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20岁时跟随苏格拉底学习哲学，8年以后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当时柏拉图不在雅典。毫无疑问，苏格拉底之死在柏拉图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在柏拉图看来，苏格拉底之死是城邦犯下的一桩罪行。不过真正令人深思的是，恶为什么会战胜善？谎言怎么会掩盖真理？非正义为什么会战胜正义？苏格拉底是一个好公民，为什么雅典城邦竟然对于自己最好的公民如此忘恩负义？如此等等，就是柏拉图思考的问题，这些问题使他逐渐将人的教育和城邦的组织管理作为哲学的中心问题。
柏拉图政治学说的出发点是寻求正义，这应该是一个城邦（国家）秩序井然稳定发展的基础。
在柏拉图看来，人的灵魂由理性、激情、欲望三部分构成，正义的人必须让理性统治激情，由激情抑制欲望。个人是缩小了的国家，国家是放大了的个人。所以，国家的三个阶层即统治者、武士和生产者，它们各自的德性应该是智慧、勇敢和节制。统治者的职能是依靠智慧，理性地管理国家；武士的职能是发挥激情，勇敢地保卫国家；生产者的职能是节制欲望，安分守己，努力劳动。如果这三个阶层各自具备了自己的德性，各司其职，不相僭越，国家就达到了正义，否则便是不正义。
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正是希腊人的四主德。
柏拉图还被看做是共产主义的创始人。他把私有制认作一切灾难的主要祸根，为了培养前两个阶层的集体主义精神，他主张实行平均主义式的共产主义原则，让他们过军队般的生活，没有私产，没有家庭。还要实行优生优育，按照不同年龄进行严格的不同科目的教育，儿童时开始接受美育、体育、智育和德育的训练，最初学习音乐和健康的传说，同时进行体育锻炼，智育训练经历由低到高、从意见到知识的步骤，先学数学和天文学，最后是哲学（辩证法）。柏拉图秉承苏格拉底的观念，认为一切工作都以知识为基础，治理国家更是如此，而真正对于治理国家有全面系统的知识的人，应该是哲学家，因为只有哲学家才能洞悉宇宙万物的奥秘。所以柏拉图断言，“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利，或者城邦中拥有权力的人，由于某种奇迹，变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中的罪恶将永远不会停止。”（注1：《古希腊哲学》，第236页。）让统治者成为哲学家，那是奇迹，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而要想把国家治理好就只有一种可能，让哲学家为王。这就是“哲学王”的理想。
其实让哲学家为王，与希望统治者成为哲学家，一样是不切实际的。因为哲学家的工作是在现实世界之外建立一个理想的世界，作为理想目标。由于这个理想世界太理想化了，所以我们通常称之为“乌托邦”，即“无何有之乡”的意思。哲学家生活在理想之中，如果让他去负起使理想成为现实的重任，有点勉为其难了。更何况哲学家也是人，无论如何不可能满足柏拉图为哲学王所规定的条件。像所有的人一样，哲学家始终生活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和冲突之中，也许他面临的冲突更加激烈，因为他身处现实与理想这两个极端之间。
“哲学王”的观念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都可以说源远流长。如果解决问题需要把握事情的真相，也就是获得知识，那么哲学作为“智慧之爱”，在一切知识中应该是最高的，因为它所把握的不是小知识小聪明，而是宇宙万物的奥秘。所以，哲学家是真正称得上有知识的人，他当然是治理国家的行家里手，这是任何人都无法与之比拟的。由此可见，哲学家的“野心”最大，与他相比，帝王将相的野心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哲学家们要统治的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世界，而是整个宇宙。因而治理区区一个小小的国家当然不在话下。
显然，柏拉图的理想国的方案由于不切实际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他在晚年的《法律篇》中退而求其次，对之作了较大的修改，主张法制，主张家庭的存在和一定的私有财产等。由此可见，柏拉图的政治思想经历了一个从人治到法治的过程。许多年以后，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普罗提诺（一译柏罗丁）曾经向罗马皇帝进言，建议按照柏拉图《法律篇》提供的方案，建立一座名为Platonpolis（柏拉图城邦）的哲学家之城，皇帝很感兴趣，但遭到了大臣们的反对，结果只好作罢。不然的话，我们倒可以通过这一项伟大的实验看一看，让哲学家为王是不是能够把国家治理得更好。
柏拉图相信，只有哲学才能拯救希腊文明，于是他在综合吸收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巴门尼德、阿那克萨戈拉等哲学家有关思想的基础上，主要沿着苏格拉底寻求普遍定义和绝对本质的思路前进，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亦即“理念论”，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当然，由于柏拉图的著述活动历经几十年之久，思想前后变化很大，而其多数著作难以确定写作的时间，因此尽管有些学者将他的思想分为早期、中期和晚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严格说来，我们不应该将他的全部思想看做是一个统一而严密的体系。不仅如此，由于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呈现在他的对话录之中，逐篇解读他的著作应该是了解其思想的最合理的方式。遗憾的是，受时间和篇幅所限，我们不可能这样做，只好权当柏拉图哲学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简述其哲学的基本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