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由衷感谢科罗拉多大学东亚语言文学系和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所主办这个会，感谢系主任 Laurel Rasplica Rodd 教授、Madeline Spring 教授的支持，感谢研究生院副院长 Dean Rodney Taylor 代表科罗拉多大学所致的欢迎辞和大学图书馆馆长 Dean James Williams 的欢迎辞，以及他们所作的各种协助。还要特别感谢此次会议的召集人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教授和刘再复教授，以及会议的秘书长、副秘书长和各位秘书。感谢各位远道而来出席这个研讨会，尤其是李泽厚先生和伦敦大学的赵毅衡先生，他们两位匆匆赶来，一位在会前跌倒，一位在路上扭伤了脚，虽都是小伤，我还是感到十分过意不去，希望两位尽快痊愈。
关于我的作品讨论会，以前中国大陆曾召开过几次，但我都没有参加。前年我故乡海宁开了一次“海宁金学研究会成立会”，冯其庸先生、严家炎先生去参加了。去年，杭州大学的学者们也举行了一次研讨会，提出的论文内容很丰富。今年春天，云南省大理州举行研讨会，严家炎教授、作家协会副主席邓友梅先生、云南省省委书记令狐安先生（他是金庸小说爱好者，自称“令狐大侠”）、陈墨先生等都在会上发了言，我只在开幕式中对参加者表示感谢之后就离开了。我所以不敢参加，是因为这些会议的题目都叫做“金学研讨会”，题目太漂亮，我不敢接受。北京的刘梦溪先生曾写了篇文章说，只有《红楼梦》研究可称“红学”，其他的都不宜称“学”。李白、杜甫的诗篇不够伟大吗？但我们从来没有“李学”、“杜学”。我很同意他的意见。这一类讨论会，最早提出的是刘再复先生，那时他在北京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他在一九八八年写信给我，准备由他们研究所召开一次研讨会。我失礼得很，没有积极支持。只因为我觉得我写的小说内容平凡，没有多大深刻意义，不值得劳动许多学者先生们来研讨。说到“金学”，万万不敢当。我自己目前还在用功读书，希望自己学有所成，将来能做一个学者，不敢让真正的专家学者们来研究我的作品。
香港与台湾出版我小说的出版公司，前几年计划出一本丛刊，刊登讨论我小说的文字，想叫做“金学研究”。我建议改名“金庸茶馆”，大家在其中闲谈，随便发表意见，现在“金庸茶馆”在台湾与香港都已上了 internet ，读者们在网上闲谈，《中国时报》的副刊每星期刊载一次。“金庸茶馆”是中性的，大概不会惹人反感。台北有人组织了个读书会，叫“纸醉金迷会”。台北金石堂书店中有人发起组织一个读者会，到香港来旅行，并到我家来访问，戏称其名为“拜金团”，那是有点自嘲和开玩笑了，大家嘻嘻哈哈，因此我不感到尴尬，还请他们吃了饭。这次开会之前，刘再复教授把确定的题目??“金庸小说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告诉我，这个题目我能接受。“金庸小说”四个字，符合实际，中性，我写的确实是小说，不是诗。再复兄还给我一份与会者的名单，我看到有这么多的教授、作家、博士、博士侯选人参加，心就动了。这不是因为给了我面子，而是觉得这么多学者一定能给我指教，我不应失掉这个机会。
金庸作品正进行第三次修改
我在这里要向大家透露一个小小的秘密：我的作品正在进行第三次的修改。全部作品都准备出线装本，但要在修改之后才出版。现在我已改定了《书剑恩仇录》，《碧血剑》正在修改中。在第三次修改中，我能听听大家的指教，特别难得。例如我在这次会上听到华东师大李□先生的发言，就很受启发，对修改《越女剑》一篇短篇就很有帮助。李□先生说，在吴越之争中，吴国是文化很高的文明之国，而越国则是文化很低的野蛮之国。越王勾践为了打败吴国，使用了许多野蛮卑鄙的手段，勾践实际上是个卑鄙小人。卑鄙小人取得成功，这在中国历史上好像是条规律。我日后修改《越女剑》将会吸收李□先生的意见，不过，不可能重写太多。这个例子说明，我在这个会上真的得到具体的教益。
刚才我听到加拿大坚尼小姐、英国虹影小姐的发言，也受到教益。坚尼说，李陀先生把人分成聪明人和不聪明人两大种。我以为，这种分类重视先天的资质，不重后天好人坏人的道德判断，也不重视学问高低。好人坏人很难分，用聪明与不聪明来分就容易得多。听说今天来开会的田晓菲小姐，六岁就开始读小说，八岁多发表新诗，十四岁进北京大学，相继获学士、硕士学位，二十岁进哈佛大学攻读博士，今年已获得博士学位。刚才初见，旁人还没介绍，我问她：“你贵姓？”她笑笑说：“姓田，田伯光的田。”一句话就显得聪明之极。李陀先生自己，显然也是很聪明的，刚才我向他请教，请他指出我小说的缺点，他说：“有几部小说结构不好。”我一听就明白了，而且十分同意。我写小说，结构是一个弱点，好像 Thomas Hardy 的 The Return of The Native （《还乡记》）、Charles Dickens 的 A Tale of Two Cities （《双城记》）那样精彩的结构，又如莫伯桑的一些小说，结构的匀称浑成，是我绝对及不上的。现在我只好老了脸皮地说：“结构松懈，是中国小说的传统，反而更近乎近代的西洋小说，与十九世纪的西洋小说不同。”但如《天龙八部》、《鹿鼎记》等几部，结构确有重大缺陷，现在要改也改不来了。
赞美女性以否定男权社会
坚尼小姐批评我在贬抑男人的时候使其女性化，有类似西方男权主义的倾向，例如东方不败、岳不群、林平之。这是我没想到的。坚尼小姐虽然批评我把某些男人女性化，但还是欣赏我的女性描写。我应坦白地说，为什么我把女性写得比较好，因为我崇拜女性。女性不但比我聪明，道德上也比我好，女性的武功不一定比男性强，但她们具有男性所没有的一个根本优点：不把名誉、地位、面子、财富、权力、礼法、传统、教条、社会责任等等看得那么重要，而专注于爱情与家庭。女人往往爱得比男人深刻，至少在潜意识里是这样，许多男性在国家、民族等等漂亮的籍口下追逐名利、追逐权力、追逐身外之物，贪污腐败，做了许多坏事，而女性往往看轻这一切。我对女性的崇拜和描写，就想间接地否定男性社会中扭曲人性、轻视真情的这一切。在小说的人物描写中，我把男性与女性的不同特点严格区分开来，不喜欢男性的女性化，也不喜欢女性的男性化。在我的小说里，愈是好的男人，男人气概愈强；愈是可爱的女子，女性性格愈明显。我不喜欢东方不败，把他女性化了。东方不败等倾向于女性，不是女性不好，而是说他们不像男人。女人而不像女人，例如母大虫、母夜叉之类，也不是可爱的。
刚才虹影讲到女性的下毒也很有意思。我的朋友项庄写过一本书，说金庸小说中女主角有一些是花旦，有一些是青衣。京派第一青衣程灵素不漂亮，但很能下毒。她是第一流人物，我是很喜欢的。她对情郎有著刻骨铭心的爱，品格高尚，下毒也是刻骨之爱的一种表现形式。
武侠小说中“江湖”的审美距离
武侠小说确实有一套表现形式。哥伦比亚大学的徐钢先生讲到江湖问题，又讲到 presentation vs significance 的问题，我想在各位研究比较文学的范围中，这大概就是 form （形式）与 content（内容）的关系，也即是expression （表现）与 idea （意念）的关系。在希腊悲剧中，表演者常带面具，与中国京剧的脸谱差不多，脸上的表情看不清了，而幕后或舞台旁又有大合唱，唱的时候台上的对话暂时停止了（中国的川剧有类似手法），这就使观众和表演者拉开了距离。这一距离令观众意识到舞台上表现的是一个故事，它与现实并不相等。武侠小说中的江湖，与面具、大合唱的审美作用相似，它使读者意识到书中展开的是一个故事，与现实生活不同。陈家洛并非是真的陈家洛，他们在江湖中行走，玩的是江湖中的一套，江湖就使读者获得一种距离，这是不是属于浪漫主义，常有争论。但武侠小说如果用写实主义或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恐怕是很困难的。
宋伟杰博士专门研究我的小说，他的博士论文我也读了，刚才又听到陈颖小姐简要地介绍了他的论文中的一节。宋伟杰的论文写得很好，有些批评我也同意。他说我不知不觉地把汉文化看得高于其他少数民族文化。我的确是如此，过去是这样看，现在还这样看。我现在研究中国历史，最有兴趣的是魏晋南北朝史，其中我又特别喜欢的是北魏孝文帝，他把首都从北方平城迁到中原的洛阳，自己不仅穿汉服，还说汉语，作汉文，写汉诗，甚至要杀拒绝汉文化的人，他是少数民族的帝王，但承认汉文化高于自己鲜卑族的文化，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自然应当平等相待，和睦共处，但也应当承认文化有高低，少数民族学习汉文化时，放弃一点自己的文化，并不吃亏，反而提高了。少数民族的文化也影响汉文化。
人物“原型”之辩析
叶洪生先生讨论到我小说人物的“原型”问题，他举了许多例子，说明某某武侠小说出版在我的作品之前，所以我小说中的某某人物是从那部小说中取材的。从古人书中取材，文学创作向来如此，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历史剧，故事均非独创，如果真是这样，倒也不必否认。叶先生说卧龙生的小说《飞燕惊龙》出版在前，所以《笑傲江湖》中的伪君子岳不群是抄自卧龙生所创造的假好人，卧龙生（本名牛鹤亭）是我相当要好的朋友，六、七十年代时我去台湾，台湾的武侠小说家来香港，我们经常相聚饮宴、打牌聊天，我是主要的请客者，所以他们一致称我为“帮主”。这个帮，大概就是胡闹帮，帮中成员主要是古龙、卧龙生、诸葛青云、倪匡、项庄，此外尚有张彻、王羽等等。我做了帮主，总不好意思去偷帮中堂主、香主们的传家宝了。岳不群是伪君子，他的原型相信是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乡愿，德之贱也。”乡愿就是伪君子，孟子形容这种人“媚于世”、“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中国社会中任何地方、任何时代都有伪君子，不必到书中去找“原型”。至于东邪黄药师的原型，那种玩世不恭的高人隐士，中国也是任何朝代都有，伯夷、叔齐、介子推、庄周、柳下惠，《论语》中的楚狂人接舆、长沮、桀溺，以及魏晋时的阮籍、稽康，有一个极长的传统。有些角色的原型也不限于某一个人。如老顽童周伯通这个形象，其原型在历史上就有几个，汉时的东方朔，《三国演义》中的于吉，后来寒山拾得、济公活佛等等，他们嘻笑怒骂，游戏人间，到老还保存著天真。现实社会中也有不少这样的人，香港就有人自称“老顽童”。
我喜欢小说创作，但只是普通的作家，很愿意听取大家的批评。批评也好，指教也好，都能使我得益，对以后的创作会有帮助。今天孙立川先生在发言中说我和鲁迅先生有几点相同处，例如说，都是浙江人，这一点是赖不掉的，又说我们都关心时事，关心国家兴亡，又都曾在外国人统治的地区中生活与写作，但他没有指出不同处，最大的不同处即鲁迅是一位伟大的作家，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作家而已。
最后，我要再次表示谢意，为了参加这次会，有些学者从亚洲、欧洲来，走了很远的路，有的还跌倒负了伤，我心里很过意不去。这就像江湖中为了在武林大会上帮我打几招，自己反而在路上先负了伤，真令我感动。在这次会上我见到了一些老朋友，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尤其是一些年青的才识很高的朋友，真叫我高兴。我最喜欢交朋友，尤其是年轻的小朋友。
谢谢各位朋友的隆情厚意和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