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去，该如何描述这次旅行呢？——一次最好的旅行，它就是生活。
一
我还以为我们是来学做桌子呢。雪莉慢悠悠地说。
雪莉的短发像雪后的蓬草一样，皮肤则是另一种白，细腻雅致，好像从没受过风霜日晒。细密的皱纹分布在嘴唇四周，无论讲了多么精彩的笑话，她的嘴唇总是紧紧抿着，和想要绽开的脸部肌肉对抗。两颊微小地收缩着，笑意只在眼睛里闪烁，雪莉像个狡黠的巫婆。此刻，她就这样笑嘻嘻地，站在竹床旁边。
这句话显然引起了共鸣，坐在竹床上的女人们一阵大笑，像强烈阳光下腾起的灰尘。对啊，对啊。我们说。
呃。站在竹床对面的辛西娅仍然保持笑容，嘴唇直咧开到耳朵边，露出健康的上牙龈。她正在解释今天的工序，突然被雪莉打断，笑容有点僵住，歪着脑袋，眼神垂到地面，似乎在想该怎么回答。辛西娅是工作坊的老师——一个女木匠，在沾满泥垢的土黄色衬衫里，找不到身体的轮廓。她非常瘦。但是你想象不到她挥锤子的时候，会多么有力。
我的意思是，第一次学木工，居然就学造房子，天哪。雪莉已经换上了太阳帽、紫色长袖衬衣，微微驼背，双手背在后面，握着锤子。
其实，造房子比造桌子简单多了。辛西娅想好了答案，收起笑容，眼神确定地停留在我们身上。
所有人都被这个答案镇住了。真的吗？
三个月前，当我报名木工工作坊的时候，像雪莉一样，没有想到是来盖房子。同事问，你们结束的时候，会做一个东西吗？我说，可能吧，做个板凳？同事说，难道不能做个好看的东西吗？比如说……花瓶？我不知道做一个木花瓶是否明智，但是毫无疑问，在我们的想象中，木工，是做家具，是为了装饰，是好看的小东西。
直到昨天，我从上海出发，经过清迈，坐车来到这个泰国北部的乡村——清道。今天清晨，蹲在皮卡的车厢里，卡车停在一片芒果林，我们像一堆土，被下在了工地。林中的坡地上，立了十根高低不一的混凝土柱子，像梅花桩一样——我们要在这里盖一座木屋。
真的，造桌子很难，造房子，很容易。辛西娅又强调了一遍。
早晨的清道，凉爽的夜晚和暴烈的白天正在交替。还有最后一丝凉风，穿过茅草搭的工棚。一天当中干活的黄金时光，很快就要过去了。
也许就把桌子留给高级班啰。雪莉没有忘记终结自己的话题。
二
工作坊十六个成员，白人占了一半，剩下的一半亚洲人当中，中国人又占了一半。——正符合当前的国际情势。
对于即将开始的体力劳动，小燕非常紧张，她说，你看这些白人，咱们肯定拼不过她们。不错，大部分白人姑娘都很强壮。有一对法国姐妹，胸部像两个排球，走起来像一片山在动。就像小人们喝了药水，瞬间长大，只不过当我们都停止了，这些白人姑娘又多长了一秒，也许两秒。更重要的是，她们对待体力工作毫不含糊。直接地抬起发电机，直接地拿起锯子，好像理应如此，没有丝毫犹豫。白人和咱们是两个物种，小燕惊叹。
所以，在工作坊的第一天，当她们在太阳底下、水泥柱子之间忙碌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没有加入，和另外一队人，蹲在坡上的阴凉处，学习如何磨凿子。
我的凿子是在泰国买的，透明的红色塑料柄，长方形的钢刃。在磨砂石上洒一层水，一手握柄，一手固定刀刃，稳定地磨，等刃上立起细细的钢粒，再磨反面。如此三轮，才算合格。我一边磨，一边想，磨凿子要用来干吗？也许这就是中文里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突然听到坡下有人喊道：“我们这儿需要壮劳力！”我左右一看，没人响应，其他三个中国女孩都很瘦弱……我不由自主跳起来，走下坡去。
原来她们正在挖坑，把最后两个水泥柱子埋进去，完成所有的地基。这里的泥土是红色胶土，非常坚硬，因此挖了一半，即使白人姑娘们，也要力竭了。我拿起铁锹——这铁锹也不同于中国北方，柄是全钢、螺纹的，锹头很窄，像矛一样，人要把锹往下掷，用铁锹自身的重量，刺破胶土，翻起来，然后把浮土舀出坑外。铁锹非常重，只十来下，胳膊就已酸胀，无力提起。我和美国的丽萨轮流。丽萨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她有着中年妇人扎实的体型，坐在坑边，一声不吭，只顾一下一下把钢锹往下扔，坑里发出闷闷的声音。几轮下来，我感到虎口疼痛，原来已经起了水泡。我换了一把木柄铁锹，较轻，但落在坑底，只能溅起一些土点儿。我生怕被丽萨发现自己没有力气，使劲砍削着坑的边缘。——丽萨并不理我，只是闷头投掷着最重的铁锹。
半小时过去，用卷尺一量，不过深了五厘米。而我们需要挖到一米五。太阳已经升到头顶，空气像滚烫的沙子，一点风也没有。皮肤开始发烫，汗水流了满脸。大脑和身体一样，变得呆滞了。我爬出坑，到坡上喝水。另一队人仍蹲在地上磨凿子。小燕抬头看见我，问，你行吗？我点点头，又下坡了。
傍晚，一天的工作结束了，水泥柱子终于埋了进去，房子的根已扎定。回到民宿的小木屋，我用仅有的力气洗完澡，爬上床，身体沉重得像水泥，没有一处可以动弹。唯一的动作是时不时地哼哼一声，好像只有这样，酸痛才会减轻一分。
小燕坐在旁边，跟朋友用微信聊天，大头今天干了重活，累坏了。朋友问，怎么了？小燕说，她要为国争光。朋友说，她们PKU的人就是这样。
小燕转回头说，明天可别这样了啊，悠着点，还有九天呢。
我只能回之以哼哼。
她又说，你要知道，白人跟咱们不是一个物种的。
第一天的体力劳动之后，我已经无力思考，昏昏沉沉地睡了。
三
主办工作坊的组织，叫作International Women For Peace（国际妇女和平组织，简称IWP）。IWP的创办人之一Ginger，是一个短发、英俊的美国人。她说，读大学时，她对美国的政治很失望，于是毕业后迁到泰国，和泰国的妇女组织工作者韦朋共同创办了IWP，至今已经十三年了。
Ginger说，社会运动非常漫长，我们想要的目标，都要经过很久的努力才能达到，甚至无法达到，但是做木工，在十天、一个月内，看着一样东西在自己手里完成，会让人有成就感——这是一种“疗愈”。
这也是IWP中P（Peace）的由来，让那些在社会运动中、生活中受伤的女人们疗愈，获得“内在的平静”。为了达到这个多少有点“东方”的境界，方法是同样东方的瑜伽、禅修、佛学。去年，IWP贷款在清道买下一块地，想建成农场，变成全世界女性主义者的疗愈基地。现在，我们正在亲手建起农场的第一座木屋。
在唯一的重体力活——挖坑——结束之后，我发现，最大的鸿沟不是体能，是语言。
不用说，我们的通行语言是英语。即使亚洲人中，大部分也都是流利的英语使用者。来自马来西亚的Meichern，戴着眼镜，平时不太说话，总是微微躬着背，双手垂在前面。Meichern是华人——父亲是海南人，母亲是客家人，但是，家里送她读马来学校，所以，她不会中文，只会说马来语和英语。她说，我也自学过中文，但是太难了，太多线了。
几个中国人笑得停不下来，重复了好几遍“太多线了”。
我问，Meichern，你的名字，应该是有中文的，是不是？
她说，是。
是美晨吗？
她茫然，我不知道，我爸告诉我，是选择的意思。
我们交头接耳，然后问，是美择吗？
她说，我不知道……有很多线吗？我就记得有很多线。
白人中，除了辛西娅专程从密苏里州飞来，其他都已定居在泰国。丽萨和佩吉在附近的有机农场工作，教人们如何进行有机耕作、制作有机产品、盖泥屋，她们的口号是“吃好，住好”（Eat well，live well）。雪莉在曼谷的大学教书。胖胖的法国姐妹中，姐姐拉提莎非常幽默，她说笑话时瞪圆眼睛，滴溜一转，没有人能忍住不笑。妹妹奥勒莉原本在出版社做校对，她逻辑缜密，情感不像姐姐那么外露，但是同样爱说笑话。拉提莎曾在海牙国际法庭做人权律师，三年前为了Ginger迁到泰国，她们在清道举行了一场婚礼。去年，妹妹也辞了职，搬来清迈。她正在找工作，至于找什么样的工作呢，她说，有意义的。另外一位法国姑娘艾斯特拉，曾经是拉提莎的同事，她对法国的政治环境感到失望，搬到泰国，宣称要把盖房子作为自己的政治实践。
每天早上到工地，辛西娅用英语向大家解释，今天要做什么，怎么做。说完之后，她询问的目光掠过每个人，有问题吗？短暂的沉默之后，欧美人会提两三个问题。没有亚洲人提问。我很想提问，但不知道问什么，因为完全没有听懂。木工的英语，似乎比平时还要难。
辛西娅发令，好了，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开始工作啦。大家四散开，法国人用法语交流，泰国人用泰语，中国人凑在一起说中文：原来都没听懂。只好再问辛西娅。
第二天，辛西娅拿了一张白纸，画图演示。第三天，又拿来木头示范，说英文的速度也慢了很多。我紧盯着她的动作和口型，这才明白，听不懂的英文里，有很多术语。我们像中学英文课一样，重复着这些单词，原来这是梁，这是柱子，这是龙骨。
很快，木工自身的语言浮现了：数学和实践。只要在木头上比画，辅以简单的英文，这样，这样，对吗？辛西娅拿起凿子，说着客气的句子，你介意（我给你演示一下）吗？当然，当然，我一边把木头让给她，一边说着考试时会扣分的英文。
一旦建立起有效的沟通，木工并没有那么难。善于心算的中国学生甚至可以很快指出，刚刚计算的两个数字不符。辛西娅眼睛一亮，你知道吗，你说得对！我刚才算错了！
房子的结构该怎么建呢？辛西娅继续解释，常见的情况是，我们把柱子、梁切好，用钉子全部钉起来，可是，怎么说呢，我更喜欢这样。她画了一个有凹口的小方块，又画了一个有凸起的小方块。
噢，就是榫卯结构！中国人热烈地说起了中文。这可是中国的传统——尽管我们并不真的了解它。
四
我和小燕分到一根柱子，标号C。在未来的房子里，它位于南墙。像我们所有的建材一样，C拆自一所旧房子，已经晒得发白，有旧的槽口，雨水留下的渍，虫蛀过的洞，还有不知哪里来的墨痕。首先，我们选择最干净平整的一面，确定让它朝外，写上“face”。然后，我们测量、计算槽口的位置。
小燕让我想到一些知青小说，小说里无论善意或恶意，总会出现一个上海女孩或男孩，他（她）像漫画人物一样，在农村生活里格格不入。现实也果真如此。小燕的妈妈从上海到江西插队，她挑着扁担回公社，担子里的粮食只有别人的四分之一。走到一半，她晕倒了。上面看她体弱，把她调到炊事班。她不干：我在家都从来没有伺候过人，你让我给人做饭！别人告诉她，炊事班是最轻松最有油水的。她恍然大悟，留在炊事班，直到回上海。
小燕出生时，妈妈没有奶水，长大后她吃什么都不胖，身体薄得像张卡片。一个地道的城市女孩，想到下地、做体力活就恐慌，但是，每天的工作结束之后，不管多累，都必定要洗澡、洗衣服。第二天，穿着干净的衣服去工地。
力气活的确不是小燕擅长的。锤子拎起来太重，电锯推到一半压不住，在木头里危险地乱飘。可是她逻辑清晰，爱动脑子，总在想有没有更省力的办法。辛西娅说，要在柱子两头凿出槽口，把底梁和顶梁嵌进去。小燕问，能不能用锯子，两边一锯，槽口就出来了。辛西娅说，凿好之后，再用凿子把槽口修平。小燕脑子一转，如果有刨子，不是更好？尽管没有刨子，锯子也不好使，但小燕很得意：如果在古代，我就是发明工具的人。
因此，测量、计算也多半是小燕的工作。我们很快在C上画好线，等着法国女孩艾斯特拉统一核查，再动手凿。
艾斯特拉穿着橙色背心，穿着宽松的条纹收脚裤，清晨搭着一条围巾（在工地上围围巾！），中午解下来，露出宽平的肩膀，和晒得发红的皮肤。她像是来参加一个露天音乐节，而不是盖房子。
但是核查起数字来，艾斯特拉又的确像法律专业人士。她蹲在地上，拿着两个角尺，绕着柱子上上下下地量，嘴里嘟哝着法国口音的英语。小燕露出不耐烦的表情，她不能理解，为什么艾斯特拉量了木头的长度，又量了其中一段，居然还要量剩下的长度，法国人不会减法吗？我焦虑的是，我们要在今天凿好所有的槽口，现在只剩半天了。艾斯特拉把两把角尺翻了过来，抬头说，短了一毫米。
一毫米？
可能也行，我不知道。艾斯特拉耸着肩膀，两个嘴角往下撇，像胡子一样。
一毫米，应该没关系吧。我们说。
我不知道。艾斯特拉端着角尺，两手捏着尺寸，捏着绝对的精确。我们烦恼地蹲在一旁，看看她，又看看木头。木材经过了日晒雨淋，早已改变了，平面不平，直角不直，一毫米，该如何消灭一毫米的误差？
辛西娅跨过横七竖八的柱子，大步走过来，蹲在旁边。
艾斯特拉说，短了一毫米。
辛西娅说，一毫米完全没问题。
艾斯特拉说，我不知道。两个嘴角仍在往下撇。
辛西娅说，一毫米完全没问题，两毫米都行。她又说，这不是做桌子，盖房子不需要那么精确，差一点没关系。说完，她站起来走了。在到处是新手的工地上，到处都需要她。
艾斯特拉说，我不知道……也许你们锯的时候可以少锯一毫米。
坡底的空地上，塑料布搭成了凉棚。柱子抬到阴凉地，大家或蹲，或是坐在柱子上，埋头凿槽口。锤子撞击凿子、凿子撞击木头，“砰砰”作响，木头时或噼啪裂开。十米外，发动机轰鸣，电锯开动了，齿轮旋转着，击入干硬的柱子。从前觉得尖利刺耳，现在却觉得，这是可以理解的声音。
锯，无论手锯，还是电锯，是一个坚定有力的行动。相比之下，凿，是一个精细活。要观察、测试木头的纹理，否则，可能会凿得太深，或是凿得太慢。一开始大力、粗率地破开木头，到后来，仔细、耐心地修到合适的尺寸，修得平整。
我们的柱子似乎特别坚硬。凿开干裂的表面，出现一块墨绿色的结，一凿子敲下去，就滑开了。韦朋说，在泰国，这被称为树的眼睛。我小心地凿着，越到深处，越是坚硬，摸上去致密光滑，好像要成为玉了。
小燕说，让我凿一会儿吧。
我说，我凿吧，我力气大。
小燕说，让我凿一会儿吧。
她语气里有些东西，让我停下来，把凿子递给了她。
小燕蹲在柱子旁，捡起一个轻巧的锤子，对准凿子，敲击起来。好像一个小鸟，在轻轻地叩树皮。叩叩叩。
太阳已经快到山边。佩吉完成了，大家羡慕地看着她的槽口，干净细腻，有湿润的绿意——她的木头还很年轻。
我们的柱子也只剩最后一个槽口了。我在旁边心焦不已，恨不能抢过凿子，凿平树的眼睛。我说，还是我来吧。
小燕不说话，仍然叩叩叩，收效甚微，但非常坚持。
这几天，小燕一躺下就睡着，一下工就饿，每顿吃两盘米饭——这在以前都是不可能的。失眠、心慌、低血糖、颈椎病都消失了。她喜欢木工，因为木工要靠脑力。对于体力活，对于我们的分工——她动脑、我做力气活，小燕也有了新的看法。我认为，这是最有效率的方式，我们是一个团队，应该分工。但是这一天，小燕拒绝了这个理由。她宣布说，她也要做体力活。她又想了想，说，效率不是最重要的。
小燕的汗水滴在了地上，细细的胳膊挥动锤子的幅度越来越小。我蹲在旁边，焦急地盯着她的每一个动作，担心锤子掉下来，更担心我们无法按时完成。槽口的尺寸凿好了，小燕放平凿子，小心地推着，把凸起的部分削掉。
收工了。小燕站了起来，仍一手拿着锤子，一手拿着凿子。她看着自己凿出的槽口，眼神不舍得离开，哇，真好看啊。这一天过得真快啊。她欢快地叹了声气。
五
从工地坐车，沿着乡间公路，路边是两排又高又直的柚树——这是极好的木材，我们的柱子就是柚木。柚树后，是一大片橡胶林，每棵树上都割开口子，系着一个黑色小桶，接白色的橡胶汁。大约十分钟，就到了我们的民宿。那是一片低矮的红毛丹林，散落着七八间木屋，红毛丹林的另一边，是一条小河，远处是低矮的山。
夜晚，吃过饭，我在餐厅要了一瓶啤酒，边喝边看手机。餐厅不过是八根柱子、由柚叶叠成屋檐的亭子。沉寂的夜晚，只听得到远处的狗叫，风吹树叶的声音。炎热的一天结束了，劳作也结束了，餐厅里凉爽、闲适。更重要的是，这里信号最好。
雪莉路过餐厅，又折回来，在桌子那头对我说：你看看月亮，看看天空，别看手机！又从胸腔发出“咳”的一声，似乎恨铁不成钢。
雪莉也未免太喜欢做老师了，我想。有天中午休息时，我嫌房间里太热，躺在吊床上看书。雪莉从小河的方向走来，我跟她打招呼，她挤挤眼睛：我就提醒你一下，小河在召唤你。
但我也习惯于做个好学生——我摁灭手机，为自己仍留恋互联网的破碎信息而不好意思，情急之中说：我在跟家里人说话！
哦？雪莉停止了责怪的语气，坐在了桌边。你家人在哪里？
我爸妈在甘肃，我弟弟在北京。
你有弟弟？
对，我有一个弟弟。
可是，你们不是一胎化政策吗？
是。不过我弟弟出生的时候，政策才刚刚开始。我暗暗想，终于有一个稍微了解中国的美国人了。尽管这里的白人都很好，但是很少人对中国有兴趣。有一次，艾斯特拉问小燕，上海是中国的吗？是大城市吗？
刚刚开始……会怎么样？你妈受惩罚了吗？
有啊，我妈没有产假，休息了一个礼拜就去上班了。
雪莉的表情很凝重，真惨，你妈妈会不会常常讲起这件事？
这件事？
对啊。过去的故事，回忆……这件事对她一定伤害很大……
我吁了一口气，放下了手机。当然了，她常常讲过去的事情，常常回忆，不过不是这件。我用英文磕磕巴巴地讲起母亲的故事，她是地主家的女儿，土改中被抄家，变成孤儿，在福利院长大，饥荒时代差点饿死，最后成为社会主义的工人，中国刚刚开始发展金融的时候，又做了银行的信贷员。用英文讲述，挖空心思寻找词汇，让我免于像往常一样，为母亲的故事而痛苦，但我仍感受到，我为她顽强的生命力、聪明与勤奋而骄傲。雪莉听得很专注，当我讲到历史事件，又找不到英文时，她总能立刻补充。看起来，她真的很想了解。
所以你看，她的往事这么悲惨，没有休产假都不算什么。我总结说。
雪莉说，没错，这些故事真的是……她说话时，也总是抿着嘴唇，发音在很小的开合之间，此时声音更是消沉。
我们都沉默了。
没有了手机惊人的光亮和它开启的众多扇门，想必树林间都是月光。
似乎是觉得这沉默太尴尬，又太伤感，我突然开口说：我想写一本书，关于我妈家族的。说完，自己也微微吃惊。我还很少告诉别人这个想法，何况是跟一个陌生的美国老太太。
真的吗？
对，就写我妈和她的姐妹们。
你已经有书名了！雪莉仍然抿着嘴唇，笑意在眼睛里闪烁。
六
吃饭时，我们会自动分到两个餐桌。欧美人一桌，亚洲人一桌。
尽管在亚洲桌上，我们也说英文，以便和马来西亚、泰国的朋友聊天。但是，能够随时切换到中文，总让人觉得放松。有时，听到另一桌的笑声，我想，她们使用英语时如此自信、默契，好像这个世界就是她们的——即使这已经是世界上的边缘角落。也许正是这种自信和默契，让我闻之却步，也让泰国本地人不敢报名。
在一个国际场合，语言当然是最重要的区隔。为了抗议英语霸权，我从没有取过英文名，也拒绝转变名字的发音——我明知“玉洁”对外国人来说很难发音，但是，既然我们能读出李奥纳多·迪卡普里奥，既然我们曾经花了一年时间，练习把舌头放在牙齿中间，像蛇吐信子咝咝作响，发出那两个中文里没有的辅音——辛西娅的名字中就有这个音，那么，让西方人念几个中文名字，也不算过分。
工作坊里，我照样用中文音调，介绍自己的名字，并解释了它的意思“像玉一样纯洁”，然后听各种发音，心里暗暗发笑。有人念，雨耶。有人念，雨鸡。有人念，酉鸡。更多人直接说，你。那个，你能不能帮忙抬一下柱子。你的铅笔借我一下。
我常常意识不到别人在叫我，但是没关系，这种小小的不便和误解，在国际交流中是正常的。直到又一次，我正蹲在地上凿木头，听到台湾人Sephen字正腔圆地大叫我的名字。一抬头，一队人站在一根柱子旁，等着我去帮忙抬木头——几天的逞能下来，我已经成了工作坊的壮劳力之一。我应声正要过去，Sephen皱着眉头说，你要不要叫Jade，这样她们比较好记。我愣了一下，像战火中匆忙接过发报机一样，接过了我的英文名，Jade。
一天晚上，往常的秩序被打破了。大部分白人都去参加朋友聚会，民宿里只剩下雪莉和辛西娅。似乎不好再以位置不够为由，分两桌坐，同时，我们也明显地感觉到了沟通的责任。亚洲人加入了白人的餐桌——第一次吃饭时，辛西娅曾摸着这张桌子说，这是一整块木头。
吃完饭之后，身体开始忙碌地运作，精神却安逸了。轮值帮厨的人去收拾碗盘，有人泡了茶，有人盛了一盘木瓜，放在桌上。没有人说话。
当白人成为少数，我突然觉得语言的压力塌了半截。我开口问：辛西娅，你在密苏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正托着脑袋发呆的辛西娅乐了，她重复了一遍我的问题，说，我妈也经常这么问我。
我意识到，我把密苏里（Missouri）念成了悲惨的（misery）。但，这也不失为一个巧妙的双关。
没事，辛西娅说，我在密苏里，住在一个公社……
同样来自上海、曾经在美国读书的Gloria惊叫：公社？美国也有公社？
当然了！辛西娅和雪莉报以同样的惊讶。
Gloria说，我从来没把美国和公社联想在一起过。
美国有很多公社啊，到处都是。辛西娅仍然很惊讶。我想，当小燕被问到“上海是个大城市吗”，大概有同样的心情。
教授雪莉此时又出场了：实际上，这是美国的传统，从美国建国时，就有这种乌托邦的渴望，某种程度上，这就是美国精神。
我说，我以为公社是六十年代的产物。
雪莉说，这也是一个原因。
辛西娅说，没错，我在的公社就是七十年代开始的。
辛西娅中学时参加了一个去南美洲的实践项目，回来之后，觉得上学没意思，就辍学了。她喜欢木工，幸运的是，在美国，木匠赚得不少。三四年前，辛西娅在芝加哥的一家公司，教人做木工，用二手木材，做桌子、钟等等——我和雪莉原本想象的东西。她在手机上找到那时的宣传视频：辛西娅坐在镜头前，卷舌极重、语速极快，像嘴里团着一个球。视频里的她，看起来和现在很不一样，也许是比较正常，比较中产。
辛西娅说，有一天，她在街上看到有人发传单，接过来一看，是招人去驾马车。她想，神经病吧。但是她又好奇，跟去一看，是一个公社。
辛西娅辞了职，住进了公社。这个公社种菜，制作有机产品，生活自给自足。不仅如此，他们拒绝现代设施，包括电。没有电，因此也没有热水。晚上没有灯，点蜡烛。他们当然也没有电脑、手机，全公社只有一个座机。
她每说一句，我们都惊叹一声。
辛西娅说，但我给朋友们写信，用手写，他们好像都挺喜欢的，对不对？
我们点头如捣蒜。
冬天，公社没有暖气，辛西娅就背着包去城市。美国中部的城市，有很多建好又没有使用的房子，于是被很多人占领了。她就在那里度过冬天，等春天到了，再回到公社。
我说，中国也有很多房子，建好了没有人住。
真的？那有人去占领吗？辛西娅问。
……倒没有。
让辛西娅心动、决意加入公社的，是创办人的理念。他主张巴西思想家弗雷勒的解放式教育：受压迫者应该自我教育，互相学习，培养批判意识，而不是期待教育体制。但是住了两年，辛西娅发现，公社内部并不平等，创办者一人决定所有事务，一人诠释解放式教育。去年10月，辛西娅“不干了”，她“跳”到另一家名为“沙丘”的公社。这家……好一些。辛西娅说。他们人少，只有九个人。
我们都替她松了一口气。人少比较好，很难想象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在人多的地方实现。
她又说，这家有电，也有热水，挺好的。
像所有人一样，从工地回来，辛西娅先洗了澡，换上了干净的T恤，此时细细卷曲的长发仍是湿的，贴在脸颊两侧。小燕提醒我，她的眉毛是修过的。也许这是女木匠的特点之一？到了工地之后，所有人的第一件事，都是在脸上、脖子上涂防晒霜。尽管如此，现在的辛西娅和视频里那个修过刘海、语速极快的女木匠不同，也和工地上那个高高举起锤子、猛地击下，又总是保持笑容、解释工序达十五遍之多的木匠老师不同，讲到这里，辛西娅的笑容渐渐隐入迷惘，若有所思。
我已经很久没有离开美国了。沉默了一小会儿，辛西娅又说，我总觉得，就算对这个地方失望，但还是不应该离开，应该留下来，改变它，我觉得自己有这个责任，对吗？
来泰国之前，我就知道，将会见到各地的女性主义者——很多愤怒的、受到挫折的女人，我也约略知道美国六十年代以来的公社传统，但是亲眼见到、听到、体验到，却是全然不同的感受。我喜欢她们，我喜欢佩吉，高高的个子，穿着湖绿色工装裤，大手拿起生菜，一边吃一边讲自己的爱情故事，她的表情、语气，就是句子、标点，以至于文字无法转述；我也喜欢幽默的拉提莎和奥勒莉，这对法国姐妹，干了最多的力气活，而且，无论吃得多饱，总是不放过甜点；我喜欢Ginger，英俊而腼腆，不动声色，又让整个工作坊有序进行；当然，还有好为人师，又充满好奇的雪莉。尽管我有时会嘲笑她们，抱怨她们没有自觉到白人的优越地位，但是，我仍然喜欢她们，喜欢她们在各个地方努力改变世界，喜欢这个工作坊的热情和力量，也喜欢建设乌托邦时的自由和迷惘，就像此刻的辛西娅一样。
我在中国从来没有见过女木匠。我说。
辛西娅又吃惊了，真的吗？怎么可能？为什么没有？
我为她的吃惊而吃惊了，不知道……这本来就是性别分工很明确的工作吧？
现在连男木匠都不多了。一直沉默的meichern冷不丁插嘴。
辛西娅说，Jade，如果你们要盖房子，就告诉我，我会去中国帮你们。
真的吗？我又吃惊了。
当然是真的。辛西娅脸上不再有迷惘了，性别和社区，是我离开美国的唯一原因。
七
12根柱子立了起来，此后进程就很快了。
从长短、宽窄不一的旧木材里，我和小燕负责挑出合适的顶梁、底梁和侧梁。（我们暗地认为，这是对我们数学能力的肯定。）分别有人挑出龙骨、地板、墙。我们拔掉木材里的钉子，锯到合适的长度——这都是使用旧木材必须付出的劳动，然后，就像搭积木一样，嵌在合适的位置，用钉子固定住。辛西娅四处查看，确保一切是平的。
搭好底梁，铺一层龙骨，工作坊的最后一天，要铺地板了。人们分成三组，一组锯木头，另外两组——说中文的一组、说英文的一组——铺地板。没有了语言的磕碰，我们很快形成有效分工，有人传递木头，有人负责铺，把厚度、宽度一样的木板拼在一起。是合作，却又是专注的。“这根怎么样？”“缺一根宽的！”“窄的都放这边！”突然有人叫：“她们在偷我们的木头！”
下午四点，地板铺完了。辛西娅半蹲着，眯起眼睛看地板的平面。她站直了说，太令人惊讶了，都是平的！大家欢呼起来，纷纷拿出手机，进行工作坊的最后一个程序：拍照。
这座房子已经有了形状，它长6.5米，宽6米，墙高2.5米。接下来，辛西娅和Ginger、艾斯特拉，会一起搭起人字形的屋檐。木屋的南墙，有一根柱子，写着“C”和“face”，而所有的梁上，都有彩色的数字，和中文“横梁”“底梁”“侧梁”。
房子的对面，在芒果林的尽头，是高高的清道山。太阳已落到山顶，霞光冲遍了半边天空。Ginger说，之所以木屋选在这里，就是希望能看到山。这就是我们开始的地方。
在报名表上，对“为什么要参加木工工作坊”这一问题，我写道，因为脑力劳动做多了，想做点体力劳动。这是一个真实的理由，却也是一个敷衍的原因。更深层的，是我对生活的厌倦。
每天早上醒来，我拿起手机，刷朋友圈、刷微博，读同事的工作留言。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我对着电脑、手机，刷最新的信息。从一个链接，到下一个链接，留下很多看了开头的文章，和一事无成的沮丧心情。我加了很多人，“成为朋友”，世界四通八达，却很少抵达某个真实的人。
我的颈椎变形，脂肪在腹部安居繁衍。于是我花钱办了健身卡，又花钱请了一个教练，让他陪着我，折磨我。在这种扭曲、分裂的生活中，我的生命互相消解了，正负相加，等于零。不知道有多少人过着这样的生活，卷入同样、也许更深的旋涡之中，买了大房子，给小孩报了私立学校，从此像游乐园里的飞车，做着高速的无用功，左右摆荡。必须赚钱，赚更多的钱，获得更大的成功。年轻的人们一早认命：此生已矣，希望全在子孙。这是怎样绝望而高效的生活啊。
所以我来了，我想从机器上松动，脱落。在这里，我看到了从飞车上主动掉落的女人们，她们正在搭建自己的乐园。当我回去，该如何描述这次旅行呢？——一次最好的旅行，它就是生活。
雪莉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我旁边，她说，Jade，中国南方是不是有很多这样的山？
的确，暮色中，清道山层层叠叠，有不同深浅的青色。我说，是啊，你去过中国吗？
没有，只是在图片里看到过。
我们静静地看着清道山，如果是中国南方，山会更加连绵、起伏，小河绕山而行，雾气飘在山间。
真美啊。雪莉说。
是啊。我说，不过，我们还没有在山前面盖过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