔德留意，那儿的风景特点与影片内容很贴近。”
赖因戈尔德说道：“巴蒂斯塔先生，在哪儿干都一样……当然，卡普里可能是有用的……我想，尤其是我们将来在那不勒斯海湾拍外景的时候。”
“完全正确……不过，赖因戈尔德说他更喜欢住旅馆，因为他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另外，有时候他也喜欢一个人独自待着，独自思考……我想，莫尔泰尼，您倒是可以与您妻子一起住在别墅里面……我很高兴你们去住，那里面总算有人住了……别墅的设备很齐全，而且，在那儿找一个帮你们料理家务的女用人也不难。”
我跟往常一样，立刻想到了埃米丽亚；我也想到，去卡普里在一座漂亮的别墅里居住一段时期也许能解决很多问题。我说实话：不知为什么，突然我甚至认定许多问题都能得以解决。因此，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向巴蒂斯塔表示感谢：“谢谢……我也觉得去卡普里岛写电影剧本比较合适……我妻子与我将十分乐意住在您的别墅里。”
“太好了，就这样定了，”巴蒂斯塔摊开双手，做了一个动作，像是生怕我没完没了地道谢似的，这让我产生莫名的反感，其实，我并没有感恩戴德的意思。“就这样说定了，你们去卡普里，我去找你们……现在我们谈一谈电影吧。”
我想：“到谈正题的时候了!”我有意看了看巴蒂斯塔。这时，我对自己如此痛快地就接受了他的邀请，颇有难言的后悔之感。不知为什么，我有一种直觉，觉得埃米丽亚可能会不同意我这一仓促的决定。“我应该对巴蒂斯塔说，让我考虑考虑，”我恼怒地想道，“我得问一问我妻子。”我觉得自己那么热情地接受邀请似乎很不得体，简直是一件令人感到羞耻的事。这时，巴蒂斯塔说道：“我们大家都有同感，电影界得有一些新东西……目前，战后恢复时期已经过去了，人们有追求新的艺术模式的需要……举例说吧，新现实主义有点让人厌烦了……现在，通过分析新现实主义影片令人厌倦的原因，也许我们就能懂得新的艺术模式应该是什么样子了。”
正如我已提到过的那样，我知道巴蒂斯塔探讨问题向来喜欢兜圈子。巴蒂斯塔不是一个玩世不恭的人，或者至少是个不表现出愤世嫉俗的人；许多别的制片商比他坦诚得多，要让他谈论票房收入是件很不容易的事：而他对票房收入不见得比别人不看重，相反，盈利对他来说也许是至关重要的，所以，能否有较高的票房收入，始终是一种很大的阴影；当他觉得某种主题的影片盈利不多时，他绝不会像别人那样，说“拍这种主题的影片，一个里拉也挣不到”，相反却说“出于种种原因，我不喜欢这个主题”。而他所提出的原因总是有关美学范畴或伦理学范畴。然而，盈利多少始终是最后的试金石，在对电影艺术的美的价值或思想内容进行详细的讨论之后，用我的话来说，就是在巴蒂斯塔放了很多烟幕之后，最后总是无可更改地选择更有商业价值的解决办法，就是个明证。因此，很长时间以来，我对巴蒂斯塔关于影片的美与不美、道德性与非道德性的那些冗长而又复杂的探讨，早已失去了兴趣；我知道他要达到的最终目的总是经济效益，这是无法回避的。所以我也总是坚定地站在这一立场上。这一次，我也想：“他肯定不会说电影制片人厌烦新现实主义影片是因为没钱可赚，我们听听他究竟怎么说。”果真如此，巴蒂斯塔在考虑了一阵之后，又接着说道：“我认为新现实主义电影令大家都厌烦了，首先是因为影片的情调不健康。”
他停住不说了，我斜眼看了看赖因戈尔德：他声色不动。巴蒂斯塔想利用这一片刻的沉默来强调说明“健康”这个词，现在他解释起来了：“我说新现实主义电影不健康，是说它不是鼓励人们正视生活现实，增强人们对生活的信心……新现实主义电影格调沉闷、悲观、灰暗……且不说这些影片把意大利表现得像是个叫花子国家，外国人特别乐意看，对这些影片特别感兴趣，他们巴不得我们的国家就是个叫花子国家，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重要的事实。除此以外，新现实主义太注重表现生活的消极面，夸大了人类生存中一切丑陋的、肮脏的、反常的事情……总之，是一种悲观主义的不健康的影片，它们令人想起生活之艰辛，而不是激励人们去克服困难。”
我看了看巴蒂斯塔，他是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想，还是假装那么想，我再次感到没有把握。在他的言谈中，的确有某种真挚的成分；也许那只不过是怎么对自己有利就怎么说的人的真诚；但毕竟还是实话。巴蒂斯塔又以反常的、近乎金属般铿锵有力而又不无温和的语气接着说道：“赖因戈尔德向我提出了一个使我颇感兴趣的设想……他发现最近从《圣经》故事改编过来的电影取得了很大成功……实际上，这是些盈利很大的影片。”这时，他似乎是若有所思地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他像是引入了他自己也并不重视的一段插话似的说道。“可原因在哪儿呢？依我看，因为《圣经》仍然是这个世界上被人写出的书中最健康的书。因此，赖因戈尔德对我说：盎格鲁-撒克逊人有《圣经》，你们地中海人有荷马……不是吗？”他把脸转向赖因戈尔德，中断了谈话，像是对自己引用的话不敢肯定似的。
“正是这样。”赖因戈尔德确认道，他那微笑着的脸上露出些许的忧虑。
“对于你们地中海人来说，”巴蒂斯塔又引用赖因戈尔德的话接着说道，“荷马史诗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圣经》一样，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拍一部关于《奥德赛》[荷马史诗相传由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创作，是两部长篇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统称。《奥德赛》描写了伊塔卡岛国王奥德修斯攻克特洛伊后返回家乡，却在途中漂泊了十年的故事。]的影片呢？”
随后是沉默。感到惊异的我，为了争取时间就忍不住问道：“是《奥德赛》的全部，还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这事我们已商谈过了，”巴蒂斯塔立刻回答道，“最后我们认为最好拍整部《奥德赛》……不过，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提高嗓门补充说道，“重新阅读《奥德赛》之后，我终于明白了我长期以来一直在寻找的是什么东西，尽管是下意识的……某些我在新现实主义电影里寻找不到的东西……您，莫尔泰尼，近来向我提议要拍的影片中没有这种主题……总之，我也说不好，但我感觉到那乃是某些影片中所需要的，就像生活中需要的一样：诗意。”我看了看赖因戈尔德：他不停地微笑着，嘴咧得更大了，并频频点头表示赞同。我相当冷淡地随意说道：“谁都知道《奥德赛》的确充满了诗意，问题在于得把它体现在影片里。”
“说得对，”巴蒂斯塔从桌上拿起一把尺子，指着我说道，“说得对……但是有你们俩呢，您和赖因戈尔德……我知道，《奥德赛》充满了诗意，能不能把诗意体现出来这就要看你们俩了。”
我回答道：“《奥德赛》是一个广阔的天地……想怎么体现都行……就看从哪一个角度着手了。”
现在，看我那么缺乏热情，巴蒂斯塔有点困惑，他神情严肃地揣摩着我，像是想猜透我这么冷淡的背后隐藏着什么意图似的。后来，他似乎暂时不想这么审视我了，站起身来，绕着桌子转了一圈，而后又仰起头，把双手插在裤子后面的两个口袋里在房间里来回踱步。我们回过头去看他；他一面踱步，一面说道：“《奥德赛》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荷马的诗意，总是那么富有戏剧性。我说的戏剧性就是绝对能使观众喜欢的意思……就以瑙西卡[瑙西卡，《奥德赛》中阿尔喀诺俄斯国王的美貌的女儿。雅典娜托梦给她，让她清晨带婢女去海边沐浴，在那里她发现了归家途中船沉落水的奥德修斯，她给他衣服穿，并引他进入父亲的宫殿。奥德修斯向国王叙述了自己的经历后，国王为他提供了船只和水手帮助他回国]的故事为例吧……那些一丝不挂的漂亮的少女在水里嬉戏，被躲在一片树丛后面的奥德修斯尽收眼底……你们稍作改动，就有了‘美女沐浴’的场面。或者写波吕斐摩斯[波吕斐摩斯，独眼巨人。奥德修斯及其伙伴住进独眼巨人和羊群居住的山洞。后来奥德修斯用火烫瞎了独眼巨人的眼睛，与伙伴们分别绑在羊腹底下混出山洞，从而死里逃生]，一个独眼的魔鬼，一个巨人，一个独眼龙，那不就成了战后获得巨大成功的《金刚》了。你们或者写克律塞斯[克律塞斯，阿波罗的祭司，希腊人洗劫克律塞城时，他女儿作为战利品为阿伽门农所得。克律塞斯向阿波罗求救，阿波罗降瘟疫于希腊人。阿伽门农为消除瘟疫，只得把克律塞斯的女儿还给克律塞斯]的故事，在他的城堡里……或者写亚特兰蒂斯[亚特兰蒂斯，据柏拉图说，大西洋有个大岛，从前曾用过此名。因岛上居民不顺服，宙斯下令将此岛沉入大洋]上的安提诺俄斯[安提诺俄斯，奥德修斯外出期间，一群糟蹋他的王宫、强迫他妻子珀涅罗珀改嫁的求婚者的头目，后为奥德修斯所杀]，我觉得那才是戏剧呢，正像我说过的，这种戏剧不仅有戏，而且富有诗意。”巴蒂斯塔十分激动地站在我们面前，庄重地说道：“这就是我所看到的凯旋电影公司摄制的《奥德赛》。”
我一句话也没说。我心里明白，对于巴蒂斯塔来说，诗的含义跟我所理解的有很大的差别；按照他这种观点，凯旋电影公司摄制的《奥德赛》将成为一部好莱坞风格的大片，跟模仿《圣经》故事拍摄的大片一样，充斥着妖魔鬼怪、裸体女人、污浊淫秽的场面、色情纵欲的镜头。实际上，正像我所说的，巴蒂斯塔的鉴赏力还停留在邓南遮时代意大利电影制片商的鉴赏水平上，怎么能期望他有别的鉴赏力呢？这时，巴蒂斯塔又绕着写字台转圈，而后又坐了下来，对我说道：“那么，莫尔泰尼，您又有什么高见？”
凡是熟悉电影界的人都知道，有些影片连一句剧本都还没写呢，制片人就肯定一定会拍得成功；而另一些影片，即使已签署了合同，甚至已写完了几百页的剧本，却可以断定准拍不成。现在，凭借我当职业电影编剧的嗅觉，就在巴蒂斯塔侃侃而谈的同时，我立即觉察到这部《奥德赛》就属于那种谈论得很多，到头来却拍不成功的影片。为什么这样呢？我也说不清，也许是因为野心太大，也许是因为赖因戈尔德的形体外表使我这样想：他坐着时显得那么庄重，站起来却又显得那么矮小。我觉得影片就和赖因戈尔德一样，虽然一开始气势浩大，而结尾却软弱无力，这里可以用对塞壬[塞壬，希腊神话中以歌声诱惑过路的航海者的海妖。奥德修斯用蜡把同伴们的耳朵堵上，并命令他们将自己捆绑在船的桅杆上，以免受塞壬的诱惑投身大海]的一句名言来做比喻：Desinit in piscem.[拉丁语，出自贺拉斯《诗艺》，意思是：最后毕竟还是一条鱼] 再说，巴蒂斯塔为什么要制作这么一部影片呢？我知道，实际上，他是很谨慎的，他是打算既不冒险又能赚钱。我想，可能他有筹集到一笔巨额投资的希望，说不定还是美国人投资呢，他无非是借荷马的大名大做文章，比如赖因戈尔德竟把荷马史诗比作地中海人的《圣经》。然而，从另一方面讲，我知道巴蒂斯塔在这一点上与别的制片商没有什么两样，一旦电影拍不成，他就会找某种借口不付给我酬金了。经常有这样的事发生：如果影片告吹，那酬金也就告吹，更有甚者，制片人会提出把酬金转移到另一部已有现成剧本立即就要开拍的影片上去，对此可怜的电影编剧为生活所迫从不敢拒绝。因此，我无论如何得有所提防，要求签一个合同，首先得索要一笔预付金。为了达此目的，我只有一种选择：撇开障碍，奉献出我的合作。我干巴巴地回答说：“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主意。”
“不过，看上去您对此并不很热情。”
我相当坦率地回答道：“我担心，这不是我拿手的……我怕力不从心。”
“为什么？”这时巴蒂斯塔像是生气了，“您以前一直说想编写一部高质量的电影……现在我给您提供这种机会，您却打退堂鼓了。”
我竭力解释道：“巴蒂斯塔，您看，我觉得自己比较擅长编写侧重心理描写的影片……而这部影片可能是一部纯戏剧性的影片，要是我没搞错的话……像是以《圣经》故事为题材而拍摄的那一类美国片子。”
这一回，巴蒂斯塔没来得及回答我，赖因戈尔德却出人意料地插话道：“莫尔泰尼先生，”他像平时那样脸上带着微笑，嘴咧成半月形，颇像一个突然在鼻子底下粘上一副假胡子的演员，他带着恭敬而又谄媚的神情，尽量使身子往前倾着，“巴蒂斯塔先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完美地概括了我打算在您的帮助下要导演的影片特点。不过，巴蒂斯塔先生是以制片人的身份谈的，首先考虑到的是影片的戏剧效果……不过，要是您觉得您擅长写心理性的影片，那么，毫无疑问，您就应该编写这部影片，因为此片就是描写奥德修斯和珀涅罗珀[珀涅罗珀，奥德修斯的妻子。在丈夫远征异国的漫长岁月里，一直守在宫内，拒绝了无数的求婚者，终于等到丈夫归来。她在与丈夫奥德修斯相遇的场面中认出自己丈夫时的情景，是《奥德赛》中最富有诗意的片段]之间的心理纠葛的……我就是想导演一部男人爱他的妻子却不被妻子所爱的影片。”
我很窘困，赖因戈尔德堆着他那做作的笑容，把脸凑近了我，似乎想挡住我，生怕我脱身逃走似的：我必须回答，而且立刻就得回答。就在我正想反驳说“可是不对呀，珀涅罗珀不是不爱奥德修斯”时，导演所说的“男人爱他的妻子却不被妻子所爱”的话突然又使我想起了我跟埃米丽亚的关系，我正是一个爱自己的妻子却不被妻子所爱的男人；而且神秘的联想使脑海里浮现出回忆，正像我很快就意识到的那样，它似乎回答了我在接待室里等待被巴蒂斯塔召见时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埃米丽亚不再爱我了呢？
我现在想要说的似乎太冗长了：实际上，由于回忆的速度几乎像幻觉那么快，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赖因戈尔德满脸堆着笑凑近我时，我突然重又想起从前自己在出租屋的客厅里口述电影剧本的场景。那部剧本已经口述好几天了，当时都快写完了，但我连那位女打字员的脸蛋长得什么样都不知道，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件小事，才让我注意到她。她正在打一个句子，我俯下身子，从她的身后越过肩头看着纸页，我发现她打的句子里有个错。我俯身想亲自用手指按键盘改错。就在改错时，我无意中触碰到了她的手，我发现她的手又大又粗，跟她那小巧玲珑的模样出奇地不相称。我碰到她的手时，发现她没有把手缩回去；我在打字机上打第二个字，又触碰了她的手指，这一回也许不无用心。于是，我看了看她的脸，见她也以期盼的甚至挑逗的目光回报了我。我惊异得像是头一次发现她长得挺好看，丰润的嘴唇，一只奇特的鼻子，大大的黑眼睛，浓密的波浪形的秀发向后梳着。然而，她那苍白、娇嫩的面容却带着不满、傲慢和恼怒的表情。还有最后一个细节：当她做着鬼脸对我说“对不起，我刚才走神了”的时候，她那说话的声调是那么生硬、干脆而又那么令人讨厌，确实令我震惊。于是，我看了看她，见她镇定自若，而且还以挑衅的方式迎接我的目光。当时，我准是让她看出我的局促不安了，总而言之，我是无言地回答了她的目光，因为，此后很长的一段日子里，我们总是脉脉对视。说得确切些，是她总死皮赖脸、厚颜无耻地看我，每次我避开她时，她就追逐着我的目光，当她追寻到我的目光，就轻佻地妩媚作态，当我凝视沉思时，她就在我的视线中搜寻。这种目光开始时不常有，后来就屡见不鲜了；后来，我真不知该怎么回避她的目光了，就只好在她身后踱着步口述剧本。但是，这位卖弄风骚的多情女子却找到了逾越障碍的办法，从挂在对面墙上的一面大镜子里看着我，这样一来，每当我抬起眼睛时，就会在镜子里遇上她凝视我的目光。最后，她期望发生的事情终于发生了：有一天，跟平时一样，我从她身后朝打字机俯下身去改个错，我把眼睛转过去望她，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们的嘴迅速地碰在一起闪电似的亲了一下。亲吻之后，她的第一句话颇有特色：“啊，总算实现了……我还以为你永远不会下决心呢。”总之，看来她已充满自信地把我攥在手里了，她是那么胸有成竹，以至于亲嘴之后，竟没要求再亲，而是又打起字来。我感到茫然，也很悔恨：我喜欢那个女孩，这毫无疑问，否则我不会亲吻她，但我也肯定我并不爱她，实际上她是利用我作为男人的虚荣心，死皮赖脸地讨我喜欢而赢得了我的吻。现在，她低着头打字，不再看我，她白净的圆脸，蓬松的头发，真是太好看了。后来，她又打错一个字，也许是故意的，我就又俯下身子去修改。可是，她注意着我的动作，我的脸刚凑近她的脸时，她就猛地转过脑袋，用一只手臂勾住了我的脖子，用手揪着我的一只耳朵，斜着把我的嘴拉到她的嘴上。这时，门开了，埃米丽亚走了进来。
随后发生的事，我想就不必再详细叙述了。埃米丽亚当即退了出去，而我急匆匆地对女孩说道：“小姐，今天就干到这儿……您可以回家了。”而后，我几乎是小跑着离开客厅，追到埃米丽亚的卧室。我本以为会看到争风吃醋的场面，然而，我进去时，埃米丽亚只是说道：“你总得把嘴唇上的口红擦干净吧。”我擦了擦嘴唇，然后挨着她坐下，对她说明了实情并竭力加以解释。她以难以形容的怀疑表情听着我说，显得伤感而又宽容，最后，她说，如果我真爱那个打字员，只要我说一句，毫无疑问她会同意分居的。不过，她说这些话时不带任何刻薄之意，却蕴含某种沉郁和温存，像是默默地暗示我反驳她这样说似的。后来，我做了许多解释，苦口婆心地央求她(一想到埃米丽亚要离开我，我就不寒而栗)，她似乎信服了，几经拒绝和犹豫之后，她终于答应宽恕我。当天下午，当着埃米丽亚的面，我打电话通知女打字员说我以后不需要她了。女孩千方百计想与我在外面约会，但我含糊其词地搪塞她，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见到过她。
正如我所说，这件事回想起来似乎很冗长，但实际上，在我头脑里出现的形象仅仅一闪而过：即当我亲吻女打字员时，埃米丽亚出现在门口时的形象。我立刻惊异地发现自己怎么事先没想到呢。毫无疑问，我想事态的发展应该是这样：埃米丽亚当时对此事表现得毫不在乎，而实际上，她为此深感惊慌不安，也许是下意识的。后来，被起初一瞬间所困惑的她又反复做了考虑，越想越觉得不是滋味儿，失落之余，心里就越来越解不开这个疙瘩；因此，那个亲吻，对我来说，只是感情上一时的脆弱，而在埃米丽亚的心里，用心理学术语来说，却构成了一种创伤，或者说是一道伤痕，而且时间不仅没能医治创伤，使伤口愈合结疤，反而使伤口越来越大了。我在思索这些事的时候，脸上肯定露出一副迷惘惆怅的神情，因为当我沉浸在我的回忆之中时，突然听到赖因戈尔德诧异地问我：“莫尔泰尼先生，您在听我说话吗？”
我怔了一下，萦绕在脑际的回忆立刻消逝了，只见导演那堆着笑容的脸正冲着我。“对不起，”我说道，“刚才我分心了……我在想赖因戈尔德对我说的话：一个爱自己的妻子，却不被妻子所爱的男人。可是……可是……”张口结舌的我，把脑子里偶然冒出来的异议端了出来：“但是《奥德赛》中，奥德修斯是得到妻子珀涅罗珀的爱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整部《奥德赛》都是围绕着珀涅罗珀对奥德修斯的这种爱而展现的。”
我见赖因戈尔德带着微笑反驳了我的异议：“那是忠贞，莫尔泰尼先生，不是爱情……珀涅罗珀忠诚于奥德修斯，但我们不知道她对丈夫究竟爱到什么程度……有时候，人可以非常忠诚，但并不爱，这您也知道……在某种情况下，忠诚是对爱情本身的一种报复、讹诈和惩罚的形式……忠诚并不是爱情。”
听了赖因戈尔德这些话，我又一次感到震惊，情不自禁地又想起埃米丽亚来了，我自问道，我也许，是不是更喜欢用叛逆和因此而产生的愧疚来代替忠诚和无动于衷。无疑是这样：也许，已背叛了我并为此感到愧疚的埃米丽亚，会希望我对她放心的。可是，刚才我还对自己证明埃米丽亚没有背叛我呢；相反，倒是我背叛过她。当我又这样心不在焉地想心事时，巴蒂斯塔的声音又令我一怔，他说：“行了，莫尔泰尼，我们说定了，您跟赖因戈尔德合作吧。”
我勉强地回答道：“我们说定了。”
“好极了，”巴蒂斯塔满意地说道，“那么，我们这样吧：赖因戈尔德明天早上得去巴黎，他在那里得逗留一个星期。这个星期，莫尔泰尼，您就把《奥德赛》的故事梗概给我写出来，并把它交给我……等赖因戈尔德从巴黎一回来，你们就一起去卡普里岛，并马上就动手干。”
听完这番结论性的话，见赖因戈尔德站起身来，我也机械地站了起来。我心里清楚我本该谈谈合同和预付金的事，要是我不说，就会上巴蒂斯塔的当；但是，对埃米丽亚的思念打乱了我的思绪，再加上赖因戈尔德对荷马史诗的解释与我个人的事情又那么相似，更令我心烦意乱。但当我们朝门口走去时，我轻声地低语道：“合同呢？”
“合同已准备好了，”巴蒂斯塔以完全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用慷慨大方而又随意的语气说道，“合同与预付金都准备好了……莫尔泰尼，您只需去秘书处签署一下合同，取一下钱款就是了。”
这使我惊异：本来我以为巴蒂斯塔会像平时一样故伎重演，不是减少酬金，就是推迟付款，在其他几部电影剧本上他总是那样做。可这一回，他却二话没说，当即预付酬金，当我们三个走到旁边那个办公大厅里时，我忍不住低声说道：“谢谢，巴蒂斯塔……您知道我需要用钱。”
我咬了咬嘴唇：首先，我根本没有这种需要，至少没有像我说得那么迫切，不像我让别人理解的那样；而且，后来我觉得自己根本不该说那种话，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巴蒂斯塔下面这番话更加重了我的这种愧疚感。“我已猜到了，亲爱的小伙子，”他俨然以父兄般爱护的姿态拍拍我的肩膀说道，“我已安排好了。”他对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的一位秘书说道：“这是莫尔泰尼先生……让他签那份合同，并领取预付金。”
那位秘书站起来，当即打开了文件夹，从里面抽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合同，上面用别针别着一张支票。巴蒂斯塔跟赖因戈尔德握手告别后，又用一只手拍拍我的肩头，预祝我工作顺利，然后，就回到他的办公室去了。“莫尔泰尼先生，”这一回是赖因戈尔德走近了我，他把手伸给了我，“待我从巴黎回来后再见。您可以先把《奥德赛》的概要写出来，把它交给巴蒂斯塔，跟他讨论一下。”
“行。”我颇为惊奇地看着他，因为我似乎看到他会意地向我使了个眼色，不知意味着什么。
赖因戈尔德注意到了我的目光，他突然抓住我的一只胳膊，把嘴凑近我的耳边。“您放心，”他匆匆地低声说，“您别害怕……巴蒂斯塔爱怎么说就让他说……我们拍一部心理描写性的影片，纯粹心理描写的。”我注意到“心理”这个词，他是用德语“Psiicologhico”说的，他朝我笑了笑，握了一下我的手，又猛地垂下脑袋，脚碰鞋跟做了个立正姿势，而后就走了。我心里一怔，望着他朝远处走去，这时秘书在喊我：“莫尔泰尼先生……您能否在这上面签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