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男人，也有女人。

    但可惜，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中国的男人，似乎有点不大像男人；中国的女人，也有点不大像女人。

    这话不大中听，也许会被人视为疯话。但可惜，这又似乎是事实。

    如果中国的男人都很像男人，为什么会有“寻找男子汉”的呼声？中国的女人如果都很像女人，为什么会有“中国的女人都到哪里去了”这种说法？

    当然，也仅仅只是“有点”，只是“不大像”，只是“某些时候”和“某些方面”而已，倒还不至于阴阳倒错、“不男不女”，弄到“不是”的程度，更非“全都如此”、“历来如此”。

    但这实在已经够窝囊的了。因为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历来重视两性关系，强调“男女有别”的，也就是说，就中国传统文化的本意而言，原本是希望男人很像男人，女人很像女人的，但强调来强调去，却南其辕而北其辙，始料不及，事与愿违，弄出诸如“男的哭鼻子，女的骂大街”之类的倒错现象，或“女无魅力，男易阳痿”的尴尬事体来，岂不是讽刺，岂不是笑话？

    如果仅仅只是笑话，倒也罢了。更糟糕的是，作为国民基本素质的直接体现，它已经影响到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昌盛。因为富强的国家只能由文明的国民来建设，昌盛的民族也只能由健康的人民来构成。男人倘若不像男人，则国将不国；女人倘若不像女人，则族何以存？我们民族，这一百多年来，真可谓灾难深重。灾难的原因，当然人所共知：百年血战，罪在西方列强；十年动乱，罪在林彪江青。但是，不少人在面对列强时的如同犬羊，面对同胞时的如同虎狼，是不是多多少少也和前面说的“男人不大像男人，女人不大像女人”有点关系呢？

    看来，我们实在很难回避这个问题。不但不能问题，而且要及早研究，尽快解决。

    显然，这就需要做一系列的工作。比方说，要知道我们的男人和女人是怎么样的，就必须弄清我们的男女关系是怎么样的；而要弄清我们的男女关系是怎么样的，又必须研究我们的文化是怎么样的。因为人是文化的存在物。人之不同于动物，就在于人只能生活在一定的文化之中。从这个意义上讲，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人，也就有什么样的男人和女人。

    不过，在我们解开这个文化之谜以前，还是应该先来看看，所谓中国人的“阴差阳错”，到底是不是一个事实。

    因为只有事实，才胜于雄辩。

    我们先来看男人。

    中国的男人，或者说，中国传统社会的男人，再或者说，在中国古代戏曲、小说中，被描写、被表现、被推崇、被欣赏、被当作“正面形象”予以刻画的男人，大体上无非三类。

    第一类，我们无妨称之为“无用的男人”。

    这一类艺术形象，是所谓“白面书生”或“奶油小生”。比方说，《白蛇传》中的许仙，《天仙配》中的董永，《西厢记》中的张生，《梁祝》中的梁山伯等。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细皮嫩肉，奶声奶气，多愁善感，弱不禁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毫无主见，极易哄骗，可以说是相当的“女性化”。在戏曲舞台上，扮演这类角色的演员，都必须尖着嗓子细声细气地用假声说唱，听起来与旦角没有什么两样，可见连语音也女性化了。他们的扮相，更是女性化，一律地唇红齿白，眼如秋水，眉如青黛，和旦角的妆扮没有太多的区别。有的时候，比如传统的越剧，或当代台湾的电视连续剧《新白娘子传奇》，就干脆用女演员来扮演这类角色，大家看了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然或不对头，更不觉得其与角色本身有什么出入。究其所以，恐怕就在于那角色，原本就是“女性化的男人”。

    “女性化的男人”让女演员来扮演，当然不会“不像”，反倒可以平添几分让人疼爱、怜爱、喜爱的“魅力”。

    事实上，在中国，确有不少观众喜欢这类角色，尤其是中国南方的女人，也包括部分南方的男人。“白蛇传”之类的戏久演不衰，便是证明。这类戏曲节目，曾被我们某些“理论家”好心地界定为“爱情的颂歌”，但我们实在看不出其中的男主角，有什么“可爱”之处。他们之所以能“颠倒众生”之处，无非娇好的面庞和柔弱的性格而已。不是齿如白玉，面若桃花，便是腰似杨柳、声如雏凤，地地道道的“女里女气”。这类形象，在西方或阿拉伯世界中，只怕就没有什么“市场”，然而中国人却爱看。不但女的看了芳心暗许，便是男的看了，也我见犹怜，或恨不如他。

    认真说来，这种爱好，实在不是什么好事。女人喜欢“女性化的男人”，固然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只能证明她们已多少有点不像女人。男人喜欢“女性化的男人”，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这同样只能证明他们已多少有点不像男人，甚至很可能还多少有一点“同性恋”的嫌疑。因为这类身材纤小、皮白肉嫩、没有胡子的男性形象，是多多少少有些像“娈童”的。而自古有“龙阳之好”的男人，其性爱对象也往往多半是这类“小白脸”。不过这些问题，我们以后再说，现在无妨先分析一下这类男人。或者说，分析一下这类角色，是怎样的和为什么“不像男人”。

    这类人物的第一个共同特点，是“胆小怕事”。《天仙配》中的董永，就是一个非常胆小怕事的人。他在去财主家“打工”的路上，碰见了七仙女，首先想到的是“老父亲生前在世曾对我说，男女交谈是非多”。为了避免“是非”，他采取了“绕道走”的办法：“大路不走我走小路。”实在绕不过去，才只好硬着头皮上前交涉：“大姐，你为何耽误我穷人的工夫？”谁知七仙女一句话，便把他顶得哑口无言：“大路朝天，各走各边，难道你走得，我站也站不得么？”上帝保佑！幸亏这位董郎遇到的是仙女。倘若拦路的是强盗，他又该若之何呢？

    这样胆小怕事的人，当然也就谈不上主动追求爱情和幸福。事实上，他与七仙女的结合，完全是对方的“一厢情愿”，甚至带有强迫性质。他自己则一推再推，一躲再躲，直到最后“神迹”出现，老槐树“开口说话”，作媒作证，才接受了这桩“做梦都想不到”的婚姻。这说明他只相信“天意”，对于自己的能力，则完全没有信心。所以，当后来七仙女为了少受一些奴役（将长工期限由三年缩短到百日），而与财主打赌织锦时，他不但一点忙帮不上，反倒在磨坊里一个劲地埋怨“娘子多事”。埋怨“娘子多事”，正好证明他自己“胆小怕事”。

    胆小怕事，可以说是此类人物的“通病”。在中国戏曲舞台上，我们实在不少见这样的场面：一事当前，女方要挺身而出去作斗争，那丈夫却躲在她身后，或拦在她面前，浑身乱颤，双手直摇，口中连连叫到：“使不得，使不得，娘子，使不得的呀！”要不然就是双眼圆睁，牙关紧咬，脸色惨白，大叫一声，昏死过去，直挺挺地倒在地下。《白蛇传》中的许仙，就这样吓死过一回，害得白娘子只好带着身孕，去盗仙草。

    《盗仙草》是《白蛇传》中很好看的一折戏，常可作为折子戏单独演出，但可惜人们往往忘了，这台“好戏”却是以一个男人的胆小和无能为背景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胆小怕事的，也不只是这几位，应该说差不多也是咱们中国人的“通病”。因为咱们中国人，从小受的，就是谨小慎微、小心防范，不要多管闲事、招惹是非的教育。什么“吃饭防噎，走路防跌”啦，什么“瓜田李下，注意避嫌”啦，等等。连吃饭走路这样的小事，尚且不敢放手去做，更遑论其他？

    这类人物的第二个共同特点，是“少有见识”。中国有句老话，叫“头发长，见识短”。其实中国的男人，也未必比女人有见识。在历史上、现实中，或者在文艺作品里，我们常不难看到这样的“大老爷儿们”：他们平日里颐指气使、威风八面，一副安邦治国、出将入相的样子，一旦真格地有了什么事情，对不起，不是要老婆拿主意，便是向丫环讨办法，一点见识也没有了。甚至如唐高宗（李治）这样的皇帝，干脆把朝政也交给老婆（武则天）去处理。“万岁爷”尚且如此，我们又怎么好去苛求小民？

    至于现在要说的这类角色，当然也都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见识。在这类人物中，《西厢记》中的张生张君瑞，要算是最有胆识的一个了。他有胆，敢于追求自己的意中人，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更敢于为此追求，在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解普救寺之围，退孙飞虎之兵。他也有谋，能够想出种种办法，来接近莺莺；而解救崔家厄难，也全靠他的缓兵之计。应该说，在这类“奶油小生”中，他算是颇有些侠肝义胆又能运筹帷幄的一个，比起董永、许仙来，是能干多了。

    然而，即便这位风流才子，救难英雄，在红娘面前，也只是一个“傻角”。他在普救寺，不过无意中见了莺莺一面，便“魂灵儿飞在半天”，只听见崔莺莺娇语一声，便大叫“我死也”，“小生便不往京师去应举也罢”。及至第二次见了红娘，便忙不迭地自报家门：“小生姓张，名珙，字君瑞，本贯西洛人也，年方二十三岁，正月十七日子时建生，并不曾取妻”云云，简直是傻得可以，当然也就被红娘抢白了一通，弄得灰头灰脸，好没有意思。事后，红娘向小姐学说此事时，也还要评论说：“姐姐，我不知他想什么哩，世上有这等傻角！”

    如果说张生这时的“傻”，尚且傻的可爱，那么，当老夫人悔婚之后，他的一筹莫展，便只能让人着急。他没有半点办法来对付老夫人，只好跪在红娘面前，一面承认自己“智竭思穷”，一面哀求道：“小娘子怎生可怜见小生，将此意申与小姐，知小生之心，就小娘子前解下腰带，寻个自尽。”这就颇没有见识了。难怪红娘要教训他：“街上好贱柴，烧你个傻角。”

    事实上，使崔张爱情悲剧“起死回生”的，正是这位有胆有识、敢作敢为的红娘。如果不是红娘一再设计，促成了他们事实上的婚姻，把“生米”煮成了“熟饭”，又用一套表面上为老夫人面子着想，实际上为崔张爱情抗争的说词说服了老夫人（这番说词的水平堪与苏秦、张仪之流比美，所以《拷红》一折，也是《西厢记》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则崔张二人的爱情，恐怕就不是“好事多磨”，而只能是“呜呼哀哉”，难怪张生对红娘要一跪再跪，一拜再拜，一谢再谢，并声称“当筑坛拜将”了。

    这类人物的第三个共同特点，是“软弱无力”。前已说过，他们都是些白面书生或奶油小生，细皮嫩肉，奶声奶气，肩不能挑，手不能提，打起架来决不会是任何人的对手。所以，一遇到什么事，他们的本事，无非一是跪，二是哭，三是一病不起，最后只能靠动了恻隐之心的女人或侠客前来搭救。即便最有胆识的张君瑞，倘若不是有一个“官封征西大元帅，统领十万大军”的“铁哥们”杜确一再保驾，那前程也实在是岌岌可危。

    也许，正因为他们是如此地软弱无力，所以，他们往往要在女人的羽翼之下寻求保护。董永要靠七仙女呵护，许仙要靠白娘子救命，张生要靠红娘帮忙，梁山伯运气不好，没有女人来救他（祝英台自己也无此能力），结果便送了性命。然而女人的能力又何其有限，女人的地位又何等卑下，没法子，只好先把她们设定为“九天玄女”或“千年大仙”，才好让她们来“救苦救难”。我曾常常奇怪，又美丽又贤淑又法力无边的玉女和蛇仙，为什么要嫁给又笨拙又窝囊一点魅力也没有的董永和许仙呢？现在明白了：原来是女人保护救助男人的“神圣使命”所使然。难怪在印度原本是男身的观音菩萨，到了中国，为救苦救难计，也只好一变而为女身。

    力量，原本应该是男性的特征。一个真正的男子汉，应该是刚强坚毅，孔武有力的。也就是说，要有“阳刚之气”。当然，这里说的“力”，并不只是指体力，同时也指智力。或者说，主要是指意志力，包括中国古代常说的念力、定力等。但那些动不动就跪、就哭的角色，肯定无此力量。一个男人没有力量，照说也就应该没有魅力，然而却偏能获取芳心，这真是咄咄怪事！《西厢记》中的张君瑞，甚至以为自己“多愁多病身”，恰是可以匹配崔莺莺“倾国倾城貌”的资本，更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依照这个逻辑，则咱们中国人的爱情，就不是“美女爱英雄”，反倒是“美女爱病人”了，岂非病态心理？这里面自然有它文化上的深刻原因，我们姑且按下，留待以后再说。

    这类人物的第四个共同特点，是“怕负责任”或“不负责任”。这就比胆小怕事还要糟糕。胆小怕事不过“害己”（明明属于自己的幸福却不敢去追求），不负责任却会“坑人”（自己造下的罪孽却要别人去承担）。可惜，缺乏责任感的男人，在中国古代爱情故事中，还真不少见。

    前面已经说过，我们这类故事中的男主角，有不少是“胆小怕事”的。胆小怕事的人，当然也怕负责任。或者更准确一点说，他们的胆小怕事，原本就因为怕负责任。正因为怕负责任，这才不敢去“惹是生非”，毋宁说也还算是一种有责任心的表现。

    所以，董永对七仙女与财主的“赌”不负责任，也还“情有可原”，因为那原本就是“娘子多事”。不过，严格说来，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是应该连“娘子多事”的责任也承担起来的。因为夫妻俱为一体，祸福荣辱，原本休戚相关，应该同仇敌忾，共赴家难。何况一个男人之于家庭，又原该多负一点责任？所以，看在董永原本“胆小怕事”的份上，我们可以不谴责他，但他的“不像男人”，却也是事实。

    然而另一些人的不负责任，就完全“理无可恕”。对于他们来说，问题已不是“像不像男人”，而是“还是不是人”了。比如元稹《会真记》（又名《莺莺传》）中的张生即是。此人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伪君子，表面上“道貌岸然”，其实一肚子坏水。因为表面上道貌岸然，所以熬到二十二岁，还“未尝近女色”，从这一点上讲，他的忍性、定力，倒还算可以。然而，一见崔莺莺，却神魂颠倒，不能自持（可见“不好色”云云全是假话），终于千方百计，费尽心机，把莺莺弄到手。不过张生的可恶之处，尚不在此，而在于他对于崔莺莺的以身相许，采取了一种“始乱之，终弃之”的完全不负责任的态度。更可恶的是，他对自己背信弃义、损人利己的行为，还颇为得意，称之为“忍情”，并头头是道地说什么“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把一应罪责，都推到受害者身上，这就不但没有半点男子汉气概，简直是没有一点人味了。也许实在因其“太不像话”，所以这个形象，到了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王实甫的《西厢记》杂剧里，便已判若两人，成了一个虽不免有些脂粉气，但好歹在人格上还算男人的精神。

    应该说，在男女关系这个问题上，是最能看出一个男人像不像男人的。它不仅表现于“性能力”（太监无此能力，便不算男人），更表现于“责任感”。性关系是两个人的事，应该由两个人共同负责。但由于女人原本力量较弱，而男人在性行为中又往往是主动进攻求爱者，所以男人还应多负一点责任。如果男的竟将责任都推到女方头上，或在出事之后要受惩处时，拿女的去做替罪羊、牺牲品，那么，哪怕他别的什么功夫再好，也应说他“不算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