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这一生只有一本书要写，那就是这一本。正如过去寄居于现时，所有我写于《黑夜》之后的书，究其根本，都带有它的印迹。这一点也适用于我那些关于《圣经》《塔木德经》和哈西德派教义的书，如果没有读过《黑夜》，就不可能理解它们。
为什么我要写这本书？
因为我不想变成一个疯子，或者正相反，想变成疯子，想更好地理解疯狂，巨大的、可怕的疯狂，过去曾经闯入历史、闯入人类意识的疯狂，而人类的意识一直在恶的权力与其牺牲者的痛苦之间摇摆。
是为了将这些话、这些记忆留给人们，避免对暴力有一种命定的偏好的历史重演？
或者仅仅是为了记录我曾遭受的折磨？在那个年纪，对于死亡和恶，一般的青少年往往只能从书中了解，而我却亲身经历。
有些读者说，我能够活下来，就是为了写这本书。我并不这样认为。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活下来的。我过于虚弱，过于腼腆，什么也没有做。那么我该说这是一个奇迹吗？我也不会这样说。如果上苍能够或者愿意在我身上成就一个奇迹，那么他也能够或者应该对更配得上的人做这样的事。我只感谢偶然。但是，既然我活下来了，就有责任赋予我的大难不死某种意义。难道就是为了揭示这意义，我将这段经历付诸纸笔，尽管其中任何东西都已然没有了意义？
实际上，如今回头去看，我必须承认，我不清楚或者说不再清楚，我写这些究竟是为了得到什么。我只知道，如果没有这本书，我作为作家的生涯，或者说我短暂的一生都不会如现在这般——这是一个证人的一生，他相信从道德和人性的角度，自己有义务阻止敌人抹去人类记忆中的罪恶，在死后赢得最后的胜利。
今天，感谢来自各种渠道的可靠资料，一切都已清楚：如果说一开始党卫军试图建立一个不再有犹太人的社会，那么，到了最后，他们的目标则是留下一个成为废墟的世界，犹太人似乎不曾在其中存在过。这就是为什么在俄罗斯、乌克兰、立陶宛以及白俄罗斯，所有“行动小组”执行过“最后方案”的地方，一百多万犹太人，男人、女人和孩子被机枪射杀，然后扔进他们自己挖好的公共大坑里，最后，那些特别部队再将尸体掘出来，在光天化日下焚烧。就这样，历史上第一次，遭到二度屠戮的犹太人无法入土安葬。
换言之，希特勒和他的追随者向犹太人发起的这场战争同样关系到犹太宗教、犹太文化以及犹太传统，即犹太人的记忆。
当然，在某个时刻，我很清楚，历史终有一天会得到审判，我应该为受害者出庭作证，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去做。我有太多的话要说，却缺少呈现这一切的词句。我意识到自己能力有限，眼见着语言变成了障碍。也许我们应该创造另一种语言。敌人已经背叛、腐蚀和败坏了这种语言，我们怎样才能为它恢复名誉，重新注入人性？饥渴、恐惧、运输、筛选、火和烟囱，这些词语有其确定的含义，但是在那段时间，它们被赋予了其他含义。我在用自己的母语——同样遭到了蹂躏——写作的时候，每写一句就会停下来对自己说：“不是这样。”我重新开始。用别的词，别的画面，别的无声的泪水。但总是不对。但是“对的”究竟是什么？是为了不被偷盗、损毁和亵渎而藏匿起来的东西。已经存在的那些词，词典里的那些词，在我看来是那么贫瘠、可怜和苍白。我应该用哪些词来描述最后那次在封闭的车厢里度过的驶向未知的旅程？描述我如何发现一个疯狂而寒冷的世界：在那里，毫无人性的恰恰是人，穿制服、守纪律、有教养的人是来杀人的，而目瞪口呆的孩子、精疲力竭的老人则是去送死的？还有分离，在烈焰肆虐的夜晚，所有的联系都断了，整个家庭、整个社群四分五裂？还有那个乖巧漂亮的犹太小女孩，有金黄色的头发，悲伤的笑容，而就在抵达目的地的当天夜里，她和母亲一起遭到屠杀？我如何能回想这一切，同时手不抖，心不碎？
在内心深处，证人早就清楚，正如他现在有时也明白，他的证词不会被接受。只有经历过奥斯维辛的人才知道奥斯维辛是什么。其他人永远不会知道。
至少他们能够理解？
他们能够理解吗？对于他们来说，保护弱小、治愈病人、爱护孩子以及尊重老年人的智慧，是人类高贵而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怎么能够理解，在那个被诅咒了的世界里，主人热衷于折磨弱小、杀死病人、屠杀孩子和老人？
是不是因为证人不善表达？不，另有原因。不是证人口才笨拙，言词贫瘠，使得你们不能够理解，而是你们不理解他为什么如此拙于表达。
然而，在内心深处，他知道，正是因为在这样的形势下很难——甚至不可能——开口说话，他才更加没有权利保持沉默。
必须坚持。必须开口，哪怕没有话语。必须试着相信寄居在话语中、包围着话语、超越话语的沉默，以及所有这一切。我们感觉比克瑙的一捧灰比关于这个受诅咒之地的所有叙述都有分量，因为尽管我们竭尽全力表达这无法表达的一切，却“总是不对”。
或许出于这个原因，手稿——是用意第绪语写的，取名“而世界依然沉默”，之后被译成法语和英语——完成后，巴黎和美国所有大出版商都拒绝出版，甚至有大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的坚持也无济于事？经过长时间的协商，加上个人的影响力，莫里亚克才安排好了出版事宜。
尽管删了很多，意第绪语版还是太长。规模虽小但颇有名望的午夜出版社那位具有传奇色彩的老板热罗姆·林登对法文版作了修订和删减。我接受了他的删减方式，因为我害怕所有让人感觉流于表面的东西。质最重要。我抗拒臃肿。说得太多比说得太少更让我担心。倾泻记忆不如让它自然地溢出。
举个例子，在意第绪语文本中，叙述始于这样一段醒悟之后的思考：
开始的时候是信仰，幼稚的信仰；然后是信心，无用的信心；还有幻想，危险的幻想。我们相信上帝，相信人，我们幻想着，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会照到“舍金纳”——神之显现——之火那神圣的光芒，我们每个人的眼里和灵魂中都有神的倒影。
即便这不是我们所有不幸的因由，也是其根源。
在别的地方，我引用了意第绪语版的几个段落。关于父亲的死，关于解放。为什么在这个新译本里删去了呢？也许是因为过于个人、过于私密了，还是让这一切停留在字里行间吧。然而……
我又看见了那一夜的我，那是我的生命中最难以承受的一夜。
“利泽（‘埃利泽’的意第绪语），我的儿子，来……我想和你说点儿事情……只和你说……来啊，不要让我一个人待着……利泽……”
我听得见他的声音，明白他的意思，也理解此刻的悲剧意味，但是我仍然没有动。
这是他最后的愿望——当他奄奄一息的时候，当灵魂渐渐远离他伤痕累累的身体时，我陪伴在他身旁——但是我没有满足他。
我害怕。
害怕挨打。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直没有回应他的呼喊。
我没有牺牲自己肮脏腐烂的生命，到他的身边，握住他的手，安慰他，告诉他，他没有被抛弃，我就在他身边，我能够感觉到他的悲伤。不，我没有这样做，我躺在自己的床铺上，请求上帝，让父亲不要再呼唤我的名字，让他停止叫唤，免得再被营房负责人揍。
但是父亲已经意识不到这一点了。
他哀伤又微弱的声音继续穿透静默，呼唤我，自始至终就只有我。
于是呢？党卫军发火了，他走近我父亲，敲他的脑袋：“住嘴，老东西！住嘴！”
父亲没有感觉到他的棍子，可我感觉到了。但是我没有行动。我听凭党卫军揍我的父亲。听凭我的老父亲一个人垂死挣扎。比这更糟糕：我生他的气，他发出这些声音，哭喊着，招惹来拳打脚踢……
利泽！利泽！来啊，不要让我一个人待着……
他的声音在我听来那么遥远，又那么近。但是我没有动。
我永远不会原谅自己。
我永远不会原谅这个把我逼到绝境的世界，它把我变成另一个人，唤醒了我心中的魔鬼，最为卑贱的思想和最为原始的本能……
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的名字。一声呼唤。而我没有回应。
在意第绪语版中，结尾不是空洞的镜子，而是对于现实的一段悲观的思考：
……现在，在离开布痕瓦尔德十年之后，我意识到世界已经将它遗忘。德国是个主权国家。德国军队又重建了。伊尔莎·科赫，布痕瓦尔德那个臭名昭著的女人有了孩子，生活得很幸福。战争罪犯在汉堡和慕尼黑的街头散步。过去被抹掉，被遗忘了。
德国人和反犹主义者对全世界的人说，六百万犹太人遭到屠杀的故事只是一个传说，而这个幼稚的世界即便今天不信，明天或者后天也会相信……
……我不会幼稚到这个程度，相信这本书会改变历史的进程，撼动人类的良心。
一本书不会再有过去那种影响力。
昨天沉默的人，明天仍将沉默。
还有一个问题，是读者有权利问我的：为什么在第一个版本问世四十五年之后，又出版这个新版本？如果原来的版本不够忠实，不够好，为什么要等这么长时间，才用一个更好的或是更贴近原文的版本替代它？
我关于英文版的说法也适用于法文版。我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我还是默默无闻的新人，我的英文和法文一样，还很不尽如人意。伦敦的一个出版商告诉我，午夜出版社的代理乔治·博尔沙赫帮我找到了一个译者，我向他表示感谢。我读了译文，觉得很满意，之后没再重读过。在此期间，我的其他一些作品有幸拥有了一个新的译者：玛丽昂，我的妻子。她是一个非同一般的译者，深知我说话的语气，比任何人都能更好地传达我的意思。我很幸运，法哈尔出版社和斯特劳斯·吉鲁邀请她担任新版本的译者，她同意了。我相信读者会感谢她的。多亏了她，原先存在的一些表述或印刷错误得到纠正。例如，我回忆了在火车上经历的第一次黑夜旅行，提到有人趁光线昏暗发生性行为。这是错的。在意第绪语文本里，我说的是“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听凭自己被激起的情色本能所控制”。我查阅了若干绝对可靠的资料。在火车上，所有的家庭都待在一起。在聚居区待的几个星期还不至于让我们的行为背离习俗、道德以及旧时的法律。笨手笨脚的抚摸是有可能的。但也就到此为止，不会走得更远。那么为什么我在意第绪语文本里这么写，并且允许将其译成法语和英语呢？唯一可能的解释是：我谈论的是我自己。我审问的是我自己。我想象自己是这样一个少年，正处在青春发育期，尽管内心非常虔诚，但是无法抵抗男女肉体接触激发的非分之想。
另一个例子则没有这么明显，是删减原文造成的疏忽。在讲到犹太新年前夜因陋就简举行的集体祈祷时，我说我跑去找父亲，吻他的手，就像在家里时那样，但我前面忘了说我们在人群中走散了。玛丽昂非常认真，发现了这个细节。
重读这份如此久远的证词，我发现没有等待太久这点我做对了。时间一年年过去，我惊讶地察觉自己对其中的一些情节产生了怀疑，而这怀疑是错误的。我在书里叙述了在“那里”度过的第一夜，在铁丝网内发现的现实。一个已经在里面待了些日子的囚犯劝我们不要说出真实年龄：父亲应该装得更年轻，而我则应该大一点儿。筛选。朝着伸向冷漠天空的烟囱行进的步子。扔到烈焰滚滚的深沟里的婴儿……我不确定他们还活着。但我是这样认为的。接着我对自己说：不，他们死了，否则就是我疯了。然而，集中营里的同伴和我一起看到了这个场景：婴儿被投进火里的时候还活着。特尔福德·泰勒[1]讲述的故事证实了这一点。我没有疯。这梦魇般的一幕出现在这个新版本里。
在结束之前，我觉得必须强调一点：我相信和人一样，每本书都有自己的命运。有些书唤起的是悲伤，有些是快乐，有些则同时唤起两种情感。
前面我说过四十五年前《黑夜》出版时遇到的困难。尽管评论不错，但书卖得并不好。这种主题被认为不健康，引不起人们的兴趣。如果某位拉比在布道的时候提起这本书，他总是能听到有人抱怨：“让过去的悲伤给孩子们带来沉重的负担又有什么好处呢？”后来，情况变了。我的这本小书受到广泛欢迎，这出乎我的意料。如今，这本书的读者主要是在中学和大学读书的年轻人。这类读者为数众多。
如何解释这个现象？首先，或许应该归因于大众思想的转变。如果说在五六十年代，战前或二战期间出生的成年人对大屠杀表现出一种无意识的、漫不经心的冷漠，那么现在情况已大不相同。
那个时候，很少有出版社有勇气出版这种主题的作品，而今天，几乎所有出版社都会有计划地出版这类作品，有的甚至每个月都出版。教育界也是如此。那个时候，很少有中学开设关于这类主题的课程。而现在，几乎所有学校都将这类课程列入课程体系中，而且广受欢迎。
从此，奥斯维辛成为通识教育的一部分。电影、戏剧、小说、国际范围的讲座、展览，每年的纪念活动都有国家最高领导人出席——它已经成为我们无法回避的主题。最具说服力的是华盛顿纳粹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自一九九三年开馆以来已经接待过两千两百多万名参观者。
意识到幸存者一天比一天少，大学生或是当代读者对他们的记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从更高的、终极的层面来说，这关系到记忆：记忆的来源、广度，以及效能。我重复一遍我的观点：泛滥和贫乏一样有害。在两者之间，应当选择适当的度，我们希望记忆能够接近真实。
对于一个想要成为证人的幸存者来说，这个问题非常简单：他有责任为死去的人，同时也为活着的人，尤其是下一代作证。我们无权剥夺他们了解属于集体记忆的过去的机会。
遗忘意味着危险和侮辱。忘记死去的人相当于再一次杀害他们。如果除去屠杀他们的人及其同伙，没有人应对他们的第一次死亡负责，那么，我们必须对他们的第二次死亡负责。
有时会有人问我，我是否知道“奥斯维辛的答案”。我的回答是：我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这种规模的悲剧有没有答案。但是我知道在责任之中包含着答案。
当我们谈论那个可怕而黑暗的时期，那个如此遥远又近在咫尺的时期，“责任”是一个关键词。
如果一个证人不惜自我折磨选择作证，他是为了今天的年轻人，为了明天将要出生的孩子——他不愿自己的过去成为他们的未来。
[1]特尔福德·泰勒（1908－1998），美国律师，曾在纽伦堡审判中担任法庭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