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娃的小煤矿停业了五年，他在深山老林里土法熬制了五年炸药。五年的起早摸黑没有给黑娃带来财富，裹着黑娃屁股的还是那条伪劣军裤。
有一天，黑娃从深山里走出来，看到自家窑门口的空地上，停着一辆体形硕大的轿车。五年前，除了那些前来要债的人，黑娃的窑洞门前从来没有来过别人。五年来，黑娃离群索居，形影相吊，每天只能对影自怜，而今天晚上，窑门口居然停了这么一辆庞然大物，黑娃惊恐万分。黑娃看到趴伏在自家窑门口的怪兽一样的轿车，腿肚子就在打转，一股惊悚从脚底直升脑门，他撂下背上的铁锅和土炸药，下意识地转身就跑。他跑得歪歪斜斜，像一只被打断了翅膀的大雁。
黑娃想着，那辆轿车，不是警察的，就是杀手的。前几天，一个熬土炸药的被逮走了；前一个月，一个开商店的被仇家杀死了。黑娃不怕死，但是黑娃不能死得不明不白窝窝囊囊。面对顶在额头上的枪口和搁在脖子上的刀片依旧叫嚣不已的，那不是勇敢，而是愚蠢。
黑娃跑出了几十米，身后的灯光打开了，两道灯光像两柄雪亮的刀片，劈开了浓墨似的黑暗。车子像一头猎豹一样，低声怒吼着，一扑又一扑，就扑到了黑娃的身后。黑娃躲在灯光照不到的黑暗中，将全身缩到了最小。车门打开了，走出一个敦敦实实的男子，月光下，他的领带鲜艳夺目，他的西装崭新笔挺。他喊道：“黑娃，操他姥姥的，你跑啥哩？”
黑娃看到轿车里钻出的是蔡亮子，一颗像跳蚤一样怦怦乱跳的心终于被摁住了，他喊道：“把他妈日的，咋个会是你？”
蔡亮子说：“现在世事都变成啥了，你还钻到山沟沟里熬炸药，赶紧开矿挖煤，咱们发财的机会来了。”
蔡亮子早些年当矿工，后来就一直当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来称为村支书。村支书在地老天荒的乡村具有绝对的权威，他就是乡村的土皇帝，他没有君临天下的形式，却有君临天下的内容，他在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上具有绝对的无法撼动的权威，说一不二，铁杆无挪。蔡亮子也是和黑娃同期开办煤矿的，也是在好景不长的时候被迫关井停产的。不同的是，穷困潦倒的黑娃关井后只能钻进山沟熬炸药，而蔡亮子关井后继续做他的村支书，继续在那片土地上将自己的权力发挥到极致，继续背着双手走过村道，所有人见了他都要点头哈腰退避让路。村支书蔡亮子的生活质量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一个月前，煤炭价格突然攀升，家家停业已久的煤矿纷纷开业，就像香火已断的庙宇突然钟磬齐鸣烟雾弥漫，一派鼎盛景象。那些想买煤的生意人提着一麻袋又一麻袋的钱站在一家家煤矿的门外，排队等候着煤老板开恩把煤卖给他们。煤炭市场的突然兴旺，让所有人都无法想象，就像一个鸡皮黄脸满头白发的老太太，睡了一觉起来突然变成了肤如凝脂眼如寒星的青春美少女一样。突然暴富的煤老板们大喜过望，他们坐在自己家的堂屋里，天上的馅饼就纷纷掉进院子里，而且是带肉的馅饼。世界上哪里还有比这更美好的事情？
就在煤老板们坐着豪华轿车天天赴宴席夜夜逛窑子的时候，黑娃还背着铁锅走在深山老林的羊肠小道上，他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不知道他堆放在矿井口五年来无人问津的煤山已经变成了一座金山。勤勤恳恳熬制土炸药的黑娃依旧满脸菜色食不果腹，为了多花一分钱而心疼不已，他不知道自己在一夜之间已经成为了百万富翁。
黑娃没有电视，没有广播，也从来不看报纸，他也看不懂报纸。早出晚归的黑娃生活在与世隔绝的世界里，他的世界里只有硝铵、木屑和柴油——这些都是熬制炸药的原料。
黑娃后来说，他知道煤炭价格飙升后的第一个想法是：此后夜夜当新郎，村村都有丈母娘。
黑娃走出穷山沟，走进煤矿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就像躲在深山中的白毛女一样，不知道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换了人间。
黑娃堆放在矿井口的煤堆因为无人看管，已经被贼偷光了，被末煤染黑的泥泞地面上，还有载重卡车轧的印痕，当贼娃子开着隆隆作响的大卡车来偷煤的时候，黑娃正像个炼丹修行的老道一样沉浸在土炸药的熬制中，他不知道，当煤炭价格突然提升后，那一卡车的煤炭相当于他卖一年的自制炸弹。
蔡亮子的三菱越野车载着黑娃来到消失了的煤堆边时，黑娃神情凄凉，蔡亮子嘲笑他说：“这点钱算什么，你开工后一天就赚回来了。”
蔡亮子拉着黑娃来到县城一家饭店里，走进包间，蔡亮子把一捆还没有解封的人民币甩在了黑娃面前，黑娃惊慌地问：“你这是干什么？”
蔡亮子像革命样板戏中的英雄人物一样大义凛然地说：“操他姥姥的，这些钱都是你的。”
黑娃惊恐万分，此前他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钱，他更不明白操他姥姥的蔡亮子突然给他这么多钱是什么用意。他想着蔡亮子是在开玩笑，但是蔡亮子的神情又不像开玩笑。蔡亮子的黑脸很严肃，就像电视剧中不苟言笑的包公一样，懵懂的黑娃不知道蔡亮子的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蔡亮子说，昨天，秦岭山中的一家发电厂来人预订10万吨煤，丢下了100万元给他，而他的煤矿产量远远达不到这个标准，就想起了五年前曾经一起在煤炭局举办的安全培训班上认识的黑娃，那时候还没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煤矿的所有事务都一揽子归煤炭局管，只是煤炭以后像个暴发户一样腰缠万贯，所有的职能部门才纷纷跑来分一勺羹，这样，煤老板就有了无数个干爸，每个干爸都需要煤老板来赡养。那时候的黑娃刚刚从矿工变身为煤老板，他对每一个同行都心存敬仰，他把每一个同行都叫哥。谦恭低调的黑娃给操他姥姥的村支书蔡亮子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当五年后的蔡亮子接到一个大单的时候，他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黑娃，那时候的黑娃朴实憨厚，就像北方庄稼院里常见的白杨树一样，这样的人让人放心，他还没有学会煤老板们通常具有的奸诈狡猾和言而无信。
蔡亮子开着他新买的三菱越野车来到黑娃的煤矿时，看到的却是冷冷静静的场面。当别的煤矿热火朝天地昼夜兼程追赶进度的时候，黑娃的煤矿里却只有墙角的蜘蛛和草间的野兔。蔡亮子百般打听，才知道黑娃在深山老林里土法熬制炸药。蔡亮子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明白黑娃的脑筋里缺少了哪一根弦，守着金山啃窝头，端着金碗去讨饭。
黑娃说：“把他姨日的，我咋知道煤炭价格变成了这样？”
煤炭价格为什么突然变成了这样？黑娃不知道，蔡亮子不知道，几乎所有人都不知道。
几年后的一篇报道介绍说，因为当时国际原油价格在经历了十几年的低迷后，从那一年起一路攀升，受能源价格的影响，煤炭价格也处于高速上升的通道中，短短的一年时间，煤炭价格就翻了两番还多。
在这种情势下，煤老板想不发财，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
煤老板的命运发生了过山车一样的变化，一夜暴富，原因就在于能源价格突然暴涨，这种暴涨而且持续了很久。
那时候没有网络。即使有网络，扁担倒了认不出是个一字的煤老板们也不会使用五笔和拼音，煤老板们是时代的畸形产物，畸形的经济环境造就了这一群文盲暴发户，畸形的经济环境让全民所有的国家财产进入了这些文盲的腰包里。
黑娃要招工，只能依靠原始的方法，他连夜请村庄里的小学代课教师用毛笔写了几百份招工启事，张贴在乡村所有的路口和电线杆上。电线杆曾经是乡村的信息集散地，所有发布信息的人都盯上了电线杆，电线杆上经常张贴着各种内容和形式的小广告和小告示：梅毒湿疣请找我；不孕不育请找我；给猪配种请找我；天皇皇地皇皇，我家有个夜哭郎，走路君子念三遍，一夜睡到大天亮……
黑娃的招工启事也张贴在电线杆上，电话后面留着蔡亮子的手机号码，那时候的黑娃还买不起手机。手机属于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的奢侈品。那时候的手机有两个功能，一个是通话，一个是防身。那时候的手机像砖头一样结实硕大，拿在手中就像拿着一块老城砖，手机掷出去，都能把狗砸死。
那时候，人们经常能够看到蔡亮子拿着这样的一部沉甸甸的手机招摇过市，他高视阔步在所有人艳羡的目光中，趾高气扬在明媚的阳光里。蔡亮子有事没事总爱打个手机，而且越是在人多的地方越爱打手机。蔡亮子只要把砖头一样的手机凑近耳边，就会加大嗓门，就像和人吵架一样地大声呐喊：“操他姥姥的……”他突然的呐喊声吸引来所有人的目光，蔡亮子用眼睛的余光斜睨着所有人，慢腾腾地走到最高处，然后像“文革”时期的革委会主任一样，气势轩昂地对着电话和面前的所有人发表演说，偶尔他还会把砖头一样的电话拿在手中使劲摇晃，大声喊着：“拿鸡鸭，拿鸡鸭，你他妈的咋不说话。”人们想不明白，蔡亮子站在高处打电话，管鸡鸭什么事情？多年后，当手机像钢笔一样普及了以后，人们才知道操他姥姥的蔡亮子口中的“拿鸡鸭”原来是手机品牌诺基亚。
蔡亮子喜欢打电话，打电话是蔡亮子高调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手机的早期时代，几乎所有的手机持有者都是这种德行。
短短的三天时间内，黑娃的煤矿就来了七八十个人，这七八十个人七长八短，年龄最大的足够做年龄最小的爷爷，年龄最大的头发胡子都白了，年龄最小的嘴角还没有长出髭须。在城市里，像这样须发皆白的老人要么在公园里打着太极拳，要么提着鸟笼走在幽静的小道上，他们衣食无忧，他们享受着退休金和养老保险，他们是城市户口，他们吃商品粮；而在农村，同样为国家贡献了一辈子光阴的老人，累弯了腰，累垮了背，却难以享受到一分钱的补助，他们还要自食其力来养活自己。而造成这样巨大差别的，只是因为人家是城市户口，你是农村户口，人家出生在城市，你出生在农村，尽管同样都是这个国家的公民，但是出生地决定了你一生的走向和幸福。
人生最大的不平等，就是出身的不平等。
黑娃是煤老板中的文化人，黑娃不识字，但是黑娃是文化人，黑娃能够大段大段地背诵戏文。黑娃对我们那里的地方戏是无师自通的。他曾经像说评书一样向我讲起了地方戏曲中的情节，什么《铡美案》，什么《三娘教子》，什么《辕门斩子》……黑娃是煤老板中的另类，他之所以没有像蔡亮子和煤炭局张局长他们那样穷凶极恶，可能与中国传统戏曲对他的熏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乞丐时代的黑娃吃了上顿没下顿，他经常流浪在戏院里，捡拾别人丢弃的果核和馒头，聊以果腹。那时候的电影和电视还没有普及，而看戏则像节日一样热闹。每年的“忙罢”，地方剧剧团总要巡回演出。“忙罢”是一个古老的使用了几千年的词语，庄户人把麦子收割入仓后的那段悠然闲散时光称为“忙罢”，这确实是很妥帖的。在每年“忙罢”的日子里，黑娃总会出现在看戏的人群里，他的眼睛盯着地面，耳朵捕捉着戏台上的每句戏文，很多经典的台词他都能朗朗上口。黑娃对戏曲的挚爱一直蔓延到了煤老板时代。
黑娃最喜欢的戏文有这样两段，这两段戏文在他以后认识我的时候，还经常吟唱：
一匹马踏碎了铁甲连环，
一杆枪杀退了雄兵百万，
一声笑倾倒了满朝文武，
一支笔写尽了人间恩怨。
……
还有一曲戏文是这样的：
恋着你弓马娴熟通晓诗书少年英武，
跟着你闯荡江湖风餐露宿受尽了人间千般苦。
你全不恋三载共枕如云如雨一片恩情当做粪土，
你骏马高官良田千亩丢弃奴家招赘相府。
……
黑娃曾经很多次在我面前如痴如醉地唱过这两段老戏唱词，可惜我那时候一直没有问他这是什么曲目中的。那时候的我是一个意气风发的文学青年，张口闭口都是解构主义和后现代派，总是把中国古典文化视为糟粕，现在回头来看，后现代派等各种现代流派早就成了过眼烟云，而中国古典文化博大精深，它太阳一样的光芒照耀着我们，给我们带来七色光彩，照得我们心灵的花朵，美丽可爱，今天我们成长在阳光下，明天我们去创造七色世界，来来来来来……
那时候黑娃知道我是一个写书的，他就说：“你啥时能给咱也写上一部老戏来，就写我们煤老板，就算你厉害。”老戏源远流长，它穿越了几千年的漫长时光，经历了无数岁月的磨炼，一直流传到今天。我惭愧，我汗颜，我写不出这样的传世作品。
有一次，也是在“忙罢”，黑娃正在戏院里看《辕门斩子》，他的大哥大响了。电话是蔡亮子打来的，蔡亮子在电话里说：“你还有闲心看戏哩，看个鸡巴，煤矿都叫人家封了。”
黑娃心急火燎地来到矿井，看到矿井口竖着木质三脚架，三脚架上粘贴着一张告示，写着煤矿主必须在×日×时来到×地进行培训，没有培训取得资格证的，不能开业。告示上还加盖着鲜红的公章。
黑娃打电话给蔡亮子：“这该怎么办？”
经多见广在最底层的官场混迹了几十年的蔡亮子说：“还能怎么样？交钱买证啊。”
黑娃东借西凑凑了一笔钱，交到了张会长的手中。这次，黑娃才知道，全县的煤矿都要听张会长一个人的，张会长掌握着煤矿生杀予夺的大权。开办煤矿要办很多证件，而张会长有能力办完所有证件，但是你必须把钱交到他的手中，由他来办理，他从中抽取利润。张会长不是官员，但是他权力无边，一些官员也害怕他。
张会长创办的这个协会叫作“全县煤炭行业经理人权益保护协会”，一个不伦不类的名字。
坐在摇摇晃晃的汽车里，汽车行驶在尘土飞扬的乡间道路上，黑娃一路都在想着：这人嘛，都是贱货，你穷得叮当响的时候，没人给你钱；你富得流油了，人人都给你送钱。黑娃只用一天时间就借到了近百万元，而当初在深山老林里熬炸药的时候，向人家借两毛钱，人家还向他翻白眼。
后来，我在一本忘记了名字的古典小说中也看到了类似的话，那上面说：世人都喜锦上添花，哪有人会雪中送炭。
花钱买证后的黑娃自以为一劳永逸了，然而，过了两个月后，张会长的电话打来了，要求换证。黑娃义愤填膺地在电话里据理力争，然而张会长用很沉稳的语调告诉黑娃说：“每个证件都是有使用期限的，最短的两个月，最长的一年。我们要进行年检和月检，检查合格了才能发证。”黑娃问：“这使用期限是谁规定的？老公家规定的？”张会长义正词严地说：“是我们规定的，我们就是国家工作人员，我们就是国家，就是老公家。”
黑娃放下电话，依旧怒气难平。
黑娃偏偏不换证，他想，你一个小小的会长，能把我怎么样？
几天后，一辆北京吉普开进了黑娃的煤矿，车上走下了三个穿着西装的人，他们走路的时候夸张地甩动着手臂，西装袖子呼啦呼啦，果然是两袖清风。他们中一个首领模样的人走到矿井口，指着毛驴边卸煤的矿工怒气冲冲地问：“黑娃呢？叫黑娃过来见我。”另外两个用穿着皮鞋的脚狠狠地踢向装着煤炭的竹筐，又踢向了卸煤的矿工。矿工迈动穿着黄胶鞋和土布鞋的脚向后躲避，毛驴惊慌地叫着跑向远方。
首领模样的人说：“看看你们的设备，真他妈的丢脸，还用毛驴呢？你们以为这是在旧社会，真给我们丢脸。”
黑娃过来了，看着这一幕，他的怒气更大，他指着首领模样的人质问：“你们凭什么打人？”他又转向身后围观的矿工们，“兄弟们，操家伙，把这三个狗娘养的捶扁了。”
矿工们围上来，手中拿着洋镐和木棒，首领模样的人吓坏了，他的脸像裹尸布一样煞白，他向着黑娃连连摆手：“不关我们的事，不关我们的事，是张会长让我们来送通知的。”首领模样的人把一个信封交给黑娃，就带着两个喽啰慌忙钻进吉普车里，仓皇逃窜。
黑娃打开信封一看，里面是一张《停业整顿通知书》。
黑娃想，你个张会长，又不是政府部门的人，凭什么给我下《停业整顿通知书》？
黑娃置之不理，黑娃的煤矿继续加班加点地生产。黑娃觉得自己不偷不抢，不做违法的事情，而且还交了一百万元，张会长你凭啥还想要？
可是，黑娃想错了。三天后，几辆大车小车开进了黑娃的煤矿，车上跳下几十个人，有的西装革履，脑满肠肥，有的身穿保安服装，手拿警棍，满脸狰狞，他们宣布：黑娃的煤矿违法操作，立即关停。
黑娃无可奈何。
蔡亮子找到黑娃说：“你耽搁一天就要损失多少钱，开工一星期就把给他们的钱赚回来了。你怎么不会掂量？”
黑娃豁然开朗，他交了钱，从张会长手中换来新的证件，煤矿又开业了。
张会长就是我们家乡煤炭行业的南霸天，他和黑社会毫无区别，甚至比黑社会还黑。
我想起来了一个故事。当黑娃的煤矿遭受热火朝天的敲诈勒索时，我应该在暗访黑工窝点的那个时间段里。那时候我的工作刚好稳定下来，我回到了老家，见到了以前的朋友。有一次正和一位朋友吃饭的时候，他的手机突然响了，接听后他告诉我说，要去煤矿一趟。当时我还以为煤矿发生了矿难，可是他说，他们需要钱的时候，就去一趟煤矿，每到一个煤矿，都有些东西给的，刚开始是送真皮皮包、香烟、高档酒，后来就送钱，几百块，几千块，到了现在，没有万把块钱，是打发不走他们的。我问：“你们经常这样跑煤矿，煤老板隔几天就送你们钱，他会不会讨厌你们？”前同事说：“全县煤矿多了，一个星期跑一家，也要一年时间才能跑完。我一年才收你一次礼物，不算多吧？”我问：“人家煤老板没有什么问题，你也检查不出来，凭什么给你们钱？”前同事笑着说：“只要我们检查，他就会有毛病。你还记得我们以前讲的交警查车的事情吗？”我点点头，想起了那时候他经常讲的一件真实的事情：我们县的交警只要见到外地车辆，就要检查，只要检查，就要罚款。有一次，查到了一辆外地拉货卡车，证件齐全，没有任何问题，交警转到卡车后面，看到卡车后面的转向灯上有几个小泥点，就以此为理由罚款1000元。司机大声叫屈，说你们这里是黄土高原，路况不好，车上怎么能不沾点小泥点？司机顺手将小泥点抹去了。但是交警不依不饶，说如果交警没有看到小泥点，司机就不会抹去；如果没有抹去，就会影响后面司机的视线，所以一定要罚款。最后司机没办法，缴了1000元罚款匆匆离去。
这位朋友就在张会长手下工作。张会长手下雇用的，都是临时工。张会长不是政府工作人员，但是他的权力比政府工作人员还要大。
那年春节前夕，黑娃盘点自己的收入，在短短的一年里，他的存款达到了上百万。
黑娃买了一辆三菱越野车，又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子，他开着越野车载着儿子将超市里的物品一堆一堆地拉回家，堆满了厨房和客厅，甚至连卧室的地板上也堆放着火腿肠和酱牛肉。黑娃指着满屋子的年货，气吞山河地对儿子说：“把他姨日的，老爹也有今天啊，你想吃什么，老爹就做什么。过去的皇上也没有咱爷儿俩吃得好。”
大年初二，黑娃开着三菱车给蔡亮子拜年，他自以为现在能够和蔡亮子平起平坐了，大队支书蔡亮子开着三菱车，我黑娃也开着三菱车，黑娃终于有了扬眉吐气的一天。黑娃来到蔡亮子家才发现他是最穷的煤老板，蔡亮子是我们那里的第一代煤老板，这个大煤老板是很多小煤老板的师傅，来给蔡亮子拜年的小煤老板如同过江之鲫，他们的车都换成了上百万的陆地巡洋舰，陆地巡洋舰在村口的打麦场摆成一排，如同一排护旗士兵一样威猛无敌势不可当。而蔡亮子的坐驾早就换成了路虎。黑娃的三菱车和这些上百万的高档越野车放在一起，就像一个刚刚走出山村的村姑和一群光鲜亮丽的模特站在一起一样，让他自惭形秽。
黑娃不知道，当他为自己的小煤窑一年赚了一百万而沾沾自喜时，人家的煤窑一年赚了上千万。
黑娃将蔡亮子当成了榜样，小时候老师总是告诉黑娃，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黑娃决心成为蔡亮子那样的人。
春节过后，黑娃又招募了几十名矿工，我们那里的南山和北山都是世代贫穷的山区，那里有的是一月给几百元就能给你拼死命的人，有的是世代存款没有超过1000元的人，黑娃来到南山和北山，像大泽乡的陈胜吴广一样登高一呼，应者如云，他们像小溪流入大海一样跟着黑娃会聚到了煤矿，800米深处的暗无天日的煤炭能够换来给父母治病的钱，能够换来供儿子上学的钱。农民们从来都不吝啬力气，他们只吝啬钱，因为他们不缺力气，他们缺钱，他们为了钱而过早地透支了自己的力气，当城里人拿着退休金提着鸟笼安享晚年的时候，农民们却一个个像累垮了的老牛一样，再也站不起来了。农民是这个社会最勤劳又最贫穷的人。
然而，春节过后开工没有几天，黑娃的煤矿又遭到了停业整顿。黑娃百思不得其解，所有证件都办理了，该打点的各路瘟神都打点了，春节前夕给张会长也都“祭奠”了，为什么还要“停业整顿”？
黑娃百思不得其解，如堕五里雾中，他已经学聪明了，他不再与张会长硬碰硬，他知道张会长他们是坚硬的岿然不动的石头，而他只是鸡蛋，有了一百万存款的他是鸡蛋，有了一千万一千亿的他还是鸡蛋。聪明的鸡蛋从来不会奋不顾身地撞向石头，聪明的鸡蛋都是现在像蔡亮子这样会思考的鸡蛋。
黑娃找到蔡亮子，当了一辈子大队支书的蔡亮子精通社会学问，他听了黑娃的陈述后说：“操他姥姥的，你光给人进贡不行，还要让人家入干股。”
纯洁的黑娃问：“什么叫干股？”
蔡亮子说：“就是你不拿人家一分钱，每年过年前给人家送一笔钱，这笔钱叫分红，一般都是你煤矿全年收入的10％～20％。”
黑娃问：“协会里那么多人，我咋知道谁想入干股？”
蔡亮子点拨说：“谁封你的煤矿，你就去找谁，只找一把手，找了别人不顶用。”
黑娃问：“协会里管煤矿的那么多人，我找了这个人入股，别的人有没有意见？那里面的人，我可是谁都得罪不起的。”
蔡亮子说：“这就不是你考虑的事情了，你让他入了干股，他拿了你的钱，自然会把别的人摆平。再说，协会里的每一个人都在煤矿入干股，不是在这家，就是在那家，大家互相帮衬着，就啥事都没有。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他入了干股，分了你的钱，矿上出事了，他就能替你顶住；上头来人检查，也会提前通知你。有别的人找麻烦，他也会替你抵挡。”
黑娃恍然大悟：“把他姨日的，这里面还有这么多的道道。”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黑娃提着装有十万元的皮包，敲开了张会长的家门。张会长家在县城南郊一片别墅区里，那里的每幢楼房都器宇轩昂金碧辉煌，鹤立鸡群一般地俯瞰着旁边南关村的旧瓦房，那里的每幢楼房造价都在百万元以上。那些楼房的主人都是县城的达官贵人。事先黑娃敲门的时候还担心会引来张会长家的狗，当门环撞击门扉的声音越来越大的时候，也没有听到一声狗叫声，黑娃这才心中坦然。我们县的人都有养狗的传统，然而这一大片别墅区居然没有一声狗叫声，黑娃感到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他询问蔡亮子，蔡亮子说：“这些人都不养狗，如果有人送礼，狗就叫起来，旁边的人都知道送礼的人来了。送礼这事都是偷偷摸摸地，怎么敢让人知道。”黑娃恍然大悟。黑娃觉得他是在实践中学会了很多社会知识。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实践出真知。果然是这样。
给黑娃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岁的看起来精干利索的女子，后来黑娃去的次数多了，知道她是张会长家的保姆。保姆一看到手提皮包的黑娃，就知道他想干什么，她将黑娃引到了客厅里。充塞着红木家具的客厅显得古色古香，还氤氲着一种印度檀香的缥缈气味。张会长坐在客厅面对门口的椅子上，神情肃穆，像一尊威严的金刚。黑娃坐在侧翼斜对门口的沙发上，谨小慎微，像一具温柔的弥陀。
黑娃小心翼翼地说：“张会长，年前本来就想看望您，可是事儿多，就给耽搁了，现在给您拜个晚年。”黑娃把装着十万钞票的皮包向张会长的方向推了推。
张会长很不乐意地问：“干啥？你准备干啥？”
黑娃拉开皮包，让张会长看到里面红彤彤的钞票，他笑容可掬地说：“一点小意思。”
张会长沉着脸说：“你这是叫我犯错误。”
门外又响起了叩门声，保姆站在院子里，她没有去开门，只是用眼睛看着客厅。她已经习惯了当第一个送礼者还没有离开，而第二个送礼者登门的时候，她应该干什么。她站在庭院里眼望客厅就等于催促黑娃赶快离开，张会长大腿压着二腿，他的眼睛斜视着左上方，没有再看黑娃，那也等于让黑娃赶快离开。黑娃知趣地站起身来，向门外走。
身后传来张会长的说话声：“把你的东西拿走，我从来不收人这东西。”
黑娃回过头去，看到张会长依然眼望着左上方，脸上看不出喜怒。黑娃没有拿皮包，他匆匆穿过庭院，走出了大门。张会长依然端坐在客厅的紫檀木椅子上，没有再说什么。大门口，一个中年男子像他刚才一样忐忑不安地提着皮包，皮包里肯定也是现金。
黑娃回到煤矿，以为烧香进贡了，煤矿就能开工了，然而煤矿的封条依然像一道铁闸一样，闸住了矿工们通往矿井的脚步。
两天后，黑娃又来到了张会长家，包里还是装着十万元现金。
张会长依旧不冷不热，连一杯水也没有倒给他。黑娃继续赔着小心，像一条哈巴狗一样看着张会长的脸色。黑娃放下皮包后，又匆匆地离开了，张会长依旧威严地说：“把你这个拿走。”黑娃一声不吭。这一切就像提前导演好的戏剧一样。
走出了张会长家，黑娃擦着额头上的汗珠，想起来以前给银行人员进贡的情景，银行的人直接就说“给我回扣多少”，而张会长从来不这样说，他还要装出一种两袖清风大公无私的模样。银行的人是真小人，而张会长是伪君子。伪君子比真小人更可怕。
黑娃回到煤矿后，看到矿工们准备下井。在他还没有回到煤矿的时候，张会长的电话已经打到了煤矿。
此后，黑娃年年春节前把“分红”送到张会长家中，他的煤矿平安无事。在这个世界上，黑娃最怕的人就是张会长，张会长一把抓着他的命脉，张会长想让他半夜死，他就活不到五更。那次黑娃大闹饭店，就连黑社会老大洪哥都无法劝阻黑娃，而张会长一声怒喝，黑娃就乖乖地缴械投降。
直到在蔡亮子嫁女的婚礼上张会长被带走，黑娃才敢大骂张会长，黑娃才有了翻身做主人的感觉。
我一直不明白，一个行业的小小会长，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能耐？黑娃说，张会长不是衙门里的人，但他和衙门里的人熟悉，他霸道残忍，借刀杀人，杀人于无形，全县煤炭行业里的人，没有不怕他的。
黑娃又说，官场里的人其实不可怕，他们讲游戏规则，他们讲制度，而就是张会长这种人，不官不商，不文不武，不工不农，你说不上来他是干什么的，但是他什么时候都能干，也什么事情都能干出来，他不讲江湖规则，这才是最可怕的。
张会长在蔡亮子嫁女的婚礼上被带走后，三个月都没有回来。由张会长挖出了一大堆问题官员，牵扯到我们县十几个部门的官员。有的官员被判刑，有的官员被撤职。几年过去后，张会长至今还在监狱里，天天唱着“愁啊愁，愁就白了头”，还有“钱啊，你这杀人不见血的刀”。
据说张会长在监狱里，也是一夜之间头发全部白了，面容憔悴，仿佛老了十岁。
据说张会长被判刑了，每个矿区都鞭炮齐鸣，煤老板们组织矿工敲锣打鼓，载歌载舞，把一面面锦旗送给了县委县政府。现在，县委县政府会议室的墙上还挂着这些因为岁月的冲洗而颜色变得暗淡的锦旗。
张会长被关进监狱后，监狱里的囚犯照样恨透了贪官，他们解下鞋带，一头系在张会长因为苍老而松弛的蛋蛋上，一头系在他因为长期保养而颜色白皙的大拇脚趾上，让张会长行走。曾经威风凛凛趾高气扬的张会长高视阔步了几十年，而现在只能以一种奇怪的姿势行走。他每走一步，就会发出一声哀号，像被公鸡强奸的母鸡一样，他的哀号声后面，是一大片开怀的笑声。
多年后，张会长仍然是老家人民谈论的热门话题。
黑娃的煤矿和家乡的很多煤矿一样，依然昼夜运转，依然日进斗金。
张会长确实是我们老家的“穆小二”，穆小二在山西一个产煤县的检察院工作，与煤炭行业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是全县煤老板眼中最举足轻重的人。我们老家的张会长没有一个正式工作，和煤炭也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却把持着全县煤老板的命运。
这世界上有些事情就是想不通。
那次，从人字形瓜庵离开后，我回到了黑娃的煤矿上。
我向黑娃谈起了高老伯儿子的赔偿费，我说起了高老伯儿子的遭遇。
黑娃说这是陈年往事，早就不记得了，该处理的，他以前都处理好了。
我说高老伯一家生活恓惶，他的煤矿半天的收入就能让高老伯一家人过上传说中的幸福日子。
黑娃发怒了，他说：“世界上恓惶人多了，我每个人都给钱，我的日子还过不过？”
我感到极度悲愤。
于是，我离开了黑娃。黑娃所处的这个阶层，早就站在了普通大众的对立面，我在感情上与他无法沟通。
我相信了人们口中关于这个阶层为富不仁的种种传闻，这个阶层尽管曾经历尽沧桑，经历了赤贫和苦难，但是暴富蒙蔽了他们的善良和真诚，他们彻底丧失了做人的道德和良知，他们沦为了大众公敌。他们可以在酒桌上夜总会里一掷千金，但是面对劳苦大众的苦难他们熟视无睹。这些年，在多家省市慈善榜中，难觅这个阶层的身影。
我又开始了等待。等待北方那家报社的召唤。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近了洪哥。洪哥在县城有多家公司，我一边在洪哥的公司打工，一边等待着继续做记者的机会。
日子一天天过去了，平静地流过去了，像河水一样无息无声，那一掬水流过后，再也找不到了……
张会长后来被判刑20年，他在北京和省城的多处豪宅被没收。
长生回到了家乡，他用积攒的钱买了一辆卡车，当上了车老板。
我相信老家人最喜欢说的几句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没到。人在做，天在看，啥事都有个因果报应，谁发家了，那是积德行善的结果；谁倒霉了，那是做坏事造孽的结果。所以，做人，要做好人，甭做坏人；做事，要做好事，甭做坏事。
多年后的今天，煤老板终于退出了历史舞台。煤炭资源整合，本来属于全体人民的煤炭终于从煤老板手中被要回来了。不过，政府也为此花费了一大笔钱。
当初别人笑话黑娃用一头牛的钱买了一头结扎了的老母猪，而现在人们才发现黑娃用一头老母猪的钱买了一头纯金打造的大犍牛。十年过后，黑娃的煤矿储量还是源源不断，谁也不知道那里面到底有多少煤炭可供挖掘。当初黑娃用8000元买了这个小煤窑，而现在这个大煤窑，政府用8000万买了回去。
在煤炭行业资源整合的这个季节，房地产业陷入了低谷，股票基金也举步维艰，老家身缠亿贯的前煤老板们也选择了不同的出路：有的移民国外，有的进军汽车制造行业，有的从事石油行业，有的从事建材、园林、通信等行业。黑娃去了陕北，那里的石油天然气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黑娃想打出一眼油井，就像当初打出一眼矿井一样。蔡亮子去了加拿大，他到加拿大温哥华继续用家乡话对着金发碧眼的老外喊“操他姥姥的”。
世间再无煤老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