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节所说看，佛教对于我国俗文学的影响颇多，其实士大夫的文学也受了它的影响。
第一，是文学用语的扩充。例如孟浩然诗，“导以微妙法，结为清净因”。柳宗元诗，“闲持贝叶书，步出东斋读”。白居易诗，“不如学无生，无生即无灭”。微妙法、清净因、贝叶书、无生无灭，都是佛教中的语汇。又如“塔”、“僧”、“忏悔”等字，用得更普遍。由汉至唐八百年间，佛经译述者所创造的语汇，包含三万五千多个词，有一部分是采缀华语而另给一新的解释，如“真如”、“众生”、“因缘”、“果报”等，有一部分是音译梵语，如“涅槃”、“刹那”等。这种语汇的增加对于文学自不能没有影响。
第二，是语法及文体的通俗化。这是矫正绮丽及古雅的积习的药石。法护、鸠摩罗什等人所用的散文，大概是根据当时人的口语。又佛教的偈，质朴与民歌相似，唐朝且有寒山、拾得等白话诗人。禅宗语录更是宋儒语录的范本。
第三，佛教文学极富于想象力，它给予晋朝到唐朝间的志怪与传奇小说之创作以刺激，就是明代的神魔小说，也和佛教有关。甚至描写社会现实的《金瓶梅》、《红楼梦》等小说，也包含了佛教思想，如西门庆遗腹子孝哥的出家，贾宝玉跟随和尚、道士而去，都是看破红尘的出世观念之强调。唐宋诗人，思想受佛教影响的也不少，王维、苏轼等更显著。
第四，我国音韵学的产生，显然是受了印度的影响，这件事对于骈文及律诗的成立，有密切的关系。
除印度方面的影响外，西北胡人对我国文学也有相当的影响，如乐府中所收的民歌，有一部分是“五胡乱华”时期外来民歌的译作，例如《琅琊王歌辞》、《陇头歌辞》、《折杨柳歌辞》之类。南北朝时，文学作品的风格，显然不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北史·文苑传》）。这种质朴刚健的作风就是西北民族输入的。后来唐朝诗人的边塞诗，也有这种气派。南北朝隋唐间的歌舞戏，也有外来的影响，如《钵头》是西域胡人的故事，《康老子》一戏与波斯有关系。又唐人《宣室志》里有陆颙入海求宝的故事，近人指为从阿拉伯输入的。
中国的乐府诗及词曲文学，与音乐有密切关系，而音乐，自汉以来，即有陆续由西域或印度输入的新声与新乐器，如箜篌、琵琶、觱篥等乐器，都是外来的，特别是琵琶，占着主要乐器的地位，它是由阿拉伯辗转传来的。近代戏曲，又受金元的影响，如胡琴等乐器，亦自蒙古而来。
另一方面，中国文学，自隋唐时代，就给予高丽（朝鲜）及日本以影响。高丽人及日本人能作中国诗的很不少。日本人所辑《全唐诗逸》，载了许多高丽人的诗。俞樾所辑的《东瀛诗选》四十四卷，收日本五百余诗人的作品，元明以来的作者居多。元及清代，蒙古人、满洲人到内地来，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有些能创作汉文诗词的，如萨都剌、纳兰性德，是最有名的。但宋元时期，中国对日本、朝鲜，因交通阻隔，文化上没有关系，到明清时代，才恢复联络。在这一时期，中国文学不但对日本、朝鲜输出（同时又从日本取回一些失传了的书），而且影响到安南去，到琉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