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和那个十年
从1976年“七二八”那天算起，到1986年3月《解放军文艺》杂志刊出《唐山大地震》，时间跨度长至十年。这篇报告文学的形成过程，可从一个侧面，印证“文革”结束后最初十年的演变。
1976：《朝霞》派我去震区
我那时还不是记者。我是上海《朝霞》杂志一名穿军装的编辑。《朝霞》编辑部里，有工人、农民、解放军。这是那个年代的奇观——“工农兵占领上层建筑”。杂志名义上隶属上海人民出版社，主管者却是上海市委写作组。
《朝霞》文学月刊创刊于1974年。后来有人将《朝霞》和《学习与批判》并论，称为“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舆论工具”。如果不用这种简单的政治标签，说《朝霞》是一本认真执行张春桥、姚文元指示，全力宣传毛泽东“全面专政”思想的刊物，是合乎实情的。
我1969年3月入伍到上海警备区。16岁的我，怀揣着《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两报一刊”社论集到部队，那些红色语言，当时让我入迷。一次手榴弹投掷，我的副连长为救战士而负重伤。作为目击者，我奉命去各单位宣讲他的事迹，后来被抽调去写演唱作品。从宣讲，到创作，事实被不断拔高，豪言壮语不断增加，最后副连长成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典型。
我在军中自学写作。从1972年开始，在《解放日报》发表小说、诗歌，也在《朝霞》发表过多篇文艺作品。1975年底，我被“借调”到《朝霞》，任“诗歌、散文、电影文学组”的组长。
去《朝霞》时，“批邓”已开始。未几，周恩来逝世，四五运动爆发。那时，包括在军中，人们私下对“四人帮”特别是江青怨声载道。我也参与这些议论，传看“李一哲大字报”等地下资料。但我当时仍拥护“文革”、怀念我参加过的红卫兵运动。1976年是“文革”十周年，7月号的《朝霞》刊登了我的长诗《献给十年的诗篇》。
这是唐山地震发生前的我。一个受“毛文化”影响很深的文学青年；对几年后将投身的新闻传媒，认识几无。
1976年7月28日，唐山7.8级大地震发生。我向编辑部请求，去参加抗震救灾。我与《朝霞》和出版社几位编辑获准组成一个小组，到震区组稿。那些稿件的主题都是歌颂性的。比如我写过一首诗《烙饼的大娘》，用抒情的笔调，写一个夕阳下在路边架锅做饭的老人，她的锅是哪个省支援的，面、油，又是哪个哪个省送来的。
在唐山我见到过一些记者，印象中他们在震区的时间不很久。因为偶然的机会，我留了下来。我遇见了父母的老友，唐山民政局局长蒋忆潮。这是一位老宣传工作者，他有意识带我参加赈灾工作，并在各处了解情况。在唐山的两个多月里，许多时间我就住在他家，感受了真实的灾区生活。其中最难忘的经历，是参加护送数百孤儿到石家庄和邢台。回到唐山我向上海医疗队做了一次内部报告，医生护士泣不成声。这让我第一次感到，不带宣传色彩的如实报道是多么打动人心。
在唐山我赶上一个时代的闭幕。毛泽东逝世；“四人帮”被捕；上海的张、姚体系瓦解。《朝霞》编辑部打了许多电话，才在震区找到我，命我速回。这也是《朝霞》的末日。“揭、批、查”开始了，编辑部里贴满了揭发市委写作组的大字报。一次全市批判大会上，有人追问，市委写作组派人到唐山，是去搞什么特务活动？！
可以这样说，在那时，无论是手头掌握资料的完整性、确凿性，还是我自己的观念，都距后来的《唐山大地震》十分遥远。“文革”末期，不要说绝无可能出版那样一本书，连采写的构想也不可能产生。
1984：头脑风暴
一直到1984年。
用天地翻覆来形容那几年，一点也不过分。改革开放开始了。
1979年初，我被抽调到前线，参加中越边界战事报道，由此调入解放军报社，开始从事职业新闻工作。那正好是一个转折点——报社在“拨乱反正”，批判林彪、“四人帮”的“假、大、空”新闻宣传恶习。发给新记者的学习资料，除了人大编的《外国新闻通讯选》，还有美国大学的新闻教材。
后人很难想象那样的情景：在还需要按比例吃“粗粮”的饭堂里，年轻军事记者们开始在饭桌上兴致勃勃切磋美国新闻的导语写法，什么“子弹式导语”、“晒衣绳式导语”、“延缓式导语”……；热烈讨论“大兵记者”欧尼·派尔的报道风格。犹如一群饿极了的孩子，面对从天而降的大餐。
和同龄人一样，我也天蒙蒙亮到书店排过队抢购文学名著，恶补解禁书籍，兴奋地阅读报刊上一篇又一篇引起轰动的作品。大概谁也忘不了《哥德巴赫猜想》发表时的情景，许多报纸都用若干个版来全文转载徐迟的这篇报告文学。报告文学的浪潮涌来，“文革”后一代新记者，几乎人人是报告文学的爱好者，谈起刘宾雁、理由、黄宗英的作品，如数家珍。
我们飞快接受那些全新的——而又是最基本的理念：说真话，不说假话；说人话，不说鬼话；人性；人道主义；以“5W”为标志的新闻真实性原则；还有最重要的，“改革”。
我们这代记者的“师傅”，多为1957年的右派、“中右”、和“文革”中吃足苦头的新闻工作者。他们方复出，尚年富，成了各大报社的骨干。他们痛定思痛，弃旧图新，是新闻改革的中坚力量。
中央级党媒一度让人刮目相看。1979年，《解放军报》从《诗刊》转载长篇政治抒情诗《将军，不能这样做》，批评一位拆除幼儿园、耗用外汇为自己兴建楼房的高级将领（实有其事）。1980年，《人民日报》曾点名批评两名副总理和四名部级领导。同年，《中国青年报》在头版头条刊登报道，批评国务院商业部长享受特权，到餐馆就餐不照章付费的“不正之风”。
但新闻改革步履维艰，媒体的工具角色一如既往。当记者之初，我参加对越战事、发射火箭、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等报道，起步顺利，但随后状态跌入低谷。许多反映军队基层实际的稿子无法写，或写了登不出。而一些被迫从命的政治任务，令我反感。有一回，报社派我去写一位先进人物，并明确传达领导的指示：“就是要用这个人生观典型，去打自由化！”
我们许多新记者，就是这样“逃”到报告文学去的。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新闻报道刚刚开始活跃便被套上枷锁时，一些呼唤人性、披露史实、触及现实的报告文学作品却日益受到读者钟爱。这一“报告文学运动”的实质，是另辟蹊径争取新闻自由。
1981年，我和江永红合作采写了《蓝军司令》（《解放军文艺》1981年3月号），这篇赞扬一位说真话的指挥员的作品，在次年获得第二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这对我们鼓舞极大。1984年，两人又合作采写了记录军队干部制度改革的《奔涌的潮头》（《昆仑》1984年第3期），在当年获得第三届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
《解放军文艺》当时很活跃。第三届全国报告文学优秀奖刚公布，他们便萌生大手笔创意，约当时获全国奖的几位军队作者，每人写一部长篇报告文学，杂志则为每人提供整整一期的篇幅，就是说，一期杂志，只刊登一位获奖作者的一部新作。李延国率先发表了《中国农民大趋势》。编辑部和我商议，写唐山。
时间已经过去了八年。我保存着唐山救灾时的笔记本，蒋忆潮叔叔那些年也常寄资料给我，说别忘了大地震，有机会你要写！但是，除了应唐山市的征文，我写过一篇护送孤儿的回忆，写长篇作品的念头没有产生过。1984年，条件比较成熟了。
我的责任编辑是陶泰忠。他建议，两年后就是唐山地震十周年，可以写一篇《一座城市的毁灭和新生》。我们商量过具体的框架，在大地震的背景下，写唐山的重建。其中要突出改革。例如当时参加唐山重建的邯郸第二建筑公司，正在推行责任制，是耀邦抓的改革典型，要重点采访。
当时我离职进修。1984年，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系主任徐怀中请来一位又一位知名的作家、评论家和学者，开阔我们的视野，冲击我们的观念。1984，乔治·奥威尔笔下的这个虚构的年份，在我的真实记忆里，充满头脑风暴的呼啸激荡。
我边读书，边一次次去唐山采访，1985年春节前后在唐山住了一个月。换句话说，边采访，边在用读书中得到的“新观念”重新审视唐山地震，用已经掌握的职业新闻手段重新调查事实。例如，我当时下决心找到“七二八”凌晨3点42分时的地震目击者。这样的人不多，淹没在人海中，但我还是寻找到了10位，有深夜值班的医院护士、电厂工人、火车站职工等。我用军报刚发给我的索尼微型录音机，录下他们的证言。我当时想，这些极其珍贵的资料，应该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可以用“狂”来形容我和同伴们1984年的模样。我当时决心，要达到基希报告文学的水准，要写一部约翰·赫西《广岛》那样的作品。我坚信唐山大地震属于人类，我的作品，不同国家的人都能看懂——我相信能，只要抓住全人类共有的人性。
很自然的，我想，为什么不能只写“毁灭”，不写“重建”？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陶泰忠。我们一拍即合！
重新调整了视角，内心的闸门被打开了。当年震区笔记本里的故事、细节，在重新采访核查后一一复活，又引出更多的大灾难实况。我当时还没有听过“口述历史”这个术语，事后看，《唐山大地震》中口述历史的比重很大。采访的后半段，我开始追踪唐山地震预报问题。当时也还不知道何谓“调查报道”，但所做的，无疑已是错综复杂的调查。
写作《唐山大地震》，有缺一不可的三个条件。一是我当年在震区两个多月的亲身经历；二是80年代思想解放和我个人所受的影响；三是我担任记者后受到的新闻训练。
作品在1985年底写成，1986年3月发表。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吹来宽容、宽松、宽厚的“三宽”之风。《唐山大地震》的发表，碰上了难得可贵的“时间窗口”。稍早，还在“清除精神污染”；稍迟，新一轮反自由化运动又开始了。
1986：解冻效应
以灾难为核心，而不是以救灾为核心，这样的写法，在当年是突破。作品按照新闻的规范，记述了大量确凿的事实：地震前的奇异自然现象，地震发生时的实况，震后的惨烈景象，幸存者的自述，救援者的亲历，艰难时日各种人的命运，地震工作者的痛楚……。其实这只是回到事实的本来面目，报道了在十年前就该报道的东西，然而这么做，在1986年已足以使《唐山大地震》引起轰动。报告文学家理由说：“这是冰冻新闻的解冻效应。”
在没有互联网的年代，一部作品的流传，除了报纸杂志的刊登与转载，很重要的渠道是广播。当时北京、上海、天津的电台，都有优秀的播音员或著名演员在连日播送《唐山大地震》。我也因此遇到作品发表后最初的麻烦。
《唐山大地震》的第七章《大震前后的国家地震局》，触及了地震预报这个敏感问题和国家地震局内部的矛盾。地震局有人向解放军报社和《解放军文艺》社的领导反映我的作品有错误。但领导认为是学术争论，只是要我到国家地震局去，和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座谈、解释。后来，国家地震局向正在播送这部作品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发去公函，要求不要播送第七章。《唐山大地震》在中央台播到第六章，戛然而止。
又有一天，报社领导找我谈话，说总政领导对我有批示。原来，国家地震局老局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的胡克实，写信反映，《唐山大地震》对“四人帮”搞“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破坏地震预报和抗震救灾的事实揭露不够。总政主任余秋里批示，大意为，请钱钢同志去采访胡克实同志，向他请教，在再版时对作品进行修改。我很快见到了胡克实，这位和善的老人，又让我了解到许多史实。
总之，《唐山大地震》发表后，有麻烦，但麻烦不算大。2008年，有记者采访我，要我比较汶川和唐山。我说，2008，无疑比1976开放了太多。但与80年代比呢？以《唐山大地震》为例，你们比较一下吧。
钱钢 （本文原载《财经》杂志2009年第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