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朋友，我们又见面了。
光阴过得快。我记得我们讲完《诗经》的时候，还是热天，不知不觉之间，三伏天已经过完，天气凉快了。光阴就是这样，在寒暑之间，悄悄地就离我们而去，苏东坡说是“却不道，流年暗中偷换”，对一个诗人来说，也是让人很感慨的事情。我记得我当小学生的时候，唱过一首歌，是音乐课老师教的，名叫《秋风》，是黄自谱的曲，李叔同先生（就是弘一法师）填的词，歌词非常简单：“去年我离开你们，你们正穿新棉袄；今年我来看你们，你们变胖又变高。你们可曾记得，池里荷花变莲蓬？花少不愁颜色，我把枫叶都染红了。”非常好的一首歌，小学娃娃一学就会，记了一辈子。
伏天以前，我们从《诗经》里面选了八十多首诗，讲了十九讲。现在我们开始进入汉代古诗。为什么不直接就开始讲唐诗呢？这是因为，从《诗经》到唐诗，这个时间跨度太大了，它中间有一个过渡阶段，就是汉代以来的“古诗”。我们要读了这些古诗，才能大体了解从《诗经》到唐诗所经历的变革。
《诗经》基本上是四字一句的“四言诗”，而唐宋以后的诗歌，基本上是五言或者七言。从四言诗过渡到唐宋以来的“近体诗”，这中间有一座重要的桥梁，就是西汉时期兴起的五言诗。五言诗虽然只是每句比四言诗多一个字，但多了一个音符，多了一个词位，因而能表达更丰富的内容。五言诗的代表作，是《古诗十九首》。当然，五言诗并不是从这十九首古诗开始的，早在它们之前，西汉的李陵、苏武等人就写过五言诗了。但《古诗十九首》是五言诗作为一种成熟的诗歌体裁的代表，历来对它的评价都是很高的。
《古诗十九首》，大部分完成于东汉时代。当初那些诗人们写这些诗的时候，并不叫“古诗”，就叫“诗”。这个名字是进入六朝以后，后人搜集、编篡前代诗人的作品，把它们编入《乐府诗选》的时候，给它们取的。因为这个时候距离这十九首诗的出现，已经过去百年以上了，所以编篡者就把这些诗歌叫作“古诗”，以区别于他们自己所生活的时代的那些诗歌。经过这个命名，《古诗十九首》的名字就定下来了，从南北朝一直沿用至今。
把这些诗命名为“古诗”，是很准确的。因为从那以后，主要是在隋唐时代，诗歌从内容到形式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连诗歌的名称都变了，叫“近体诗”。所谓“近体”，就是指发端于南北朝末期、从隋唐以后流行起来、有固定格式的诗歌，它们和古诗在格式上的最大区别，就是诗歌的格律变严格了，多了很多规矩和限制。
在南北朝时代，发生了中国文化史上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佛经传入中国，需要翻译。佛经的原文是用印度的古代梵文写的，一个字有很多个发音，非常之复杂，这就促使我们反过来审视中国文字发音的独特性。刘宋时期的沈约，由此发现了汉字的“四声读音”，即一个字有四种声调，并且由此总结出声调的“平仄之分”，发现它们对汉语的音韵美起着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古诗写作的时代所没有意识到的，《诗经》的时代就更没有这些知识。这些声韵上的新发现引入到诗歌的创作中，就促成了隋唐时期诗歌音律的严格化，对诗歌的音韵结构，包括其中文字的表现形式，从音韵美、形式美的角度，做了许多格式化的新规定，这就是“近体诗”格律的由来。
本来，从《诗经》到六朝以前，诗歌都是要讲究格律的，但格律非常宽松，近体诗用严格的格律把诗歌束缚起来，也可以说是把诗歌武装起来，使诗歌内涵的音韵之美、音乐之美，得到格式化的表达，这种格式化的东西，就是近体格律，它对诗歌的音韵规定要严格得多。如果用近体诗的格律来看古诗，有很多在形式上都是不合格的。当然，我们不能用后人定的办法去要求前人，只能说是从近体诗开始，诗歌的音韵美有了格式化的发展，从唐宋一直沿用到现在。这中间，五四时期以后，一度兴起过白话诗，又叫自由诗，曾经把近体诗的格律完全废除，从诗歌的形式上确实是一种解放。但这种解放还没有维持一百年，当社会革命时期转入新的社会常态以后，白话诗的意识形态背景逐渐消失，它的宣传功能也逐渐失效，整体上白话诗就开始式微了。今天有许多中老年人，又重新学习写传统诗歌，但基本上写的都是这种格律严密的唐宋以来的近体诗，很少有人再去学写古诗了。
我们这个讲座，就以《古诗十九首》为主要内容，另外补充了李陵、秦嘉、曹操、曹植这四位诗人的五首诗。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就能大体了解汉代五言诗的成就，了解它作为一座重要的桥梁，在中国古代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