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证学的工作是对于历史材料的整理和检订，它可以算做历史研究的一部分。过去我国学术以儒家为中心，因此考证学的对象就只是儒家经典上的礼制名物，而考证学的观点也受了经典记载的限制。
例如罗振玉氏在安阳小屯村获得一种形状颇似犁的石器，他就以为是经书上所说的石磬，但这种东西和《周礼·考工记》所说的形状又不相同，于是他就推论到殷周磬制的不同（见罗氏《雪堂丛刻·五十日梦痕录》）。
但郭沫若氏则以为罗氏所云当即石犁，未必是古磬。这就表示着他们两人学术范围有广狭之别。罗氏始终拘守儒家的传统，所以思想不超越儒经的记载；郭氏贯通中西学术，故能从社会史的观点去推论。
又如王国维，在他的《殷周制度论》里面，对殷周之际政治文化的剧急变革，颇多发明，然而他不知道怎样解释，只是赞美“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这也可见王氏思想之为儒家所限制。
考证学如果不超越儒家的旧传统，如果对于古书上给予远古传说的涂饰与改造不知道分析，那么对于古物的研究就不能有很好的收获。好在西方考古学及社会学等学科逐渐输入我国，而西人来华进行考古更促进了我国考古学的发展，这样使考证学也日益进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