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开始前不久，我们曾对前来接受前测评估的实验参与者进行三种评量测验，以评估他们之中的个体差异。这三种评量测验分别足测量威权性人格的F量表(F-scale of autoritarianism)。测量权术性人格的马基雅弗利量表(Machiavellian Scale Of interpersonal manipulation strategies)以及孔雷人格量表(Comrey Personality Scales)。
F量表，在测量是否墨守传统价值及对威权是否抱持顺从、不具批判力时，狱卒们的平均数是4.8，而囚犯们的平均数则是4.4，两者间差异并无统计上的意义，这是在他们被分派为两种角色前所做的测量结果，但是将五个全程参与实验的囚犯的F量表分数，和另外五个提前被释放的囚犯的分数相较时，我们有了一个大发现。全程忍受斯坦福监狱实验威权环境的受试者，在因循性格(conventionality)及权威性人格方面的分数(平均数等于7．8)高于提早释放的同胞(平均数等于3．2)两倍。我们将囚犯的F量丧分数由低至高以等级排列时，从分数与停留实验小的天数两者之间，我们惊讶地发现了高度的相关性(相关系数等于0．9)。我们认为，可能是囚犯留下来的时间越长，他会越有效地适应威权的监狱环境，因而增强他在僵固性、传统价值依附性，以及威权的接受度，以上这些特质正描绘出我监狱情境的特性。相反地，无法良好处理情境压力的年轻人，却是F量表的特质分数上最低的一群——有些人会说，这是他们的光荣。
马基雅弗利量表：正如这个量表的名称所示，其目的是评估一个人对于在人际互动中运用权谋来获得实际好处的支持程度。在这个量表中，狱卒的平均数是7．7，囚犯的平均数则稍微高一些(8．8)，两者之间并未发现显著差异，也无法借此预测受试者停留在监狱中的时间。我们原本预期那些在操控他人特质上取得高分的人，他们的人际技巧与在监狱情境中的日常互动会有关联，然而在我们认为对监狱情境适应情形最良好的囚犯里，有两个在马基雅弗利量表中获得最高的分数，另外两个我们认为同样适应良好的囚犯得分却最低。
孔雷人格量表：这份自陈式报表由八个次量表组成，用来预测狱卒与囚犯间的性格变化。这些人格指标包括：信赖、守秩序爱整洁、服从、活动力、稳定度、外向性，阳刚性及感同身受的能力。在这份评估中，狱卒和囚犯的平均分数实际上可以互换取代，甚至没有一个分数接近统计的显著性。此外，在每一个次量表的评估中，群体的平均数都落在孔雷曾报告指出的基准性男性母群体的第十四至第十六百分位数之间。这项发现支持了我们的主张：这两个不同群体的学生拥有“正常”、“普通”的人格。克雷格·黑尼及科特·班克斯在进行学生自愿者样本的事前筛选时，确实做到以“普通人”为挑选样本的标准。除此之外，在扮演狱卒角色及扮演囚犯角色的两群人间，也找不到预先存在的性情倾向能区分这两者。
然而，在提前释放的人以及撑完这整场灾难的囚犯间，我们倒是找到一些虽不具显著意义，但仍十分有意思的差异。我们发现后者在“服从”(接受社会现实)、“外向性”及“感同身受的能力”(助人、问情、慷慨)方面的分数，都高于因表现出极端压力反应而不得不提前释放的人。
如果针对表现上偏离群体平均值(1.5个标准差以及以上)的个别狱卒及囚犯检视他们的分数，有些令人好奇的模式就出现了。
首先，让我们先看看表现特殊囚犯的一些人格特质。在我的印象中，杰里5486非常沉着稳健，而这个印象也得到证据支持，他在“稳定度”上的分数的确高于其他囚犯，但在其他分数上则非常接近母体基准。当他的行为偏离轨道时，他总是有正向的表现。他在“阳刚性”(不容易掉泪、对罗曼史不感兴趣)的分数也是最高。斯图尔特819把自己的囚室搞得像垃圾堆，使得必须收拾他留下烂摊子的牢友心情糟透了，他在“守秩序爱整沽”(一个人行事小心及重视整齐清洁的程度)的项目则得到最低分。尽管行为跟规则完全背道而驰，他一点也不在意。猜猜看谁在“活动力”(喜爱体力活动、辛苦劳动及运动)的评估项目上得到最高分？没错，就是“中士”2093。“信赖”的定义是相信他人基本上是诚实而善意的，克莱416在这方面拔得头筹。最后，从囚犯档案中，你认为哪—位的“服从”(相信执法、接受社会现实、对他人的不服从不满)分数可能最高？哪一位对克莱416抗命狱卒的行为反应最强烈？除了我们年轻的小帅哥修比7258之外还会有谁！
在狱卒中，只有少数个人档案出现非典型的分数，他们的分数相较于其他问侪显得十分反常，令人感到相当好奇。我们先看看“好狱卒”约翰·兰德里，他在“感问身受的能力”项目上得到最高分，而不是他的弟弟。狱卒瓦尼施在“感问身受的能力”和“信赖”项目上都是最低分，却最关心秩序与整洁。在狱卒中，他也是马基雅弗利量表分数最高的一位，把这两个指标放在一起比较，正足以说明他在整个研究中以冷静态度表现出有效率、机械式且疏离的行为。
尽管这些发现指出人格测验的确可以预测某些个别案例的行为差异，我们仍然必须小心谨慎，在了解进入一个新环境(如我们的监狱)中的个体行为模式时，不可过度概化，跌人以偏概全的陷阱。举个例子，根据我们所进行过的所有测验，在所有囚犯中，杰里5486的表现可说是“超乎寻常”。然而，仅次于杰里5486、在人格报表分数上可给予“极为正常”评价的却是道格8612。他对于演戏的病态说明，以及后来变得很“疯狂”的行为表现，都很难从他实验前“极度正常”的状态中预测到。此外，在四个最恶毒的狱卒和其他没那么滥权的狱卒之间，我们也找不出任何可看出他们之后差异的人格前兆。没有一个单一人格倾向能够解释这些极端的行为变化。
假如我们现在来看看最恶毒、最残酷成性的两个狱卒：赫尔曼和阿内特的人格分数，可以看到他们俩在所有人格面向上的表现都一般而平均，只有一项除外。使他们出现歧异性的是“阳刚性”。直觉反应的人格理论家或许会想当然地认为赫尔曼——我们这位无法无天的“约翰·韦恩”一定阳刚到了顶点，并且以此为他辩护。事实正好相反；他在阳刚性的分数低于所有其他狱卒，甚至也低于所有囚犯。对照之下，阿内特的阳刚性却胜于所有狱卒。心理动力学取向的分析者或许会十分肯定地以为，赫尔曼冷酷、支配性的行为，以及他所发明的恐同运动，是为了对抗他不具阳刚气质、可能有潜在同性恋倾向的人格特质，从而激发出的反应。尽管如此，在我们继续陶醉于这些分析性花腔之前，我得赶紧补充，在接下来35年的岁月中，这名年轻人始终维持着循规蹈矩的生活，是个称职且正常的丈夫、父亲、生意人、热心公益的国民，这些是对他唯一适当的形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