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两位从汶川回来的记者，请我在一本蒙着尘土的旧杂志上签名。这是1986年3月号《解放军文艺》，整本刊登了《唐山大地震》。我谢谢他们找来这件“出土文物”。“文物”是戏言，“出土”倒不假。因为汶川，许多人想起遗忘已久的唐山。如今，汶川的记忆也已差不多被岁月掩埋了。
不同年代的故事，一层层相叠。新的痛楚覆盖了旧的创伤，旧的悬疑又被新的追问覆盖。读者遇到此书，可能是在唐山地震40年后，也可以是在50年、60年后。书中的一切，包括叙述风格，可能与新的读者逐渐疏远。他们能否理解“1976”？他们怎样看“1986”？
1976年，唐山地震发生。1986年，《唐山大地震》发表。前者发生在“文革”末期，后者发表于80年代改革中期，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关键一年。
自然灾害和社会演变有关联，但没有简单的因果律。将两者连在一起的，是人。唐山地震发生时，“文革”已近尾声。“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全面专政”的口号飘荡在废墟上。作为一名军中文学青年、上海文学杂志《朝霞》的“工农兵编辑”，我参加了抗震救灾。但那时我绝无可能写这样的《唐山大地震》。十年后，时移世易。还是那场灾难，但人们对灾难的态度，人们对“人”的态度开始改变。
1976到1986，是浩劫后，在精神废墟上开始清理和重建的十年。我亲历了这种清理和重建，感受了它的艰难。我走进职业新闻队伍，走进报告文学队伍，告别虚矫，学习诚实面对现实和历史，包括重新搜集整理唐山地震资料，重新审视这场灾难。
居于灾难核心的是什么？是人。是人性。是人的悲剧，而非被意识形态所需、所用的其他。这是常识。但常识的确立不容易。这本身是一个痛苦的历史过程。
《唐山大地震》已成为史料。这本书记录了1976，也留下了1986的印记。1976年唐山人、乃至中国人的命运是一种真相；1986年一个中国记者的思考与写作状态，是另一种真相。因为这个原因，本书再版时除了订正事实错误，对1986年的文字（包括“十年”这样的时间概念）未做改动。
1986年初版的《唐山大地震》，由我的老师、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徐怀中先生作序。他写道：“钱钢是把《唐山大地震》作为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的毕业作品来写的。这当然不只是一份考卷，而是作者为今天和明天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地震学家、心理学家……为我们整个星球上的人们留下的一部关于大毁灭的真实记录，一部关于蒙受了不可抵御的灾难的人的真实记录，也留下了他的许多思考和疑问。”
2005年，当代中国出版社再版此书，我在序言里说：“我没有看清前面的一切。对无数的悖论，我没有答案。但我相信，答案埋藏在20世纪最惨烈灾害的废墟里面，埋藏在我曾经目睹、曾经记录的历史里面。”
这仍然是我今天想要说的。
钱钢 2016年4月15日写于香港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