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当“正派”的男男女女们对“奸夫淫妇”口诛笔伐、游街示众、攻击辱骂，极力表示自己的“义愤”和“清白”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忘记了中国一句古老的成语和一句古老的俗话，这就是“欲盖弥彰”和“此地无银三百两”。

    的确，当人们必须积极主动地极力表白自己并无某种念头时，往往就在实际上反过来证明了他其实是有着某种念头的，而且还十分强烈。如果真的没有这种念头，那么，他就连想都不会想到它，当然，也就不会想到要去表白。比方说，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中国农民两三向人表白自己不想当美国总统的？当然不会。需要表白的只有两种情况：一是自己确有这一念头，二是别人都认定自己有此念头。那么，中国人如此热衷于在捉奸时表白自己，岂非恰好证明他们自己也有通奸偷情的念头，并因此而疑心他人也“同此凉热”？

    其实，这也是“公开的秘密”。

    道理也很简单：人们如此积极主动地去捉奸，趋之若鹜地去看奸，本身就表明人们对此颇感兴趣。没有兴趣，是连看都不会去看的。没有艺术兴趣的人不会去看画展，没有科学兴趣的人不会去看实验，对于性毫无兴趣的人当然也不会去看捉奸。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捉奸的兴趣，其实也就是对性的兴趣。

    性兴趣的产生，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事。“人非草木，孰能无情”，这个“情”，其实也包括性与性爱在内。古人云：“食色，性也。”也就是说，食欲和性欲，乃是人的天性和本能。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食（饮食）与色（性爱）的地位却并不平等。人们可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品尝百味，吃遍天下，却不能把性也堂而皇之地端上桌面，只能在背地里偷偷摸摸。偷偷摸摸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何况做爱毕竟不能像吃饭那样大张旗鼓，大摆宴席。然而问题在于，可以公开谈论的“吃”，其实主要是一个“做”的问题（做饭和吃饭），而不能公开讨论的“性”，却又恰恰是一个“让人来说的东西”。正如法国学者米歇尔.福柯在其著名的《性史》一书中所指出，性不论其是文雅还是粗俗，最终都得转化而言语，被说出来。事实上，在性不得不受到压抑的时代，“说”也是一种宣泄，而且是一种对社会危害最小的轻度宣泄。所以，在世界各民族中，几乎都可以看到用“说”来宣泄性的做法。在基督教世界中，它可能主要是密室之中向上帝所做的“忏悔”，而在中国，它则主要表现为田间地头、茶楼巷口的“闲话”。

    中国人爱说闲话，尤其爱说有关男女关系的闲话。

    什么是“闲话”呢？说是人们在闲谈时说的话。所以，但凡一切与正事或公事无关的闲事，一切个人的私事、小事，都可以成为闲话的话题，而一切不愿意、不能够，或者不值得摆在桌面上公然进行的议论和批评，都可以成为闲话，或被看作闲话。男女关系这件事，既是私事、小事，对于议论者而言又是与己无关的闲事，又不能公然地摆在桌面上作为“官话”来讲，当然多半也就只能变成闲话。闲话虽然“无关宏旨”，但又必须“饶有趣味”，大家才乐意去讲。男女关系这事恰恰都是人人都有兴趣的，当然也就会成为闲话的“热门话题”。

    有关男女关系的闲话，无非两大类。一类是涉及到自己身边人身边事的，往往带有非正式议论批评的意思；另一类并不涉及具体的人和事，只是谈今说古，泛议男女，是闲了没事说说好玩，供听者一乐的。前一类现实性强，是热点，但要有机会（身边发生了“搞男女关系”的事）。所以，平时说的多的，还是后一类闲话。

    后一类闲话，又分有情节的和无情节的两种。有情节的通常叫“荤故事”，没情节的则叫“荤话”。荤话包括各种与性有关的俚语、俗话、民谣、小曲、典故、暗号、谜语、歇后语，也广义地包括“荤故事”。中国历来就有这类荤话，有的“文学水平”还很高。比如，抗战期间，有人撰对联一副赠新婚夫妇，曰：“军进娘子关，英雄胆战；炮打珍珠港，美人心惊。”从字面上看，讲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娘子关、珍珠港两大战役，“美人”也可以理解为“美国人”。但用于新婚夫妇，又显然别有含义，是不折不扣的荤话了。

    其实，这也是大多数“荤话”的特征：含糊其词，一语双关，多用隐喻、象征、借贷等修辞手法，让听者在似与不似之间自由想象。清人李渔在《答同席诸子》中云：“即不如离，近不如远，和盘托出，不若使人想象于无穷。”中国的民众虽然没有读过什么美学著作，在这方面倒是“无师自通”。他们深知，将性赤裸裸地说出，不但“有伤风化”，而且也未必真有“剧场效果”，还不如指桑说槐，借题发挥，让别人去心领神会。反正中国人在这方面特别敏感，只要稍有点拨，便会恍然大悟。鲁迅先生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唯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究其所以，只怕十有八九是这类闲话培养出来的。

    讲荤话无疑是一种性宣泄。一般地说，它总是能引起比较强烈的心理反应：先是紧张的期待（不知家家伙会说出什么鬼话来），然后是放声的大笑（心领神会，原来是那么回事）。于是，在这一张一弛之中，意识阀下积淀的心理能量便得到了释放，被压抑的性骚动也得到了宣泄和缓解。应该说，这也不算什么坏事。它至少能减少一些因性压抑而导致性错乱和性犯罪的可能性，多少给性饥渴者一点替代性的满足。所以，中国历来就有荤话，而历朝历代的当局，对于广泛流传于民间的荤话，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载于文字，印成书本，造成诲淫后果，也就一任民众即兴创作，口口相传。

    事实上，禁止民间的荤话，既无必要，也无可能。一方面，“礼不下庶人”，真正要紧的，是统治者家族血统的纯正、嫡庶的分明，庶人们并无多少权力和财产可继承，即便生了私生子，也没有什么大乱子；另方面，“天高皇帝远”，社会底层的事，老实说，当局想管也管不了，何况这本来就是小事？所以，尽管中国传统礼教历来强调“别夫妇”、“正人伦”、“设男女之大防”，但在民间，其实并不怎么太把男女关系当回事。男女之间的接触交往既非严格地“授受不亲”，打情骂俏、调戏说笑的事更是家常便饭。就连武松这样的英雄都会随便调笑妇人，和酒店的老板娘说风话，吃豆腐，则其余可想而知。

    “风话”不是“疯话”，而是调情的话。“风”本有雌雄男女相诱之义，所谓“争风吃醋”的“风”即是。“吃豆腐”的说法更妙。豆腐白嫩，可以联想到女人的肉体；豆腐又是“素”的，暗指并无实际上的性关系，只是“嘴巴上快活”。要之，说风话，吃豆腐，都是“言行不一”，“动口不动手”的。既然只动口，不动手，当然仍是“君子”，既无伤大雅，也无碍大局。说的人既不怕被视为流氓，被说的人也不会觉得受了欺侮，听的人当然也乐得在旁哄堂大笑，岂非大家都很开心？

    因此，男女之间，如果关系很好，很随意，也很“干净”，说话就不会有什么“忌讳”，也就会由说荤话而至说风话。其实，这两者之间，原本没有太大区别，只不过说给大家听的叫“荤话”，说给特定对象（主要指女性）叫“风话”罢了。

    说风话的对象，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即决不可以对未婚少女说。对未婚少女说风话，是极大的忌讳和罪孽。谁要是这样做了，不但少女本人会勃然变色，怒斥流氓，少女的父兄以及路见不平者，也会来兴师问罪，痛打色鬼。严重一点的，有时还会闹出人命案来。

    对下列三种人说风话则是百无禁忌的：一是新娘子，二是老板娘，三是关系不亲不疏的已婚妇女。这里说的老板娘，主要指那些开茶馆、酒楼、饭铺、旅店，自己又抛头露面，出来接待客人的老板娘。她们做的，原本是迎来送往的生意，信奉的生意经，是“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既然“全凭嘴一张”，自然少不了要由着客人们说几句风话，反正“过后不思量”，也出不了什么大乱子，反倒能“和气生财”，逗得客人高兴，多开销几两银子。如果这老板娘原本兼做皮肉生意，当然更忌讳风话，反倒要借此多做一笔生意。所以，不少的小老板，即便是做“规矩生意”的，也乐意让自己年轻貌美的老婆，当垆卖酒，以便吸引顾客、招揽生意、兜售买卖，或趁客人与老板娘挤眉弄眼时，往酒里兑水。

    另两种情况，就要复杂一点了。

    先说新娘子。中国许多地方，都有“闹洞房”的风俗。在这时，和新郎新娘大开“荤玩笑”，不但决无禁忌，而且还是婚礼上重要的节目之一。没有这个节目，婚礼便显得“没意思”，至少是“不热闹”。婚礼中被礼教维护者极力推崇的那些节目，如拜天地、拜父母等，都不过“行礼如仪”，一般老百姓对此并不热心。他们最想看的，一是掀盖头，二是闹洞房。节目进行到这一程序时，所有的宾客精神都会为之一振，连平时最老实、最本分的妇女，也会站在人群的外围，静静地笑着欣赏。那些未婚的男青年们，更视此时为他们的盛大节日。因为这是他们积郁已久的性苦闷，可以尽情一泄的合法时机，岂能错过？于是，平时偷学的那些荤话，便会竹筒倒豆子似地向新娘倾泄。反正那新娘子，无论平时如何高傲娇贵，这时都还不得口。同样，那新郎无论平时如何蛮横跋扈，这时也只好哑巴吃黄莲。那么，不趁这时去占占便宜，吃吃豆腐，岂不真是“亏”了自己，“便宜”了那本来就“得了便宜”的一对新人？

    闹洞房的风俗起于何时，现在大概已无从稽考了。只知道最早的文献记载，见于西汉仲长统所撰之《昌言》。据说当时闹洞房的情况，是“捶杖以督之戏谑，酒醴以趋之情欲，宣淫佚于广众之中，显阴私于族亲之间”，大约是借酒发疯，趁机起哄，大讲荤话、风话，把平时不可公之于众的东西都抖露出来。不难想象，这种闹法，是围绕着“性”这个核心来进行的。所以仲长统认为这是一种“污风诡俗”，应该严加禁止。

    其实，自汉代始，中国婚俗中“不像话”的事，除闹洞房外，还有“听房”。所谓听房，就是“新婚之夕，于窗外窃听新妇言语及其动作，以为笑乐。”听房这件事，也是载入史册的。比如东汉望族袁隗娶名儒马融之女为妻，就有人听房。这事后来记载在《后汉书》中，以马融之德高，袁隗之望重，豪族府邸之中，尚有此事，则民间可想而知。

    因此我怀疑，闹房与听房之俗，大约“古已有之”。它们很可能是一种极其古老的原始习俗，其本来目的，是对部落的青年进行性启蒙教育。不过天长日久，世风日下，民心不古，性教育的方式，便变成了性宣泄的手段。而且，在某些时代和某些地方，还闹得极不像话。有的把新娘引至庭前，翻衣服，脱鞋子，品头论足，任意戏弄，以至“庙见之妇，同于倚门之娼”；有的大动干戈，舞弄棍棒，吊打新郎，甚至弄出人命案来，使“红事”变成了“白事”。显然，这就不是性的宣泄，而是心理变态了。

    应该说，这里面有一个“度”的问题。任何玩笑，都应该以不伤害对方为度。这就像挠痒痒，轻轻抓挠几下，挺舒服；下手重了，抓破皮肤，性质就变了。荤玩笑就更应适度，因为它轻易造成对对方人格的侮辱，尊严的侵犯，也极易造成伤风败俗的不良社会效果。但是，这个“度”并不好把握。而且老实说，再适度的荤玩笑，也毕竟不雅；在婚礼上对新郎新娘大起其哄，强人所难，也极不文明。无论怎样，要求新人出众出丑，总是对他人不尊重的做法。因此，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文明程度的提高，相信这种陈规陋习，也终会销声匿迹，不复存在。

    老板娘不是每天都要打交道的人，新娘子更是十年九不遇，平时可以与之随便说说风话，开开荤玩笑的，大约便只有关系不亲不疏的已婚妇女一种。为什么必须是已婚妇女，又必须关系不亲不疏呢？这就涉及到中国传统社会中两性关系的一系列微妙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