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经济学扩展了“傻瓜”的概念范围,将绝大多数人囊括其中。怎样的“愚蠢”行为是可预见的?如何阻止人们不做傻事呢?
——科林·卡默勒及合作者,《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律评论》,2003
过去几十年,研究者一直在寻找潜藏于智力的心智属性子集。100多年前,查尔斯·斯皮尔曼(Charles Spearman)提出了智力结构的G因素理论。G因素的提出揭示了不同心理测试之间彼此相关的倾向[1]。时至今日,依然有一部分人认为G因素是智力领域中最棒的理论。卡特尔-霍恩-卡罗尔理论、Gf-Gc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心理能力测试只评估了诸多智力因素中的一小部分,其中有两个因素是占据绝对支配地位的,那就是备受理论家青睐的流体智力(Gf)和晶体智力(Gc)。这两个因素之所以支持者甚众,原因之一在于它们是智力双因素(过程智力和知识智力)理论漫长进化历史的缩影,原因之二在于研究者已经对隐藏于Gf中的关键心理操作——认知去耦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另外一些理论家的关注对象是除Gf和Gc之外的其他智力成分。
无论这些理论纷争最终将走向何处,有一点是非常明确的,那就是智力领域中目前尚未被彻底研究的认知特征已越来越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未知领域会被一一探明。反观理性思维,似乎应对起来更为棘手。目前,我们已经发现了很多种非理性思维方式以及人们容易犯错的认知任务。在第6~11章中,我详细描述了许多种思维谬误和易出错的认知任务,但这些只不过是冰山一角[2]。理性思维谬误具有多面性,阻碍最大化目标实现(工具理性)的方式多种多样,致使信念未能反映客观现实(知识理性)的原因也不止一种。
导致理性思维谬误发生的原因很多。在理性研究领域,应该没有人可以像研究智力理论一样,提出“理性结构的G因素”。因为非理性思维并非源于某个特定的认知问题。不过,已有的研究文献积累让我们可以根据问题类型将非理性思维进行进一步细分。之前的讨论已为非理性谬误分类系统做好了铺垫,搭建好了平台。不过,在正式介绍分类之前,我需要对第3章中的心智通用模型做一点补充介绍。
[1] 参见Spearman(1904)。关于晶体智力-流体智力理论参见Geary(2005)和Horn and Noll(1997);关于晶体智力-流体智力之外的因素群,参见Carroll(1993)。
[2] 启发式和理性思维谬误的分类,参见Arkes等人的研究(Arkes,1991;Baron,2000;Harvey,2007;Larrick,2004;McFadden,1999;Reyna,Lloyd,and Brainerd,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