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我告诉你们，凡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她犯奸淫了。”
——（《马太福音》第5章第28节）
“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
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惟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
——（《马太福音》第19章第10—12节）
一
这事发生在早春时节。我们乘火车已经走了一昼夜多了。短途的旅客不断上上下下，但是有三个旅客和我一样，从始发站起就一直坐在车厢里：一个是既不漂亮也不年轻的太太，她抽烟，面容疲倦，身上穿一件像男式又像女式的大衣，头上戴一顶小帽。另一个是这位太太的朋友，一位四十岁左右的男人，十分健谈，随身带的行李都是新的；第三个是一位个子不高的绅士，他独自坐着，动作显得很急促，人还不老，但是一头卷发却显然过早地发白了，他的双眼非常明亮，目光常常迅速地从一件东西转移到另一件东西上。他身穿一件出自高级裁缝之手的带羔羊皮领的旧大衣，头戴一顶羔羊皮的高筒软帽。当他敞开大衣的时候，可以看见大衣下面穿着一件紧腰的长外衣和俄式的绣花衬衫。这位绅士还有一个特点，有时候他会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既像咳嗽，又像一种刚发出而又马上止住了的笑声。
在整个旅途中，这位绅士极力避免与其他旅客交谈和结识。邻座与他攀谈的时候，他的回答总是简短而生硬，他或是看书，或是一面眺望窗外一面抽烟，或是从自己的旧提包中取出食物，独自喝茶或吃东西。
我觉得他对自己的孤独也感到苦恼，我几次想同他说话，但是每次当我们的目光相遇（这是常常发生的，因为他就坐在我的斜对面），他就转过头去，拿起书，或是望着窗外。
第二天傍晚，火车停在一个大站上的时候，这位神经质的绅士下车去打开水，为自己泡了茶。那位随身带着整整齐齐的行李的先生（我后来才知道他是一位律师），同他的邻座，那位穿着像男式又像女式大衣的会抽烟的太太，也到车站里去喝茶了。
当那位先生和那位太太不在的时候，又有几个新上车的旅客走进了车厢，其中有一个高个子的老头，脸刮得光光的，满是皱纹，显然是个商人，他身穿貂皮大衣，头戴一顶大帽檐的呢帽。这个商人就在那位太太和律师的座位对面坐了下来，并且立刻同一个模样像是店铺伙计的年轻人攀谈起来，这个年轻人也是在这个车站上车的。
我坐在他们的斜对面，因为火车停着，所以在没有人走过的时候，我有时能听到他们的谈话。商人一开始就说，他是到自己的庄园去，他的庄园离这儿只有一站路。然后，他们就照例谈到行情和买卖，谈到莫斯科的生意的情况，接着谈到尼日诺夫戈罗德的集市。那伙计谈到他们俩都认识的某富商怎样在集市上纵酒作乐的事，但是那老头没让他说完，便开始讲过去他亲自参加过的在库纳温纵酒作乐的情景。他对自己能参加这样的纵酒作乐显然感到很骄傲，他扬扬得意地讲到，有一次他们怎样和刚才提到的那位富商在库纳温喝得酩酊大醉，干了一件荒唐事，这件事只能低声地讲，伙计听了他讲的事哈哈大笑，笑得整个车厢都听得见，那老头也笑了起来，露出两颗大黄牙。
我料想他们不会讲出什么有意思的话来了，便站起身，想在开车之前到月台上去走走。在车厢门口我遇到了那位律师和那位太太，他俩正边走边热烈地谈论着什么。
“来不及了，”那位爱跟人说话的律师对我说，“马上要响第二遍铃了。”
我还没来得及走到车的尽头，铃声果然响了起来。当我回到车厢的时候，热烈的谈话还在那位太太和那位律师之间继续进行着。老商人默默地坐在他们对面，目光严厉地朝前看着，间或不以为然地咂咂嘴。
“后来她就直截了当地对自己的丈夫宣布，”当我走过律师身边的时候，他正微笑着说道，“她不能、也不愿意和他生活在一起，因为……”
他还在往下说，说些什么我听不清了。又有几个旅客跟在我后面走进了车厢，列车员走了过去，一个搬运工也跑了进来，喧闹了好一阵子，因此我听不清他们说的话。当一切复归平静以后，我才重新听到律师的谈话声，显然，谈话已经从一件具体的事转到了一般性的话题上。
律师说，欧洲的社会舆论现在对离婚问题很有兴趣，而在我国，这一类的事情也越来越多。律师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说话，便停止了自己的高谈阔论，把脸转向老头。
“从前可没有这样的事，对不对？”他笑容可掬地问道。
老头想要回答什么，但这时火车开动了，老头便摘下帽子，开始画十字，同时低声地祷告着。律师把眼睛转向一边，彬彬有礼地等待着。老头祷告完了，又画了三次十字，端端正正地戴好帽子，在座位上坐端正了，才开始说话。
“这样的事过去也有，先生，不过要少一些。”他说，“如今这世道，这样的事哪能没有呢？大家都受过很高的教育了嘛。”
火车越开越快，车轮碰撞着铁轨的接缝处不断发出轰隆隆的响声，因此我很难听清他们的对话，但是我对他们的谈话挺感兴趣，于是我就挪近了些。我的邻座，那位目光炯炯的神经质的绅士，显然也挺感兴趣，他在留神倾听，不过没有离开座位。
“受教育有什么不好呢？”那位太太浅浅地一笑，说道。“像过去那会儿，新郎新娘甚至都没见过面，难道那样的结婚倒好吗？”她继续说道，按照许多太太都有的那种习惯，不是回答对方说的话，而是回答自以为对方会说的话。“她们既不知道自己爱不爱他，也不知道能不能爱他，就听天由命地嫁了人，结果痛苦一辈子。依你们看，那样倒更好吗？”她这番话显然是对着我和律师说的，而不是对与她交谈的老头说的。
“大家都受过很高的教育了嘛。”商人重复道，轻蔑地望着那位太太，对她的问题避而不答。
“我倒想知道您如何解释受教育与夫妻不和之间的关系。”律师微微露出一丝儿笑容，说道。
商人想说什么，但是那位太太抢在他前面开了口。
“不，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她说。但是律师阻止了她：
“不，还是让他谈谈他的看法吧。”
“受了教育尽干傻事。”老头斩钉截铁地说。
“让那些并不相爱的人结婚，然后又感到奇怪，为什么他们日子过得不和睦？”那位太太迫不及待地说，看了律师、我，甚至那个伙计一眼。那个伙计从自己的座位上站起身，把胳膊撑在椅背上，笑嘻嘻地听着大家说话。“只有畜生才听凭主人摆布随意交配，而人是有自己的选择和爱的。”她说道，分明想要刺一下那位商人。
“您这话就说得不对了，太太。”老头说，“畜生是牲口，而人是有法律的。”
“跟一个人没有爱情，怎么能生活在一起呢？”那位太太一直急于说出自己的见解，大概她觉得这些见解很新颖。
“过去可不讲究这一套。”老头用威严的语气说道，“只有现在才时兴这一套。有一点儿屁事，她就说：‘我不跟你过啦。’庄稼汉要这干吗？可是这时髦玩意儿也时兴开了。说什么：‘给，这是你的衬衫和裤子，我可要跟万卡走啦，因为他的头发比你卷。’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应该懂得害怕。”
那个伙计看了看律师、那位太太和我，显然忍不住要笑，并且准备看大家对老头的话做何反应，再来决定是表示嘲笑还是表示赞同。
“害怕什么？”那位太太说。
“是这样：害怕自己的男人！就是应当害怕这个。”
“哎呀，我说老爷子，那种时代已经过去啦。”那位太太说，甚至显得有些恼怒。
“不，太太，那种时代是不会过去的。夏娃，也就是女人，是用男人的肋骨做的，过去是这样，直到世界末日也是这样。”老头说道，严厉而又稳操胜券般地摆了摆头，以至那个伙计立刻认定，商人赢了，于是他放声大笑起来。
“你们男人才这么认为，”那位太太说，她看了我们大家一眼，依旧不肯认输，“你们可以自由自在，却想把女人关在家里，你们自己大概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吧。”
“谁也不可以为所欲为，不过一个男人不会给家里添麻烦，可是一个老娘儿们却是靠不住的东西。”商人继续开导着大家。
商人语气中的那份威严，显然征服了自己的听众，甚至那位太太也感到自己被压倒了，但是她仍旧不服输。
“是的，但是我想，你们也会赞同的，女人也是人吧，她也和男人一样有感情。如果她不爱自己的丈夫，她该怎么办呢？”
“不爱！”商人皱起眉头，噘起嘴唇，厉声重复道，“没准会爱的！”
那个伙计特别喜欢这个出人意料的论据，他发出表示赞成的啧啧声。
“不会的，她不会爱的。”那位太太说道，“如果没有爱情，总不能强迫她爱吧。”
“嗯，如果妻子对丈夫不忠实，那该怎么办呢？”律师说。
“这是不允许的。”老头说，“应该看好她。”
“如果发生了这种事，那该怎么办呢？要知道，这是常有的呀。”
“有些地方常有，我们这儿可没有。”老头说。
大家都不作声了。那个伙计动了一下，又靠近了些，他大概不甘落后，便笑嘻嘻地开口说：
“可不是吗，我们那儿就有一个小伙子出了一件丑事，谁对谁错也很难说。也是碰到这样一个女人，偏是个骚货，她就胡搞起来了。这小伙子倒很规矩，又有文化。起先，她跟账房胡搞。他好言好语地劝她，她就是不改，干尽了各种下流的事，还偷起他的钱来。他就打她。结果怎么样呢，她反而越变越坏了。竟跟一个不信基督的犹太人，请恕我直说，睡起觉来。他怎么办呢，干脆把她赶出去了。直到现在，他还在打光棍。而她呢，就到处鬼混。”
“就因为他太傻，”老头说，“要是他一开头就不许她胡来，狠狠地管教她，也许她就会安分守己。一开头就不能由着娘儿们胡来。在地里别相信马，在家里别相信老婆。”
这时候列车员进来收在下一站下车的旅客的车票，老头把自己的车票交给了他。
“可不是吗，对女人就得一开头就管教住，要不一切都完蛋。”
“那您自己怎么刚才还谈到，那些成了家的男人如何在库纳温的集市上寻欢作乐呢？”我忍不住问道。
“那另当别论。”商人说，然后就不开口了。
当汽笛响起的时候，商人站起身来，从座位下面取出旅行袋，掩上衣襟，接着举了举帽子，便向刹车平台[1]走去。
二
老头一走，大家就纷纷议论起来。
“一位守旧规矩的老爷子。”伙计说。
“真是一个活生生的治家格言派[2]，”那位太太说，“他关于妇女和婚姻的观点多么野蛮啊！”
“是啊，对于婚姻的看法我们与欧洲还相差很远。”律师说。
“要知道，这种人不明白的东西主要是，”那位太太说，“没有爱情的婚姻不是真正的婚姻，只有爱情才能使婚姻变得圣洁，只有被爱情圣洁化了的婚姻才是真正的婚姻。”
伙计笑嘻嘻地听着，希望尽可能地多记住一些聪明的言谈，以便将来应用。
就在那位太太高谈阔论的时候，我身后传来一种声音，既像是中断了的笑声，又像是哭声。我们回过头去，看见我的那位邻座，那位头发灰白、目光炯炯的孤独的绅士，显然对我们的谈话产生了兴趣，不知不觉地走到了我们身旁。他站着，把两手放在椅背上，分明十分激动：他的脸色发红，脸上的肌肉在不停地抽搐。
“什么样的爱……爱……爱情才能使婚姻变得圣洁呢？”他结巴着说。
那位太太看到对方那副激动的样子，便尽可能柔和而详细地回答他。
“真正的爱情……只有男女之间存在着这种爱情，婚姻才是可能的。”那位太太说。
“是啊，但是真正的爱情又是指的什么呢？”那位目光炯炯的绅士羞涩地微笑着，怯生生地问道。
“任何人都知道什么是爱情。”那位太太说，显然不想跟他再谈下去了。
“但是我不知道，”那位绅士说，“应当下一个定义，您到底指的是什么……”
“什么？其实也很简单，”那位太太说，但她又想了一会儿，“爱情就是特别爱恋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超过了所有其他的人。”她说。
“这种特别的爱恋能保持多长时间呢？一个月？两天？半小时？”那位白发的绅士说道，并笑了起来。
“不，对不起，您显然说的不是这个。”
“不，我说的正是这个。”
“她是说，”律师指着那位太太插嘴说，“婚姻必须首先出于一种爱恋之情，也可以说是爱情吧，只有存在着这种爱情，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婚姻才是某种，可以说吧，神圣的东西。其次，任何婚姻，如果没有自然的爱恋之情，也可以说爱情吧，做基础，那么它本身也就没有了任何道德的约束力。我理解得对吗？”他问那位太太。
那位太太点了点头，表示赞成他对自己的想法的解释。
“再次，……”律师继续说道，但是那位两眼燃烧着火焰的神经质的绅士显然再也忍不住了，他不等律师说完，便说：
“不，我说的也正是对一个男人或女人的爱恋，这种爱恋超出了所有其他的人，但我现在要问的是：这种爱恋能保持多久？”
“保持多久吗？很久很久，有时候是一辈子。”那位太太耸了耸肩，答道。
“要知道，这种情形只有小说里才有，在生活中是从来没有的。在生活中，这种对于一个人的爱恋超出于其他人，可能保持几年，不过这是很少见的，常常是只有几个月，甚至只有几个星期、几天、几小时。”他说，他显然知道他的看法使大家感到惊讶，对此他很得意。
“哎呀，瞧您说的。不是这样，不，对不起。”我们三人不约而同地说道。甚至那个伙计也发出了某种不以为然的声音。
“是的，我知道，”那位白发绅士大声说道，把我们的声音全给压倒了，“你们讲的是你们自以为存在的东西，而我讲的则是实际存在的东西。任何一个男人对每一个漂亮的女人都会体验到你们称为爱情的那种感情。”
“哎呀，你说得太可怕了。但是人与人之间是的确存在着那种被称作爱情的感情的呀，而且这种感情不是保持几个月和几年，而是要保持一辈子的。”
“不，这种感情是没有的。即使说一个男人爱着某一个女人，可是那个女人却很可能爱上另一个男人，世界上的事，过去是这样，现在也还是这样。”他说完就取出烟盒，开始抽烟。
“但是这种感情也可能是互相的。”律师说。
“不，不可能，”他反驳道，“就像在一大车豌豆中，您不可能记住是哪两粒豌豆紧挨在一起一样。此外，这不仅不可能，还会产生厌倦。一辈子爱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这就等于一支蜡烛可以点一辈子。”他一面说，一面贪婪地吸着烟。
“但是您说的都是肉体的爱，难道您就不允许有建立在一致的理想，以及精神的和谐的基础上的爱情吗？”那位太太说。
“精神的和谐！理想的一致！”他重复道，发出他所特有的那种怪声，“既然如此，那就没必要睡在一起了（请恕我出言粗鲁）。要不然，由于理想上的一致，人们都可以睡在一块儿了。”他说道，神经质地笑起来。
“但是对不起，”律师说，“事实与您所说的话是矛盾的。我们看到，婚姻是确实存在的，全人类或者人类的大部分都过着婚姻生活，而且许多人都诚实地过着长期的婚姻生活。”
那位白发绅士又笑了起来。
“你们说，婚姻是应该建立在爱情之上的，可是，当我表示怀疑除了性爱以外这种爱情是否存在的时候，你们却用存在着婚姻来证明存在着爱情。其实，婚姻在我们这个时代只是一种骗局而已！”
“不，先生，对不起，”律师说，“我只是说，过去存在，现在也还存在着婚姻。”
“婚姻是存在的。不过它为什么要存在呢？有些人把婚姻看作某种神秘的东西，看作一种在上帝面前必须履行的圣事，在这些人中，婚姻的确过去存在，现在也还存在着。婚姻存在于他们之中，可是不存在于我们之中。在我们这儿，人们虽然也结婚，但他们在婚姻中所看到的，除了性交以外，别无其他。这样的婚姻，其结果或是欺骗，或是暴力。当只不过是欺骗的时候，那还比较容易忍受。夫妻双方都在骗人，他们是过着一夫一妻制的生活，而实际上却是过着一夫多妻制的生活。这固然使人厌恶，但还能过下去。最常见的情况却是，夫妻双方都承担了共同生活一辈子的表面上的义务，可是从第二个月起就已经彼此憎恨，希望分居，但又依旧住在一起，于是便出现了可怕的精神上的痛苦，它迫使人们去酗酒、去杀人、去服毒自尽和互相放毒。”他越说越快，不让任何人插嘴，而且越来越慷慨激昂。大家都一言不发。场面很尴尬。
“是的，毫无疑问，在夫妻生活中常有一些危急的事件。”律师说道，希望结束这场有伤大雅的热烈的谈话。
“我看，你们已经认出我是谁了吧？”白发绅士轻声地、似乎很坦然地说道。
“不，我还没有这份荣幸。”
“不是什么荣幸。我就是波兹德内舍夫，您刚才暗示说会发生一些危急的事件，这危急的事件就是我把老婆杀了。”他迅速地扫视了一下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说道。
谁也不知道说什么好，大家默不作声。
“得啦，反正一样，”他说，又发出他的那种怪声，“不过，请诸位原谅！啊！……我使你们为难了。”
“不，请您别那么想……”律师说，他自己也不知道“别那么想”是什么意思。
但是波兹德内舍夫没有在意他的话，迅速地转过身去，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律师和那位太太在窃窃私语。我就坐在波兹德内舍夫旁边，我也想不出说什么好，只好沉默。看书吧，天色已暗，因此我就闭上眼睛，装作想睡一会儿。我们就这样一言不发地坐到了下一站。
在这一站，律师和那位太太坐到另一节车厢里去了，这是他们早就同列车员说好了的。那个伙计也在座位上安顿好，睡着了。波兹德内舍夫一直在抽烟，喝他在上一站就沏好了的茶。
我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他突然坚决而又激动地对我说：
“您已经知道我是谁了，您跟我坐在一起也许会觉得不愉快吧？那我可以走开。”
“哦，不，哪有这样的话。”
“那么，您想喝点儿茶吗？只是浓了点儿。”他给我倒了杯茶。
“他们说话……总是在撒谎……”他说。
“您指的是什么？”我问。
“就是那个老问题：关于他们的所谓爱情，以及什么是爱情的问题。您不想睡觉吗？”
“一点儿也不想睡。”
“那么，您是否愿意听我讲一讲这种所谓爱情是怎样使我落到我目前这个地步的呢？”
“好吧，如果您不觉得痛苦的话。”
“不，沉默才使我痛苦。请喝茶，是不是太浓了？”
茶确实浓得像啤酒一样，但是我还是喝了一杯。这时候列车员走了过去。他用一种恶狠狠的目光默默地盯着他，直到列车员离开了车厢，才开始说话。
三
“好吧，那我就来讲给您听……不过您真的想听吗？”
我又重复了一遍我非常想听。他沉默了一会儿，用两手揉了揉脸，开始说了起来：
“既然要说，那就得把一切从头说起：我必须告诉您我是怎么结婚和为什么要结婚的，以及我在结婚以前是怎样的一个人。
“结婚以前，我跟大家一样，生活在我们这个圈子里。我是一个地主和大学学士，还当过贵族长。结婚以前，我跟大家一样，过着荒淫的生活，同时又跟我们这个圈子里所有的人一样，一面过着荒淫的生活，一面还以为过得很正当。关于我自己，我是这样想的，我是一个惹人喜欢的男人，而且是个完全的正人君子。我不是那种专门勾引女人的人，也没有不自然的癖好[3]，而且也并不把这事当作生活的主要目的，就像许多与我同龄的人一样，我与女人的关系是有节制的、不失体面的，是为了有益于健康。我避免与那种可能用生孩子、或者用对我的迷恋而把我缠住的女人发生关系。不过，也许，也有过孩子，也有过迷恋，但是我却做得像根本没有这回事一样。我不仅认为这是合乎道德的，而且还以此而自豪。”
他停了下来，发出他常常发出的那种声音，每当他出现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他总是这样。
“要知道，卑鄙主要也就在这一点上，”他叫道，“荒淫无耻并不在于肉体，肉体上的胡作非为还并不就是荒淫无耻。荒淫无耻，真正的荒淫无耻，就在于跟一个女人发生了肉体关系，而又让自己逃脱对这个女人道义上的关系。而我却把这种能置身于事外看成自己的一种出色的本领。我记得有一次我感到很痛苦，就因为我没有来得及付钱给一个大概爱上了我、并且委身于我的女人。直到我把钱寄给了她，以此表示我在道义上与她不再有任何关系以后，我才感到心安。您别点头了，好像您同意我的观点似的。”他突然向我嚷道，“这种花招我是知道的。你们大家，还有您，您，如果不是罕见的例外的话，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您和我以前的观点是一样的。不过，反正一样，请您原谅我。”他继续说道，“但是问题在于，这太可怕，太可怕，太可怕了！”
“什么太可怕？”我问。
“我们对待女人的态度以及与她们的关系方面所处的那个迷雾的深渊。是的，谈到这一点我就无法平静，倒不是因为我发生了像他所说的那个事件，而是因为自从我发生了那个事件以后，我才恍然大悟，我才完全用另一种目光来看待一切。一切都翻过来了，一切都翻过来了……”他点上了一支烟，把胳膊肘撑在膝盖上，又开始说下去。
在黑暗中我看不见他的脸，只是通过车厢的震动声可以听见他那令人感动的、悦耳的声音。
四
“是的，只有在像我这样受尽痛苦之后，只是由于这个事件，我才明白了这一切的根源何在，才明白了应该怎样，也才因此而看到了现实的全部可怕之处。
“请您看看，导致我后来发生那个事件的这种事是怎么开始和何时开始的吧。这种事开始的时候，我还不到十六岁。发生这种事的时候，我还是个中学生，我的哥哥是大学一年级的学生。当时，我还没有同女人发生过关系，但是正如我们这个圈子里所有不幸的孩子们一样，我已经不是一个纯洁的孩子了：我被别的男孩子带坏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女人，不是某一个女人，而是作为某种甜蜜的东西的女人，任何一个女人，女人的裸体，已经在折磨着我了。我的独身生活并不纯洁。我跟我们这个圈子里百分之九十九的男孩们一样，被苦恼折磨着。我害怕，我痛苦，我祷告，但还是堕落了。我已经在头脑里和行动上都变坏了，但是我还没有迈出最后一步。我在独自走上毁灭之路，但是我还没有用我的手碰过别人的肉体。然而有一次，我哥哥的一个同学，一个大学生，一个爱说笑逗乐的人，一个所谓好心肠的小伙子，也就是那个教会我们喝酒和打牌的最大的坏蛋，在一次狂饮之后，怂恿我们到那种地方去。我们去了。当时，我哥哥也还是一个童贞的少年，他也是在那天夜里堕落的。我，一个十五岁的男孩，玷污了自己，也参与玷污了一个女人，但却根本不明白自己干了些什么。要知道，我还从来没有听见任何一个大人说过我所做的那种事是不好的。即使现在也不会有人听到这种话。诚然，“十诫”[4]里有，但是“十诫”只有在考试中回答神父的问题时才有用，而且也并不十分有用，远不如在拉丁文的假定句里要使用ut这条规则更有用。[5]
“是这样，我从来没听见那些大人（我是很尊重他们的意见的）说过，这种事有什么不好。相反，我倒听见我所敬重的那些人说过，这是好的。我听说，做过这种事以后，内心的斗争和痛苦就会平静下来，我非但听说过，而且还在书上读到过这样的话，我还听见大人们说，这对健康有好处。我又听见同学们说，干这种事是一种能力，是一种敢做敢为的表现。所以，总的说来，在这种事中，除了好处以外，我看不出还有什么别的东西。那么染上脏病的危险呢？可是连这一点也是被预见到了的，关心一切的政府关心着这个问题。它监督着妓院的正常活动，保证中学生们可以放心地去淫乱。有一批拿着薪俸的医生在监督这件事。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认为，淫乱有益于健康，因此他们也就制定出了一套规范、细致的淫乱的办法。我认识一些母亲，她们就是在这种意义上来关心儿子们的健康的，而且科学也怂恿他们去妓院。”
“干吗要把科学也扯上？”我说。
“医生是什么人？他们是科学的祭司。是谁断言这有益于健康而使年轻人去淫乱的？是他们。然后他们又道貌岸然地给人家治疗梅毒。”
“治疗梅毒有什么不对呢？”
“因为如果把用于治疗梅毒的精力的百分之一用来根除淫乱的话，那么淫乱早就绝迹了。然而，人们的精力不是用来根除淫乱，而是去鼓励它，并确保进行淫乱是安全的。不过，问题并不在这儿。问题在于，不仅是我，甚至百分之九十的人（如果不是更多的话），不仅我们这个阶层的人，而且所有的人，甚至农民，都发生过这一类可怕的事。我之所以堕落，并不是因为我受到某个女人的美貌的自然的诱惑。不，任何女人都诱惑不了我，我之所以堕落，是因为在我周围，有些人把这种堕落看成最合法和最有益于健康的行为，还有些人则把它看成年轻人的一种最自然合理的游戏，不仅可以原谅，而且没有什么过错。我当时根本不懂得这就是堕落，我只是开始沉湎于这种半是快乐半是需要的事情之中，有人告诉我，人到了一定的年龄都会有这种需要，于是，就像我开始喝酒、抽烟一样，我开始沉湎于淫乱之中。然而在我的第一次堕落中毕竟还有某种特别的、触动了我的东西。我记得，在那里我还没有走出房间就立刻感到非常伤心，我真想痛哭一场，痛哭自己的童贞的毁灭，痛哭我那被永远毁坏了的对女人的关系。是的，我对女人的那种自然的、淳朴的关系被永远毁坏了。从那时起，我对女人的纯洁的关系没有了，也不可能再有了。我成了一个所谓的淫棍。而一个淫棍是一种生理状态，就像吸毒者、酒鬼和烟鬼一样。一个吸毒者、一个酒鬼、一个烟鬼已经不是一个正常的人了，同样，一个为了自己欲望的满足而与几个女人发生关系的男人，也已经不是正常的人了，而是一个永远被毁坏了的人——一个淫棍。正如一个酒鬼和一个吸毒者，从他们的脸色和举止立刻就可以认出来一样，一个淫棍也是一眼就可以认出来的。一个淫棍可以有所节制，也可能内心有所斗争，但是对女人的那种朴素的、明朗的、纯洁的关系，他已经永远不会再有了。从他如何打量和端详一个年轻女人的神态就可以立刻认出他是一个淫棍。于是我就成了一个淫棍，一直不能自拔，正是这一点毁了我。”
五
“是的，正是这样。我后来就越走越远，犯了各种各样的罪孽。我的上帝！一想到我在这方面的所有卑鄙的行为，我就感到害怕。我所记得的我的过去就是如此，可当时朋友们还嘲笑我的所谓天真无邪呢。而你听到的那些花花公子、那些军官、那些巴黎人又是怎样的呢！所有这些先生们，还有我，当我们这些对女人犯过数百件形形色色的可怕罪行的三十岁左右的淫棍们，脸洗得干干净净，刮了胡子，洒了香水，穿着雪白的衬衣，身着燕尾服或者军服，走进客厅或者去参加舞会的时候——真是纯洁的象征啊，多么迷人！
“您不妨想一想事情应该怎样，而事实上又是怎样的吧。事情本来应该是这样的，在社交场合有这么一位先生要来接近我的妹妹或是我的女儿，而我是了解他的生活的，我就应当走上前去，把他叫到一边，低声对他说：‘亲爱的先生，我知道你是怎样生活的，知道你怎样过夜和同谁一起过夜的。这儿没有你待的地方。这里都是纯洁无瑕的姑娘，你走吧！’本来应该是这样，可实际上却是：当这样一位先生出现了，搂着我的妹妹或者我的女儿跳舞的时候，只要他有钱和有各种关系，我们就会兴高采烈。也许他在看上了某个舞星之后会垂青我的女儿吧。即使他身上还留有一些病根，还有些不健康，那也没关系。现在什么病都能治好。可不是吗，我就知道有几位上流社会的姑娘，由父母做主，高高兴兴地嫁给了有梅毒的人。哦，哦，多么卑鄙无耻啊！总有一天这种卑鄙和虚伪会被揭露出来的！”
接着，他又好几次发出他的那种怪声，端起了茶杯。茶太浓了，又没有水可以把它冲淡些，我喝了两杯以后感到特别兴奋。大概，茶对他也起了作用，因为他变得越来越亢奋了。他的声音也变得越来越悦耳，越来越富有表情了。他不断地变换着姿势，一会儿脱下帽子，一会儿又戴上，他的脸色在车厢朦胧的光线中奇怪地变化着。
“唉，我就这样活到了三十岁，但是我一分钟也没有放弃过结婚的念头，我想为自己安排一种最高尚、最纯洁的家庭生活，于是我就抱着这个目的到处物色适合于这一目标的姑娘，”他继续说，“我一面过着糜烂的淫乱生活，一面又在到处物色就其纯洁性来说配得上我的姑娘。许多姑娘我都看不中，就是因为她们在我看来还不够纯洁。后来，我终于找到了一位我认为配得上我的姑娘，她是奔萨省的一个从前很富有而如今败落了的地主家的两位小姐之一。
“有一天晚上，我们在月光下泛舟出游，回家的路上，我坐在她身旁，欣赏着她那裹着针织衫的苗条身材和她的卷发，这时我突然决定，这就是我要找的那个她，那天晚上，我觉得，我感到和想到的一切她都懂得，而我所感到和所想到的乃是一些最崇高的东西。实际上，只不过是那件针织衫特别适合她的脸型罢了，还有她的卷发。于是在那天跟她亲近之后，我就想跟她更加亲近。
“真是怪事，认为美就是善，其实这完全是一种错觉。一个漂亮的女人说了一句蠢话，你听了会不觉得蠢，反而觉得很聪明。她出言粗俗，你却觉得颇为可爱。而当她既不说蠢话，出言也不粗俗，只是显得很漂亮的时候，你又会立刻相信，她是惊人的聪明和贤淑。
“我兴奋地回到家里，认定她是一个最贤淑完美的女人，所以她配得上做我的妻子，于是我就在第二天提出了求婚。
“真是乱弹琴！不仅在我们这个阶层，而且不幸的是也在老百姓中，一千个结婚的男子里，未必有一个不是在正式结婚以前就已经结过十次婚的，甚至是像唐·璜一样，结过上百次、上千次婚的。（不错，我听到过，也看到过，现在有一些纯洁的年轻人，他们感到和懂得这事不是开玩笑，而是一件大事。愿上帝保佑他们！但是在我那个时代，一万个人里面也没有一个这样的人。）所有的人都知道，但都装作不知道。所有的小说里都细致入微地描写男主人公们的感情，描写他们漫步经过的池塘和花丛，但是在描写他们对某一位少女的伟大的爱时，却只字不提这些漂亮的男主人公们的过去：只字不提他们出入于妓院，只字不提那些女仆、厨娘和别人的妻子。即使有这样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那也决不会让它们落到姑娘们的手中，尤其是那些最需要知道这些情况的姑娘们的手中。在这些姑娘们面前，人们先是装出这样一副样子，仿佛那充斥于我们的城市甚至农村的半个天地的淫乱根本就不存在。后来，人们对这种弄虚作假逐渐习惯了，最后，就像英国人那样，自己也开始真心诚意地相信，我们都是一些生活在君子国里的正人君子。于是姑娘们，那些可怜的人，也就对此深信不疑。我那不幸的妻子就是这样深信不疑的。我记得，当时我已经是她的未婚夫了，我把我的日记拿给她看，从这本日记中，她多少可以知道一点我的过去，主要是我最近的一次私情，这时她可能已经从别人那儿听说过了，不知道为什么我感到有必要把这件事告诉她。我记得，当她知道了并且明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以后，她是多么恐惧、绝望和不知所措啊。我看到，她那时想要抛弃我，她为什么不干脆把我抛弃了呢？”
他又发出他那种独特的声音，然后沉默了一会儿，喝了一口茶。
六
“不，话说回来，还是这样好，还是这样好！”他大声地说，“这是我的报应！但问题不在这儿。我想说，要知道，在这种事情里，受骗上当的只是那些不幸的姑娘。她们的母亲是知道这一点的，尤其是那些受过自己丈夫熏染的母亲，对这一点更是了解得一清二楚。她们装作对男人们的纯洁深信不疑，可实际上她们的做法却完全不是这样。她们知道，为她们自己和她们的女儿，下什么样的钓饵才能使男人上钩。
“只有我们男人才不知道，而我们之所以不知道，是因为我们不想知道，可是女人们却很知道，我们的所谓最崇高和最富有诗意的爱情，并不取决于对方的道德品质，而是取决于双方肉体上的接近，同时也取决于对方的发型、衣服的颜色和式样。您试问一个以勾引男人为己任、精于此道、专爱卖弄风情的女人，她情愿冒哪一种风险：情愿当着被她勾引的男人的面被揭露为撒谎、残忍甚至荒淫放荡呢，还是情愿穿着缝工粗糙、式样难看的衣服出现在他的面前？无论哪一个女人都宁愿选择前者。她知道，我们这帮哥儿们总是胡扯什么高尚的情操，而实际上我们需要的只是她们的肉体，因此我们会原谅一切卑鄙的行为，就是不能饶恕服装的样式丑陋平庸，品位低级。一个专爱卖弄风情的女人是自觉地知道这一点的，而任何一个天真的少女也像动物出于本能一样，不自觉地知道这一点。
“因此就出现了那些叫人作呕的紧身衫，那些假臀部，那些裸露的肩膀、胳膊甚至胸脯。女人，尤其是那些被男人调教过的女人，知道得很清楚，那些关于崇高目标的高谈阔论不过是空谈罢了，男人们需要的是肉体，以及使肉体显得最富有诱惑力的一切。于是女人们就投其所好。我们对这种不成体统的事已经习惯，而且这种习惯已经成了我们的第二天性，如果我们抛弃这种习惯，看一看我们这些上层阶级的生活，看看它的卑鄙无耻的真面目，就不难看出，这不过是一所大妓院罢了。您不同意吗？对不起，我会加以证明的。”他打断我的话，说道，“您说，我们上流社会的妇女与那些妓女的趣味完全不同，可是我说不，我这就来证明给您看。如果人们的生活目的不同，生活的内容不同，那么这个不同就必定会反映到外表上来，外表也会不同。但是请您看一看那些不幸的、被人瞧不起的女人，再看一看那些最上层社会的太太们吧：同样的装束，同样的款式，同样的香水，同样地裸露着胳膊、肩膀和胸脯，同样地把突出的臀部裹得紧紧的，同样热衷于各种钻石，各种贵重的、亮光闪闪的装饰品，同样地寻欢作乐、跳舞、听音乐和唱歌。那些女人不择手段地勾引男人，这些太太也同样如此，毫无区别。如果要做一个严格的判定的话，只能说：短期的妓女通常被人瞧不起，而长期的妓女却受人尊敬。”
七
“是啊，于是这些针织衫呀，卷发呀，假臀部呀，就把我给逮住了。要逮住我是很容易的，因为我受的就是这种环境的熏染，我们这些自作多情的青年男子，就像温室里的黄瓜一样，在这样的环境里被催熟了。要知道，我们不做任何一点体力劳动，我们富于刺激性的过量的食物别无他用，只会不断地燃起我们的情欲。您惊讶也罢，不惊讶也罢，事实就是如此。要知道，直到不久前，我对于这一点还一无所知，现在才恍然大悟。因此我感到痛苦，我痛苦的是谁也不明白这个道理，就像刚才那位太太那样，净说一些这样的蠢话。
“可不是吗，今年春天，有些农民在我家附近修筑铁路路基。一个农民小伙子，平常的食物是面包、格瓦斯[6]和大葱，他活泼、健康、强壮，平时只干一些地里的轻活。可是他一上铁路，他的伙食就变成干饭和一磅肉。但是他要干十六小时的活，推三十普特[7]重的小车，也就把这一磅肉消耗完了。他也觉得正合适。可是我们每天要吃两磅肉，还有野味以及各种各样增加热量的丰盛食物和饮料，这些东西消耗到哪儿去了呢？只好用于发泄肉欲。如果需要的时候那个安全阀是开着的，便一切平安无事。但是如果您试图关掉阀门，就像我当时把它暂时关闭一样，就会立刻引起冲动，这种冲动在我们矫揉造作的生活的影响下，就会表现为一种地地道道的自作多情，有时甚至还会表现为一种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于是我就像其他人一样也堕入了情网。因为一切都已具备：又是狂喜，又是感动，又是诗情画意。其实，我的这场恋爱，一方面是她的妈妈和几个女裁缝操劳的成果，另一方面也是我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结果。如果一方面没有泛舟出游，又没有专门缝制细腰衣服的裁缝等等，而我的妻子又穿了一件不合身的宽大长衫，独自坐在家里，另一方面，假如我又处在一个人的正常的情况下，只吃用于工作所需要的那么多食物，假如我的那个安全阀又是开着的（当时不知道为什么它偶然地被关上了），那我也就不会堕入情网了，而这一切也就不会发生了。”
八
“戏就这么开场了：我的心情很好，她的服装漂亮，泛舟出游又是那么成功。二十次都失败了，这次却成功了。简直像个圈套。我不是开玩笑。要知道，现在的婚姻就是这样做成的，就像故意设下的圈套。那么什么才是自然的呢？一个姑娘长大了，必须把她嫁出去。如果这个姑娘不是个残废，又有男人愿意娶她，这就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从前就是这么办的。一个姑娘成年了，父母就为她张罗婚事。过去是这么办的，现在，所有的人：中国人、印度人、伊斯兰教徒，以及我国的老百姓，也都是这么办的。全人类至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这么办的。只有百分之一，或者不到百分之一的我们这些淫棍，才认为这样不好，于是便想出新花样。新在哪儿呢？新就新在叫姑娘们都坐着，让男人们像逛市场似的任意挑选。而姑娘们等啊，想啊，但就是不敢说出来：‘先生，选我吧！不，选我。不要选她，选我：您瞧，我的肩膀和其他地方多么漂亮呀。’于是我们这些男人们便走来走去，左顾右盼，扬扬得意。我们心想：‘我知道，我才不上当呢。’我们走来走去，东张西望，扬扬得意，因为这一切都是为我们安排的。可你瞧，我一不小心啪的一下，给逮住啦！”
“那又该怎么办呢？”我说，“难道应该让女人提出求婚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讲平等，那就应该彻底平等。如果人们认为说媒求亲有损女性的尊严的话，那么这种做法更是一千倍地有损尊严。过去，权利和机会是均等的；可现在，女人就像一个陈列在市场上的女奴，或是陷阱中的一块诱饵。您试试对随便哪一位母亲或姑娘本人说句真话，说她孜孜以求的就是想逮住一个未婚夫。上帝啊，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啊！可是要知道，她们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这个吗？而且除此以外，她们也无事可做。要知道，当你看到做着这种事情的有时是非常年轻、可怜、纯洁无瑕的姑娘的时候，多么叫人不寒而栗啊！再者，如果公开地这样做倒也罢了，可实际上一切都是骗局。‘哎呀，物种起源，这多么有意思啊！哎呀，丽莎可喜欢绘画啦！您要去参观画展吗？太有教育意义啦！坐马车去，去看戏，去听交响乐吗？哎呀，这太好啦！我的丽莎对音乐可着迷啦。您为什么不同意这个观点呢？坐船去吧！……’而脑子里想的却只是：‘你就要了吧，要了我吧，要我的丽莎吧！不，要我！哎呀，你哪怕试一试呢！……’哦，多么卑鄙无耻啊！虚伪透了！”他说道，他把最后一点茶喝完，接着便开始收拾茶具。
九
“您是知道那种所谓女人统治的，”他把茶具和白糖放进提包，又开始说道，“世界吃尽了女人统治的苦头，这一切也是由于女人统治而产生的。”
“怎么是女人统治呢？”我说，“权利、优先权不都在男人一边吗？”
“是的，是的，正是这个问题。”他打断了我的话，“我要对您说的也正是这个问题，就是要对这种不寻常的现象加以解释。一方面，这是完全正确的，妇女被贬低到最屈辱的地位上；另一方面，她又统治着一切。这和犹太人的情况一模一样，他们用自己的金钱势力来报复自己所受到的压迫，女人的情况也是如此。‘啊，你们只许我们做买卖。好哇，我们这些做买卖的就来控制你们。’犹太人说。‘啊，你们只许我们做你们发泄肉欲的对象，好哇，我们这些发泄肉欲的对象就来奴役你们。’女人们说。女人的无权并不在于她不能在议会中表决或者不能当法官——做这些事并不表明具有任何权利，而在于必须在性关系上与男子平等，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利用男人或者不理会男人，有权随心所欲地挑选男人，而不是被他们所挑选。您会说这太不像话了吧。好吧，那么男人也不应该有这样的权利。现在是男人有的权利女人却没有。于是为了获得补偿，女人就在男人的肉欲上下工夫，通过肉欲来征服男人，使男人仅仅在形式上挑选女人，而实际上则是女人在挑选男人。而女人一旦掌握了这种手段，就滥用起来，取得了驾驭人们的可怕的权力。”
“可是这种特殊的权力表现在哪儿呢？”我问。
“这种权力表现在哪儿吗？到处可见，无处不在。您到每个大城市的商店里去走一走。那里有数以百万计的财富，人们为此而付出的劳动简直无法计算，可是您再看一看，在百分之九十的这样的商店里有什么可供男人使用的东西？生活中的一切奢侈品都是女人所需要的，为她们而制造的。您再计算一下所有的工厂，这些工厂的绝大部分都是为女人制造毫无用处的装饰品、马车、家具和消遣品的。数以百万计的人们，一代又一代的奴隶们，都在工厂里这类苦役般的劳动中被毁灭了，而这仅仅是为了满足女人们的任性的要求。女人们像女王一样，把百分之九十的人类都束缚在受奴役和繁重劳动的罗网里。而这一切是由于人们使她们受到了屈辱，剥夺了她们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于是她们就利用对我们的肉欲所具有的影响，把我们捕捉到她们的罗网中来实行报复。是的，一切都是因为这个道理。女人把自己变成了一种对男人的肉欲具有影响的工具，以致使男人不能平静地与女人相处。男人只要一走近女人，就会被她麻醉，失去理智。过去，每当我看到一位太太穿着跳舞服，打扮得花枝招展，我就感到别扭，感到可怕，可现在我简直感到恐惧，因为我看到的简直是某种对人们有危险的东西，我真想把警察喊来，请求他们保护人们免受这种危险，要求他们取缔和消灭这类危险品。
“瞧，您在笑，”他对我嚷道，“可是这根本不是开玩笑。我坚信，有朝一日，也许很快，人们就会明白这个道理，并且会感到惊讶：一个容忍这类破坏社会安定的行为的社会居然能够存在，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居然会容忍妇女穿戴着直接引起肉欲的服饰。要知道，这无异于在游园会的各条小路上设置形形色色的陷阱，甚至比这还要糟糕！为什么赌博要禁止，而女人们穿戴各种妓女一般的、引起肉欲的服饰就不加以禁止呢？它们比赌博可要危险一千倍呀！”
十
“我就这样被逮住了，我真是所谓堕入了情网。我不仅把她看作一个十全十美的女子，而且在我当未婚夫的那段时期，我把自己也看成一个完美无缺的男人。要知道，任何一个坏蛋，只要他去找，总能找到一些在某个方面比他还要坏的坏蛋，因此他总能找到一些足以自豪的理由，因而自满自足。我也是这样：我结婚并不是为了钱——完全无利可图。我结婚并不像我的大多数朋友那样，是为了钱或为了建立某种关系——因为我富有而她贫穷。这是第一。其次，我引以为豪的是，别人结婚是打算婚后仍像婚前那样继续过一夫多妻制的生活；而我却决心在婚后实行真正的一夫一妻制。为此，我的那份自豪啊，简直无边无际。是的，我是一头奇蠢无比的猪，可是我却自以为是天使。
“我当未婚夫的时间并不长。现在，每当我想起我当未婚夫的那段时期，就不能不感到羞耻！多么讨厌啊！要知道，爱情意味着精神，而不是肉欲。好吧，如果爱情是精神的，是一种精神上的交往，那么这种精神上的交往就应当表现在言语和交谈之中。可是我们却完全不是这样。每当我们单独相处的时候，谈话简直困难极了。就像是西西弗斯的苦役[8]。挖空心思想说些什么，可是话说出来以后，又是相对无言，又要去搜肠刮肚，简直无话可说。可以说的一切，关于未来的生活，关于各种安排和计划，都已经说完了，再说什么呢？如果我们俩是动物，那我们就会知道，我们根本无须说话。可眼下恰好相反，必须说话，却又无话可说，因为我们感兴趣的事情，并不是用谈话可以解决的。可与此同时，还有那些岂有此理的风俗：糖果啦、甜食啦、大吃大喝啦，还有那一切讨厌的婚礼准备工作：讨论住宅、卧室、被褥、便服、睡衣、衬衣、梳妆台等等。您要明白，如果像那个老头儿所说的那样，按照《治家格言》去结婚的话，那么羽绒垫被啦、嫁妆啦、床单啦——这一切不过是伴随圣礼的一些细节罢了。可是我们，十个结婚的人中未必会有一个是过去没有结过婚的，五十个人中未必会有一个人事先不准备一有适当的机会就对自己的妻子不忠诚。大多数人都把到教堂去只看成占有某个女人的特殊条件，您想一想，在这种情况下，这一切繁琐的事情具有多么可怕的意义啊。事情的全部本质就在这里。这就像在做买卖。把一位纯洁无瑕的姑娘卖给一个淫棍，并为这笔买卖履行某种正式的手续。”
十一
“大家都是这么结婚的，我也这么结婚了，接着便开始了闹哄哄的所谓蜜月。要知道，光是这个名字就显得多么下流啊！”他恶狠狠地嘀咕道。“有一次，我在巴黎观光，观看各种游艺杂耍，我在广告牌上看到一个长胡子的女人和一只水狗，进去一看，原来只不过是一个穿着袒胸露臂的女人服装的男人，和一只裹着海象皮在浴缸里游泳的狗而已。真是一点意思也没有。但是当我走出来时，马戏团的老板却恭恭敬敬地把我送了出来，并且指着我对入口处的观众说：‘你们问问这位先生，是不是值得一看？请进吧，请进吧，每人一个法郎！’我不好意思说不值得一看，马戏团的老板大概也估计到这一点。那些体验到蜜月的下流肮脏、但又不忍心使别人扫兴的人，大概也是这样。我也不忍心去扫任何人的兴，但是现在我真不明白，我当时为什么不说真话。我现在甚至认为，必须把这个真相说出来。别扭、羞耻、恶心、惋惜，而主要是无聊，无聊透顶！这就与我刚学抽烟时的感觉一样，当时我真想吐，唾沫都流出来了，但我把唾沫咽了下去，装作很快乐的样子。抽烟的乐趣，就同夫妻间的乐趣一样。如果真有什么乐趣的话，那也是以后的事：夫妻双方必须都使自己养成这种纵欲放荡的品行，才能得到其中的乐趣。”
“怎么是纵欲放荡呢？”我说，“要知道，您讲的可是人类最自然的属性呀。”
“自然的？”他说，“自然的？不，我的意见与您完全相反，我坚信，这不是自然的。是的，完全不是……自然的。您不妨去问问孩子们，问问那些还没有变得放荡的姑娘们。我妹妹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嫁给了一个年纪比她大一倍的男人，一个淫棍。我记得，在新婚之夜，我们简直诧异极了，看见她脸色发白，流着眼泪，从他那儿逃出来，浑身发抖，她说，她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她甚至说不出口他要求她干什么。
“您还说：这是自然的！吃是自然的。吃是快乐的、轻松的、愉快的，而且从一开始就不使人感到羞耻；可是这件事却是使人厌恶的，可耻和痛苦的。不，这是不自然的！我坚信，一个还没有学坏的姑娘从来都是憎恶这种行为的。”
“那么，人类怎么传宗接代呢？”
“是啊，人类可别绝种啊！”他带着一种恶毒的、嘲讽的口吻说道，好像早就料到我会提出这个他所熟悉的、言不由衷的反对意见似的，“为了英国的勋爵们能够大吃大喝而宣传节制生育，这是可以的。为了能够更多地寻欢作乐而宣传节制生育，这也是可以的。可是你稍一提到为了道德而节制生育，我的天哪，就一片大呼小叫：可不能因为一二十个人不愿做猪一样的东西，使人类绝种呀。不过，对不起。我不喜欢这灯光，可以把它挡住吗？”他指着过道里的那盏灯说道。
我说，我无所谓，于是他就像做其他事情那样，急急忙忙地站到座椅上，用呢窗帘把灯光挡住了。
“反正，”我说，“如果大家都把您所说的当成行为的法则，那人类是可能绝种的。”
他没有立刻回答。
“您倒说说，人类将怎样传宗接代呢？”他说，又坐到我的对面，叉开两腿，弯下腰，把胳膊肘撑在大腿上。“人类又干吗要传宗接代呢？”他说。
“怎么干吗？否则，我们不是也就不存在了吗？”
“我们干吗要存在？”
“怎么干吗？就为了活着呀。”
“活着又干吗呢？如果没有任何目的，如果我们只是为了活而活着，那就用不着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叔本华[9]呀，哈特曼[10]呀，以及所有的佛教徒呀，就是完全正确的了。好吧，假定活着是有目的的，那么目的达到以后，生命就应该结束，这是很清楚的。结论就是这样。”他带着明显的激动说道，分明十分重视自己的这个想法，“结论就是这样。请注意：如果人类的目的是幸福、善良和爱，您爱说什么都成；如果人类的目的就是像神启所说的那样，所有的人将被爱合而为一，他们将化干戈为玉帛，等等，可是到底是什么东西阻碍我们达到这个目的呢？是情欲在阻碍我们，而各种情欲中最强烈、最凶恶、最顽固的一种，就是性欲，肉体的爱。因此，如果灭绝了各种情欲，也灭绝了它们之中最坏和最强烈的一种性欲，那么神启就会实现，人类就将大同，人类的目的就将达到，而人类也就无须再活下去了。只要人类还活着，人类的面前就会有理想，当然不是兔子或者猪那种尽可能多地繁殖后代的理想，也不是猴子或者巴黎人那种尽可能精巧地享受性欲快感的理想，而是一种通过节欲和贞节而达到的善的理想。人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追求这个理想。请看，结果是什么呢？
“其结果是，肉体的爱成了一个救急阀。现在活着的这一代人没有达到目的，它之所以没有达到目的，就是因为它身上有各种情欲，而其中最强烈的一种就是性欲。而有性欲就有新的一代，因此也就有可能在下一代达到这个目的。如果在下一代还达不到，还有再下一代，这样一代又一代，直到目的达到了，神启实现了，人类大同了为止。否则，结果又会怎样呢？如果我们假定上帝造人是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把他们造成为一种或是会死而没有性欲的人，或是长生不老的人。如果他们会死，而且没有性欲，那么结果是什么呢？他们活了一阵，没有达到目的，就死了；因此为了达到目的，上帝就必须创造另一种新的人。如果他们是长生不老的，那么我们可以假定（虽然由同一批人、而不是新的一代人来改正错误，并臻于完善，要困难些），经过几千年几万年的努力之后，他们终于达到了目的，但是那时还要他们干吗呢？把他们放到哪儿去呢？还是像现在这样最好……但是，也许您不喜欢这种表达方式吧，也许您是一位进化论者吧？即便如此，结论也是这样。最高等的动物——人类，为了在与其他动物的斗争中不至于失败，就必须像一群蜜蜂那样团结起来，而不是无休止地生育繁殖；必须像蜜蜂那样，培育出一些无性的成员，也就是必须节欲，无论如何也不应该煽动情欲，而现在我们的整个生活制度却是倾向于此的。”他沉默了一会儿，“人类的绝种？难道有什么人——不管他是怎样看待世界的——会怀疑这一点吗？要知道，这就像死亡一样是毫无疑义的。要知道，根据教会的教义，世界末日终有一天会来临，而根据各种科学的学说，同样的情形也不可避免。那么，根据道德的学说得出同样的结论，又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
说完这一席话以后，他沉默了好久，又喝了一杯茶，抽完了一支烟，接着又从提包里取出几支烟，把它们放进他那又旧又脏的烟盒里。
“我理解您的意思，”我说，“震颤派[11]教徒也有某种类似的观点。”
“是的，是的，他们是对的。”他说，“性欲，不管它怎样乔装打扮，也是一种恶，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可怕的恶，而不是像我们现在这样去鼓励它。《福音书》上说，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人，他心里已经跟她犯奸淫了，这话不仅是对别人的妻子而言，实际上，这话主要是对自己的妻子说的。”
十二
“在我们现在的这个世界里，情况恰好相反：如果说一个人在结婚以前还想到节欲，那么在结婚以后，任何人都认为，现在节欲已经不必要了。要知道，婚后的蜜月旅行，年轻夫妻得到父母同意单独居住，这不过是一种获得认可的纵欲而已。但是如果你破坏了道德的法则，它是要报复的。不管我如何费尽心机替自己安排这个蜜月，结果仍然一无所获。我自始至终都感到厌恶、羞耻和无聊。但是我很快就开始感到痛苦和难受。这种心情很快就开始了，好像是第三天或者第四天吧，我发现妻子百无聊赖，我就问她为什么，并且拥抱她，我以为她想要我做的无非就是这些罢了，可是她却推开我的手，哭了起来。为什么呢？她又说不出来。可是她觉得忧郁，难受。大概是她那备受折磨的神经告诉了她我们的性关系的卑劣本质，但是她又说不出来。我开始刨根问底地问她，她说什么离开了母亲心里觉得难受等等。我觉得，这不是她的真心话。于是我就开始劝她，但是没有提到她的母亲。当时我不明白她只是觉得难受，至于想母亲不过是一种借口而已。但是，她立刻就生气了，因为我没有提到她的母亲，好像不相信她的话似的。她对我说，她看出来了，我不爱她。我责备她任性，她的脸色一下子就全变了，忧郁的表情不见了，脸上充满了怒气。她用最恶毒的语言责备我自私和残忍。我瞧了她一眼，她的脸冷若冰霜，充满了最大的敌意和几乎是对我的仇恨。我记得，我看到这种情形以后，简直大吃一惊。‘怎么啦？这是怎么回事？’我想。‘爱情是两个心灵的结合，可是现在却变成这副模样。这决不可能，这决不是她！’我试着软化她，可是却撞上了一堵冷冰冰的、充满了恶毒的敌意的坚不可摧的高墙，因此我立刻怒火中烧，接着我们便互相说了一大堆难听的话。这第一次争吵留下的影响是可怕的。我把它称之为争吵，其实这不是争吵，这只是实际上存在于我们俩之间的那个深渊的一次大暴露。我们俩之间的相互爱恋已被肉欲的满足消耗殆尽，剩下来的就只有存在于我们实际的相互关系中的互相敌对，也就是两个完全陌生的利己主义者，都希望通过对方使自己获得尽可能多的满足。我把我们俩之间发生的这些事称之为争吵，其实这不是争吵，这只不过是由于肉欲的暂时中止而暴露出来的我们之间的真实关系罢了。当时我还不懂，这种冷冰冰的敌对态度正是我们之间的正常关系，我之所以不明白这个道理，还因为这种敌对态度，在初期很快又被重新激起的经过升华的肉欲，也就是相互爱恋掩盖了。
“我原以为，我们俩吵了架又重归于好了，今后这类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但是就在这个蜜月中，很快，又一个彼此腻烦的时期来临了，我们又不再需要对方了，于是又发生了争吵。这第二次争吵比第一次争吵更使我感到震惊。由此可见，第一次争吵并不是偶然的，我想这是必然的，而且今后一定还会争吵。第二次争吵是由一个最不应该的原因引起的，因此格外使我感到震惊。因为钱而发生了争吵，我对钱从来不小气，妻子用钱更不会小气。我只记得，她胡搅蛮缠，硬说我的某句话表明我想用钱来管住她，硬说我想利用钱来确立一种似乎是自己的什么特权，确立某种叫人受不了的、愚蠢的、卑鄙的、无论是我还是她都不应该有的东西。我被激怒了，我开始责备她说话太伤害人，她也同样地责备我，于是又吵了起来。在她的言语以及脸部和眼睛的表情中，我又看到了曾使我大吃一惊的那种深深的、冷冰冰的敌意。我记得，我也曾跟我的兄弟、朋友、父亲争吵过，但是我与他们之间从来没有产生过像现在这种特别的、恶毒的怨恨。但是过了几天，这种彼此憎恨又被相互的爱恋，也就是肉欲掩盖了。我还用这样一种想法来安慰自己：这两次争吵只不过是一种误会，是可以纠正的。但是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三次、第四次争吵，于是我明白了，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必然的，而且今后将经常如此，我想到我将面临的未来，真是不寒而栗。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可怕的思想在折磨着我：只有我们夫妻俩的生活才过得这样糟，而不是像我从前所期望的那样，在别的夫妻的生活中是决不会有这种情形的。我当时还不知道，这是共同的命运，但是大家也都像我一样认为，这是他们特有的不幸，于是也就把自己的这种特有的、觉得羞于讲出口的不幸掩盖起来，不仅不让别人知道，甚至也不让自己知道，自己对自己都不承认这一点。
“这种争吵从结婚初期就开始了，后来就一直继续下去，而且愈演愈烈。从最初几个星期起，我就在心灵深处感到，我上当了，事情的结果完全出乎我的意料，结婚不仅不是幸福，而且还是某种很痛苦的事，但是我也像大家一样，不肯对自己承认这一点（要不是最后发生那样的事，恐怕我到现在也不会对自己承认这一点），不仅瞒着别人，也瞒着我自己。现在我真感到奇怪，当时我怎么会看不出我的真正处境呢？这种处境本来是不难看出来的，因为争吵就是由它引起的，可是常常是吵完架以后，连到底是什么事情引起争吵都想不起来了。理性都来不及为经常存在于我们相互之间的敌意造出足够的理由。但更叫人吃惊的是，连重归于好也找不出借口。有时候还有言语、解释，甚至眼泪，但是有时候……唉！现在想起来都恶心，在互相说了那么多最难听的话以后，会突然无言地相视而笑，然后便接吻、拥抱……呸，多么恶心啊！我当时怎么就看不出这有多么肮脏呢？……”
十三
这时有两个旅客上车，他们在远处的座位上坐了下来。在他们就座的时候，他不讲话，但是当他们刚一坐定，他又继续讲起来，显然他一分钟也没有失去自己思维的线索。
“要知道，最可恶的主要是，”他开始说道，“在理论上规定，爱情是某种理想的、崇高的事，而在实际上爱情却是某种使人厌恶的、猪狗不如的事，连说起它和想起它来，都叫人觉得厌恶和可耻。要知道，自然之所以要把这件事造得使人厌恶和可耻，并不是没有道理的。既然这是使人厌恶和可耻的，那就应当这样去理解它。可现在，恰恰相反，人们装腔作势地把使人厌恶和可耻的事当作美好的和崇高的。我的爱情的最初的标志究竟是什么呢？那就是兽性大发，不仅不感到羞耻，反而因自己的精力如此充沛而感到自豪。而且我不仅丝毫没有考虑到她的精神生活，甚至连她的身体状况也丝毫没有注意。我感到惊异，我们之间的怨恨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其实，事情是一清二楚的：这种彼此怨恨不是别的，正是人性对于压抑它的兽性的一种抗议。
“我对我们彼此的憎恨感到惊讶。要知道，这也不可能有别的结果。这种憎恨不过是两个同谋犯的互相憎恨而已——既恨对方的教唆，又恨自己的参与犯罪。她，这个可怜的人，在我们婚后的第一个月就怀孕了，可是我们那种猪狗般的关系还在继续着，这怎么不是犯罪呢？您以为我说话离题了吗？丝毫没有离题！我是在把我怎样杀死妻子的过程原原本本地告诉您。在法庭上，他们问我，我是怎么杀死妻子的，用的是什么凶器。这帮傻瓜！他们还以为我是在那时候杀死她的，用刀，在十月五日。我不是在那时候杀死她的，要早得多。正如现在他们还在杀人一样，一直在杀……”
“那他们用什么凶器呢？”我问。
“这也是使人感到惊讶的，居然没有一个人愿意知道如此清楚明白的事，医生是一定知道并且应当加以宣传的，可是他们却讳莫如深。要知道，这事是非常简单的。男人和女人被造得像动物一样，在性爱之后便开始怀孕，接着是哺乳。在这种情况下，性爱对于妇女以及婴儿都是同样有害的。女人和男人的数量相等。由此将得出什么结论呢？似乎，是很清楚的。并不需要什么大的智慧便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连动物也都是这么办的，那就是节制性欲。但是不然。科学已经发达到在血液里发现某种奔跑着的白血球，以及各种各样毫无用处的蠢东西，可是它却不懂得这个道理。至少我没有听到它说过这样的话。
“因此，女人只有两条出路：一条是把自己弄成畸形，根据需要的程度把自己身体中作为一个女人亦即母亲的机能暂时地消灭掉，或者不断地消灭掉，以便男人能够放心地、经常地享受。另一条出路甚至不能叫作出路，而是一种简单、粗暴、直接破坏自然法则的做法，而在一切所谓规规矩矩的家庭中都是这么做的。就是说，女人应该违反自己的天性，同时既怀孕，又喂奶，又做她的丈夫的情妇，也就是做一个连牲畜都不如的人。而且她的体力也不够，因此在我们的圈子里就出现了歇斯底里症和神经衰弱，而在老百姓中就有所谓‘中邪’。请注意，纯洁的姑娘们是不会中邪的，只有娘儿们，而且是跟丈夫生活在一起的娘儿们，才会中邪。我国的情况是这样，欧洲也是如此。所有治疗歇斯底里症的患者的医院都住满了破坏自然法则的女人。要知道，这些所谓中了邪的女人，以及沙尔科[12]的女病人们，都是完全残废了的人；至于半残废的女人，更是充斥全世界。您只要想一想，一个女人十月怀胎，或者喂养一个刚生下来的婴儿，在她的身体内进行着一种多么伟大的工作啊。一个继续我们的生命、接替我们的东西在成长。而这种神圣的工作却被破坏了——被什么破坏了呢？想起来都觉得可怕！人们居然还在侈谈什么妇女的自由和权利。这无异于食人生番在喂肥一些人以供他们食用，同时却硬说，他们所关心的是这些人的权利和自由。”
这些话都是我从没听过的，它们使我感到十分震惊。
“那又该怎么办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说，“对自己的妻子两年里就只能亲热一次了，而男人……”
“男人是需要女人的，”他接上我的话，“那些可爱的科学祭司们又在让人们相信这一点了。换了我，就要命令这些术士们去完成那些（按照他们的说法）男人们所需要的女人的职责，看他们那时还有什么可说的？您让一个人相信，说什么他需要伏特加、烟和鸦片，于是这些东西就真的变得需要了。如此说来，上帝不明白到底需要什么，他又没有向术士们请教，于是便把世界安排得很糟糕。请看，这件事就安排得不好。他们认定，一个男人需要满足而且必须满足自己的肉欲，可是这里却夹进了什么生育和喂奶，妨碍了这种需要的满足。那怎么办呢？去求教那些术士们吧，他们会安排妥当的。他们也果真想出了办法。唉，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些术士们连同他们的骗术揭露出来，使他们声誉扫地呢？是时候了！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种地步，人们在发疯，在开枪自杀，而这一切都是由此而产生的。不如此又怎么办呢？牲畜都似乎知道，它们的幼崽是为它们传宗接代的，因而在这方面遵循一定的规则。只有人才不知道，也不想知道这个道理。他所关心的只是尽情享乐。人是什么呢？人是万物的灵长。请注意，牲畜只有在能够繁殖后代的时候才交配，可是这个下流的万物的灵长——却只要愿意随时都能行乐。不仅如此，他还把这种丑恶的行为吹嘘为造化的瑰宝，并美其名曰爱情。于是他就以这个爱情（实际上是无耻兽行）的名义毁坏着——难道不是吗？——人类的一半。女人本来应该是人类迈向真理与幸福的参与者，可是男人却为了自己的享乐把所有的女人都变成了仇敌，而不是助手。您再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处处阻碍着人类的前进？是女人。她们怎么会变成这种样子的呢？无非是因为这个原因罢了。是的，是的。”他重复了好几遍，接着便开始动弹，掏出卷烟抽了起来，显然希望使自己能够稍许平静些。
十四
“我就这样过着猪狗般的生活，”他又用先前那种声调继续说道，“最糟糕的是，我一面过着卑鄙下流的生活，一面还认为：因为我并不迷恋别的女人，因此我过的是一种诚实的家庭生活，我是个正人君子，如果说我们经常发生争吵的话，我毫无过错，那是她的过错，她的脾气不好。
“不用说，错并不在她。她跟所有的人，跟大多数人都是一样的。她受过教育，正如我们这种阶级的妇女的地位所要求的那样，因此她也像富有阶级的所有妇女那样被教育成人，她们也不可能不受这样的教育。现在有人在侈谈什么新的妇女教育，这一切都是空谈：按照现有的、不是虚假的、而是真正普遍的对待妇女的观点，现在的妇女教育正好符合需要。
“妇女教育永远必须符合男人对于妇女的观点。我们大家都知道，男人是怎么看待女人的：Wein,Weiber und Gesang。[13]诗人在诗歌中就是这么说的。请看所有的诗歌、所有的绘画和雕塑，从情诗以及裸体的维纳斯和弗林娜[14]这类雕塑开始，您可以看到，女人不过是供男人享乐的工具罢了；她在特鲁巴是如此，在格拉乔夫卡是如此[15]，在宫廷舞会上也是如此。请注意魔鬼的狡猾：好吧，你们去享乐吧，但你们就应该明确，这是享乐，女人不过是一块甜点心罢了。可是不然，先是骑士们硬说，他们非常崇拜女人（非常崇拜，但是仍旧把女人看成享乐的工具）。现在又有人硬说，他们尊重女人。有些人给女人让座，给女人拾手帕；另一些人则承认她有担任一切职务、参与管理国家的权利，等等。所有这一切，他们都做了，而他们对女人的看法却依旧没变：她不过是一件供男人享乐的工具罢了，她的肉体是供男人享乐的手段。而且她也知道这一点。这无异于一种奴隶制。要知道，奴隶制无非是一些人占有许多人的被迫的劳动成果而已，因此，为了消灭奴隶制，就必须使人们不想占有他人的被迫的劳动，并认为这是一种罪恶和耻辱。然而人们取消了奴隶制的形式，规定从此不许买卖奴隶，于是他们便认为，并且也竭力使自己相信，奴隶制已经不存在了，他们看不见也不愿意看见奴隶制仍旧存在，因为人们同过去一样认为占有他人的劳动成果是好的和合理的。既然他们认为这是好的，就总是能找到一些人，他们比别人强，也比别人狡猾，并且擅长于做这类事。妇女解放问题也是如此。要知道，女人之被奴役，仅仅是由于人们希望占有她，把她当作享乐的工具，而且认为这样做很好。他们解放了妇女，给了她与男子平等的一切权利，但是却继续把她看成享乐的工具，而且无论在童年时代，还是在社会舆论中，都是这样教育她的。于是她就仍旧是一个柔顺的、被人糟蹋的女奴，而男人也依然故我，仍旧是一个淫荡的奴隶主。
“人们只是在大学里和议会里大谈妇女解放，可是实际上却把女人看成享乐的对象。你们去教她吧，就像她在我们这儿所受过的教育那样，教她这样来看待自己吧，于是她就将永远是一个低等动物。要么她在那些混蛋医生的帮助下实行避孕，也就是说，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娼妓，堕落到了连牲畜都不如的程度，堕落到了一件东西的程度，要么她就像大多数女人那样，变成一个精神病患者，一个歇斯底里的、不幸的女人，就像现在的女人们一样，失去在精神上发展的可能。
“中学和大学是不可能改变这一点的，要改变这一点，只有先改变男人对女人的看法，以及女人对自己的看法。只有当女人把处女的地位看作最高的地位，才能改变现状，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把一个人最美好的状态看成耻辱。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不管每个少女所受的教育如何，她的理想就仍将是把尽可能多的男人、尽可能多的好色之徒吸引到自己身边来，以便从中挑选。
“至于某个女人对数学懂得多一点，另一个女人会弹竖琴，这都没用。一个女人只有把一个男人迷住了，她才能幸福，才能实现她所能希望的一切。因此，一个女人最主要的任务是要会迷住男人，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在我们这个世界上，这种状况在少女时代是这样，出嫁以后也仍然是这样。在少女时代，这是为了挑选未来的丈夫，而出嫁以后则是为了控制住自己的丈夫。
“唯一能够中止或者哪怕暂时遏制这种状况的就是孩子，那也必须是在这个女人不是成为畸形，也就是说在她亲自喂奶的时候才是这样。但是这时候医生又来了。
“我的妻子是愿意亲自喂奶的，而且以后的五个孩子也都是她喂的奶，可是在给第一个孩子喂奶的时候，她的身体不好。于是这些医生就恬不知耻地让她脱掉衣服，摸遍她的全身，为此，我还得感谢他们，付钱给他们，这些可爱的医生们认为她不应该喂奶，于是她在这个最初的阶段就被剥夺了可以使她避免卖弄风情的唯一手段。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奶妈喂奶的，也就是说，我们利用了一个无知女人的贫穷诱骗她撇下自己的孩子来给我们的孩子喂奶，而作为报酬，我们给她戴上一个镶有金银花边的盾形头饰。但是问题并不在这儿。问题在于，正在这时候，当她摆脱了怀孕和喂奶之后，过去沉睡在她心中的那种女性的卖弄风情就特别强烈地表现了出来。与此相应的是，在我身上，妒忌的痛苦也特别强烈地表现了出来，在我婚后生活的全部时间里，这种妒忌的痛苦不断地折磨着我，而这种痛苦也不能不折磨着那些像我这样不道德地和妻子生活在一起的丈夫们。”
十五
“在我婚后生活的全部时间里，我一直不停地体验到这种妒忌的痛苦。但是有若干时期我的这种痛苦特别尖锐。其中有一个时期是我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以后，医生禁止她喂奶的那段时候。在那个时期，我的妒忌心特别重，首先是因为我的妻子正经历着一种作为一个母亲所特有的烦躁不安，这是她的生活的正常轨道遭到毫无理由的破坏必然会引起的；其次是因为我看到她轻易地就抛弃了做一个母亲应尽的道德责任，我虽然是无意识地、但却是正确地得出了结论：如果要她抛弃夫妻之间的责任，想必也是同样轻而易举的，何况她十分健康，尽管那些可爱的医生们一再禁止，她还是亲自给以后的几个孩子喂了奶，而且喂得很好。”
“看来您是不喜欢医生的。”我发现每次只要一提到医生，他就流露出一种深恶痛绝的语气，便说道。
“这不是喜欢不喜欢的问题。他们毁了我的生活，正像他们过去毁了、现在还在毁坏千千万万人的生活一样，因此我不能不把结果和原因联系起来。我明白，他们和律师们以及其他人一样想赚钱，可是我情愿把我的收入的一半送给他们，每一个明白他们在干什么的人，也都会情愿把自己收入的一半送给他们的，只要他们不干预你们的家庭生活，从此不再接近你们。我没有去搜集材料，但是我知道几十个这样的事例（这样的事例真是比比皆是），在这些事例中，他们把婴儿杀死在母腹之中，却硬说母亲不能分娩，可是这位母亲后来却顺利地生了好几个孩子，要不，他们就借口施行什么手术，干脆把母亲杀死。要知道，谁也没有去统计过这些凶杀案，正像没有人会去统计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到底杀死了多少人一样，因为据说，这是为了人类的幸福。他们所犯的罪行简直数不清。但是，所有这些罪行与他们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特别是通过女人）极端实利主义和道德沦丧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且不说如果照他们指点的去做，人类将不是走向大同，而是走向分裂：因为根据他们的学说，由于到处都有传染病，大家就应该分开坐，不应当把嘴里的喷雾器取下来（不过，他们已经发现连石碳酸也无济于事了）。这还不算什么，最主要的毒害在于他们使人们，特别是女人变得淫荡。
“现在已经不能说：‘如果你生活得不好，那你就应该好好地生活。’现在既不能对自己、也不能对别人说这种话了。如果你生活得不好，那原因就在于你的神经功能不正常，或者诸如此类的原因。这就需要去看病，于是他们就给您开一帖在药房要付三十五戈比的药，那您就吃下去吧。您的病情恶化了，您就再吃药，再去看病。真是绝妙的把戏！
“但是问题不在这儿。我想说的仅仅是她亲自给孩子们喂奶喂得很好，正是她的怀孕和喂奶拯救了我，使我免受妒忌之苦。如果不是这些，一切还会发生得更早些。孩子们救了我和她。在八年中，她生了五个孩子，而且后来生的所有孩子都是她亲自喂奶的。”
“那么他们现在在哪儿呢，您的孩子们？”我问。
“孩子们吗？”他惊恐地反问道。
“请原谅我，您想起他们也许感到痛苦吧？”
“不，没有什么。我的孩子被她的姐姐和哥哥领走了。他们不肯把孩子给我。我把田产交给了他们，他们还是不肯把孩子给我。要知道，我简直像个疯子。我现在就是从他们那儿来的。我看到了孩子们，但是他们就是不肯把孩子给我。否则，我会教育他们，使他们长大了不会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可是他们硬要这些孩子长大了跟他们的父母一样。唉，有什么办法呢！他们不肯把孩子给我，他们不相信我，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能不能教育好他们。我想我不能。我已是一具行尸走肉，一个废物。我身上只剩下一样东西：我知道的。是啊，这是确实的，我懂得了一些大家还不会很快懂得的道理。
“不错，孩子们还活着，而且正在成长为一些野蛮人，就像他们周围所有的人那样。我看到了他们，去看过三次。我对他们已经无能为力。无能为力。我现在回南方老家去，我在那儿有一所小房子和一座小花园。
“是的，人们还不会很快明白我所懂得的道理。在太阳和其他星球上是否有很多铁，以及有何种金属这是可以很快弄清楚的；而要弄明白那些能够揭穿我们猪狗似的生活的道理，那就难了，太难了……
“您居然一直在听我讲这些话，真是不胜感激。”
十六
“您刚才提到了孩子。关于孩子，眼下又流行着一种多么可怕的谎言啊。孩子——是上帝的祝福，孩子——是快乐。要知道，这一切全是谎言。这一切从前有过，但现在这样的事根本就没有了。孩子是受罪，别无其他。大多数母亲都直接感到了这一点，有时她们在无意中也直言不讳地把这话说出来。您不妨去问一问我们这个不愁衣食的圈子里的大多数母亲，她们会告诉您，她们因为害怕她们的孩子生病和夭折，宁可不要孩子，如果孩子已经出生，为了不被他们拴住，不受罪，她们都不愿意喂奶。孩子的可爱所带给她们的快乐，抵不上她们所受的痛苦——且不说孩子生病或夭折，光是担心孩子可能生病和夭折，就已经够受的了。权衡利弊，还是得不偿失，所以她们不愿意有孩子。她们直言不讳地、大胆地说出了这一点，还自以为这是出于对孩子们的爱，是出于一种好的、值得称赞的、她们甚至引以自豪的感情。她们没有看到，她们的这种论调直接否定了爱，而仅仅肯定了她们的自私。对于她们来说，由于孩子的可爱而产生的快乐，抵不上为他担惊受怕而带来的痛苦，因此她们不要孩子，即使她们可能会很喜欢这些孩子。她们不是为了可爱的小东西而牺牲自己，而是为了自己而牺牲那些可爱的小东西。
“很清楚，这不是爱，而是自私。但是如果为这种自私而谴责她们，谴责这些富裕人家的母亲们——不免要想起她们为了孩子们的健康而受的种种痛苦（这又得感谢我们这种老爷式的生活中的那些医生们了），又于心不忍。甚至现在，只要我一想起最初那个阶段的生活状况，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三四个孩子，孩子们的事把妻子整个儿淹没了，一想起这些，我就不寒而栗。我们简直不是在过日子。这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危险，刚从危险中得救，又面临危险，又死命挣扎，又得救——一直处于这种情况中，就像坐在一条即将下沉的船上似的。我有时候觉得，她这样做是故意的，她故意装作为孩子们寝食不安，目的是制服我。这是多么诱人啊，一切问题迎刃而解，并且对她有利。我有时候觉得，她在这种情况下所做所说的一切，都是她故意做出来和说出来的。但是不，她自己也非常痛苦，她经常为了孩子们，为了他们的健康和疾病受尽折磨。这对于她是一种苦刑，对于我也是如此。她不可能不痛苦。要知道，这种对于孩子的爱恋、哺育、爱抚和保护孩子们的动物性的本能，她是有的，正如大多数妇女都有这种动物性的本能一样，但是她却不像动物那样——动物是不会想象和思考的。一只母鸡不会担心它的小鸡会出什么事情，它也不知道小鸡可能得的所有疾病，更不知道人们自以为可以避免疾病和死亡的各种手段。对于母鸡来说，孩子并不是痛苦。它为自己的小鸡做着它所能够做的事，并且很快乐。孩子对它来说是快乐。当小鸡开始生病的时候，它需要做的事是明确的：它暖和它，喂它。当它做这些事的时候，它知道它所做的一切都是必须做的。如果小鸡死了，它也不会问自己，它为什么死，它到哪儿去了，它咕咕咕地叫一阵，然后就不叫了，继续像过去一样生活下去。可是，对于我们这些不幸的女人以及我的妻子来说，就不是这么回事了。姑且不谈疾病应该怎样治疗，就说怎么教育孩子和抚养孩子吧，她从各种不同的地方听到和读到形形色色的、经常变来变去的章法。应当这样来喂，喂这个；不，不是这样，也不是喂这个，而是应当照这个样子；穿衣呀，喝水呀，洗澡呀，让孩子睡觉呀，散步呀，新鲜空气呀，对于这一切，我们，主要是她，每星期都会了解到一些新的章法。好像人们从昨天起才开始生儿育女似的。结果因为没有这样喂奶，没有这样洗澡，做得不及时，于是孩子生病了。到头来，都是她的错，她没有做到她应该做的事。
“这还是健康的时候，就这样已经是在受罪了。要是一生病，那就完蛋了，简直痛苦极了。据说，病是可以医治的，有这样的科学和这样的人——医生，他们知道怎样治病。但是并不是所有的医生都知道，只有最高明的医生才知道。于是，孩子病了，就必须去找那位最高明的、能够救人性命的医生，这样孩子才能得救。如果没有抓住那位医生，或者你不住在那位医生所住的地方，孩子就算完了。这并不是她一个人特有的信仰，而是她那个圈子里所有女人共同的信仰，她从四面八方所听到的就只有这么一类话：叶卡杰琳娜·谢苗诺夫娜的两个孩子死了，就因为没有及时去请伊凡·扎哈雷奇，可伊凡·扎哈雷奇却救活了玛丽亚·伊凡诺夫娜的大女儿；瞧彼得洛夫家，因为听从了医生的劝告，把孩子们及时分散到各个旅馆去住，孩子们就都活下来了，而那些没有分散居住的家庭呢，孩子就死了。还有一位太太，她的孩子身体弱，他们听从了医生的劝告，到南方去住，这才救了孩子的命。她对自己的孩子有一种动物般的爱恋，而这些孩子的性命又取决于她能否及时得知伊凡·扎哈雷奇对这个问题说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她怎能不始终提心吊胆，备受煎熬呢？至于伊凡·扎哈雷奇究竟会说些什么，谁也不知道，他自己更不知道，因为他心里一清二楚，他其实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忙也帮不了，他只不过是信口雌黄，闪烁其词，只要人们一直相信他知道些什么就行了。要知道，如果她完全是个动物，她也就不会痛苦了；如果她完全是个人，她就会相信上帝，她就会像那些相信上帝的乡下婆娘那样说，那样想了：‘上帝给的，上帝又拿走了，天命难违啊。’她就会想，她的孩子的生与死，也同所有的人一样，人是无能为力的，只有听命于上帝，那时候她就不会痛苦了，不会由于自以为自己能防止孩子们的病与死、可是却没能做到这一点而感到痛苦了。否则，对于她来说，情况就是这样的：给了她一些最脆弱的、多灾多难的小东西，而她对这些小东西又感到一种热烈的、动物般的爱恋。此外，这些小东西又都托付给她了，可是与此同时，保全这些小东西的方法我们却一无所知，倒是那些与此毫不相干的人知道得一清二楚，而要得到这些人的帮助和劝告，就必须付很多钱，而且还不一定有效。
“有了孩子以后的整个生活，对于妻子，而且对于我也是，并不是快乐，而是痛苦。怎么能不痛苦呢？她就经常处在痛苦之中。常常，我们在一次因妒忌引起的风波或是普通的争吵之后刚刚平静下来，刚想过几天安静日子，读点书，想些问题，刚抓起了一件什么事情，突然又听说：瓦夏呕吐了，或是玛莎便血了，或是安德留沙出疹子了，于是一切都完了，没法过日子。赶快乘马车出去，可是上哪儿去呢？去请什么医生呢？又送到哪儿去隔离呢？于是又开始灌肠呀，量体温呀，喝药水呀，请医生呀。这件事还没完，另一件事又开始了。从来就不曾有过正常的、安定的家庭生活。有的只是，正如我刚才告诉您的，经常从想象的和真正的危险中被拯救出来。要知道，现在大多数家庭的情形都是这样。而在我家则特别严重。我的妻子是一个特别疼爱孩子的人，而且别人说什么她都相信。
“因此，有了孩子以后，不仅没有使我们的生活变得融洽，反而把我们的生活毒害了。此外，孩子还成了我们发生争吵的新理由。自从有了孩子以后，随着他们越长越大，正是孩子们成为我们争吵不休的原因和对象。孩子不仅是我们争吵的对象，也是我们争斗的武器。我们似乎都利用孩子来相互进行争斗。我们每人都有一个自己喜欢利用的孩子，把他作为争斗的武器。我多半利用大儿子瓦夏与她争吵，而她则利用丽莎。此外，孩子们逐渐长大以后，他们的性格也定型了，我们各自拉拢一两个，他们就成了我们各自的同盟军。这些可怜的孩子为此曾受到极大的痛苦，但是我们在不停的战斗中根本无心去考虑他们。女孩是我的同盟军，而那个大男孩则像他的母亲，是她的宠儿，因此经常惹我憎恨。”
十七
“您瞧，我们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我们的关系越来越敌对。最后竟发展到不是分歧产生敌对，而是敌对产生分歧了：不管她说什么，我事先就认定了不赞成，她对我也是这样。
“在婚后的第四年，双方似乎都已认定，我们不可能相互了解，彼此也不可能取得一致，于是我们也就不再指望能谈得拢了。对于一些最简单的事情，特别是关于孩子们的事，我们总是各执己见。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坚持的那些意见，对我来说其实并不重要，根本不到不能放弃的地步。但是因为她的意见与我的相反，如果我让步，就意味着对她让步，这正是我做不到的。她也是这样。她大概认为她在我面前从来都是完全正确的，而我内心也认为我在她面前一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两人单独相处的时候，几乎必定是相对无言，或者说一些我相信连动物彼此之间也会说的话：‘几点啦？该睡觉了。今天午饭吃什么？坐车去哪儿？报纸上有什么新闻？去请医生吧。玛莎嗓子疼。’只要稍微超出这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谈话范围，就会爆发冲突。为了咖啡、桌布、马车、打牌时出的一张牌，都会爆发冲突，恶语伤人，而这些小事，无论对哪一方都不可能有任何重要性。至少在我的身上经常沸腾着对她的强烈的憎恨！有时候，我看着她怎样倒茶、晃腿，或者把汤匙举到嘴边，吧嗒着嘴唇喝汤，就恨她，因为这种举动太难看了。那时我没有发现，这些互相憎恨的时期在我身上是与我们称之为相亲相爱的时期非常有规律地交替出现的，紧接着相亲相爱的时期就是互相憎恨的时期。相亲相爱的时期越热烈，互相憎恨的时期就越长久。相亲相爱的表现越微弱，互相憎恨的时期就越短。那时候我们不懂，这种相亲相爱和互相憎恨不过是同一种动物感情的两个极端罢了。如果我们当时明白自己的状况，这样生活是很可怕的。但是我们既不明白，也看不到这种状况。如果一个人生活得不对头，他可以欺骗自己，对自己充满灾难的处境视而不见，——这对于那个人来说既是一条出路，也是一种惩罚。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她极力想借紧张的、永远忙碌的家务来忘掉自己，布置房间呀，准备自己和孩子们的衣服呀，关心孩子们的学业和健康呀，等等。我也有自我陶醉的办法——沉湎于公务、打猎和打牌。我们两人经常很忙。我们都感觉到，我们越忙，相互之间就越抱有敌意。‘你倒好，还做鬼脸，’我心里想，‘可你的无理取闹却折磨了我一夜，我还要去开会呢。’‘你倒好，’她不仅这样想，而且说了出来，‘可是我却守着孩子一夜都没合眼。’
“我们就这样过着日子，总是处在一团迷雾之中，看不清我们自己的处境。要不是发生了那件事，我也许会这样一直过到老，到死的时候还会认为这一辈子过得不错，即使不特别好，但也不算太坏，跟大家一样。我也许至今都不会明白我当时挣扎于其中的那种极端的不幸和使人恶心的虚伪。
“我们是拴在一根锁链上的两个彼此仇恨的囚犯，我们互相毒害对方的生活，而又极力对此视而不见。那时我还不知道，百分之九十九的夫妻都像我一样过着这种精神上极端痛苦的生活，而且也不可能是另一种样子。但是那时候，无论是关于别人，还是关于自己，对这一点我都不了解。
“说起来也怪，在正确的和甚至不正确的生活中，有着多少巧合的事啊！正当生活对于父母双方变得不堪忍受的时候，为了孩子们的教育，却必须搬到城里去居住，于是就出现了搬到城里去的需要。”
说到这儿他停住了，发出一两下他特有的那种怪声。这种声音现在听起来简直就像一种强压下去的哭声。火车进站了。
“几点了？”他问。
我看了看表，已是半夜两点。
“您不累吗？”他问。
“不，倒是您累了吧。”
“我憋得慌。对不起，我出去走走，喝点水。”
于是他便跌跌撞撞地穿过车厢出去了。我独自坐着，反复琢磨着他对我说的一切，因为想得出了神，没有发觉他已经从车厢另一头回来了。
十八
“是的，我说话常常说个没完。”他又开始说道，“我反复地想了很多，现在我对许多事情的看法不同了，这一切我都想说一说。于是我们就在城里住了下来。不幸的人还是住在城里好些。在城里，一个人可以活到一百岁而没有发现自己早已死了，烂掉了。简直没有时间去考虑自己的事情，总是在忙。事务呀，社交活动呀，健康呀，艺术呀，孩子的健康呀，他们的教育呀，等等。一会儿必须接待这个人和那个人，去拜访某某人和某某人。一会儿又必须去看看这位太太，听听这位先生或者这位太太的高论。要知道，在城里，任何时候都会有一位，甚至一下子就有两三位无论如何也不能失之交臂的社会名流。一会儿必须给自己、给这个或者给那个看病，一会儿又是教师，家庭补习教师、家庭女教师，而生活却空虚得不能再空虚。您瞧，我们就这样生活着，由于两个人共同生活而产生的痛苦也感觉到少了些。此外，在最初一个阶段，事情特别多：在一个新城市里安顿下来，要布置新居，还有就是从城里到乡下，从乡下到城里来回奔波。
“我们过了一个冬天，可是在第二年冬天却发生了下面这样一件事，起先谁都没有注意它，这事看来微不足道，可是它却导致后来发生的一切。她身体不好，于是那些混蛋医生就让她不要生育，并且教给了她方法。我对这事十分反感，我极力反对这样做，可是她却轻率而又顽固地坚持这样做，我只好屈服。为我们过的那种猪狗似的生活辩护的最后的理由——生儿育女——不存在了，于是生活就变得更加令人作呕了。
“一个农民，一个干活的人是需要孩子的，虽然抚养一个孩子很吃力，但他还是需要孩子。因此他保持夫妻关系还有道理可言。可是我们这些人，已经有了孩子，也不需要再有孩子了，他们只会使我们多操一份心，多添一笔开销，多增加一个遗产继承人，他们不过是累赘。因此，保持这种猪狗似的的生活，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道理可言。要不就是我们故意不要孩子，要不就是把孩子看成一种不幸，看成一种疏忽所造成的后果，这就更加丑恶了。这是毫无道理可言的。但是我们在道德上已经如此堕落，我们甚至看不到有为自己辩解的必要。如今受过教育的人中的大多数都沉湎于这种淫乱的生活而丝毫不受到良心的谴责。
“有什么好谴责的呢，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已经根本没有良心了，除非是社会舆论和刑法的良心，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但是在这里两种良心都没有违背：丝毫也不需要对社会感到羞愧，大家都这么干，玛丽亚·巴夫洛芙娜如此，伊凡·扎哈雷奇也是如此。何苦生下一群叫花子或者剥夺自己参加社交生活的可能性呢？在刑法面前无须感到羞愧，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只有那些不成体统的大姑娘和大兵的老婆们才把婴儿扔到池塘里和井里。这种女人应当坐监牢，可是我们这里一切都做得又及时又干净。
“我们就这样又生活了两年。那些混蛋医生的方法显然开始奏效了，她的身体发胖了，人也变漂亮了，就像夏天最后开放的花朵。她感觉到了这一点，于是便开始着意打扮。她身上出现了一种挑逗性的美，令人心荡神移。她才三十岁，已不再生育，身体丰腴，正是最富有魅力的时候。她的模样使男人想入非非。每当她从男人中间走过，她就把他们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来。她就像一匹久不拉车、膘肥体壮的牝马，笼头又被卸掉了。哪有什么笼头呀，就像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的女人没有任何笼头一样。我感觉到了这一点，我觉得害怕。”
十九
突然，他站了起来，坐到紧挨着窗口的座位上。
“对不起，”他两眼凝视着窗外说道，然后就这样默默地坐了两三分钟。接着，他长叹了一声，又坐到我的对面。他的脸完全变了样，目光凄楚，他的嘴唇微微翘起，露出一种奇怪的、近乎微笑的神情。“我有点累了，但我要讲下去。时间还很多，还没天亮，是的。”他点起了一支烟，又开始说道，“自从她停止生育以后，她的体态变得丰满了，她的病——为了孩子的无休止的痛苦——也开始逐渐好转。不仅是逐渐好转，而且她仿佛从醉酒中清醒过来，醒过来以后看到了那充满欢乐的、她曾一度忘记了的大千世界。但是她过去不善于在这个世界中生活，她也根本不了解它。‘可别虚度光阴！流光易逝，时不再来！’在我的想象中她就是这么想的，或者不如说，她是这么感觉的，而且她也不可能有别的想法和别的感觉：因为她受的教育是，世界上只有一样东西值得关注——那就是爱情。她出嫁了，从这种爱情中得到了一点东西，但是这种东西不仅远不是别人曾许诺和她所期望的，而且还充满了失望和痛苦，接着又立刻来了一种她没有料到的磨难——孩子！这种磨难把她弄得筋疲力尽。幸亏那些热心帮忙的医生，她才懂得女人也可以不怀孩子。她高兴极了，尝试了一下那种方法，于是她又复活了，为了她所知道的唯一的东西——爱情。但是跟丈夫已经不可能有爱情了，因为丈夫已经被妒忌和形形色色的怨恨弄得对一切都厌烦了。她开始憧憬另一种纯洁而新鲜的爱情，至少我认为她是这样的。她开始左顾右盼，仿佛在期待什么似的。我看到了这种情形，不能不深感忧虑。常常发生这样的事：她大胆地（她总是借着与别人说话的机会把话说给我听）、半开玩笑地说，根本不顾她在一小时以前还说了完全相反的话，她说，母爱不过是一场骗局，当一个人还年轻，还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把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孩子们真是太不值得了。她照看孩子们变少了，也不像从前那样拼命了，她越来越多地关注起自己和自己的外表来了（虽然她极力掩饰这一点），关心自己的快乐，甚至关心自己的提高，她又入迷地练起了她早就荒废了的钢琴。于是一切便由此开始了。”
他又把疲惫的目光转向窗外，但看来他立刻就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便又接下去说道：
“于是那个人就出现了。”他犹豫起来，用鼻子发出一两声他特有的那种声音。
我注意到，提起那个人，回忆起他，谈到他，都使他十分痛苦。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仿佛冲破了阻拦他的障碍，又毅然地继续说道：
“在我的眼里，照我的评价，他是一个非常坏的人。倒不是因为他对我的生活发生了多么大的影响，而是因为他的确很坏。话又说回来，他的坏只是一个证明，证明我的妻子多么缺乏自制力。没有他也会有别的人，这事早晚会发生。”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是的，这是一个音乐家，一个小提琴手。他并不是一个职业音乐家，而是一个半职业的、客串型的小提琴手。
“他父亲是地主，是家父的邻居。他父亲家道败落以后，三个男孩都得到了安置，只有这个最小的被送到巴黎，交给他的教母抚养。他在那里被送进了音乐学院，因为他有音乐才能，毕业后他成了一名小提琴手，常常在音乐会上演奏。他为人……”显然，他想说一些关于他的坏话，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只是很快地说了一句：“哦，至于他过去是怎样生活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只知道，那一年他回到了俄国，并且来看望了我。
“他有一双水汪汪的桃仁般的眼睛，红红的带笑的嘴唇，抹了发蜡的小胡子，最新、最时髦的发式，一张俗气而又漂亮的脸，他就是女人们称之为‘并不难看’的那种人。他的体格单薄，可是并不丑，他的臀部很发达，像女人，或者像戈吞托特人[16]。据说，戈吞托特人的臀部很发达，也都有音乐天赋。他喜欢对人故作亲热，但他又很敏感，别人稍有抵触，他就立刻止住。他总是保持着外表的尊严，他穿一双有纽扣的皮鞋，系一条颜色鲜艳的领带，穿戴一些外国人在巴黎都能学会穿戴的东西——这一切都带有一种别致的巴黎气派。这些东西由于其别致和新颖，对女人一向都有影响。在他的言谈举止中有一种做作的、表面的风趣。您知道，他还有一种习惯，无论说什么都用暗示的方法，只说半句话，仿佛说：‘这一切您都是知道的，也是记得的，您自己去补充吧。’
“于是他和他的音乐就成了一切的祸根。要知道，在法庭上这个案子却被说成都是由妒忌引起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或者说，不是‘完全不是那么回事’，而是似是而非。法庭是这么裁定的：我是一个被欺骗了的丈夫，我为了捍卫自己被玷污了的名誉（要知道，他们就是这么说的）才杀人的，因此我被无罪释放。我在法庭上极力想把这个案子的意义说清楚，可是他们却把它理解成我想为我的妻子恢复名誉。
“她和那个音乐家的关系，不管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对于我毫无意义，对于她也是一样。对于我有意义的是刚才我告诉您的，也就是我的猪狗似的生活。发生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两人之间存在着那个可怕的深渊，刚才我已经对您谈到过这一点，我们之间的相互仇恨已经紧张到了可怕的程度，任何一个理由都足以导致危机。我们之间的争吵在最后那个阶段正在变成一种可怕的东西，它与那同样强烈的兽欲交替出现，就变得更加可怕。
“如果出现的不是他，就会出现别的人。如果不是以妒忌作借口，就会有别的东西作借口。我坚持认为，一切像我这样生活的丈夫，要不是纵欲无度，就是分居；要不就干脆自杀，或者像我那样杀死自己的妻子。如果有谁没有发生这样的事，那就是极其罕见的例外。要知道，我在用那种方法结束这种状况以前，曾有好几次差点自杀，她也服过好几次毒。”
二十
“是啊，在那件事发生以前不久，情况就是这样。
“我们仿佛处在停战状态中，并且没有任何理由要破坏它。突然，在一次闲谈中，我谈到有那么一条狗在展览会上获得了奖牌。她说：‘不是获得奖牌，而是得到好评。’于是争论就开始了。我们开始互相指摘，从一件事说到另一件事：‘哼，这事早就老掉牙了，一向都是这样的：你说……’‘不，我没有说过。’‘那么，是我瞎说喽！……’我感到那种可怕的争吵马上就要爆发，我恨不得自杀或者把她杀死。我知道争吵立刻就会爆发，我也害怕争吵，就像害怕火一样，因此我想忍下这口气算了，可是怒火却攫住了我的全身。她也处在同样的状况下，也许还更糟。她故意歪曲我的每一句话，给它添加上原来没有的意思。她的每一句话都浸透了毒汁，只要她知道我哪儿最疼，她就对准这个地方刺我。话越说越多。我大喝一声：‘住嘴！’或者这一类的话。她猛地冲出房间，朝育儿室跑去。我拼命想要拦住她，以便把话说完，证明我的道理，我抓住了她的胳膊。她就假装我把她抓疼了，大叫：‘孩子们，你们的爸爸打我啦！’我喝道：‘不许胡说！’‘你们看，这已经不是头一回啦！’她大声嚷着这一类的话。孩子们扑到她的身边去，她就安慰他们。我说：‘你别装假了！’她就说：‘对你来说，什么都是装假；哪怕你把人杀了，你也会说，他在装假。现在我看透了你。你就想这么干！’‘哼，你死了倒好！’我大声嚷道。我记得，这些可怕的话把我吓了一跳。我怎么也没有想到，我会说出这么可怕、粗暴的话来，这些话居然能从我的嘴里说出来，使我感到吃惊。我大声喊着这些可怕的话，向书房跑去，接着便坐下来抽烟。我听见她走进了前厅，准备出去。我问她上哪儿去，她不回答我。‘哼，让她见鬼去吧。’我对自己说，我回到书房，又躺下来抽烟。我脑子里生出了成千上万个计划：怎么报复她，怎么甩掉她，怎么挽救这一切，怎么才能做得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我想着这一切，一面不断地抽烟、抽烟、抽烟。我想干脆离开她，躲起来，跑到美国去。想到后来，我甚至幻想把她甩了，这该多好哇，再去跟另一个漂亮的、完全是新认识的女人相好。要甩掉她，除非她死了或者与她离婚，于是我开始设想，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我看到自己的头脑混乱了，想的都不是应该想的东西，为了不使自己看到我想的东西都不是我所应该想的，我就拼命抽烟。
“可是家里的生活还在照常进行。家庭女教师来问：‘Madame[17]在哪儿？什么时候回来？’仆人也来问要不要用茶。我走进餐厅，孩子们，特别是已经懂事的大女孩丽莎，都用询问的、仇视的目光瞧着我。我们默默地喝着茶。她一直没有回来。整个晚上都过去了，她还是没有回来，两种感情在我心里此起彼伏：一种是恨她，恨她老不回来，使我和所有的孩子都很痛苦，而结局无非是她终于回来了；另一种是害怕她不回来，做出什么伤害自己的事来。我本想去找她。但是到哪儿去找她呢？到她姐姐那儿吗？但是登门去找未免太愚蠢了。那就由她去吧；如果她想折磨别人，那就让她自己也受折磨好了。要不然，这倒称了她的心，下次她会闹得更凶。如果她不在她姐姐那儿，正在自寻短见或者已经自寻短见了，那该怎么办呢？……十一点、十二点、一点，我没有到卧室里去，一个人躺在房间里等她太愚蠢了，可是躺在这儿也不行。我想找点事做，写几封信，看点书，但是我做什么事都做不成。我独自坐在书房里，痛哭，恼怒，同时留神听着外面的动静。三点、四点，她还是没有回来。天快亮的时候，我睡着了。醒来一看，她仍然没有回来。
“家里的一切照旧进行，但是大家都感到困惑，大家都用疑问和责备的目光看着我，他们推测，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可是我同样也在进行着内心的斗争，一方面恨她用这种办法折磨我，一方面却又替她担心。
“十一点左右，她姐姐来了，是来替她当说客的。于是便开始了老一套的谈话：‘她的心情非常不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说到底，什么事也没有。’于是我就说她的性格真叫人受不了，我说，我根本没做什么伤害她的事。
“‘可是，总不能老是这样下去呀。’她姐姐说。
“‘一切取决于她，而不是取决于我。’我说，‘反正我决不走第一步，要离婚就离婚。’
“她姐姐毫无收获地走了。我跟她谈话的时候坚定地说，我决不走第一步，可是她一走，我出去看见孩子们那种可怜的、受到惊吓的样子，我就准备迈出第一步了。这时候我已经乐于这样做了，但是还不知道从何做起。我来回踱步，不断地抽烟，吃饭的时候还喝了点伏特加和葡萄酒，终于达到了我无意识中想要达到的境界：我已经看不到自己处境的愚蠢和卑劣了。
“三点左右，她回来了。她看到我的时候一句话也没有说。我还以为她屈服了，我就说我的火气是被她的横加指责惹出来的。可是她却脸上带着十分痛苦的表情冷冷地说，她不是来讲和的，而是来接孩子的，因为我们已经没法生活在一起了。我便说，错不在我，是她逼得我发火的。她板起面孔、郑重其事地望着我，然后说道：
“‘你别说了，你会后悔的。’
“我说我最受不了装腔作势，于是她嚷嚷了一句什么话，我没听清楚，她就跑进了自己的房间。她进去以后，只听见钥匙响了一下，她把房门锁上了。我推了推房门，她不理我。于是我就怒气冲冲地走开了。过了半个小时，丽莎流着眼泪跑了进来。
“‘怎么啦？出什么事了？’
“听不见妈妈的声音了。’
“我们跑去。我使劲拉门。门闩没有插牢，门被拉开了。我走近床前。她穿着裙子和高筒皮靴歪躺在床上，已经失去了知觉。床前的小桌子上有一只放鸦片的空瓶子。我们把她救醒了，接着是泪流满面，最后终于和解了。其实也不是和解，彼此之间旧的怨恨依然积留在心中，再加上这次争吵引起的痛苦，而且每人都把这痛苦全部归咎于对方。但是这一切总得收场呀，于是生活又照老样子过下去了。就这样吵来吵去，越吵越凶，接连不断，有时一星期一次，有时一个月一次，有时每天都吵，周而复始，没完没了。有一次，我甚至已经领了出国护照（争吵持续了两天），到后来又是虚假的解释，虚假的和解，于是我又留了下来。”
二十一
“那个人出现的时候，我们就处在这样的关系中。此人一到莫斯科（他姓特鲁哈切夫斯基），就来拜访我。这事发生在上午。我接待了他。过去我们曾一度以‘你’来互相称呼。他企图用一种含糊其辞的介于‘你’和‘您’之间的口吻来与我互相称呼，可是我却直截了当地定下调子，使用‘您’这个称呼，他也就立刻依从了。我第一眼看见他就很不喜欢他，但是说来也怪，仿佛命中注定有一种奇怪的力量使我没有把他拒之门外，没有请他走，而是相反，请他登堂入室。如果我只跟他冷冷地寒暄几句，也不介绍他跟我的妻子认识，便跟他分手，那事情就简单多了。但是事情偏偏不是这样，好像故意要给自己制造麻烦似的，我谈起了他的演奏。我说，人家告诉我，他已经不拉小提琴了。他说，恰恰相反，他现在拉得比从前要多。他又想起我从前也爱弹弹钢琴。我说，我早就不弹了，倒是我的妻子钢琴弹得很好。
“说来也怪！在我与他相见的第一天和第一个小时，我与他之间的关系就好像只有在那件事发生以后才可能有的那种样子。我与他的关系似乎有点紧张：我注意他或我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措辞，并认为它们很重要。
“我把他介绍给我妻子，于是我们就谈起了音乐，他表示愿意陪她弹琴。那段时候，我妻子显得娴雅动人，富有诱惑力，漂亮得使人神魂颠倒。看来，她从看到他的第一眼起就喜欢上他了。此外，她也很高兴，因为她喜欢有人用小提琴与她一同演奏，这样弹琴就更有意思，为此她还特意从剧院里雇来一位小提琴师，她的脸上也表现出了这种高兴。但是她一看我的脸色，立刻懂得了我的心情，于是便改变了脸上的表情，接着，那种互相欺骗的游戏就开始了。我愉快地笑着，装作我很高兴似的。他就像任何一个看着漂亮女人的色鬼那样看着我的妻子，装作他感兴趣的只是我们所谈的话题，其实，他对此已经毫无兴趣。她极力装作兴趣不大的样子，可是我那假装在微笑、但实际上充满妒忌的表情（这是她所熟悉的），以及他那色眯眯的眼神，显然使她感到激动。我看到，从他们第一次见面开始，她的眼神就焕发出一种特别的光彩，而且，大概是由于我的醋意吧，我看到，他俩之间好像通了电似的，总是出现相同的表情、眼神和微笑。她脸红，他也脸红；她微笑，他也微笑。我们谈了一阵子音乐、巴黎和各种各样的琐事。他站起身来告辞，满脸微笑，一只手拿着礼帽贴在他那微微抖动的大腿上，一会儿瞧瞧她，一会儿瞧瞧我，仿佛在等待着我们下面将怎样办似的。我之所以对这一刻牢记不忘，就是因为在这一刻我完全可以不再邀请他，那就什么事也没了。但是我看了他一眼，又看了她一眼，‘你别以为我会吃醋，’我在心中对她说。‘你别以为我怕你。’我在心中又对他说。接着我便邀请他晚上无论如何把小提琴带来，陪我的妻子一起弹琴。她吃惊地瞧了我一眼，顿时满脸通红，接着便仿佛害怕似的开始拒绝，说什么她的琴弹得还不够好。她的这个拒绝使我更加恼怒，因此我就更加坚持我的邀请。我还记得，当他像小鸟似的迈着跳跃式的步子往外走去，我望着他的后脑勺，望着他那朝两边分梳的黑头发衬托着的白脖子时的那种奇怪的感情。我不能不向自己承认，这个人的到来使我感到痛苦。‘一切都取决于我，’我想，‘就这么办：从此永远不再见他。’但是，这么办不就等于承认我怕他吗？不，我才不怕他呢！这样做太丢人了，我对自己说。我知道妻子听得见我说话，于是我就在前厅里坚持请他今晚带着小提琴到我家来。他答应了我的请求，便告辞了。
“晚上，他果然带着小提琴来了，于是他们就在一起演奏。但是到底演奏什么却好久没有商量妥，因为他们需要的乐谱偏偏没有，而手边有的那些乐谱，我的妻子没做准备又弹不好。我非常喜欢音乐，赞成他们在一起弹奏，我给他又是支乐谱架，又是翻乐谱。他俩弹奏了一些曲子，几支无词歌和莫扎特的一首小奏鸣曲。他的琴拉得好极了，他有一种高超的、人们称之为情调的东西，此外，他还有一种细腻、高雅的审美力，这与他的人品完全不相称。
“不用说，他比我的妻子高明得多，他帮助她，同时又彬彬有礼地夸奖她的弹奏。他的举止很得体。妻子也好像只对音乐感兴趣，表现得十分随便和自然。我虽然也装出一副对音乐感兴趣的样子，但整个晚上都不断地为妒忌所折磨。
“自从他的眼神与我的妻子相遇的第一分钟起，我就看到藏匿在他们两人身上的野兽，不顾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周围的环境，彼此在一问一答：‘可以吗？’‘哦，当然，完全可以。’我看到，他怎么也没料到会遇见我的妻子，一位如此迷人的莫斯科太太，这使他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毫不怀疑她是同意的。全部问题在于，只要这个讨厌的丈夫不妨碍他们就行。倘若我是一个正人君子，我也许不会懂得这一点。但是我也像大多数男人一样，在没有结婚之前也是这样来揣测女人的，因此我对于他心中在想什么看得一清二楚。我感到特别痛苦的是，我确凿无疑地看到，她对我除了经常的愤恨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感情，只是间或掺杂着习惯性的放纵肉欲而已。可是这个人却凭着他外表的优雅和新颖，而主要是凭着他那无疑是出色的音乐才能，凭着由于共同演奏而产生的接近，凭着音乐、特别是小提琴对于敏感的天性所产生的影响，不仅肯定会赢得她的欢心，而且还无疑会战胜她，征服她，随意摆布她，玩弄她，想把她变成什么样就把她变成什么样。我不可能不看到这一点，因此我觉得非常痛苦。但是尽管如此，或者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有一种力量却迫使我违背自己的意愿不仅对他彬彬有礼，而且还跟他很亲热。我这样做，是为了表示我不怕他，这是做给妻子看的呢，还是做给他看的？抑或是为了欺骗自己，做给我自己看的？这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我与他第一次交往开始，我就无法以一种普通的态度来对待他。为了不至于马上产生杀死他的念头，我就必须对他表示亲热。晚餐时我请他喝昂贵的葡萄酒，对他的演奏表示赞赏，带着特别亲热的微笑同他说话，并且请他下星期天来吃午饭，再同我妻子一起演奏。我说，我将邀请我的朋友，一些音乐爱好者，来听他拉琴。我们就这样结束了这次会面。”
波兹德内舍夫十分激动，他变换了一下他坐的姿势，又发出他特有的那种声音。
“说来也怪，这个人的出现对我产生了多么大的影响啊。”他又开始说道，分明作了很大的努力才使自己保持平静，“那次见面以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我在参观了一个展览会以后回家，一走进前厅，我就突然感到有一件沉重的东西像一块石头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搞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当我穿过前厅的时候，我发现了什么使我联想起他的东西。直到我走进书房，我才弄清楚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确认这一点，我又回到前厅。是的，我没有弄错，这是他的大衣。您知道，这是一件时髦的大衣。（尽管我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我却会以不平常的注意力发现与他有关的一切。）我一问，他果真在这儿。我没有穿过客厅，而是穿过学习室向大厅走去。大女儿丽莎正在读书，保姆和小女儿坐在桌旁正在转一个什么盖子。大厅的门关着，我听见里面传出了不快不慢的arpeggio[18]，以及他们两人说话的声音。我仔细听，但是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显然，这些钢琴声是故意用来掩盖他们的说话声的，也许还有接吻声。我的上帝！我的心中升起了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啊！现在，我一想到隐藏在我心中的那股兽性，就不寒而栗。心突然紧缩起来，停止了跳动，然后又像打鼓似的猛烈地跳动起来。在任何恼怒中，一向有一种主要的感情，这就是自我怜悯。‘居然当着孩子的面，当着保姆的面！’我想。也许我的样子很可怕，因为丽莎用奇怪的眼光看着我。‘我该怎么办呢？’我问自己，‘进去吗？我不能进去，天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来。’但我也不能走开。保姆用这样的眼光看着我，仿佛她理解我的处境似的。‘可是又不能不进去。’我对自己说。接着便迅速地推开了门。他坐在钢琴旁，正用他那向上弯曲的大而白皙的手指弹奏着arpeggio。她站在钢琴的拐角旁，俯身看着那本打开的乐谱。她第一个看到我或是听到我走进来的声音，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她是大吃一惊而又装作并不感到吃惊呢，还是她确实并不感到吃惊，我不清楚，反正她没有被吓一跳，也没有动弹，只是脸红了，而且也是后来才脸红的。
“‘你来了我真高兴，我们正决定不了星期天演奏什么呢。’她说，那声调是我们俩单独在一起说话时她从来没有用过的。这件事，以及她把自己与他称作‘我们’，使我感到恼怒。我只向他问了个好，没说任何话。
“他握了握我的手，接着便立刻微笑着（我觉得这微笑简直是嘲笑）向我解释，他带了一些准备星期天演奏用的乐谱来，但是到底演奏什么，他们俩的意见不一致：演奏难度较大的古典作品，即贝多芬的小提琴奏鸣曲呢，还是演奏一些小品？一切是如此自然和简单，简直无可怀疑，然而我还是坚信，这一切都是假的，是他们商量好了来欺骗我的。
“对于那些爱吃醋的人来说（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大家都是爱吃醋的人），最令人痛苦的事情之一就是上流社会的某种规矩，即男人和女人之间可以有最大限度的危险的接近。如果阻止男女之间在舞会上互相接近，或者不许医生接近自己的女病人，不许那些从事艺术、绘画，尤其是音乐的人互相接近，这必定会遭人嘲笑。人们在成双成对地从事最高尚的艺术音乐，这就需要有某种程度的接近，这种接近是无可非议的，只有那种粗鲁的、爱妒忌的丈夫才会从中看到什么不好的东西。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上流社会中的大部分通奸都是通过这样一些活动，尤其是通过音乐发生的。我脸上的表情很尴尬，我很久都说不出一句话来，我的尴尬显然也使他们尴尬起来。我就像一只翻倒的瓶子，因为水装得太满了，反而流不出来。我真想痛骂他一顿，把他赶出去，但是我感到，我必须仍旧对他客气而殷勤。于是我也就这么办了。我假装不管演奏什么我都赞成。当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情，他的在场越使我感到痛苦，这种感情就越迫使我更加亲热地对待他；正是由于这种奇怪的感情，我对他说，我相信他的审美力，并且劝她也应该相信。他又待了一段必要的时间，为了消除因我神色紧张地突然走进来而又一言不发所产生的不愉快的印象，然后便告辞了，并装出一副现在终于决定了明天演奏什么的样子。可是我完全相信，与他们所关心的事相比，演奏什么的问题对于他们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
“我特别恭敬地把他送到了前厅（对于一个前来破坏你全家的安宁、毁坏你全家幸福的人，怎能不送呢！），还特别亲切地握了握他那白皙而柔软的手。”
二十二
“我一整天都没跟她说话，我说不出来。她一走近我，就在我心里激起对她的恨，恨得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在吃午饭的时候，她当着孩子们的面问我什么时候动身。下星期我要到县里去参加一个会议[19]。我告诉了她什么时候动身。她问我路上还需要不需要什么东西。我什么也没说，默默地坐在桌边吃完了饭，又默默地走进了书房。最近一段时候她从来不到我的房间里来，尤其是在午后。我正躺在书房里生闷气。突然，我听见了一种熟悉的脚步声。我脑子里出现了一个可怕的、丑恶的想法：她就像乌利亚的妻子[20]，想掩盖她已经犯下的罪孽，因此在这个不合适的时候到我这里来。‘难道她是到我这里来吗？’我听着她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想道。如果她是来找我的，那就说明我想得对。于是我心里升起了对她的说不出的恨。脚步声越来越近了。难道她只是从这儿经过到大厅里去？不，门吱呀一声被推开了，门口出现了她那修长漂亮的身影，她的脸上和眼睛里有一种胆怯和讨好的神情，她想掩饰这种神情，但是我还是看见了，并且知道她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刚才我长时间地屏住呼吸，差点憋死。我一面望着她，一面抓起烟盒，点上了一支烟。
“‘这是怎么回事，人家到你这儿来坐一会儿，你倒抽起烟来了。’她说着便挨近我坐到长沙发上，靠在我身上。
“我挪开身子，以免碰着她。
“‘我看得出来，我要在星期天演奏，你是不满意的。’她说。
“‘我丝毫没有不满意。’我说。
“‘难道我看不出来吗？’
“‘哦，既然你看出来了，那就恭喜你了。除了你的所作所为像个娼妓以外，我什么也没看见……’
“‘如果你打算像马车夫似的骂街，我就走。’
“‘你走吧，不过你要明白，如果你不珍惜家庭的名誉，那我也不珍惜你（见你的鬼去吧），但我要珍惜家庭的名誉。’
“‘什么，什么？’
“‘滚，看在上帝的面上，快滚！’
“她假装没有听懂我说的话，或者她真的没有听懂，但是她觉得受了委屈，而且她生气了。她站起身来，但是并没有走开，而是停在房间中央。
“‘你这人的脾气简直坏透了，’她开口道，‘你这种性格就是天使也没法同你合得来。’像往常一样，她为了尽可能疼地刺伤我，便提到了我对待我妹妹的行为（是这么回事，有一次，我因为发怒，对我的妹妹说了许多无礼的话；她知道这件事使我很痛苦，就专刺我这个痛处）。‘自从发生了那件事以后，你的行为就不使我感到奇怪了。’她说。
“‘好哇，侮辱我，贬低我，糟蹋我，把罪责统统加到我头上。’我对自己说道，一种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对于她的可怕的愤怒突然攫住了我。
“我第一次想要在肉体上来表达这种愤怒。我跳起身来，向她逼近。但是在我跳起身来的那一瞬间，我记得，我意识到了自己的愤怒，我问自己，听任这种感情发作好吗？但我立刻又回答自己：这才好呢，这可以吓唬她一下。当时，我本来应该压住自己的怒火，可是我却促使自己的怒火上升，怒火在我心中越烧越旺，我反而觉得高兴。
“‘滚，要不我就打死你！’我走到她的身边，抓住她的胳膊，大声叫道。我说这话的时候，故意使自己的声音显得恶狠狠的。我的样子大概很可怕，因为她吓得甚至走不动了，只是说：
“‘瓦夏，你怎么啦，你到底怎么啦？’
“‘走开！’我更大声地咆哮起来，‘只有你才会把我逼疯。我可是不顾一切了！’
“我任凭自己的怒火发作，发火使我感到痛快，我真想做出点不同寻常的事，以示我的愤怒已经达到极点。我非常想打她，把她打死，但是这样做不行，因此，为了出气，我从桌上顺手抓起一个镇纸，又一次大叫：‘走开！’然后就把它摔到她身边的地板上。我瞄得很准，镇纸正好落在她的身边。这时，她才从房间里走出去，但是，走到门口又停了下来。于是我就立刻（趁她还看得见，因为我是故意做给她看的）从桌上拿起各种东西：蜡烛台呀、墨水瓶呀，把它们统统摔到地上，并继续大喊大叫：
“‘走开！滚！我可是不顾一切了！’
“她走了我立刻就不再叫喊了。
“过了一个小时，保姆来找我，她说我妻子的歇斯底里症又发作了。我去一看，她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全身发抖。她没有装假，真的病了。
“天快亮的时候，她安静了下来，于是在我们称之为爱情的那种感情的影响下，我们又和好了。
“早晨，当我们和好以后，我向她承认，我妒忌她跟特鲁哈切夫斯基的接近，她听了这话一点也不觉得尴尬，反而非常自然地笑了起来。据她说，她甚至觉得奇怪，她怎么可能被这种人迷住呢？
“‘一个正派的女人，除了音乐带来的快乐以外，对于这种人难道还能有什么别的念头吗？如果你不希望的话，我准备从此不再见他。甚至在这个星期天，尽管你已经请了所有的朋友。请你写封信给他，说我不舒服，事情就完了。只有一点有些讨厌，有人可能会想，他是一个危险人物。我的自尊心是不允许别人这样想的。’
“要知道，她并没有撒谎，她是相信她所说的话的；她希望用这些话来激起自己对他的蔑视，用对他的蔑视来保护自己不受他的侵犯，但是她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一切都跟她作对，特别是这个该死的音乐。一切就这么收场了，结果，星期天客人们来了，他们又在一起演奏了。”
二十三
“我想，说这话是多余的，我这人很爱虚荣：如果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一个人不爱虚荣，那活着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于是，星期天，我就兴致勃勃地安排起晚宴和音乐晚会来了。我亲自去选购晚宴要用的物品和邀请客人。
“六点以前，客人们到齐了，他也来了，身穿燕尾服，衬衣上装饰着俗不可耐的钻石纽扣。他的举止十分随便，对一切都匆匆地报以赞同和理解的微笑，您知道，他那种特别的表情似乎在说，您所做和所说的一切，正是他所期望的。他身上一切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我都发现了，我感到特别满意，因为这一切使我放心了，并且也表明，对于我的妻子来说，他的层次太低了，正如她所说的，她是决不会自轻自贱到这个地步的。我现在已经不允许自己再吃醋了。第一，我已经饱受妒忌之苦，应该休息一下；第二，我愿意相信并且确实相信妻子的保证。尽管我不再吃醋了，但是无论在吃饭的时候，还是在晚会的前半部分，当音乐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我见到他和她时还是很不自然。我依旧监视着他们俩的举动和目光。
“这顿晚宴也同其他的宴会一样，无聊而做作。音乐会开始得相当早。唉，那个晚会的一切细节我记得多么清楚啊！我记得他怎样把小提琴拿出来，打开琴盒，取下某太太给他绣的盖布，拿出了小提琴，开始调弦。我记得妻子怎样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看出，在这种表面上的若无其事下，她掩盖着很大的胆怯——主要是对自己的演技的胆怯——她装模作样地坐到钢琴旁，于是便开始了由钢琴弹出的通常的A音，小提琴的拨弦以及定音。然后我记得他们怎样互相看了一眼，接着又回头看了看已经就座的宾客，然后又互相说了一句什么话，便开始了演奏。他先拉了第一个和弦。他的面容变得庄重、严肃而又使人感动，他倾听着自己的琴声，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揉着琴弦，钢琴应和了上来。演奏便开始了……”
他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接连好几次发出他特有的那种怪声。他想继续说下去，但是他的鼻子里发出一声抽泣，又停了下来。
他们俩演奏的是贝多芬的《克洛采奏鸣曲》。您知道第一乐章的急板吗？您知道吗？！”他叫道，“唉！……这个奏鸣曲太可怕了，特别是这一部分。一般说来，音乐是一种可怕的东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不明白。音乐是什么？音乐起什么作用？它为什么能产生那种作用？据说，音乐会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胡说，这是谎言！它的确会起作用，起一种可怕的作用，我说的是对我自己，但它起的根本不是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的作用。它既不能使人的心灵变得高尚，也不能使人的心灵变得卑下，它只刺激人的心。我怎么对您说呢？音乐能迫使我忘掉自己，忘掉自己的真正处境，它能把我带进另一种不是我自己的处境中去：在音乐的影响下，我似乎觉得，我感觉到了，说实在的，我本来感觉不到的东西，懂得了我本来不懂的东西，能做到我本来做不到的事情。对此，我的看法是这样的：音乐对人的作用就像打哈欠和笑一样，本来我并不想睡，但是我看见别人打哈欠，自己也就打起哈欠来了；我并不觉得好笑，但是我听见别人笑，自己也就笑了。
“它，音乐，能一下子把我带进写音乐的人当时所处的心境之中。我的心和他的心融合了，并同他一起从一种心境转移到另一种心境，但是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不知道。就拿那个写《克洛采奏鸣曲》的人——贝多芬来说吧，他为什么处在这样的心境中，他肯定知道；这种心境使他采取某种行动，因此这种心境对他是有意义的，但对于我却毫无意义。因此，音乐只会不停地刺激人。例如，一奏起军队进行曲，士兵们就会跟着进行曲的拍子前进，音乐就达到了目的；奏起了舞曲，我就翩翩起舞，音乐也达到了目的；唱起了弥撒曲，我就领圣餐，音乐也达到了目的；否则就只有激动，而在这种激动之中应该做些什么，却不知道。正因为这个缘故，音乐是很可怕的，它的作用有时是十分吓人的。在中国，音乐是由国家管的事。本来就应该这样嘛。难道可以允许任何人任意地、单独地对一个人或许多人施行催眠术，然后对他们为所欲为吗？尤其是，如果这个实行催眠术的人是一个随便遇到的、没有道德的人，那就更不能允许了。
“否则的话，这种可怕的手段就会落到随便什么人的手里。例如，就拿这个《克洛采奏鸣曲》第一乐章的急板来说吧。难道可以在客厅里，在这群袒胸露臂的太太们中间演奏这段急板吗？演奏完了，鼓鼓掌，然后吃吃冰激凌，谈谈最近流传的谣言？这类作品只能在某种重要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场合演奏，而且只有在要求做出某种与这支乐曲相适应的重大行动的时候才能演奏。演奏完毕就应当去做这支乐曲激励你去做的事。否则，在不适当的地点和时间激起无处发泄的能量和感情，就不可能不产生破坏作用。至少这支乐曲对我所起的作用是可怕的；我觉得，仿佛有一种在此之前我所不知道的完全新的感情、新的可能性展现在我面前。仿佛有人在我心中对我说，我过去所想的东西和所过的生活都不对头，而应当像这样。我知道了的这个新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也说不清，但是意识到这个新的境界使我十分高兴。还是那样的一些人，其中包括我的妻子和他，但是现在看起来就与过去完全不同了。
“在这段急板之后，他们俩又演奏了一段绝妙的，但却是平常的、毫无新意的andante[21]，变奏部分也很俗气，至于终曲，那简直差劲极了。然后，他们又应客人的请求演奏了恩斯特[22]的《悲歌》和各种各样的小品。这一切都很好，但是这一切使我产生的印象还不及第一段急板使我产生的印象的百分之一。而且这一切都是在第一段急板使我产生的印象的背景上发生的。整个晚会我的心情都十分轻松愉快。我从来没有看见我的妻子像那天晚上那样。当她演奏的时候，那神采飞扬的眼睛，那严峻的、意味深长的表情，当他们演奏完毕以后，那种如释重负的神情，那种无力的、楚楚可怜的、幸福的微笑。这一切我都看见了，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有任何其他意义，她无非是感受到了我所感受到的那同一种东西罢了，无非是一种新的、从未体验过的感情仿佛被唤醒了似的，同时展现在她和我的面前罢了。晚会圆满结束以后，大家也就各自回家去了。
“特鲁哈切夫斯基知道我过两天要出门，因此在告辞的时候说，希望他下次来的时候能重复今晚的愉快。从这个建议里我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认为我不在家的时候，他是不应该到我家里来的，这使我觉得很高兴。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在他离开莫斯科以前我是不会回来的，所以我跟他不会再见面了。
“我第一次以一种真正愉快的心情握了握他的手，感谢他给予我的快乐。他也和我的妻子告了别，我觉得他们的告别也是十分自然和得体的，一切都很好。我们夫妻俩对这次晚会都很满意。”
二十四
“两天以后，我在最好、最平静的心情中告别了妻子，到县里去了。在县城里，我一直陷在各种各样的事务里，这是一种完全特殊的生活和完全特殊的小天地。头两天我每天办公十个小时。第二天，在我办公的时候，有人给我带来一封妻子的信，我立刻读了这封信。她谈到孩子，谈到叔叔，谈到保姆，谈到买东西，接着又像谈一件最平常的事情似的顺便谈到特鲁哈切夫斯基的来访，他带来了他答应带来的乐谱，他还答应再来拉一次琴，但是她谢绝了。我不记得他答应过要带乐谱来，我觉得他告辞的时候表示过暂时不再来了，因此这使我感到很不愉快。但是我是如此之忙，简直没有时间去想这件事，直到晚上，我回到寓所以后，才把这封信重读了几遍。除了特鲁哈切夫斯基趁我不在家的时候又来过一趟以外，我觉得这封信的整个调子也都是不自然的。于是妒忌这头疯狂的野兽又在它的巢穴里咆哮起来，而且想要冲出去，但是我害怕这头野兽，就赶紧把它锁了起来。‘这种妒忌是多么卑劣的感情啊！’我对自己说，‘还有什么比她写的更自然的呢？’
“于是我躺到床上，开始想明天要办的事。出外旅行，在一个新的地方，我通常很久都睡不着，可是这次我却很快就睡着了。您知道，常有这种情况，你会像触电似的突然惊醒。我就是这样醒过来的，而且一醒过来就想到了她，想到我对她的肉欲的爱，同时又想到特鲁哈切夫斯基，想到她与他之间也许什么都干过了。恐惧和恼恨攫住了我的心。但是我又开始劝解自己。‘真是荒唐，’我对自己说，‘毫无根据，什么事也没有，现在没有，过去也没有。我怎么能设想出这种可怕的事来，这不贬低了她，也贬低了我自己吗？一个类似以卖艺为生的拉小提琴的，一个出名的软绵绵的人，而突然之间，一位可敬的女人，一位受人尊敬的一家之母，我的妻子，却……多么荒谬啊！’我一方面这样想。‘这又怎么不可能呢？’另一方面我又这样想。那件最简单明白的事又怎么不可能发生呢？我就是为了这事才同她结婚的，我也是为了这事与她共同生活的，我需要在她身上得到的唯一的东西就是这个，因此其他的人以及这位音乐家想要从她身上得到的也必定是这个。他是一个未婚的男子，身体健康（我记得他在吃肉饼的时候怎样把脆骨嚼得咯嗒咯嗒地响，以及他怎样用他那鲜红的嘴唇贪婪地含住酒杯），肥肥胖胖，他不仅放荡，而且看来还是以‘及时行乐’作为信条的。此外他们之间还有音乐上的联系，一种最细致入微的情欲的联系。什么东西能阻挡他呢？什么也没有。相反，一切都在引诱他。而她呢？她又是什么人呢？她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谜。我不了解她。我只知道她是一个动物，而动物是任何东西也阻挡不了的，而且也不应该去阻挡它。
“直到现在我才想起了那天晚上他们俩的面容，他们俩在演奏完《克洛采奏鸣曲》后又演奏了一支热情奔放的小品，我不记得是谁的作品了，一支肉感到了下流猥亵的地步的短曲。‘我怎么能离家外出呢？’我对自己说，一面回想着他们的面容，‘他们两人之间的一切都是在那天晚上完成的，这难道还不清楚吗？那天晚上，他们两人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障碍，但是他们俩，尤其是她，在发生了这一切以后，却感到了某种羞耻，这难道还看不出来吗？’我记得，当我走到钢琴旁边去的时候，她怎样擦着汗，脸上变得绯红，露出淡淡的、楚楚可怜的、幸福的微笑。他们俩当时已经避免互相对视了，只在晚宴上，他给她倒一杯水的时候，他们才互相看了一眼，微微一笑。我怀着恐惧回想起这个被我看见的他们俩之间的相互一瞥以及那隐约可辨的微微一笑。‘是的，一切都完了。’一个声音对我说，可是另一个声音又立刻说了完全相反的话。‘你大概犯毛病了，这是不可能的。’这另一个声音对我说道。我在黑暗中躺着，感到害怕，我划着了火柴，不知为什么，我觉得睡在这个糊着黄色壁纸的小房间里很可怕。我点着了一支烟，像平常一样，每当我在无法解决的矛盾中绕圈子的时候，我就抽烟，于是我就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以便麻醉自己，使自己看不见这些矛盾。
“我整夜没有睡着，到五点钟我做出了决定，我不能再处于这种紧张状态之中了，必须立刻动身，于是我就起床叫醒了侍候我的守门人，吩咐他套马。我叫人送了一张便条给会议，说我有急事回莫斯科去了，请安排一位委员代行我的职务。早上八点，我便坐上四轮马车出发了。”
二十五
列车员走了进来，他发现我们的蜡烛已经快点完，便把蜡烛吹灭了，也没有换上一支新的。窗外，天已经开始亮了。当列车员还待在我们这节车厢里的时候，波兹德内舍夫一直长叹着，一言不发。可是列车员一出去，他就继续讲起他的故事来，在半明半暗的车厢里只听见火车前进时车窗玻璃的震动声和那个伙计均匀的打鼾声。在朦胧的晨曦中，我完全看不清他的脸。只听得见他那越来越激动、越来越痛苦的说话声。
“路上得坐马车走三十五俄里，再坐八个小时的火车。坐着马车赶路，真是美极了。深秋时节，太阳非常明亮。您知道吗，这个时节，马蹄铁的钉子会在油亮亮的道路上留下一串串痕迹。道路平整，阳光灿烂，空气清新。坐着四轮马车一路奔驰，真是畅快极了。当天色大亮时，我已经在路上了。我觉得轻松了些。望着马匹、田野和行人，我简直忘了我要到哪儿去。有时我觉得我不过是乘兴出游罢了，并没有什么事情要求我回去，这类事情完全没有。能这样忘怀一切，我觉得特别愉快。当我想起我要到哪儿去的时候，我对自己说：‘到时候再说吧，现在别去想它。’再加上半路上出了点事，使我在路上耽搁了，也分了我的心：四轮马车坏了，必须修理。这次损坏具有重大的影响，它使我不能像原先估计的那样在五点钟到达莫斯科，而是在半夜十二点才到达莫斯科，靠近一点时才回到家里。因为我没能坐上快车，只好坐慢车。重新找马车啦，修理啦，付钱啦，在旅店里喝茶啦，跟掌柜的聊天啦——这一切使我的心思更加分散了。直到暮色降临时一切才准备好了，我又重新上路。夜里坐车比白天还要好。一钩新月，微微有点寒意，马好，路更好，车夫也和气，我乘车向前，感到心旷神怡，几乎完全忘了等待着我的那件事，或者正因为我知道等待着我的是什么，我才尽情享受，准备与生活的欢乐告别。但是我的这种平静的心绪，压制自己感情冲动的能力，随着乘坐马车的行程的结束也就结束了。我一走进火车车厢，就开始进入了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状态。坐在火车上的这八个小时旅程，对于我简直太可怕了，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是因为我坐进车厢以后，自己就觉得仿佛已经到了家呢，还是因为铁路对于人有一种刺激作用，我不知道，反正我一坐进车厢以后，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想象了，它开始一刻不停地、栩栩如生地向我描绘激起我的妒忌心的那一幅幅画面，而且一幅比一幅下流，都是关于我不在家时家里发生的事情，以及她怎样对我不忠实的情景。我注视着这些画面，我被愤恨、恼怒以及因为自己被人侮辱而感到的一种特别狂热的感情煎熬着。我摆脱不了它们。我不能不看它们，我抹不掉它们，也不能不一再想象到它们。而且，我越是注视着这些想象出来的画面，就越是相信它们的真实性。这些画面的逼真似乎在证明我想象出来的东西都是确有其事的。有一个魔鬼，仿佛故意与我作对似的，使我产生了一些最可怕的想法。我想起了很久以前跟特鲁哈切夫斯基的哥哥的一次谈话。我把这次谈话同特鲁哈切夫斯基和我的妻子联系起来，我带着一种狂喜的心情用这次谈话来把我的心撕碎。
“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但是我还是记起了这件事。我记得，有一次，有人问特鲁哈切夫斯基的哥哥，他是不是常去逛妓院，他说既然一个规规矩矩的男人总是能够找到一个规规矩矩的女人，他是不会到那种地方去的，因为在那种地方很可能染上脏病，而且那种地方又脏又恶心。于是，他的弟弟，就找到了我的妻子。‘不错，她已经不是一个妙龄少女了，旁边还缺了一颗牙，也稍许肥胖了些。’我替他想道。‘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有什么就将就一点享受什么啊。’‘是啊，他找她做自己的情妇，还是对她的俯就呢。’我对自己说。‘而且她是没有任何危险的。’‘不，这是不可能的！我在瞎想些什么呀！’我怀着恐惧对自己说。‘这样的事情是没有的，没有的。甚至没有任何根据去假定这样的事情会发生。她不是对我说过，连想到我可能吃他的醋都是对她的侮辱吗？不过，她是在撒谎，一直都在撒谎！’我叫道。于是一切又重新开始……我坐的这节车厢里只有两个旅客，一对老年夫妻，他们俩都不爱说话，而且还在一个车站下了车，于是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就像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一会儿跳起来走到窗口，一会儿又踉踉跄跄地在车厢里走来走去，想极力催促火车走快些。但是火车仍旧慢吞吞地走着，就像我们这列火车一样，所有的座位和玻璃窗都在颤动……”
波兹德内舍夫站起身来，走了几步，然后又坐了下来。
“哦，我真怕，真怕坐火车，一想到坐火车我就不寒而栗。是的，太可怕了！”他继续说道，“我对自己说：‘想点别的事吧。嗯，比如说，想想我喝过茶的那家旅店的老板吧。’于是我的眼前立刻就浮现出那位留着一把大胡子的旅店老板和他的孙子——一个和我的瓦夏一样大的男孩。我的可怜的瓦夏呀！他一定看到那个音乐家怎样吻他的母亲了。他那可怜的心里将怎样想呢？她不会在乎的！她爱他……于是那些想法又在我的心中升起。不，不……那么，我就来想想关于视察医院的事吧。是的，想想昨天那个病人怎么控告医生的事。那个医生也蓄着两撇小胡子，就跟特鲁哈切夫斯基一样，他多么无耻……他们俩欺骗了我，说什么他要离开莫斯科。于是一切又重新开始，我所想的一切都与他有关，我痛苦极了。我的主要痛苦在于我不了解真实情况，疑神疑鬼，充满矛盾，不知道应该爱她呢，还是应该恨她。我的痛苦如此强烈，我记得，我当时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一个我十分喜欢的想法：干脆走到铁路上卧轨自杀算了。那样至少可以不再犹豫和疑神疑鬼了。只有一个东西妨碍我去这样做，那就是我对自己的怜悯，紧随着这种怜悯又立刻激起我对她的恨。而对于他则抱着一种奇怪的感情，一方面是恨！另一方面是意识到自己的屈辱和他的胜利。但是对她，我只有可怕的恨！‘决不能自寻短见而让她活着；应当让她也多少吃点苦头，至少也得让她明白我所受的痛苦。’我对自己说。为了使自己少一些胡思乱想，每到一站我都下车。在一个车站上，我看见小店铺里有人在喝酒，于是我也立刻进去喝了一杯伏特加。有一个犹太人站在我身边，他也在喝酒。他正在讲什么讲得很起劲，我不想一个人待在自己的车厢里，就跟着他一起走进了肮脏的三等车厢，那里烟雾弥漫，到处是瓜子壳儿。我挨着他坐下，他唠叨了许多话，还讲了一些奇闻逸事。我听着他说话，但是不明白他在说什么，因为我还在继续想着自己的心事。他发现了这一点，就开始要求我注意听他讲。这时，我就站起身来，又回到了自己的车厢。‘应当好好考虑考虑，’我对自己说，‘我想的那些东西到底对不对，我感到痛苦有没有根据。’我坐下来，想心平气和地考虑一下，但是我没能心平气和地思考，相反，却是立刻又开始想原先想的那些东西：代替思考的是一幅幅图画和一幕幕戏。‘我曾多少次这样痛苦过，’我对自己说（我想起了过去的这类因吃醋而引起的大吵大闹），‘结果都是没有根据，不了了之。这次大概也是这样，也许，甚至肯定是这样。我将发现她正在安静地睡觉。她醒来后看到我，一定很高兴，而我根据她的言谈和神色将会感觉到什么事情也没有，一切都是无稽之谈。哦，那该多好啊！’‘但是不，这种情况发生得太多了，这回就不是这样了。’
“一个声音对我说道，于是一切又重新开始。是啊，精神上的无比痛苦也就在这里！为了使一个年轻人不再好色，我不用带他到花柳病院去，只消让他钻进我的内心去看看就行了，让他看看那些魔鬼在怎样撕裂我的心！要知道，这是很可怕的，我居然认为自己对她的肉体拥有无可置疑的、完全的权力，就好像这是我的肉体似的，与此同时，我又感到我控制不住这个肉体，这个肉体不是我的，她可以任意处置它，而且她并不想按照我所希望的那样来处置它。但我却既奈何她不得，也拿她毫无办法。他将像管家万卡[23]那样在被绞死前唱起一支小曲，说他如何吻了她那甜甜的小嘴唇儿，等等。得胜的还是他。而对于她，我就更加无可奈何了。如果她没有做，但是想做，而我也知道她想做，那就更糟：宁可她做了，让我知道，而不要这样整天疑神疑鬼。我说不清我到底想要什么。我只要她不要想去做她必然会想去做的那种事。这简直是完完全全的疯了！”
二十六
“在到达终点的前一站，列车员进来收了票，我也收拾起自己的东西，走到刹车平台上，由于想到离家已经很近，这事即将分晓，我更加激动了。我觉得冷，牙齿在打战，下巴也哆嗦起来。我随着人群机械地走出车站，雇了一辆马车，便坐车回家去了。我坐在车上，一路上望见稀稀落落的行人和守门人。路灯杆和我的马车的影子一会儿在前面，一会儿在后面，我什么也不想。走了大约半俄里，我觉得冷，于是我想起我曾在车厢里脱下了毛袜，把它放进了提包。提包在哪儿呢？在这儿吗？在这儿。那么柳条箱在哪儿呢？我想起我把行李完全忘了，但是我又想起了行李票，我把它掏了出来，我决定不转回去拿行李了，不值得，于是我就乘着马车继续向前。
“尽管我现在极力回想，可是却怎么也想不起我当时的心情。我那时在想什么？我想要干什么？一点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我当时意识到我的生活中一件非常可怕、非常重大的事就要发生了。这件重大的事是由于我这么想才发生的呢，还是因为我预感到要发生才发生的呢？我不知道。也可能是在那件事发生以后，我在此以前的所有经历都在我的记忆中被冲淡了。我的马车到了我家的台阶前，已经十二点多了。还有几辆出租马车停在我家的台阶旁等候着顾客，因为他们看到窗户里还有灯光（还亮着灯的是我的寓所的大厅和客厅的窗户）。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晚了我家的窗户还有灯光，我就怀着等待发生什么可怕的事情的心情走上了台阶，拉了门铃。一个善良、卖力，但很愚蠢的听差叶戈尔出来开了门。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前厅里的衣帽架上，在其他的衣服旁边，挂着他的一件外套。我本来应该感到惊奇，但是我并没有感到惊奇，好像我就在等着这个似的。‘果然不出所料。’我对自己说。我问叶戈尔谁在这儿，他告诉我是特鲁哈切夫斯基，我又问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人。他说：
“‘没有了，老爷。’
“我记得，他回答我这话时的口气似乎是想让我高兴一下，让我消除疑虑，别以为还有什么别的人在这儿。‘没有了，老爷。是的，是的。’我仿佛对自己说。
“‘孩子们呢？’
“‘谢谢上帝，都很健康。早睡了，老爷。’
“我连气都喘不过来了，也止不住下巴颏的哆嗦。‘是的，由此可见，并不像我想的那样：我过去以为将要发生不幸，结果却平安无事，一切照常。这次可不会照常了，你瞧，这一切都是我曾经想象过的，我还以为只不过是想象罢了，可现在，你瞧，一切都是真实的。这就是一切……’
“我差点失声痛哭，但立刻就有一个魔鬼悄悄地对我说：‘你哭吧，伤感吧，他们就会镇静地分开，罪证就没有了，这样，你就会一辈子疑神疑鬼，受尽折磨了。’于是那种为自己伤感的心情立刻消失了，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感情——说来您也不信——一种快感，这回我的痛苦可以结束了，这回我可以惩罚她、甩掉她、痛快地出一出我的这口气了。于是我就痛快地出了这口气——变成了一头野兽，一头又凶恶又狡猾的野兽。
“‘别进去，别进去，’我对叶戈尔说，他想走进客厅，‘你这就去办一件事，马上去雇一辆马车。这是行李票，去把行李取回来。去吧。’
“他要经过走廊去取自己的大衣。我担心他会惊动他们，于是一直把他送到他的小屋，并且等他把衣服穿好。从客厅里（中间还隔着另一个房间）传来了说话声、刀叉和碗碟声。他们在吃东西，没有听到门铃的声音。‘只要他们现在不出来就行。’我想。叶戈尔穿上他的那件阿斯特拉罕[24]出的羊皮大衣，出去了。我放他出去以后就锁上了门，当我意识到现在只剩下我一个人，而且我必须立刻采取行动的时候，我却感到恐惧了。怎么行动我还不知道。我只知道现在一切都完了，关于她是否无辜的一切怀疑都已不可能存在了，我要立刻惩罚她，与她一刀两断。
“从前我还有点犹豫，我曾对自己说：‘也许这不是真的，也许是我弄错了。’现在这种怀疑已经不存在了。一切都已无可挽回地决定了。偷偷地瞒着我，深更半夜一个人跟他在一起！这简直太肆无忌惮了。或者还更糟糕：在犯罪中常常故意表现出一种大胆和放肆，以便这种放肆能够表明他们的清白。一切都清清楚楚，毫无疑问。我担心的只有一点：千万别让他们跑了，别让他们又编出一套新的谎话，使我缺乏明显的罪证，无法惩罚他们。为了能尽快地逮住他们，我便蹑手蹑脚地向大厅——他们正坐在那儿——走去，不是穿过客厅，而是穿过走廊和育儿室。
“在第一间育儿室里，男孩子们都已经睡了。在第二间育儿室里，保姆动弹了一下，像要醒过来的样子，我想象她知道了一切以后会怎么想，想到这一点，对自己的怜悯又攫住了我，我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为了不把孩子们吵醒，我赶紧蹑手蹑脚地跑进走廊，然后走进自己的房间，躺倒在沙发上，失声痛哭起来。
“‘我是一个正派的人，我也是父母所生，我一辈子都在幻想家庭生活的幸福，我是一个男子汉，从来没有对她不忠实过……可是你瞧！她已经有五个孩子了，却把一个什么音乐家搂在怀里，就因为他的嘴唇红艳！不，她不是人！她是一条母狗，一条下贱的母狗！就紧靠着孩子们的房间，还假装说什么一辈子都在爱他们。还给我写那封信！居然会这么无耻地吊住别人的脖子！我又知道些什么呢？也许，她一向就是这样。也许她早就跟仆人们私通，生下一大堆孩子，还说这些孩子是我的。如果我明天回来，她就会梳妆打扮，婀娜多姿，以一种慵懒而优雅的动作（我仿佛看到了她那又妩媚又可恨的整个面孔）来迎接我，于是这头妒忌的野兽就会永远盘踞在我心中，撕裂着我的心。保姆会怎么想呢？还有叶戈尔呢？还有我那可怜的小丽莎！她已经有点懂事了。居然这般无耻！居然这般虚伪！其实，她的这种兽欲我是一清二楚的。’我对自己说。
“我想站起身来，但是站不起来。心跳得那么厉害，使我无法站稳脚跟。是的，我会中风而死的。她会把我气死，她想要的就是这个。怎么办，就让她把我气死吗？不，这样她就太称心如意了，我决不能让她这样称心如意。是的，我坐在这儿痛苦，他们却在那儿边吃边笑，而且……是的，尽管她已经不是一个妙龄少女了，可是他并不嫌弃她：她毕竟长得还不难看，更主要的是，至少她对他那宝贵的健康是没有危险的。‘那天我为什么不掐死她呢？’我对自己说，我想起了一星期以前我把她推出书房，然后砸东西的情景。我清楚地回想起了我当时的心境。不仅回想起了、而且感觉到了当时我的那种要打人、要毁坏一切的愿望。我记得，我那时多么想采取行动啊，于是一切考虑，除了采取行动所必需的考虑以外，都从我的头脑里被甩开了。我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就像一头野兽或一个人在危险时刻保持着全身的紧张，这个人会行动准确，从容不迫，但是又不浪费一分钟，直奔那唯一的、确定的目标。”
二十七
“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脱掉靴子，只穿着袜子走到沙发跟前，沙发上方的墙壁上挂着我的枪和匕首，我取下一把弯形的、一次也没有用过的、非常锋利的大马士革匕首。我把匕首从刀鞘里抽出来。我记得，刀鞘掉到沙发后面去了，我还记得，我自言自语道：‘以后得把它找出来，免得丢了。’然后我脱掉了一直没脱的大衣，只穿着袜子就轻手轻脚地朝那边走去。
“我悄悄地走过去，猛地把门打开。我现在还记得他们脸上的表情。我之所以记得那个表情，是因为那种表情给了我一种使人感到痛心的快乐。这是一种恐惧的表情，我要的就是这个。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们突然看见我的那一瞬间脸上显露出来的绝望和恐惧的表情。他好像坐在桌子旁边，但是他一看到我或是一听到我的声音以后，就立刻站起身来，背靠着橱，站着不动。他脸上只有恐惧的表情，那是确凿无疑的。她脸上也是一样的恐惧的表情，不过同时还有一点别的什么。如果她的表情只有一种，也许就不会发生后来发生的那件事了。但是在她的面部表情中还有——至少在最初的一瞬间我是这么觉得的——一种伤心和不满，好像别人破坏了她的爱的缠绵，破坏了她跟他在一起的幸福似的。那会儿她似乎什么也不需要，只要别人不来妨碍她眼下的幸福就行。两个人的两种表情只在脸上停留了一刹那。他脸上的恐惧表情立刻就换成了一种疑问的表情：可不可以扯个谎呢？如果可以，那就应该开始了。如果不可以，那就应该另做打算。但是打算什么呢？他探询地看了她一眼。她也看了他一眼，她脸上的懊恼与伤心的表情就换成了一种（依我看来）对他表示关切的神情。
“我在门口站立了片刻，握着匕首的手藏在身后。在这一瞬间，他微微一笑，以一种若无其事到可笑程度的声调说道：
“‘我们在弹琴玩儿……’
“‘真没想到。’她也学着他的腔调同时说道。
“但是他们两人还没把话说完，我在一个星期以前所体验到的那种疯狂的感情就控制了我。我又感到自己需要破坏，需要暴力，需要疯狂的喜悦，我听凭这种疯狂的感情左右我的行动。
“他们两人还没把话说完……他害怕的那另一件事就开始了，一下子打断了他们的话。我向她扑去，仍旧把匕首藏在身后，以免他上来阻挡我，我要把匕首插入她胸部的左侧。我一开始就选中了这块地方。当我向她扑去的时候，他看见了，我完全没料到他会这样，他抓住了我的胳膊，喊道：
“‘您冷静点，您怎么啦！来人哪！’
“我把胳膊挣脱出来，又一言不发地向他扑去。他的眼睛和我的眼睛相遇了，他的脸和嘴唇突然变得煞白，两眼似乎很特别地闪了一下。我万万没有想到，他竟突然从钢琴底下钻过去，向门口跑去。我想冲过去追他，但是在我的左胳膊上吊住了一件沉重的东西。这是她，我甩开了她。可是她又更沉重地吊住了我，不放我走。这个意想不到的阻碍和重压，以及她那使我感到十分厌恶的接触，更加激怒了我。我感到我完全疯了，而且样子一定很可怕，可是对此我反而感到高兴。我使出全身力气挥动左臂，胳膊肘正好撞到她的脸。她喊叫了一声，放开了我的胳膊。我想跑去追他，但是又想到，我只穿着袜子去追赶我妻子的情人也未免太可笑了，我不愿意成为别人的笑柄，我希望让别人觉得我可怕。当时尽管我处在可怕的疯狂中，可是我却记得事情的全过程，我对别人产生了什么印象，甚至这个印象还部分地支配着我。我向她转过身来。她摔倒在沙发上，用一只手捂住被我碰伤的眼睛，瞧着我。她的脸上充满了对我这个仇人的恐惧和憎恨，就像人们拎起夹住一只大老鼠的捕鼠器时那只大老鼠的神色一样。除了这种对我的恐惧和憎恨以外，至少我在她身上什么也没看到。这正是爱上了别人以后必然会引起的那种对我的恐惧和憎恨。不过，如果她一声不吭，我倒也可能克制自己，不致做出我后来做出的那件事来。但是她忽然说起话来，并且用一只手抓住我握着匕首的那只手。
“‘你冷静点！你怎么啦？你到底怎么啦？什么事情也没有，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呀……我敢发誓！’
“我本来还不至于立刻动手，但是她最后的那句话我从中得出了相反的结论，就是说一切都已经发生了——要求我立刻做出回答。而这回答又与我当时的情绪相适应，我的怒火越来越crescendo[25]，而且还会不断上升。狂怒也有它自己的规律。
“‘别撒谎，臭婊子！’我大喊一声，伸出左手一把抓住她的胳膊，但是她挣脱了。这时我没有放下匕首，又伸出左手掐住她的脖子，将她仰面摔倒，并开始掐她的脖子。她的脖子可真硬呀……她用两手抓住我的手，把我的手从她的脖子上掰开，我好像正等着这个似的，便使尽全身的力气把匕首向她的肋下捅去。
“人们常说，他们在狂怒发作的时候，往往不记得自己干了些什么，这是胡说，是不正确的。我全都记得，而且连一秒钟也没有失去过记忆。我越是对自己的狂怒火上加油，我心中的意识之光就燃烧得越亮，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看不到我所做的一切，每一秒钟我都知道我在干什么。我不能说我预先知道我要干什么，但是我正在做的那一瞬间，甚至还似乎略早一些，我知道我在做什么，似乎就为的是我将来有可能后悔，就为的是我以后能够对自己说我本来是可以住手的。我知道，我戳的是肋下，匕首能戳进去的。在我干这件事的一瞬间，我知道我正在做一件可怕的事，这事是从来没有做过的，而且这事将会产生可怕的后果。但是这个想法只像闪电似的一掠而过，而在这个想法之后紧接着的就是行动。这个行动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当时听到了，而且现在还记得，我的匕首被她的胸衣和还有什么别的东西阻挡了一下，然后就捅进了一块软的地方。她用双手抓住匕首，手被划破了，但是没有能够抓住。后来，在监狱里，当我发生了精神上的转变以后，我很长时间都在想着那个片刻，尽力回忆和在脑海里再现那个片刻。我记得有那么一瞬间，仅仅是一瞬间，在我把刀子捅进去之前，我可怕地意识到，我正在杀害并且就要杀死一个女人，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我的妻子。我记得我认识到这一点以后的恐惧，因此，甚至现在我还模糊地记得，把刀子捅进去以后，我立刻又把它拔了出来，希望能够挽救我所做的事，并且就此罢手。我一动也不动地站了片刻，等待着将要发生的事，看看能不能设法挽救。这时她突然跳起身来，大叫：
“‘保姆，他把我杀啦！’
“保姆听到叫声跑来，站在门口。这时，我一直站着，等待着，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但是就在这时候，一股鲜血从她的胸衣下面涌了出来。直到这时我才明白事情已经无法挽救了，于是我立刻认定本来就无须挽救。我要的就是这个，我应该做的就是这件事。我一直等到她倒了下去，保姆喊了一声‘天哪！’向她跑去以后，我才扔掉匕首，走出房间。
“‘不必慌张，应当知道我现在该做什么。’我对自己说，既不看她，也不看保姆。保姆大声喊叫使女。我穿过走廊，派了一个使女前去，然后就回到我的房间里。‘现在该做什么呢？’我问自己，我马上就明白了我该做什么。我走进书房，径直走到墙壁跟前，从墙上取下手枪，检查了一遍——手枪已经装了子弹——把它放在桌子上。然后我又从沙发后面取出刀鞘，接着便坐到沙发上。
“我就这样坐了很久。我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回忆。我听见外面闹哄哄的。我听见有人坐车来了，后来又有什么人来了。然后我又听见，而且看到叶戈尔把我带回来的柳条箱拿进了书房。好像有谁还需要这东西似的！
“‘你听说出了什么事吗？’我说，‘告诉看门的，叫他们去报告一下警察局。’
“他什么话也没说就走了。我站起身来，锁上了门，接着拿出香烟和火柴，开始抽烟。我一支烟还没抽完，就迷糊起来，然后就睡着了。我大概睡了两小时。我记得，我在梦中看见她和我很和睦，虽然吵过架，但又和好了，虽然彼此心里有些疙瘩，但我们还是和和睦睦的。突然，一阵敲门声把我惊醒了。‘这是警察，’醒来时我想道，‘我好像杀了人。不过，也许这是她，而且什么事也没有。’外面又敲了一下门。我没答理，还在思考那个问题：到底有没有发生那件事呢？是的，发生过。我想起了胸衣的阻挡，匕首的扎入，我背上仿佛浇了一盆冷水。‘是的，发生过。是的，现在应该打死我自己了。’我对自己说。但是我一面说这话，一面又知道我不会自杀。然而，我还是站起身来，重新把手枪拿在手里。但是事情也怪：我记得，从前有许多次我都差点自杀，甚至那天在火车上，我也觉得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之所以轻而易举，是因为我想，我这样做一定会使她大吃一惊。现在我不仅绝不会自杀，甚至连想都不会去想它了。‘我干吗要这样做呢？’我问自己，可是没有答案。又有人在敲门。‘对，应当先了解一下是谁在敲门。反正还来得及。’我放下手枪，用报纸把它盖上。我走到门边，拉开插销。这是我妻子的姐姐，一个好心肠的、愚蠢的寡妇。
“‘瓦夏！这是怎么回事？’她说着，她那时刻准备好的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了下来。
“‘你要干什么？’我粗暴地问。我知道对她语气粗暴不仅不合适，而且没有必要，但是我又想不出任何其他的语气。
“‘瓦夏，她快要死了！伊凡·费多洛维奇说的。’伊凡·费多洛维奇是一位医生，是她的医生和健康顾问。
“‘难道他在这儿吗？’我问，对她的满腔愤恨又涌上了心头，‘那又怎么样呢？’
“‘瓦夏，你去看看她吧。哎呀，这多可怕呀。’她说。
“‘要不要去看看她呢？’我向自己提出了这个问题。我立刻答道，应当去看看她，大概向来都是这样的：当一个丈夫像我这样杀死了妻子以后，必定要去看看她的。‘既然向来如此，那就应当去。’我对自己说。‘如果有这个必要，任何时候都来得及的。’我考虑了一下关于我开枪自杀的事，然后就跟着她去了。‘现在就要遇到各种怪话和各种鬼脸了，但我决不向他们屈服。’我对自己说。
“‘等一下，’我对她的姐姐说，‘不穿靴子多难看，至少让我把靴子穿上。’”
二十八
“说来也怪！当我走出房间，经过那些熟悉的房间的时候，我心中又出现了那种但愿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的想法，但是医生使用的这类讨厌的东西——碘仿呀，石碳酸呀——的气味，使我一下子猛地清醒了。不，一切都发生过了。我穿过走廊，经过育儿室门口时，看见了小丽莎，她用惊恐的眼神望着我。我甚至觉得五个孩子都在里面，而且大家都在望着我。我走到门口，女仆在里面给我开了门以后就出去了。首先扑入我眼帘的是放在椅子上的她那件银灰色的衣服，整个衣服都被血染黑了。她朝上屈着双腿，躺在我们的双人床上，甚至是躺在平时我睡的这一边，大概这样走近她比较方便。她枕着一个很高的枕头，解开了上衣。伤口上似乎已经敷上了什么东西。屋子里满是浓重的碘仿的气味。首先而且最使我感到吃惊的是她满脸青肿，她的鼻子的一部分和眼睛下面都肿了。这是她想拽住我时，被我的胳膊碰伤的痕迹。我觉得，她的身上已经没有任何一点美，有的只是使我感到厌恶的东西。我在门旁站住了。
“‘靠近些呀，到她身边来呀。’她的姐姐说。
“‘对，大概她想忏悔了。’我想。‘饶恕她吗？对，她快要死了，可以饶恕她。’我想，极力做出宽宏大量的样子。我走到她的身边。她吃力地向我抬起了眼睛（其中的一只被我打伤了），又吃力地、断断续续地说道：
“‘你达到目的了，杀了……’在她的脸上，透过肉体的痛苦，甚至死亡的逼近，现出了与从前一模一样的、我所熟悉的那种冷酷的兽性的憎恨，‘孩子们……我还是不能……交给你……给她（她的姐姐）带走……’
“至于我认为最重要的那件事，就是她的罪孽，她的背叛，她却似乎认为不值得一提。
“‘对，欣赏一下你干的好事吧。’她说，望着门口抽泣起来。门口站着她的姐姐和孩子们，‘瞧你干下了什么事情啊！’
“我转过头去望了一眼孩子们，又望了一眼她那被打伤的青肿的脸，我才第一次忘掉了我自己，忘掉了我的夫权和我的骄傲，我这才第一次发现她也是个人。我这才感到，那使我受到侮辱的一切——我那整个的妒忌心，是如此渺小；而我所干下的事情是如此重大，我恨不得把脸贴到她的手上说：‘饶恕我吧！’但是我不敢。
“她闭上了眼睛，不说话了，显然是没有力气再说下去了。后来，她那被碰伤了的脸颤抖起来，扭歪了。她无力地推开了我。
“‘这一切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
“‘饶恕我吧。’我说。
“‘饶恕？这一切都是废话！……要能不死就好了！……’她叫道，微微支起身子，两只眼睛狂热地闪亮着，直盯着我。‘对，你达到目的了！……我恨你！……哎呀！哎哟！’她分明在说胡话了，她仿佛害怕什么东西似的叫道。‘来吧，你杀死我吧，你杀死我吧，我不怕……不过把大家，把大家都杀了，把他也杀了。他走啦，走啦！’
“她一直不断地说着胡话。她已经不认识任何人了。就在那天将近中午的时候，她死了。在此以前，在八点钟的时候，我被带到了警察分局，又从那儿被送进了监狱。我在监狱里候审，待了十一个月，我对自己和自己的过去反复琢磨，终于想明白了。我是到第三天才开始明白过来的，在第三天他们把我带到那儿去了……”
他还想说什么，但是他禁不住想要哭，于是便停了下来。他鼓足了劲才继续说道：“直到我看到她躺在棺材里的时候，我才开始明白过来……”他抽泣了一下，但立刻又匆匆地说下去：“直到我看到她死后的脸时，我才明白我所做的一切。我终于明白了，是我，是我杀死了她，由于我的行为，使得她，一个本来能够动弹的、有暖气的活人，现在变成了一具不能动弹的、蜡黄的、冰冷的尸体，这是无论何时何地，使用何种方法都不可能挽回的了。没有经历过这种事的人就不可能明白……呜！呜！呜！……”他叫了几下，就不出声了。
我们俩默默地坐了很久。他坐在我对面抽泣着，一言不发，浑身哆嗦。
“哦，请原谅……”
他转过身去，在座位上躺下，盖上了毯子，背对着我。当火车开到我要下车的那一站时（已是早晨八点钟），我走到他的身边想跟他告别。不知他是睡着了呢，还是假装睡着了，反正他没有动弹。我用手碰了他一下。他掀开毯子，看得出来，他并没有睡着。
“再见。”我说，向他伸出了手。
他也向我伸出手来，微微一笑，但是笑得如此凄楚，使我不禁想哭。
“哦，请原谅。”他重复了一遍他在结束整个故事时所说的那句话。
1889年
[1].老式的火车有一处专为机务人员操作刹车用的平台。
[2].《治家格言》是俄国16世纪一部流传很广的书，要求家庭生活无条件地服从家长。
[3].指同性恋。
[4].指《圣经》中的“摩西十诫”的第七诫“不可奸淫”。见《旧约·出埃及记》第20章第2-17节。
[5].这儿有一点文字游戏的味道，俄文中“十诫”（诫律）一词也可作“规则”解，故如是说。
[6].格瓦斯是俄国的一种饮料。
[7].普特是俄国的重量单位，1普特等于16.38公斤。
[8].西西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科林斯王，因得罪诸神，被宙斯贬往地狱，在那儿服永久的苦役：他必须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快到山顶时巨石就滚落到山脚下，他又必须重新把巨石往山顶上推，如此重复不已。后来西西弗斯的苦役被用来指永无休止的、徒劳无益的工作。
[9].叔本华（1788—1860年），德国哲学家，他认为人的欲望无限，在现实世界中永远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满足，因而人生就是无穷的痛苦。
[10].哈特曼（1842—1906年），德国哲学家，他的观点与叔本华相似。
[11].震颤派是美国的一个基督教派别，教徒们在行宗教仪式时边唱边跳，四肢颤动，他们相信这样能与上帝直接沟通，因而得名。他们主张财产公有，人人必须劳动，而且不许结婚。
[12].沙尔科（1825—1893年），法国精神病理学家。
[13].德语：美酒，女人和唱歌。
[14].弗林娜是公元前4世纪雅典的一位著名妓女，曾做过普拉克西特利斯（Praxiteles）等著名雕刻家的模特儿。
[15].特鲁巴和格拉乔夫卡是旧俄时代莫斯科的两条妓院最多的街道。
[16].非洲西南部的一个民族。
[17].法语：太太。
[18].意大利语：琶音。
[19].指到县里去参加贵族会议。
[20].乌利亚是以色列国王大卫的名将，大卫看中了他的妻子拔示巴，占有了她。大卫为了永远占有拔示巴，后来设计将乌利亚害死。事见《圣经·旧约·撒母耳记下》第11章。
[21].意大利语：行板。
[22].恩斯特（1814—1865年），捷克小提琴家和作曲家。
[23].俄国民间诗歌中说到有一个名叫万卡的管家诱奸了女主人，到处炫耀，后来被主人绞死。
[24].阿斯特拉罕：俄国南部里海边的一个城市。
[25].意大利语：增强（这是一个音乐术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