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对于封建宗法制的设计者和维护者来说，问题倒不在于逻辑的混帐（他们自己并不认为混帐），而在于执行的困难。

    我们知道，宗法制虽然繁琐复杂，但核心却只有一个，即“宗”；关键也只有一个，即“嫡”。确立了嫡（嫡子），就承继了统（血统），也就保住了宗（宗族）。所以，对于宗法制社会而言，“立嫡”从来就是头等大事。

    所谓“嫡”，就是宗族血统的正宗传人。因此，嫡也在正宗、正统的意思，如嫡传、嫡派、嫡系等。宗族血统的正宗传人之所以称为“嫡”，和正妻称为“嫡”一样，也有与父匹敌而其他人无可匹敌之意。依礼，作为宗族血统正宗传人的“嫡”死后，要享受最高的丧服待遇。即便是他的生父，也要为他服“斩衰”（一种最高规格的丧服）。这是他与父匹敌而其他人无可匹敌之证。

    一般说来，“嫡”应该是父与其正妻（嫡母）所生的第一个儿子，即嫡长子。嫡长子因为是正妻所生，又是第一个，所以血统特别高贵，有资格做宗族血统的正宗传人。

    显然，“嫡”的高贵在于母亲的地位（嫡配），但母亲的血统再高中，也贵不过父亲。如果这位嫡妻所生的儿子，竟没有其合法丈夫的血统，而是她在婚前与别的什么人私通而生下的“野种”，那就不但不能立为“嫡”，而且要逐出家门甚至杀掉才行。

    这种事并非没有可能。在上古，新婚妻子是否处女，还并不重要。而且，由于上古时期的性关系还比较随意，“野合”之事时有发生，不少新娘在出嫁之前便已怀孕，而且很可能曾与多个男人交往。腹中之子究竟是谁的，根本就弄不清楚。比如史书记载，禹娶涂山氏为妻，是在辛壬日。可是就在两天之后（癸甲日），涂山氏便生下了儿子，即启。所以，禹便不承认启是自己的儿子（禹曰：“予不子”），甚至不愿传位给启。过去史学界总说禹不传位于启，是因为要坚持尧舜的“禅让制”。其实远古时代是否真有“禅让制”，原本就值得怀疑。即便有，到了禹的时代，也已无再坚持之必要和可能。依我看，禹之不愿传位于启，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从心底不喜欢启这个“野种”，而被他指定为接班人的益，倒没准是他的私生子。

    其实，禹是用不着那样讨厌和嫉恨启的，因为他自己就是一个“野种”。据《吴越春秋》记载，禹的父亲鲧娶有莘氏，多年不孕。后来，有莘氏有砥山上玩，看见了薏苡并吃了它，就怀了孕，并剖腹生下高密。高密就是禹。这事《史记》上也有记载。显然，“吞薏苡而生禹”，是不可能的；而禹非鲧之子，则是肯定的。史书上所谓“意若为人所感”，是一种掩饰之词。不是什么“意若”，而是“确实”为人所感，即与某个男人在长着薏苡的地方野合而受孕，所以禹也是“野种”。事实上，禹那个时代的人，可以说都是“野种”。因为那是一个从母系制向父系制转化的时代。在那个时代，一个女人可以和许多男人做性伙伴，即所谓“人尽可夫”，生下的孩子五花八门，谁的种都有，根本弄不清，也无所谓。更何况，鲧是男人还是女人，也弄不清。前已说过，鲧其实是一条白面长人鱼，可能是一种图腾。所以，鲧与禹的关系，可能是“白面长人鱼”图腾氏族的一个男子，与有莘氏氏族的一个女子建立了婚姻关系，而这个女子又在砥山薏苡地上与人野合，生下了禹。于是，禹这一族，便以薏苡为图腾，这就是后世所谓“禹母吞薏苡而生禹，故夏姓曰姒”。“夏”也就是“芽”，甲骨文中“夏”字形如野草之初芽。大约禹母与人野合时，正是春天。春天男人冲动，女人怀春，两人在和阳春风之中，绿草嫩芽之上，一见钟情，便留下了风流种子。所以，禹的一族，便姓“姒”而氏“夏”，都是为了纪念那诱人的薏苡嫩芽。

    不过，图腾制的建立，毕竟标志着男性地位的提高，以及母系制向父系制的转化。在这个漫长的时代，尽管野合之事仍然频繁地发生，人们对于这类风流韵事也毫不在意，但是，男性的血统，却也已经不再是可以完全不管的事情了。首先是男人的情感不再能接受“野种”。在母系制时代，孩子反正是女人的。男人既无责任，也无义务。现在不一样了。孩子变成了父亲的，则父亲们便不能不来认真考察一下，那孩子究竟是不是“我的”。如不是，感情上就受不了。其次，财产的继承也是一个问题。儿子是要继承老子的财产的。如这儿子竟是“野种”，岂非将自己的血汗钱拱手相送，送给自己老婆的情夫？这当然也断乎不可！

    然而，在这时，新娘大多并非处女，而亲子鉴定的科学方法又尚未发明。所以，唯一的办法，便只有拒不承认那些来历不明的儿子，甚至将其遗弃。这个办法，就叫弃子。

    弃子，是远古时代的一个习俗。

    周族的始祖弃，就是一个“弃子”。原来，弃也是一个“野种”。据《史记》云，弃的母亲是有邰氏氏族之女，名叫姜源，嫁给帝喾作正妻（元妃）。有一天，姜源到野外游玩，看见巨人的足迹，心里便十分喜悦，很冲动地去踩了一下，结果怀孕生下了弃。这当然又是掩饰之词。事实可能是姜源在野外遇见了一位高大英武的伟丈夫（巨人），为其男性的魅力所吸引（心忻然悦），便以身相许，心旷神怡之时，怀上了弃。

    正因为弃是野合所孕，所以姜源自己也以为不祥，便抛弃了他。可是，这孩子“神”得很，扔也扔不掉。先是把他扔在巷间小路上，结果牛马都不来踩他；继而又扔在冰天雪地里，结果飞鸟都用羽翼来呵护他，怕他冻死。这下子姜源便“以为神，遂收养之”。但因为他毕竟被抛弃过，所以就起名叫“弃”（初欲弃之，因名曰弃）。后来，这个弃果然不负“神”望，干出了许多了不起的大事，还当上了当时部落联盟的农业部长（后稷），开创了周族的农耕事业，成了以农业立国的堂堂宗周的远古始祖。可见，“野种”并不下贱。相反，由于他们多半都是真正的爱情结晶，是性吸引和性选择的产物，往往体格和智商还要高于某些婚生子。

    弃子的习俗，到春秋时还有。比如，据《左传》和《国语》记载，楚国的斗伯比和母亲在郧国生活时，曾与郧国国君（子爵）的女儿生下一个私生子。因其非婚生，郧国夫人也就是这孩子的外婆便把他扔到云梦泽。结果被老虎看见了，不但不吃孩子，还用乳汁喂他。这事被去云梦泽打猎的郧子，也就是这孩子的外公看见了，大为惊诧，这才收回了这孩子。后来，这孩子也成了一位名人，即楚国的令尹（宰相）子文。

    除弃子外，还有一种更为野蛮的习俗，即“杀首子”。也就是说，男子婚配后，无论是妻还是妾，生下的第一个孩子统统杀掉。古代越国东边有个部落，甚至还要把“首子”吃掉。原因也很简单，就因为婚前妻或妾多半已和别人有过性关系，腹中之子来历不明，可能是自己的，也可能是别人的。为了不至于紊乱血统，便只好采取“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血腥政策。

    显然，弃子也好，杀首子也好，都是一种极不人道的、残忍粗暴和大伤感情的做法，其不得人心，可想而知。岂但不得“人心”，也不合于“天意”，这才有弃和子文为“神”所护的传说。其实，天意即民心，神话不过是人心的一种反映。但无论如何，深知“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之理的周人，不会不顾忌到这种做法的严重后果。

    更何况，宗法制重视的，正恰恰是嫡妻所生之首子。如果首子该杀，则嫡长子何由产生？如果所杀之子又是自己的，岂非自己给自己断后，活生生断送了血统的正宗传人？显然，弃首子或杀首子的政策，实不宜推广发扬。

    但是，另一方面，嫡长子血统的纯正，又无论如何是极其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比不弃子不杀子还要重要。因为弃子杀子固然可能“错杀”，不弃不杀则可能“错认”。错杀了不要紧，还可以再生；错认了就很糟糕，可能永远也改不过来。

    看来，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正本清源”。也就是说，只有绝禁婚前和婚外的性行为，才是既安全可靠又不滥杀无辜的好办法。如果能够保证新婚之时，夫是“童男”，妻是“处女”，则他们婚后生子，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否则，便难免有妻子从外面带进的“野种”来“夺嫡”，也难免有丈夫在外面留下的“情种”来“争长”。所以，婚前婚外的性禁忌，对男女双方都很重要。

    不过这事也是说说容易，做起来很难的。因为一方面，“哪个男子不善钟情，哪个女子不善怀春，”性的吸引乃是少男少女无法抵御的诱惑；另一方面，当时的风俗，是对性关系看得很淡，野合之事，比比皆是。就连孔夫子他老先生本人，也是其父叔梁纥与其母颜氏在尼山祭神时野合而生，祷与尼丘而得。故孔子名“丘”，字“仲尼”，其来由便正是他父母做爱的那个地方尼丘。

    现在看来，所谓野合之风，很可能是远古时代群婚制度的一种遗存。至少在周代仍有这样的习俗：一到春天，男男女女便都跑到春意盎然的野外，在春风杨柳之中自由恋爱，在和阳明月之下私相偷情，而社会和官方也予以允许。《周礼.地官.媒氏》云：“仲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其中，自然不乏童男处女，甚至已婚夫妇。如此看来，童男处女的纯洁性，便不一定靠得住；已婚男女的偷情，也难保不会发生。“嫡传”是否会“误传”，也仍是一个疑问。

    于是，宗法制的设计者和维护者们，便只好采取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办法，把男人和女人严格地区分和隔离开来，让他们不能交往，不能接触，甚至不能见面。也就是说，不让他们有淫乱的机会。

    这就是所谓“设男女之大防”。

    关于这一点，《礼记.曲礼》有详尽的规定。按照《曲礼》说法，即便是一家人，男人和女人也不能坐在一起（不杂坐），不能将衣服挂在同一个竹竿衣架上（不同枷），不能用同一条毛巾洗脸，用同一把梳子梳头（不同巾栉），不能手递手地直接传递某一件东西（不亲授）；小叔子和嫂子之间不能说话（叔嫂不通问），不能让父亲的妾为自己洗衣服（诸母不漱裳）；别人家的男孩和女孩，除非是有媒人来说，不能知道他们的名字（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自己家的女子，许嫁以后，出嫁以前，没有特殊情况不能到夫家去，也不能和未婚夫见面（女子许嫁，缨非有大故不入其门）；嫁出去的姑娘姐妹回娘家来，即便是亲兄弟子侄，也不能和她们坐在一张席子上，吃一口锅里的饭（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兄弟弗与同器而食）。凡此种种，一言以蔽之曰：“男女授受不亲。”

    由此可见，古人的“设男女之大防”，差不多已经到了神经质的程度。不但男人和女人的身体、目光和言语不能接触，就连碰过的东西也不能接触。似乎用了同一条毛巾，就会产生性冲动；衣服挂在同一根竹竿上，就等于有了性关系。这可真是神经过敏，莫名其妙。具体地实行起来，不但诸多不便，而且也有麻烦甚或危险。所以便有人去问孟子，说“男女授受不亲”，是礼吗？孟子说，当然是礼。又问，那么嫂子掉进水里去了，也不能用手去拉吗？孟子说，嫂子快淹死了还不去拉一把，就是畜牲，和豺狼一样了，但这只能算作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幸亏还有孟子这句话，否则不知多少人会要死于不救。

    不过，虽然有孟子的权宜之计，也还是有不少人死于“男女之大防”。元代有个姓马的寡妇，乳房生疮，不治则死，人们便劝她去看医生。她说，我是杨家的媳妇，宁愿死，也不能让男人看病。结果真的不治而亡。当然，她死后便被尊为“节妇”，被树碑立传，流“芳”千古。

    真不知制礼者闻之，又有何感想！

    应该承认，“设男女之大防”，至少对于那些“意志薄弱者”，还是很有一些作用的。

    我们知道，一男一女两个人，要发生性关系，也并不那么容易。首先，他们得见面，才可能产生性吸引。产生性吸引后，还要调情，然后是肌肤的接触，最后才可能进入实质性阶段。现在，男人和女人既不能见面，又不能说话，更不可能有身体的接触，如何“淫”得起来？这样的防范措施，真可谓堵泉眼、刨树根，一开始就把可能发生的事端捏死在摇篮中，让怀春者无春可怀，好色者无色可好，比事后去追究和惩罚，“高明”得多了。

    所以，历代的统治者、道学家和一般“良善人家”，对于“男女之防”，都看得很重。不但严格执行《曲礼》的规定，后来还增加了一些条款，比如不共厕所、不共浴室、不共井水等等。不共厕所、浴室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有条件，亦不妨多盖几间厕所、浴室，以免男男女女衣冠不整地从里面走出来，双方见了面“不好意思”。然而不共井水，便匪夷所思。一井之水，各用各的，又有什么关系呢？更何况，地下水都连成一气，虽从不同的井里打出来，其实还是一回事。幸亏持此主张的司马光先生不是现代人。否则，他就该主张建两个自来水厂，一个男水厂，一个女水厂了。

    但不管怎么说，“男女授受不亲”的观点，在中国是相当地深入人心。记得直到我上小学的时候，还认为和女孩子说话是相当可耻的事情，而老师也要经常进行“打破男女界限”的教育，并强制性地实行男女同学同桌同坐的制度。事实上，直到现在，中国人男女之间的交往，也还相当矜持，不可太随便，否则便会有人说“闲话”。这种男女之间保持一定距离、界限的态度，已经成为一种民族心理习惯，无法加以简单地评说了。我们还将在后面的篇章里，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从“生殖崇拜”到“男女设防”，这就是中国古代两性关系发展史大体上的一个走向。从总体上讲，这是一个两性关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也是一个对人的自然属性进行压抑的过程。这也没有什么奇怪，因为文明原本就是对野蛮的镇压。既然是镇压，那就会产生两种可能的结果：一种是在镇压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同时毁灭了一些可贵的东西，比如原始时代两性关系中那种热情奔放的生命活力，也随同其野蛮形式而一同消失了；另一种是由于对镇压的反抗而产生另一种不文明的东西，比如嫖妓和同性恋。同性恋是一种性变态，它实际上是一种“文明病”，因为动物可是只有异性关系，没有什么“同性恋”的。这些问题，我们以后也还要再讨论。

    总之，在中国社会进入文明时代后，我们民族曾经下大力气对两性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规范，以至于使性变成了一种谈虎色变的东西。但性本身并未因此而消亡，也不会因此而消亡，而只不过被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罢了。

    这个为社会公认许可的范围，就是夫妻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