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地震九年之后，当我在采访本上记下那一页页极为重要的史料的同时，无意识之下，在我的笔记本中也出现了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的形象。在国家地震局采访期间，我常常忘记了采访本身，而深深地陷入了对那些饮恨唐山的地震工作者的苦苦理解之中。吸引我的，是他们的兴奋、愤怒、茫然……那些复杂的心理与感情。
那个每天夜里要服三片“安定”才能成眠的老人刘英勇，如今已经快要被人遗忘了。
刘英勇是位老红军，刘志丹手下的陕西省委少先队总队长。一个老资格的共产党人。1936年就是地委书记。解放后的地质部矿产司司长。他那时说什么也不愿意呵。“地质？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我都不懂。我光认得一个碳、一个铁。我是小学生……”可是中国革命需要这样一批小学生“逼上梁山”，不管他们要完成的那个人生的转折是多么艰难。他的本钱只是他的忠诚。他几乎走遍了全中国的大山，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度他都去过……。他曾经生机勃勃地工作过，甚至还取得过令人炫目的成就。
可那毕竟是寻找宝藏的事业。找到矿，立刻会得到荣誉，找不到，谁也不会拿着手铐来找他。他后悔1969年秋天答应老部长李四光的要求，出任中央地震工作小组办公室领导成员，以至后来出任国家地震局局长。起初他对这个职务还有几分珍视，一上任第一件大事是为地震局争得了一块国家部级单位的大牌子，和一个部一级才能有的大铜印。至于具体工作，他也想由外行变内行，可是这个“变”却远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他的确没有想到，当意想不到的灾难降临的时候，坐了轿车到国家领导人那儿去负荆请罪的，注定是他而不是别人。
地震灾害迫在眉睫的那些日子，也是刘英勇在政治灾难的漩涡中整天提心吊胆的日子。在国家地震局的上级单位中国科学院，复出工作才一年的领导人胡耀邦、李昌已被打倒。在地震局，领导小组组长胡克实也被斗靠边。那是一段噩梦般的日子。他事后不止一次向人们说起：地震前，他的主要精力在于应付政治活动，“我天天权衡：哪句话该说，哪句话不该说；哪个文件非我传达不可，哪个文件我可以推给别人……”
回首往事，刘英勇认为他这一生中“吃了两个大亏”：第一是读书太少，弄到后来成了一个不懂业务却又不能不管业务的尴尬角色。第二是从小近视。这双眼睛，使他1936年失去了一次到军队当领导干部的机会。如果日后当个将军，哪还会遇上唐山这样一个人生路上的万丈深渊呢？他时常叹息。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胡克实在他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文化大革命”前，他和胡耀邦、胡启立并称团中央“三胡”，“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就成为被打倒的重点人物。直到1974年，他才复出，担任国家地震局党的领导小组组长。唐山大地震前后，他受到的冲击是双重的。
“七二八”大震发生两小时后，胡克实就从北京东城赶到了一片混乱的地震局。他是地震局的负责人之一，可是，他此时只能坐在墙角，没有一个人向他请示汇报。这并非疏忽和遗忘。
1976年1月，在中国科学院批判所谓“右倾翻案风”的大会上，一个造反派点名批判了胡耀邦、李昌和胡克实。半年来，和胡耀邦、李昌一样，胡克实被剥夺了领导权力，纠缠他的，是无休无止的批判会。他愤懑无语，更忧心如焚：中国，失去了周恩来、朱德两位伟人的中国，在1976年夏天已经走到了什么样的边缘？而自然界的灾害，仿佛又和政治领域的灾难勾结而至！
人声嘈杂的地震局防震棚里，前国家地震局负责人胡克实找到了属于他的工作：传接电话，贴信封，发震情……
他还能干什么呢？
一种什么样的痛苦和折磨呵！
梅世蓉很忙。我们只在办公室握过一次手。她不是有会，便是有外事活动。有一段时间又患病住院，去外地疗养。我们一直没有机会长谈。她托国家地震局办公室的工作人员转告我：“是否不谈了吧？”这是使人感到遗憾的。她是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中心主任，曾为全国妇联第四届执委。
梅世蓉的丈夫林庭煌，是现国家地震局副局长，我从他那里得知，梅世蓉是一个十分严肃的人。她是重庆大学物理系的毕业生，毕业后被分到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工作，从此便与地震科学结下了不解之缘。1956年她作为苏联科学院地球物理所研究生在莫斯科学习期间，勤奋、刻苦，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留苏之前她已二十七八岁，为了突击俄语，累得骨瘦如柴。回国后，很久家里不起伙，总和丈夫吃食堂……
她的事业是一个艰辛而艰难的事业。
她不是没有注意过华北地震危险问题。1970年10月，她曾写过《从华北地区强震活动的规则性，论危险区划分的一个途径》一文，提出：“今后十余年内，应当特别注意的有以下四个地区：（1）山西、河南、河北三省交界地区；（2）辽宁沈阳、锦州、辽东湾至渤海；（3）天津、唐山、渤海湾；（4）北京以西怀来、蔚县一带。”
当海城地震和以后的和林格尔、大城地震发生后，她于1976年5月主持召开了京、津地区震情会商会，在对异常的分析、认识的很大分歧面前，她感到“要想作出明确的震情判断是困难的”。她曾“准备8月份再开会讨论”。同年5月29日云南龙陵地震后不久，她被派往四川工作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返京后又负责主持京、津、唐、渤地区震情分析预报工作。7月26日，她因为要起草关于四川震情的材料，而没有参加北京地震队的会商。
“七二八”大震发生时，被惊醒的梅世蓉呆呆地对丈夫林庭煌说：“唉，又没有预报！又没有预报出来……”后来，当她看到河北省地震局一位在地震中失去了丈夫的女人时，难受地哭了。
唐山大震后，梅世蓉于1982年亲自主编了《1976年唐山地震》一书。其中第十七章《问题与启示》是她执笔的。她剖析了唐山地震的复杂性，包括“主震之前无明显前震”、“大震前区域地震活动图像复杂”、“4月份发生的和林格尔6.3级和大城4.4级地震之后，京、津、唐、张地区的地震活动空前平静”、“宏观异常出现很晚”等现象，认为“以上这一系列复杂的情况给震前的预报、震后的趋势分析造成了极大的问题”。
梅世蓉围绕“地点、震级、时间”三要素总结了唐山地震未能预报的教训。她写道：
以往常从大断裂的交汇部位，断层的拐弯、端点等地方去寻找强震地点，而唐山地震表明，这种方法值得改进。唐山7.8级地震的震中不在深大断裂上，而是在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唐山断裂带上。显然，用上述方法看待唐山，唐山不可能被划为具有强震危险的地点。
唐山地震预报失败的教训之一是震级判断与实际相差太远。如果说震前在地区上从大的方面看还有所估计的话，在震级上，可以说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震前的地震地质工作没有指出这个地区可能发生7级以上地震，历史地震资料的分析也未指出这种可能。对于已经出现的一系列异常现象，震前又缺乏认识，对趋势异常的几次大转折也作了错误的判断。结果将完整的异常过程切成数个时段，大范围的整体异常被解成数块，分别当作别处已发生地震的反应，预报了一些客观上后来没有发生的中强（5～6级）地震，而未报出唐山地震，教训是深刻的。
……
强震时间的预报问题……不认识短临前兆又是一个重要原因……
当梅世蓉写下这些鲜血换来的教训时，她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汪成民常在他那间桌上堆满了书、床上也堆满了书的小屋里接待我。一开始我就发现，他有许多话要说，可那些话都在一个“保险柜”里锁着——他并不信任我，既怀疑我对唐山大地震的熟悉程度，也怀疑我的理解能力。但是我们彼此间终于有了桥梁。令我十分吃惊，某一天，他拿出了许多极其重要的史料。“一切都要经受历史的检验……”那一刻，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汪成民那严肃的、沉重的、内涵十分复杂的目光。
在1976年7月27日上午的汇报会上，汪成民作为国家地震局分析预报室京津组组长，被一种巨大的责任压得透不过气来。半年来，他已三次去唐山一带核查异常情况，如此关注一个地区，在他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可是他不能像耿庆国那样大声疾呼，甚至断言“首都北京将晃一次房子”。他的身份要求他拿出更精确的论据、更权威的意见，然而他毕竟没有。
他清楚，万一漏报，一场大地震会带来什么样的恶果。
他也清楚，万一虚报，在京津地区会造成什么样不堪设想的动荡。
北京，中国的政治中心，中南海住着毛泽东主席！京津地区又是经济中心，一天的产值近两亿元！
周恩来总理在世时，国务院一位领导人曾说：“北京地区的防震演习必须总理批准方能进行。”京津地区的地震预报，是一个极其敏感又极其重大的难题。
对于华北地区潜伏着的这个大地震，地震工作者已经追踪了那么久，那么久！他们百倍警觉，枕戈待旦，从判别方位到概略瞄准……可是当急需精确瞄准的时候，瞄准镜中却看不清那个恶魔。它藏在哪里？它会在什么时候兴风作浪？看不真切，看不真切啊！
他只能寄希望于再捕捉一些临震前兆，特别是有感小震，像海城那样，如果开始“小震闹”，再紧急动员防震还是来得及的。最后的一线希望。
谁能想到，唐山根本没有重复海城的发震过程。“七二八”之前81天中，唐山地区微震也无，异常平静。7月27日汇报会之后仅十几小时，唐山大地震在没有有感前震的情况下突然爆发！
这一切都是多么的难，多么的难啊……
耿庆国今年（1986年）45岁，是傅承义教授的门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球物理系地震专业首届毕业生，人称“耿大炮”。人们说他是“敢报大震的人”，可那话，多半是一种揶揄，一种笑谈。有趣的是，在耿庆国那地面上布有灰尘、桌子上堆满书籍数据的书房里，我见到了一副用篆字书写的对联：“归云有象藏明月，渔父无心放小舟。”那是他的父亲——第一位将自动电话引进我国东北的爱国教授耿晖老先生书写的。可是耿庆国并不像一个宁静而淡泊的“渔父”。他血气方刚，锋芒毕露，说话总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是的！”“是的！”他用一连串欧化的句子，慷慨激昂地“演说”着。末了，给我续茶。“喝水！吃这个……”于是，我们俩一粒粒嚼着从马路对面的小饭馆买来的盐水花生，又继续展开关于“七二八”地震问题的热烈讨论。
耿庆国在7月26日之后的一天里陷入了空前的焦躁不安。他和同伴们像猛虎一样咆哮过了，可是引起了多大震动呢？从研究旱震关系开始，他对研究地震气象学问题入了迷。他认为，震源是下垫面内的热源，震源体是地壳和上地幔中的聚热体，上地幔和下地壳局部融熔产生的地热异常变化，和岩浆物质上涌活动与地震之间有着成因上的密切关系。研究地震前兆，光从力学角度是不够的，更要考虑岩浆活动、地热变化这一重要因素。地下变热，地面变干，在孕震过程中肯定有气象效应存在。他相信自己的研究，但这种研究并没有为多数人所接受——因为地震预报这一课题，只能通过地震预报实践来验证。
地震工作者常常感到自己像个中医。他们凭经验、凭感觉能发现大地的病症，可是缺乏“解剖学”意义上的论证。耿庆国从北京地区气象要素指标的特大异常，感觉到大震将临，认为：至少首都北京将晃动一次房子！然而人们无法对他的意见确信不疑。尽管他的预报十分尖锐、惊人，但他仅仅是从气象异常这一个角度提出问题，理论依据还不完全。他根据1972年华北及渤海地区大旱所提出的7级大震中期预报，被海城地震所证实，但他关于石家庄—忻县有大震的预报却落空了。至于用气象要素异常预报地震的临震要素，他说只有20%的成功把握。（唐山地震后，耿庆国也虚报过一些未发生的地震，有人对他的预报有如闻牧童呼喊“狼来了！”的感觉。）
7月24日晚，耿庆国步履沉重地回到家里。老父亲耿晖教授从“牛棚”出来后住在鼓楼一间破旧的小屋里。在饭桌上，耿庆国对父母说：“当前震情紧迫，几天之内就有可能发生强震，要波及北京，要晃房子。我要随时准备出差去现场考察，或在单位留守值班。如果我下班后没回家，你们不要着急，肯定有紧急的震情要处理。如果有临震预报发出，你们要听招呼。如果没有临震预报发出，地震真来时，爸爸和妈妈要赶快钻床底，来不及钻床底就裹上被子。千万别往外跑，跑出来反会挨砸……”
在说这些话时，耿庆国感到一阵阵心酸痛楚。海城地震后，唐山地震前，即1975年2月至1976年7月这17个月里，他和王福山、贺国玉等人一起专门向北京市人民宣讲防震抗震知识，以防备大震的突然袭击。耿庆国本人应邀分别在新华社、中央广播事业局、一机部、中央气象局、总参气象局、北京市各区县局、大型厂矿企业、中国科学院动物所、自动化所等科研单位、一些大中小学向成千上万人做了地震形势和防震知识的宣传报告。然而，在大地震发生前夕，作为地震工作者，他不能向千万人报警，却只能悄悄地给老父母捎个话。他算什么呢？
“七二八”大地震发生时，耿晖教授的小屋塌了一面墙，老两口记着儿子的话，赶紧裹上了棉被，结果“连土都没有吃”。
母亲对其他儿子们说：“庆国打过招呼……”
耿庆国的兄长们气极了！地震后几天当他们见到弟弟时，一齐用激烈的言词斥责他：“你们是怎么搞的？！使国家损失这么巨大！！！你原来知道有地震！既然你能通报家里，为什么不能通报唐山人民，为什么不能通报北京人民！”
耿庆国呜呜地哭了……
他能说什么呢？
使他痛苦万分的还有一个来自唐山的噩耗：他的同窗好友、河北省地震局派往唐山进行地震地质考察的技术人员贾云年，在唐山以身殉职！
贾云年并不是搞短期临震预报的，他的本职工作是研究华北地区地震的历史资料，对未来地震进行趋势性预测。然而，正是对历史资料的分析，使他如闻警钟，寝食不安。1974年，他提出过一个“格架”观点，认为河北省的燕山构造带、涉县大名构造带和太行山前断裂带、沧东断裂带如同一个“II”形格架，该省地震有沿着这个框架由北而南、由南而北轮回发生的规律。《地球物理学报》1975年6月16日收到了由他执笔起草的《关于河北省地震危险性的探索》一文，他在文中提出：“1980年前后在河北省北部有发生7级以上地震的可能。”
1976年4月6日内蒙古和林格尔6.3级地震发生后，耿庆国和贾云年在灾区考察时相见。
“太迟了！”耿庆国对贾云年说，“你那个‘1980’太迟了。据我们的判断，大地震近期就会发生！”
“到底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今年下半年。京、津、唐、张地区。”
“咱们得扑下身子去抓短临前兆！”
5月22日晚，内蒙古自治区尤太忠书记设宴招待地震工作者。席间，贾云年来到耿庆国座前，提议：“为保卫京津唐，为保卫毛主席，干杯！”
这对好友相约：和林格尔考察结束后，便奔赴唐山一带去摸情况。
这一切都像发生在昨天——如果日历真能翻回到几个月前该有多好！无法挽回，无法修改那令人痛心疾首的历史了。贾云年从1976年6月下旬起，就和河北省地震局地震地质组的同伴们一起在唐山地区奔波，从事野外地震地质调查。然而在他的视野里，并没有发现突出的临震前兆，如果他能及时注意发现临震前兆，他不会蒙难，那24万人说不定也不会蒙难。可是那场他曾预见过的大地震，在没有前震的情况下，于1976年7月28日突然降临了。它宣判了贾云年这半生事业的失败和他整个生命的终结！听扒挖尸体的人们说，贾云年在地震发生的刹那间，还很机敏地裹着棉被滚到了床下。但是房子整个儿塌了，他被闷死在其间。人们把一副完好的眼镜交给了他的妻子陈非比，还有一只表面完好的手表……只是由于地震时被强大的磁场损坏，它再也不会走动，它永远指着那个悲惨的时刻：3点42分。
在北京的防震棚里，耿庆国写下了一封悲壮的唁书：
非比同志：
您好！
惊悉贾云年同学遇难的噩耗，内心不胜悲痛！7月28日唐山、丰南7.8级强烈地震，给几十万人民造成了浩劫。作为地震工作者，我们内疚的心情是无以复加的。唐山地震临震预报没有做出，实在是我们毕生的遗憾！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给唐山、天津、北京人民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回想起来，痛感我们是有罪的，辜负了毛主席、党中央和全国人民对我们的殷切期望。
贾云年同学和河北地震局、唐山地震队的十几位地震战士，不幸以身殉职，他们是第一批献身于地震的战士，值得我们永久的怀念！为云年同学的噩耗所带给我们地震事业和您本人的损失，向您——我们的老同学，谨致最衷心的慰问！惟望您在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化悲痛为力量，振奋革命精神，努力完成云年同学未竟的事业——在24小时前预报出5级以上的地震，实现大地震的临震预报和预防！！！
让我们共同努力，为履行好我们当仁不让的神圣天职，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首都北京、保卫广大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奋不顾身地奋斗！向凶恶的自然界敌人——大地震，决一死战，为唐山大震遇难的阶级兄弟报仇，为云年同学报仇！
我想，我们只要拼命地工作，全心全意为人民，我们一定能够及时抓住下一次威胁北京安全的大地震，为人民立功赎罪！
如果下一次威胁北京安全的大地震没有抓住，使唐山的浩劫重演的话，我已下定了决心，要么像云年同学那样以身殉职，要么只好畏罪自杀，因为实在感到无地自容，惭愧万分！当然我并不悲观，我是感到有信心的。我是有决心，尽自己的全部努力……
云年同学安息吧——我们会为唐山、丰南几十万遇难的阶级兄弟，也为云年同学和其他战友报仇雪恨的，誓与穷凶极恶的地震之敌血战到底！！！
望您节哀，振奋精神，勇往直前！
……
耿庆国 1976年8月7日于北京
这分明是勇士准备再次搏斗的呐喊！
我不是一个地震工作者，我只是用我的心在感受这段历史。如今，十年过去了，那些拼搏过或者犹豫过的自然科学工作者，也许会被忽视，被遗忘。功与过，是与非，似乎也都不重要了。剩下的，依然是那个古老而永恒的课题。
然而，无论是被遗忘的，还是将要被遗忘的；无论是失败了的，还是有可能再次失败的，他们总是在拼尽全力地搏斗着。今天，这场搏斗也并没有因唐山的失败而结束，或许正是一个飞跃的开端。
拼搏着的，不仅是那一大批专业地震工作者，还有千千万万用土设备在监测地震的普通群众。唐山八中学生张仁英，在业余地震小组观察地应力变化，曾做出“7月底8月初渤海北部有大地震”的预报；唐山二中老教师田金武，根据对地电、地磁的观测，提出“7月底8月初唐山有7级以上大震”。唐山马家沟矿地震办公室的马希融，在震前也曾通过观察地电变化，预言唐山将有大震。虽然他们的论据并不充分，但他们的责任感是不能被轻侮嘲弄的。他们和专业地震工作者一起在大震前发出过呐喊，发出过警告。
那些声音显得微弱的警告，也不是没有收效。
在国家地震局1976年11月8日发出的《地震工作简报》第17期上，披露了一桩发人深思的事实。这期《地震工作简报》的标题为“青龙县在唐山大震前采取了预防措施”。简报称：
河北省青龙县紧靠唐山地区的迁安、卢龙两县，7月28日唐山、丰南一带发生7.8级强烈地震，由于县委重视，事先采取了有力的临震预防措施，广大群众有了思想准备，临震不乱，虽然房屋建筑遭到较重破坏，但人畜伤亡极小，收到了预防的效果。
今年7月中旬，青龙县地办的同志，参加国家地震局在唐山召开的京、津、唐、渤、张群测群防经验交流会时，在会外了解到国家地震局地震地质大队等几个单位预报，7月22日至8月5日京、津、唐地区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7月21日会议结束回县，向县委作了汇报。县委进行了讨论，认为5级左右地震震级虽然不大，但根据国务院69号文件，京、津、唐、张近一两年内可能发生6级左右破坏性地震，考虑到青龙县处于京、津、唐、渤、张协作区范围内，因此决定，坚决贯彻我国地震工作方针，以预防为主，有备无患。7月24日，由县委书记冉广岐开电话会进行传达部署。当时县里正开农业学大寨会议，区社书记和工作队长都在县里开会，决定25日每个公社回去一名书记、一名工作队负责人，具体抓好防震抗震工作；27日由县科委副主任在县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震情和防震抗震知识。25日，各公社、县直各单位都召开了紧急会议，公社干部包大队，大队干部包生产队，连夜向群众传达贯彻，进行防震抗震部署。县广播站向全县广播了防震抗震知识。多数公社广播站连续广播震情和地震知识，传达县委决定，基本上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对重点工程、仓库、重要设施责成专人进行检查，县委书记、副书记还深入到八一水库进行检查，作具体部署。有的公社还集中基干民兵几百人巡逻值班。群众晚上不关门，不关窗户，以便有震情能迅速离开房屋。事实证明，群众有没有思想准备大不一样，唐山地震该县损坏房屋18万多间，其中倒塌7300多间，但直接死于地震灾害的只有1人。震后5小时，青龙县派出了第一支医疗队奔赴灾区，在很短的时间内，组成抢救队，赴唐山救灾，抢运伤员。该县大丈子卫生院一个医生，27日出差到唐山市，住在他同学家里，因为听了县里传达近几天可能发生5级左右地震，他一面向同学讲明震情，一面睡觉时做了准备，把衣服、鞋放在一起。地震发生时他立即离开房屋，打开窗户，并叫出同学家里的人。虽然房屋倒塌，他自己未受伤，同学全家都跑出房屋，无一人受伤。
唐山大地震前夕，既然青龙县委在全县范围内采取了预防措施，也收到了极好的预防效果，那么，唐山大地震到底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预防？唐山市24万生灵的劫难到底能不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避免？对于专业地震工作者来说，青龙县的“例外”反而更使人悔恨不已。他们不能不时常去想：如果在整个京津唐地区公开“吹”了“风”……
惨败。
历史将如何评价这场以惨败告终的搏斗？
历史将如何评价那些以惨败告终的搏斗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