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许多同时代人看来，约瑟夫·德·迈斯特是一位非常可怕的人物，他之所以令人生畏，是由于他作品的缘故，倒不是因为他本人如何可怕。实际上，他的同时代人遇见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因为在他一生中比较重要的时光里，他一直为撒丁国王效力，持节俄国，出入圣彼得堡的宫廷。他之所以让人们畏惧，乃是因为，他想用暴力、不妥协和极端坚定和暴虐的教条作派去打倒他不认可的学说。
爱弥尔·法盖很公正地表述了通常人们对迈斯特的看法，法盖也许是19世纪法国对迈斯特最精确和最无偏见的批评家。他称迈斯特为“一位凶猛的绝对主义者、狂暴的神权政治家、毫不妥协的正统主义者，他鼓吹由教皇、国王和刽子手组成的一个丑恶的三位一体，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他都要捍卫最强硬的、最狭隘的和最僵化的教条主义，他是中世纪造就的一位邪恶人物，在他的身上，既有博学的神学家的成分，又有宗教法庭审判官的成分，还有刽子手的成分”。此外，“他的基督教是恐怖的、消极服从的宗教，是国家的宗教”；他的信仰不过是“略微装饰的异教思想”；他是“梵蒂冈的近卫军”。一位崇拜者——受德国浪漫派影响的新教徒，爱德加·基内32 ——提到他的“恐怖基督教”时写道，迈斯特信仰“有刽子手帮忙的、毫不宽容的上帝；公安常务委员会的基督”；在我们这个时代，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也提及迈斯特的“屠宰场”。
这就是通常对他的描述，这类描述主要是圣伯夫的发明，在19世纪被其他各色各样的思想家一路保留下来。迈斯特总是被描述为一个狂热的君主主义者和一个比较狂热的教皇权威的支持者；此人骄傲、顽固、僵化，具有坚强的意志和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严密推理能力，他能够从很教条的前提推导出极端的和令人不快的结论；此人才华横溢、怨气冲天，他是那个时代诞生的中世纪人物，他徒劳地试图阻挡历史的潮流；他是一位著名的畸形人物，让人望而生畏、心怀敌意、孤独而最终又令人可怜的人物；往好里说，他是一个悲剧性的、有教养的人物，他否定和反对自己不合时宜诞生其中的那个诡诈和庸俗的世界；往坏里说，他是一个顽固派，自欺欺人、死硬到底，他肆意咒骂非凡的新时代，对于新时代的好处，因为太固执而看不到，因为太麻木而感受不到。
他的著作既被认为妙趣横生，又被认为偏执古怪，但并不重要——封建主义在黑暗时代为抵制进步的步伐而作出的垂死挣扎。无论根据19世纪批评家采取的哪一种态度，他要么被描述为一项失败事业的勇敢的、但注定要失败的游侠，要么被描述成比较古老和比较残忍的那一代人遗留下来的一个愚蠢或可憎的货色。但是，无论反对他的那一派，还是赞成他的那一派，总是认定，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他的世界与当代事物没有任何关系。这种观点是维克多·雨果和拉梅内、圣伯夫和法盖、詹姆士·斯蒂芬和莫利、尤其是哈罗德·拉斯基共同的观点，拉斯基写过一篇论迈斯特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认为，迈斯特将作为一股失效的力量而被否定。
这种观点在19世纪还可以理解，在当今时代，似乎有些荒唐。原因是，虽然迈斯特说的可能是过去的语言，可内容却是当前反民主言论的实质；与他进步的同时代人相比，他真正是极端现代的，他的出生并没有落后于他的时代。如果说他的思想并没有立即产生影响，那是因为，那个时代的土壤还不接受他的思想。他的学说，还有他的思想态度，需要再等上一个世纪才开始盛行——现在的确盛行起来了。
迈斯特的任务，在他本人看来，就是要摧毁18世纪建立的一切。让我解释一下这种心理状态的形成。1753年，他出生于萨瓦的尚贝里，当时那里属于皮埃蒙特——撒丁王国。迈斯特终身都是该国的臣民。在18世纪，这个王国相对比较开明：它在废除封建制度方面比法国早好多年。同其他自由派贵族一样，迈斯特早年属于温和的改良派，既不特别反动，也不特别顽固。法国大革命爆发之际，他已经成年。他三十多岁，同其他经历过这场革命的人——如圣西门、席勒、黑格尔——一样，他也强烈反对这场革命。雅各宾派制造的恐怖景象让他终生难忘，这使他坚定不移地反对一切自由的、民主的、高尚不凡的东西，一切与知识分子、批评家、科学家有关的东西，一切与导致法国革命的力量相关的东西。谈到伏尔泰时，他简直要把对方当成他个人的仇敌。
作为萨瓦人，迈斯特为王室效力，在法国革命者侵略萨瓦之后，他开始写小册子反对这场大革命。这些小册子非常尖锐：带有一股特殊的新意，实际上是一股好勇斗狠的劲头，它们很快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可是撒丁国王却感觉到，把他留在宫廷里总是不太舒服。撒丁王国的宫廷太小，太有限，乡气十足，而迈斯特这个人又太出色、太活跃、太有想象力，而且太引人注目了，他不会安心待在那里。然而，显然他又很能干，他的著述所体现出的才华备受关注。结果，国王决定，尽量把他远远地打发掉，于是，他被派到了圣彼得堡。从1803年起直到1817年离开俄国，他作为撒丁国王的大臣（或者说相当于这个级别的官员），持节俄国。
在圣彼得堡，他被视为一位具有独特魅力、谦恭有礼、温文尔雅之士；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和令人愉快的健谈者，讨人喜欢，在社交界很受追捧。他在圣彼得堡的生活很惬意；他深受俄国皇室的赏识，他与亚历山大一世周围的亲信们关系很好；实际上，亚历山大在位期间多次用他作政治顾问。
反拿破仑的战争一结束，出于某种原因，亚历山大要求撒丁王国将其召回；或许因为他使太多的上流社会贵妇皈依了罗马教会。在这些贵妇当中，有几位注定要在西欧的天主教圈子里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他很可能个性太强，过多地干预了俄国的政策；不管怎么说，现已复位的撒丁国王受到劝诱，将他召回。迈斯特回到首都都灵，得到了一个报酬丰富的闲差。他死于1821年，虽说生前倍享尊荣，却没有丝毫的政治权力，当然也没有其他权力。他的名声主要是在他死后才日见兴隆的。
迈斯特极力要达到的目标，正如我所说，就是摧毁18世纪以及18世纪的思想。假如有人断定，18世纪的思想是铁板一块，这肯定不对；实际上，18世纪的思想家分歧很深。不过有些东西是他们共有的，他们可能不都相信进步；他们可能不都信奉上帝；他们可能不都相信灵魂不灭。有些人相信直觉，有些人信奉经验主义。有些人相信感觉的自发性和简单质朴，有些人则相信科学和复杂。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相信，在本质上，人，即便不是善的，但无论如何也不会是恶的，人有仁慈的潜能，每一个人，在不受骗子或傻子迷惑的时候，最善于鉴别自己的利益和价值；在总体上，每一个人都倾向于奉行自己的理解力所提供的行为准则。18世纪的大多数思想家都相信，进步是可取的——也就是说，例如，自由优于奴隶制；建立在所谓“自然规律”基础上的法律几乎可以纠正每一件错误；自然只是行动中的理性，因此，在原则上，自然的具体作用，可以从一套公理中推导出来，这套公理类似于几何理论中的公理，或者物理和化学理论中的公理，只要你知道这些公理的话。他们相信，所有好的和真的东西，高尚的和自由的东西必须是相容的，实际上，不仅如此，它们还是相互关联的。他们当中有经验主义思想倾向的人确信，人性的科学的发展程度不逊于非生命物质的科学的发展，伦理学和政治问题，只要它们真实存在——为什么不会真实存在呢？——就可以像数学和天文学问题那样，得到同样明确的回答；建立在这些答案基础上的生活应当是自由的、安全的、幸福的和明智的。他们相信，在知识和行动领域，运用人的各种能力和实践人类一百多年来掌握的各种方法，就可以带来太平盛世，带来人类历史上最有意义的胜利。粗略地说，以上便是18世纪理性思想家共同的信念、普遍的性情和态度。
这都是迈斯特决心去彻底破坏的。他决心彻底铲除18世纪的任何这类特征。他之所以承担这项艰巨的任务，是因为，他相信，让许多无辜者受难的这场大革命是一场可怕的灾难。他曾作为外人（他的家乡萨瓦当时毗邻法国）带着一股激情热爱和崇拜法国，那股激情是住在某些国家边境的人想与这些国家相认同时所特有的，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破坏真正金色的理想的愿望，产生了它特有的义愤，他带着这股义愤决心去毁坏他自认为造成他梦想破灭的各种力量。因此，为了取代这种理想主义社会学的先验公式，他决定求助于历史的经验事实和观察人类的行为。为了取代进步、自由、可臻完美性，他鼓吹过去、美德的神圣性以及彻底屈从的必要性，因为人具有无可救药的不良和腐败的天性。为了取代科学，他鼓吹本能、迷信和偏见的首要性。为了取代乐观主义，他鼓吹悲观主义。为了取代永久的和谐和永久的和平，他鼓吹冲突、受难、流血和战争的必然性——在他看来，这是神圣的必然性。为了取代和平和社会平等，共同的利益，以及卢梭探讨的尚未腐败的自然人的纯朴天性，他坚持认为，重要的是多样性、不平等以及利益冲突——这些都是个体和国家所处的正常情况。他否认自然、人、自然权利这些抽象概念的意义。他有关语言的学说与孔多塞、孔狄亚克以及18世纪大科学家们试图系统论述的一切截然相反。他试图复活早已声誉扫地的君权神授之说。他捍卫神秘、黑暗、几乎包括无知的重要性，最主要是捍卫非理性的重要性，将它们当做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基础。他极为有效和出色地摒弃每一种明晰的形式，每一种理性的形式。在气质上，迈斯特与他的死对头雅各宾派一样残酷和极端；另外，他还多少带有他们的信念和正直。
俄国革命者亚历山大·赫尔岑说过，1792年那一代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对整个旧秩序的否定彻底得令人称奇。他们不仅摒弃它的罪恶，而且摒弃了它的所有美德。他们不想让任何旧的东西留存下来，他们想摧毁整个邪恶制度，将它连根拔起，从而建立某种全新的、绝对纯正的东西。他们不想做出任何妥协；他们不想让他们的新城市建在旧废墟的基础上。迈斯特正好与此相反。他带着那些大革命家特有的偏执、激情、力量和热情，攻击18世纪的理性主义。他想去毁灭所谓“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他想把它夷为平地，片瓦不留。
他使用的方法以及他鼓吹的真理，按他正式的说法，来自坎普滕的托马斯33 或托马斯·阿奎那，或17世纪法国的伟大传教士布尔达卢或波舒哀34 ，可是，事实上，它们几乎体现不出教会中这些中流砥柱人物的精神。它们更多地与奥古斯丁等人反理性主义的研究方法有关，或者与共济会会员以及迈斯特年轻时与其共处的光照派信徒（illuminists）有关。
迈斯特的基本学说如下：自然的牙齿和爪子沾满了鲜血，这是一幅巨大的屠宰和毁灭的场景。18世纪人转向形而上学，转向逻辑学，甚至转向几何学，以便弄清自然的面貌。然而这些并不是我们对自然的认识的来源。如果他们想谈论自然，就让他们严肃一些吧！他们主张以观察为武器，使用我们的眼力，不要仅仅因为许多传道士向我们鼓吹，就接受大量教条式的原理。那好吧！他们必须相信自己的话。让我们看一看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迈斯特说，让我们不要看书本，让我们看一看自然，看我们本人，让我们研究历史，是的，还有动物学。它们是自然的真正向导。我们会看到什么呢？且引用迈斯特的一段话：
在有生命的物质和自然界的广大领域，一种明目张胆的暴力占据着统治地位，这是一种因袭习惯的狂暴，它武装了所有的生灵，直到它们走向共同的命运：死亡。一旦你离开无生命的王国，你就会发现，暴力死亡的旨令已经铭刻在生命的边界。你在植物王国里已经感受到这一点：从参天的梓树到最微不足道的牧草，有多少植物死掉，有多少植物惨遭杀戮！可是自打你进入动物王国的那一刻起，这条规律突然以最可怕的方式得到了印证。一股残暴的力量，它既是隐蔽的又是明显的，在每一种被重新分类的动物身上都有，它使某些物种吞噬其他物种。于是有了捕食性昆虫、捕食性爬行动物、捕食性鸟类、捕食性鱼类、捕食性四足动物。人类被置于所有这些物种之上，他的破坏之手不放过任何生灵。
接下来一段文字，读法文原文更见其表现力（略），翻译过来是：
人为了取食果腹而杀生，人为了取衣遮体而杀生。他为了装扮自己而杀生，他出于攻击的目的而杀生。他为了自我保护而杀生，他为了教谕自己而杀生。他为了自娱自乐而杀生，他为了杀生而杀生。傲慢而可怖的国王，他想得到一切，什么也挡不住他……[让人]取拉羔羊的肠子，做竖琴的琴弦……从狼那里取来它致命的牙齿，去打磨没有什么价值的工艺品，从大象那里取象牙给他的孩子做玩具：他的餐桌上尸体横陈……可是有谁[在普遍的大屠杀中]去铲除那个铲除他人的人？他本人会。这是一个专事杀人的人……暴力毁灭生灵的伟大定律……就这样完成了。整个地球，永远浸泡在血液中，它只不过是一个巨大的祭坛，在这个祭坛上，一切生灵都永无止境地做牺牲品，没有限度，没有停止，直到事物的结局，直到邪恶灭绝，直到死亡消失。
然而，迈斯特说过，人天生是仁爱的。他是温柔、和蔼和善良的。他的狂暴因何而产生？是地球要求血腥吗？迈斯特质疑说，指挥官让参战部队去灭绝其他无辜的人，这时候，为什么这支部队决不（或很少）哗变以反对指挥官的命令？那些士兵天真无邪，值得尊敬，我们在个人生活中对待他们最为客气不过，而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都温文尔雅、品德高尚、敬畏上帝、彬彬有礼，连一只苍蝇都不忍心伤害，可他们却毫不顾忌地参战，去杀戮那些同他们一样天真无邪的人，难道这不是自相矛盾的吗？而奉命行事的刽子手，他杀的人毕竟都不是无辜的——他们中间有弑亲犯、谋杀犯以及其他罪犯，他杀的人比士兵们杀的少得多，可他依然遭到社会遗弃；没人去和他握手；别人都用恐怖和憎恶的眼光看待他，不把他当成社会的正常成员。无辜者鲜血横流让人顿生羡慕之情，罪犯鲜血横流却让人退避三舍，这岂不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吗？迈斯特说，这是因为，战争本身在某种意义上是神圣的，因为它是世界的规律。这是迈斯特的一个核心学说：理性主义观念并没有发生作用。如果你真的想知道人们的行为何以表现出这个样子，你得到非理性领域里寻找答案。这是一种信奉彼岸世界而不信奉此岸世界的神秘主义。
迈斯特对战争场面深感兴趣。他说，让我们设想一场战争。在人们的想像里，战场上的事情都是按计划发生的。指挥官下达命令，部队开始交战，战役的输赢取决于双方部队的优劣，或将军们的指挥艺术。没有比这更偏离现实的了。设想一下，假如真的发生一场战事，那该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这次还是不要看教科书，要看生活：动物学和历史是迈斯特的教师。假如你亲临战场，你看到的根本不是一个接一个有序发生的事件，就像目击证人、甚至战略家、战术家或历史学家描述的那样。你听到的是可怕的噪声，看到一片混乱，到处是杀戮、死亡、毁灭、伤员的尖叫、垂死者的呻吟、火器枪炮猛烈地开火。“五六种极度兴奋”支配战场上的人；将军根本不可能判定这场战争究竟是赢还是输。没有人能够断定。战争不是靠理性的计算打赢的，而是依靠道德力量。战争之所以打赢，是因为人们感觉自己赢了。某种非理性的内在确定性赢得了战争。在战事进行当中，你计算不出你方部队在战场上的数量是否依然占优势。这与两人决斗不同，两人决斗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出一方力量大，一方力量小。战役的输赢在于心理，战役的输赢在于信仰行为。实际的情况表现为某种神秘的内在力量的结果，这股神秘的内在力量当然不是理性的算计，也不是教科书上的规则的仔细应用，不是导致战争输赢的某种精细的理性算计或计划。
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对博罗季诺战役的描写，就是悉心遵循了迈斯特的观点。托尔斯泰读过迈斯特的书，因为迈斯特在圣彼得堡生活的那段时期，很让托尔斯泰感兴趣，他仿效迈斯特对战争场面的描述，他描写了参战者的内心感受，而不是给出井然有序、整齐利落的描述，而后者正是目击者和历史学家在事后构建的。在迈斯特和托尔斯泰看来，生活本身就像这种战役，任何从理性的角度描写它的企图，都是对本质上极端非理性、极端凌乱而且不遵循任何有迹可寻的规律或规则的一种可怕的歪曲、梳拢、整理、排序的过程。
迈斯特主要反对这种臆断：理性对事物有支配作用。借助于理性管理人或做事，不可能取得成功。他说，你认为理性对我来说为何物？理性只不过是人们为了时常让手段与目的相吻合而使用的一种脆弱的能力。你真的认为人类的伟大制度都是合理的建构吗？记住，制度的职责是树立自己的权威性。政府的职责在于管理。每一个社会都得有一个政府，每一个政府都得有这种统治权。每一种统治权都得包含一个一贯正确的原则，唯一绝对一贯正确的东西就是上帝之言。人类制作的一切东西，都可能被人类毁坏。人类建造的一切都可能被人类摧毁。假如你利用18世纪所推荐的理性——为了确保绝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和最大自由所作的某种功利主义安排，创建了一个人为的制度，一个共和国或一个有限君主立宪制。好了，这一代人中的聪明之士建立了它，而下一代人中更聪明的人士可能把它弄得千疮百孔，他们用优越的、更微妙的、更聪明的、更有破坏力的理由，能够彻底毁掉它。没有一件东西能够永世长存，除非这件事物不是理性建立的，因为理性建立什么，就会毁掉什么。
人在本质上是堕落的、邪恶的、胆怯的和道德败坏的。罗马教会、基督教所谓原初的罪恶，也就是原罪，是对人性最真实的心理洞察。如果放任自流的话，人类会把彼此撕成碎片。在此迈斯特与他的时代完全对立：他认为，要是不给人类戴上镣铐而且用最严格的纪律来约束他们，他们就很可能因为自相残杀而毁灭。他认为，人性从根本上说是自我毁灭性的，需要加以抑制和控制。唯一可信赖的东西，唯一可靠的东西，不是人造的；因为，如果它是人造的话，它同样可被人毁掉。
在这方面，18世纪是怎样教导我们的呢？它教导我们说，社会建立在契约的基础上。可是，契约论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历史上都是荒谬的。契约是什么东西？契约就是一种承诺。迈斯特用嘲笑的口吻说，我们让一群有理性的人走到一起，就是为了创造和平的生活，与人们陷入的所谓自然状态相比，这种和平的生活将会给人们更多世俗的好处、安全、幸福、自然或任何他们想得到的东西。那么他们怎么能做到这一步的呢？建立起一个国家，就像开一家银行或有限责任公司那样。可是即使做到那一步，也需要承诺和社会契约得到执行。假如有人违反承诺，就一定得用某种手段迫使他改变初衷履行承诺，或将他驱逐出局。可是，如果一群人已经理解诸如承诺以及执行承诺等概念，这个群体已经是一个彻底成熟、老于世故的人类社会了。一群野蛮人，从树林里走出来的狂野不羁的土著人，在历史上第一次聚到一起，为了建立某种所谓社会契约关系，他们已经有了精致复杂的社会观念，例如彼此信守承诺、义务、责任、执行承诺，他们准备把这一切放在一起供理智使用，这种观念在逻辑上荒唐得令人匪夷所思。如果人们已经有了承诺的观念、尊重彼此意愿的观念、奖惩观念，那么他们就不再需要社会，他们已经处在社会之中了。因为社会显然是以契约观念为前提的。另外，社会不是由人创造的，如果它是由人创造的，它就不会历经千百年的蹂躏而岿然不动。它源于遥远不可知的古代；在迈斯特看来（在此他深受柏克的影响），任何可回溯到古代、然而来源无可考稽的事物都是上帝而不是人创造的。
语言也是如此。他说，卢梭先生告诉我们，他想弄清楚语言的起源。那好，无所不知的孔狄亚克先生当然也能够回答出这个问题。语言是怎样形成的呢？呃！当然是劳动分工啦。许多理性主义者为了追求他们个人的优势，相互勾结抱成一团，着手发明了语言，迈斯特如是说。据推测，第一代人说出了BA，第二代人说出了BE。亚述人发明了主格，米底亚人发明了所有格。语法就是这样形成的。
这种尖刻的嘲讽非常到位。迈斯特意识到，18世纪有一个观念：人类制度是理性的人为了有限和可理解的目的而创建的，这完全不符合人类的天性。迈斯特是最早认识到这一点的人之一。此类想法赫尔德早就有，当然德国浪漫派也有。为了摧毁18世纪有关社会起源理论岌岌可危的结构、尤其是他们特有的非历史的研究方法，迈斯特运用了尤为尖刻辛辣的嘲讽手段。但是，他痛加针砭的是自然观念。他说，卢梭先生告诉我们，奇怪的是，生来自由的人，却处处受束缚：“他（到底）是什么意思？……这一疯狂的声明——人天生是自由的——与事实完全相反。”法盖有一句精彩的隽语涵纳了迈斯特对卢梭的反应：他说，卢梭的断言就好像有人要说，多么奇怪，天生是食肉动物的绵羊，却到处啃草。迈斯特嘲笑百科全书学派以自然的名义去给那提供一切、解释一切的实体抬高身价。他说，这位大名鼎鼎的女士是谁35 ？在他看来，自然决不是一切好东西的仁慈提供者，决不是一切生活知识和幸福的源泉，而是一种永远神秘莫测的东西；她的方法是野蛮的，她是残酷、痛苦、混乱的主要来源；无疑它是为上帝不可测知的目的服务的，却很少是舒适或启蒙的来源。
卢梭曾经鼓吹回归高贵的野蛮人质朴的美德。什么是高贵的野蛮人？按照迈斯特的说法，野蛮人根本不高贵，而且不如人类，他们残忍、持有异见和冷酷无情。在他们中间生活过的人都能够证明，他们是人类的渣滓。他们决不是伟大的、未曾腐化的原型、自然品味和自然道德的早期典范，他们决不是正直、高尚的事物，决不是由于文明的缘故、西方各国所偏离的东西，他们只是上帝创世过程中的败笔。派往美洲印第安人中间的基督教传道士的确说过他们的好话，那是因为，那些传教士都是善良的布道者，他们本人不能将这些人实际惯有的卑鄙和罪行安放在上帝创造物身上。我们不能够根据他们的证言，把印第安人当做学习的榜样。野蛮人的语言决不是具有原始力量、带有原始美的东西；它只有混乱和衰败的丑恶。
至于说自然状态——在18世纪的思想家看来，自然状态是原始人应当认可的所谓人的权利的来源，这些18世纪的发言人是以谁的名义佯装发言的呢？以自然的名义吗？迈斯特说，这样一位女士不存在，否则我们怎么从来就没有遇见过她呢？这些权利为何物？是什么样的人所固有的？形而上学的神眼所看到的、被称做权利的抽象实体，要么来自人类的权威，要么来自神的权威。至于著名的抽象物——人，大革命以它的名义发动，最残酷的大屠杀以它的名义组织，许多无辜者以它的名义惨遭屠杀：“在我一生中，”迈斯特说，“我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我也知道，亏了孟德斯鸠，那个人可能是波斯人。但是，至于说‘人’，我宣布我在生活中从未见过他：如果他存在的话，他也不为我所知。”
迈斯特说，在当今时代，信仰完全空洞的言辞和空洞的公式造成的结果是，“社会的两只锚——宗教和奴隶制——已经同时失效，社会这艘船让风暴给卷走了，失事遇难”。这就是为什么他在向俄国沙皇进言的时候，总是说：社会赖以维系全凭这两只锚，借助于它们可以限制邪恶之人，防范他盲目的自我破坏冲动。一只锚是教会，另一只锚是奴隶制。基督教会之所以废除奴隶制，乃是因为，它有足够的力量控制住人，可是，在俄国，东正教会并没有得到普通民众的高度重视，那就让农奴制一直存在下去好了，如果你去解放农奴的话，就像你的顾问建议的那样，你的国家就会陷入最邪恶的革命之中。它就会从野蛮状态走进无政府状态。没有人像俄国人那样希望暴力，一旦你允许这些“大学里的普加乔夫”——这是他对他们的称呼——所有的这些思想反叛者、所有的这些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以及诡辩家和巫师去支配你，那么你的王国——同所有的王国一样，它依赖权威，依靠信仰盲目的权威——将会垮台。
18世纪的首要观念是什么？社会得以建立的基础是，想尽可能地在一起幸福和自由生活的人们认识到他们之间的相互利益。这种观念遭到迈斯特强烈和愤怒的反对。他说，社会根本不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社会建立在自我牺牲的基础上。士兵们为何去参战？他们不知道。如果国王要想推行某种无害的措施，例如人口普查或改变历法，就会在民众中引发反叛和骚乱。然而，如果发生一场战争，许多无辜者惨遭屠戮，成千上万的人再也回不到他们的妻子儿女身边，人们却一声不响地服从。为什么？我们弄不清楚；它是非理性的。
迈斯特实际上在此表明两点。第一点是，根据纯粹无益的人为发明解释不了事情的起因，长久持续的事物都是非理性的。他举例说，世袭君主制，还有什么东西能比它更加没有理性？为什么聪明睿智的国王就一定会有一位同样睿智的儿子，也许他的儿子根本不够睿智。这显然是一种性质十分愚蠢的制度，然而这项制度却在延续。它延续了好多世纪。整个西方世界就是以它为基础的。废除这样的君主制更合乎理性、更顺理成章、更有道理，我们看一看这样做后果如何。波兰不实行世袭制，国王由选举产生，后果如何？混乱和毁灭几乎接踵而至。为什么？因为采用了一种理性的制度。以婚姻制度为例。两个人仅仅因为在人生的一个阶段上偶然相爱，他们就应当厮守终生，其理由与过去并无二致，还有比这更非理性的吗？可是，没有什么东西比自由性爱更短命、更具破坏性、更加可憎的了。就这样，他一个制度接一个制度地列举，似是而非地断言，只要是非理性的东西就能够延续下去，只要是理性的东西就会垮掉；它之所以垮掉，乃是因为，由理性建成的任何事物都能够被理性毁灭；由自我批评能力建成的任何东西都经不住自我批评能力的攻击。唯一能够永远支配人们的东西是难解之谜。
18世纪认为——17世纪也认为，有一些社会和政治问题可以通过某种方式得以解决。有些人认为，有些问题可以由形而上学家来解决，有些可由科学家来解决，有些可以用良知来解决，通过探索内心来解决，还有一些可以通过阅读特定的专家论述这些问题的著作得到解决。迈斯特说：一旦你允许这类问题提出，那么，其答案就会提出下一个问题。答案永远不会颠扑不破，人们会向这一答案提出质疑，下一个问题的答案也会遭到质疑，就这样循环往复地询问原因的原因。要想让人们在社会中生活，唯一的办法是防止他们产生疑问，阻止他们质疑的唯一办法是使用恐怖。假如事物的本质模糊不可测定，那么人们只有服从它。一旦人们参透事物本质，一旦它是理性的东西，一旦人们能够理解它，他们就不会畏惧它。他们不会敬畏它，不会尊重它，所以它就会垮掉。因此，我们需要的是模糊而无法理解的东西。
以语言问题为例，迈斯特说。语言等同于思想。18世纪的人认为，语言是人类的一种发明，他们在这一点上是错误的。为了发明，你必须去思考，为了思考，你必须使用符号；说语言能够被建构，绝对是荒唐之言。孔多塞先生想有一套科学的语言，它清晰易懂，可以在各国通行——一种科学的世界语，没有比这更具有灾难性的了。它之所以会造成灾难，就是因为它清楚易懂。对于清晰易懂这种东西，必须弃之不顾，必须阻止，因为正是它们产生了不安、批评、质疑，它们最终会推翻古代的制度，导致不公正、流血、革命和混乱。
拉丁语这门语言，我们必须教给孩子。为什么？因为它很难懂。人们举出证据反对偏见、反对迷信。什么是偏见？偏见只是人们千百年的信仰，得到了经验的检验。说到底，历史是我们唯一的老师，而政治只是实验的历史。在此，迈斯特的言论方式很像柏克，柏克就是以同样的方式去捍卫偏见的。偏见只不过是人类在千百年当中获得的外衣，在传统上，它在各种境况下得到了检验，将它抛弃不顾，就会在生活的破坏力量前面一丝不挂、颤栗发抖。拉丁语是一门不循常规的语言。拉丁语是一门语法不理性的语言。它体现了各种偏见，各种古代迷信，盲目的信仰、无意识的经验、科学所反对的一切事物。这就是我们离不开这门语言的原因，因为世界上只有两种东西永远是好的——一种是古老的东西，另一种是非理性。只有二者的结合才能产生一股足够强大的力量，以抵制批评家、质疑者、科学家们的有害影响。
我们维护社会秩序是为了反对谁？社会秩序的死对头——迈斯特称之为“小集团”的那些人，是非常有趣的一群人。在他看来，他们是詹森派和加尔文主义者以及广义上的新教徒；律师、文学家、记者、作家、犹太人、美洲的革命者、知识分子、科学家、批评家；简而言之，他们就是知识分子阶层以及属于这个阶层的一切。这份名单——上面有自由主义者、各种批评家、各种信仰某种抽象真理的人、不接受社会教条前提的人——差不多最早是由迈斯特拟定的，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对它耳熟能详。它已经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每一场极为反动的、法西斯主义运动的一贯伎俩。
但是，在这些人当中，迈斯特最恨科学家。科学家属于那种最没有能力去理解生活、理解政府的人，他用极为郑重的口气警告俄国沙皇说，切不可犯下致命的大错，让科学和艺术支配这个国家。他说：以罗马人为例，他们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民族、至少在治国方面是最伟大的。罗马人很清楚，当科学家不过是自欺欺人之举。他们雇用希腊人，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自己去做这份工作的话，纯粹有损尊严。他说，从絮热到黎塞留36 ，大政治家无一出身于科学家，或对科学有所了解。与科学有关的东西，有关它枯燥、抽象、不够具体的性质，有关晦暗不明的生活所扭曲的、混乱的、非理性的肌质，使科学家无法让自己适应现实，谁听了他们的话谁就自取灭亡。他对俄国皇帝说：不要让这些路德派的德国人到你们的学校任教。那些源源不断、蜂拥而至的都是一些什么人？好人——忠于家庭的人、信奉传统、有信仰、信仰宗教、具有良好道德的人——是不会离开故国的。只有那些玩世不恭之辈、不安分之人、吹毛求疵之士才这么做。这是反对流亡者、反对精神自由、反对人口流动首次真正的说教，当然，是首次以激烈的和容易理解的、实际上让人难忘的言辞表述出来的。
那么社会的根基为何物？社会是苦海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们无法理解事物的根源，在这里，上帝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统治着我们。社会依靠的是恐怖；它依靠顺从，盲目顺从权威。没有它，制度就会一片混乱，从而陷入灾难的深渊。什么东西代表这种恐怖因素呢？在这里，迈斯特做出一个似是而非的评论，写出了他著作最有名的段落。他说，处于恐怖中心的人无异于那个饱受痛恨的人物——刽子手。我引用一下他评论此人的那一段有名的文字：
这个莫名其妙的人是谁？……他自己就像一个世界……没有分配给他应有的住所……这时候其他人都搬到别的地方去了……在这种孤寂状态下……他孤独地与老婆、孩子一起生活，他们让他知道人类的声响。可是在他们看来，除了痛苦的尖叫之外，他什么也听不见……司法部门最低级的一个下人敲他的门，告诉他，需要他去效劳。他去了。他到了一个公共广场，人们都聚在那里，脸上带着期盼的表情。一个囚犯，弑亲犯，犯下了渎圣罪，给抛到他的脚下。他抓起了这个人，拉直他的身子，将他绑到地上的十字架上，举起了手，这时候，全场出现了可怕的沉默。铁锤重击之下骨头的断裂声，还有受刑人的惨叫，打破了这种沉默。他解下这个人，将他放到刑车上；折断了四肢缠在车辐条上，头向下低垂；头发根根竖立，嘴张得像发热的火炉的门，嘴里只能断断续续吐出几个残缺不全的音节：只求速死。刽子手完成了他的任务；他的心在跳，却很高兴；他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他心里说，“干这一行没人比得了我”。他从断头台走下来，伸出沾满血污的双手，接住一位官员从远处抛来的几枚金币。刽子手拿着金币从两排人的中间走过，那些人心惊胆战地向后退。他在桌边坐下吃饭，他上床睡觉，第二天一觉醒来，除了头一天他干的行当之外，他什么都想过。他是人吗？是的，上帝允许他进教堂并接受他的祈祷。他不是罪犯，可是，正直、可敬或值得称道，人类语言中的这几条哪一条也不敢用在他身上……然而，所有的伟大之处，所有的权力，所有的社会秩序都依靠刽子手；他是人类社会的恐怖，是维系人类社会的纽带。将这股不可理喻的力量从这个世界上带走，那么，秩序马上会被混乱所取代，王座倒塌，社会解体。上帝，统治者权力的来源，也是惩罚的来源。他将我们的世界悬挂在这两根柱子上，“地的柱子属于耶和华，他将世界立在其上”37 。
这并不是对犯罪和惩罚纯粹施虐狂式的沉思。拉梅内说起过迈斯特，他说，很奇怪，像他这么高尚的人在整个生活中却只看到两个现实：犯罪和惩罚。“就好像他所有著作都是从断头台上写出来的”。不过，我从迈斯特著作中摘出的引文不全是邪恶的东西。它是一种真正信念的表达，这股信念符合迈斯特充满激情的、但又明晰的其他思想，即，人只有受到权威的恐怖约束才能获救。在他们的生活中，必须时时刻刻向他们提起位于创造核心的那个可怕的不解之谜；他们必须通过不断受难来赎罪；处处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愚蠢、恶意、无助，以此来让他们谦卑。战争、酷刑、苦难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
人是傻子，人是孩子，人是疯子，人是在外地主；生活是——应当是——一种刑罚性的居留，由看守照看这个人。他必须受到指定的主人的控制，指定的主人满脑子都是造物主施加的责任，造物主通过无情地推行各种规则，无情地消灭敌人，将自然变成一种等级制。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敌人是一个“小集团”，他们是捣乱分子、颠覆者、世俗的宗教改革者、知识分子、理想主义者、律师、完善论者（perfectibilians）、相信良知、平等或理性地组织社会的人、解放者、革命者，这些人都必须根除。
迈斯特以最明晰的方式，使用着确实与18世纪人一样清楚和漂亮的语言，可他说的事情与那个世纪的一般趋向大相径庭：这的确有些不同寻常。然而，迈斯特在某种意义上也是18世纪的产物，因为他处处与18世纪针锋相对。圣西门相信，迈斯特与他切齿痛恨的人（伏尔泰的追随者，实际上甚至包括伏尔泰本人）有某些共同之处。伏尔泰是迈斯特的死对头，迈斯特谈到这个可怕魔鬼的狰狞笑容时，极为愤恨，圣西门却说，也许未来的社会就在于迈斯特与伏尔泰的结合。
乍一听，这是一个莫大的悖论。怎么能有这种结合呢？伏尔泰代表的是个人自由而迈斯特代表了枷锁。伏尔泰呼吁更多的光明，而迈斯特呼吁更多的黑暗。伏尔泰对教会深恶痛绝，他不承认教会有丝毫的美德；迈斯特却喜欢教会的恶习，认为伏尔泰是恶魔的化身。然而，圣西门的话多少有些道理，虽说听起来有些怪异，原因在于，虽说两人截然对立，可是他们都属于法国思想中严苛、冷静、生硬、明晰、强硬的传统。他们的观念似乎极为矛盾，可是思维的属性都经常极为相似。他们谁也没有犯下任何程度上的软弱或含糊或自我放纵的错误，他们也不允许别人身上有这些属性。他们支持生硬反对伤感；他们毫不妥协地反对一切迷惘的和模糊的东西，一切浪漫的、装腔作势的、主观的东西。他们同样反对卢梭、夏多布里昂、维克多·雨果、米什莱、勒南、柏格森的精神。他们是残酷无情和使人泄气的著作家；他们毫无热情，有的时候真正愤世嫉俗。与这种冷静、清晰、虚有其表的外观相比，甚至司汤达的文字风格——司汤达借鉴迈斯特之处甚多——显得很浪漫。马克思、托尔斯泰、索雷尔、列宁——是他们真正的继承人。
这种冷静地看待政治场面的倾向，这种不事张扬、真正无情地去分析政治和历史，而非纯粹以骇人听闻的方式去分析它们的倾向，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进入现代政治技巧，它正是从伏尔泰和迈斯特的诸如此类的观念进入现代政治技巧的。伏尔泰营造浓厚的、不事张扬的氛围就是为了揭露感伤的流行价值观。迈斯特强调历史主义和政治实用主义，他对人类向善的能力估计很低，他还相信，生活的本质是强烈渴望受难、牺牲和放弃（权利）。如果在此之外再加上迈斯特的如下信仰：要不是少数热忱的统治者压制软弱的绝大多数，坚决反对各种诱惑，以免沉溺于各种人道主义之中，否则统治就无法进行下去，那么，我们就逐渐接近现代集权主义了。可以让伏尔泰揭露自由主义的妄想，可以让迈斯特提供灵丹妙药治疗荒凉、空旷世界带来的后果。伏尔泰确实既不喜欢专制主义也不喜欢蒙蔽；迈斯特认可二者存在的必要。迈斯特说：“主权在民的原则很危险，即使它有真理性，还是有必要把它隐藏起来。”所以说，圣西门的活没有太大的矛盾。二者的结合导致了20世纪残酷无情的极权主义——无论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极权主义。
真正让迈斯特痴迷的是权力。在他看来，权力是神圣的。它是一切生命、一切行动的来源。它是人类发展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因素，任何人，只要懂得如何运用权利，他就有权利获得权力；基于同样的原因，它是上帝在特定阶段、为实现他神秘莫测的目的而选中的工具。认出权力真正的渊源所在——处于古代的、既定的、由社会所创造的制度中——是政治和道德洞见和智慧。所有篡位行为终将失败，因为它无视宇宙的神圣法则。因此，永恒的权力只掌握在作为这类法则工具的人的手里。抵制权力是可耻的幼稚之举和蠢行，与人类的未来相背离。
迈斯特鼓吹这样一种学说，如果我们想去理解神圣意志的活动的话，那么，我们必须根据经验研究一切事件。他的斯多噶主义和相对主义、他对自然以及人类权力分配的兴趣——这些构成了迈斯特深思熟虑的观点，而这正是使他莫名其妙地赞同雅各宾派的原因，这种做法使他在移民圈子中不再受欢迎。迈斯特说：只要出现真空，就一定有人趁虚而入。法国国王令人忧郁地失败了。路易十六和他那些蹩脚的自由主义顾问们，还有更蹩脚的吉伦特改良者们，纯粹是社会的渣滓，他们软弱、乐观、信奉改良主义、不了解人类的本性，显然他们毁灭和颠覆了社会。在真空时期，雅各宾派至少有所作为。他们至少杀了人。他们竖起断头台；他们执行死刑；他们开了杀戒。这是迈斯特所赞同的，因为它是行使权力的行为，因为它使社会团结一致，因为它使事物协调一致。他信奉主权。当然雅各宾派是上帝惩罚的工具，用来惩罚背叛了父辈的信仰、不敬上帝的那一代人。不过，像雅各宾派那样，使法国团结一致，使它成为强国，抵抗敌人入侵，粉碎了软弱的普鲁士人或奥地利人的反对，还是比知识分子满嘴胡说八道要好。这就是迈斯特思想中法西斯主义的特征。
同样，拿破仑是科西嘉魔鬼；他是可怕的篡位者，人们千万不要认可他。然而，他又是一位有权势的君主，权力总是源于上帝的，当然他加冕称帝不比英国的伊莉莎白、奥兰治的威廉或汉诺威王室的加冕更糟糕。迈斯特对拿破仑十分感兴趣，拿破仑对他也相当感兴趣，他们很想见上一面，撒丁国王让这种想法给吓坏了，他可不想让两人会面，他受英国和俄国的豢养，还受过拿破仑入侵之害，一想到自己的外交官与人类的毁灭者谋面，撒丁宫廷就陷入了极度恐怖之中。迈斯特以他特有的失望之情作了答复，他说，假如国王不想让他去，他是不会去见拿破仑的，不过，他认为，这是一个错误的和短视的政策。他说：我看到您认为我的提议让人非常吃惊。那好，我终身将为您服务，因为我相信，王位比它的占有者更重要。至于说不让您吃惊——我不能保证。
迈斯特强调传统、过去、无意识、未知的力量，而不强调民众心灵和蔼可亲的想像特性，正如它热情的捍卫者所做的那样——德国浪漫派，或简朴生活的倡导者所做的那样（他也总是赞颂简朴生活）。相反，他强调权威的稳定、永恒和颠扑不破；权威属于模糊的半意识的记忆、传统和忠诚，他强调各种制度的强制力量，尤其是在超自然因素方面。他极为强调如下事实，即，只有在令人畏惧的情况下，绝对的统治才能成功，他恐惧和厌恶科学，就是因为它倾泻了太多的光明，从而破除了神秘、黑暗，而黑暗本身抵制怀疑性探索。
在某种意义上，迈斯特是法西斯主义的先驱和早期鼓吹者，这正是人们对他饶有兴趣的原因。在古典主义面具之后、在古典主义的表面下、在古典气派之后、在正统的托马斯主义的背后、在当时官方完全听命于王室的背后——这在当时毫不出奇，迈斯特的思想里有更广泛、更浪漫、更恐怖的东西。他令人想起了邓南遮和尼采这类人物——不必在后来的人物中寻找例子。在那方面，他很像卢梭。正如卢梭将加尔文主义的逻辑束缚施加给一种极端个人的蠢行，迈斯特将一种正式的正统主义性质的天主教框架施加给十分强烈、十分革命的、最终是法西斯主义性质的内在激情。
让同时代人对迈斯特十分感兴趣的是，他强迫他们去看事物的丑恶的一面。他迫使他们摆脱毫无生气的乐观主义、机械的心理，以及18世纪所有一帆风顺的理想，在法国大革命中，这些理想经历了毁灭性的灾难。在人为建造的实证主义乐观态度行将结束的时期，人们站起来说，他们利用某种经济的或社会的解决办法去治疗所有的社会痛疾，然而这种方法并未奏效，在这一时期，一直存在着要求普通人做出反应的一种强烈倾向，这么多的乐观主义、实用主义、积极的理想主义让普通人得到了满足，然而，捅破大气泡，却暴露出如下事实：当狼真的来到门口的时候，所有的口号都是无意义和软弱的，这些主义顿时名誉扫地。在此之后，人们总想看到事物的阴暗面，在我们这个时代，心理分析中令人不寒而栗的方面……应归咎于人类对阴暗面的这种强烈渴望——阴暗面是比较尖刻、比较实际、比较真实的，它比过于乐观、过于机械、过于图式化的信仰更有效地满足人们的需要。这也正是迈斯特提供给他那一代人的。人不能依赖于与他对立的理想生活，迈斯特的贡献是，他为18世纪浮夸的、过于乐观的和过于浅薄的社会学说提供了一枚强效的矫正剂。迈斯特预言了曾经威胁、现在依然威胁正常人类的自由和理想的最有暴力性、最有破坏性的力量，凭借这一点，我们应感谢他。
人可分为两类：一类赞同生活，另一类反对生活。在反对生活的人当中，有一些敏感、明智和目光犀利之士，他们受到不定形的自发性过多的冒犯和打击，受到一心想过自己的生活、不服从任何共同模式的人们所造成的失序状态过多的冒犯和打击。这些人当中就有迈斯特。总的说来，他没有积极的学说，假如他必须在自由和死亡之间做出选择的话，他会拒绝自由。他在20世纪后继有人——例如夏尔·莫拉和埃兹拉·庞德，虽说我们可能不赞同这类人的看法，但我们要记住，自由既需要有人批评也需要有人支持。毕竟，正如在歌德的《浮士德》中，批评上帝之道的靡菲斯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答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