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认为使用启发式加工总是会将我们引入歧途。正如我前面讨论的那样，在特定的情境下，启发式加工通常可以在不增加认知负担的情况下，快速给出一个非常接近最佳答案的解决方案。事实上，由于启发式加工有着诸多优点，有些心理学家大肆宣扬启发式的优点，甚至到了极力贬低理性思维规则效用的地步[1]。不过，大多数心理学家虽然深知启发法加工的好处，但仍然认为上面那些启发式鼓吹者太过偏激。原因如下：
认知吝啬鬼使用启发法加工以减轻认知负担，这种做法是否有效主要有赖于环境是否是良性环境。所谓良性环境，是指环境中包含可以被不同启发式加工利用的线索（比如，情感触发线索、生动和与众不同的环境刺激以及便捷可用的锚定值）。除此之外，良性环境还需要满足以下条件：没有人能够识别并利用启发式加工的线索，去剥削那些依赖启发式加工的人。与之相对应的，恶性环境是指环境中没有可用于触发启发式加工的线索。另外，在一个普通环境中，如果有人能辨别可以触发认知吝啬鬼采用启发式加工的线索，并故意设置线索为自己牟利，那么，这个中性环境则变成了认知吝啬鬼的恶性环境（例如，广告、刻意地操纵超市楼层及空间的安排以增加营业额）。
我们以一本大加赞扬“再认启发式加工”（recognition heuristic）[2]功效的书为例，来进一步说明这个现象。书中的相关章节名为“为何无知反而使人变得聪明？”所谓“基于无知的决策”，是说一个子集中的未知信息可能有利于决策。简而言之，刺激是否能够被再认识别，可以被用作估计线索。例如，菜鸟级网球迷仅靠再认启发式加工对2003年温布尔登男子网球比赛成绩进行预测。这种启发式的使用方法是：如果认识交战双方其中一位运动员的名字，而不认识另外一名，则预测认识的那一位选手将取得比赛的胜利。菜鸟使用这种策略的预测正确率高达72%。这个准确率堪比温布尔登专家做出的排名。
盖德·吉泽伦泽尔（Gerd Gigerenzer）和他的同事通过一系列设计精妙的实验刺激向人们展示了特定情境中的“少即是多效应”：对环境信息了解较少的人，在做出推论决策时的正确率反而更高一些。有人在读过他们的研究之后，可能会立马相信再认启发式的有效性。而有些人可能会对此感到隐隐担心，尤其当他想到现实生活中无处不在的营销陷阱，更是忧虑万分。假如我明日全天使用再认启发式加工，那么，可能会发生以下事情：
（1）当我仅仅需要1杯1.25美元的咖啡时，我却买了1杯3美元的咖啡。
（2）吃超高热量的零食，一次就摄入了整整一天所需的脂肪量。
（3）缴纳了最高额的银行手续费。
（4）刷爆信用卡，而不是量入而出。
（5）购买了1只需缴纳6%手续费的共同基金，而不是免佣金基金。
上述行为没有一条有利于我实现个人的长期目标。当我在现代社会的迷宫中试图寻找出路时，再认启发式却在不断地给我制造障碍与陷阱。城市中高度发展的商业环境对于一个认知吝啬鬼来说，可谓险象环生。
还记得前面提过的有关个人投资的著名发现吗？金融服务的购买者常常会难以自控地购买高手续费的金融产品，而不是像专业投资人建议的那样购买低手续费的产品（例如，美元成本投资法与免佣共同基金），结果导致业余投资者的回报率降低。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了在个人金融领域成为一名认知吝啬鬼的危害以及使用类型二加工的必要性。人们之所以会这样做的原因在于，高手续费金融产品和服务在金融产品市场上随处可见，反之，那些低手续费的投资策略需要投资者查阅金融或消费者专业出版物才可获知。英国一家杂志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佐证了这种现象的存在。这篇文章的题目为“70%的人都错了吗？”，而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是，事实正如此。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了解到，在那段时期，7/10的英国人将钱存放在四大银行（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劳埃德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之一的支票账户上，利率为0.1%；然而，同时期消费者导报最佳推荐榜上的支票账户利率是0.1%的30倍之多。数百万人损失数十亿美元利息的原因很简单——四大银行是认可度最高的银行，所以成为认知吝啬鬼的默认选项。个人金融市场环境险象环生。投资者在涉足该领域时要审慎地思考各种替代性选择，警惕自己不要成为认知吝啬鬼[3]。
马望·希纳克（Marwan Sinaceure）研究团队的工作为我们展示了认知吝啬鬼偏爱加工简单信息刺激的癖好是多么容易被利用[4]。他们给被试呈现了以下假设情境：如果你的晚餐是从超市买的牛肉套餐，饭后你在新闻上得知，食用这种牛肉套餐有可能会导致人感染牛脑海绵状病。接下来，让被试回答在7点量表上回答这两个问题：①假设你身处上面的情境，你将在多大程度上减少购买这类牛肉套餐？②假设你身处上面的情境，你将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你的饮食习惯，减少红肉并增加其他食物的摄入？毫无疑问，被试在听过上述情境后，都决定要减少牛肉的摄入。可是，另一组被试在听过相同问题之后，愿意做出的改变程度更大。两个实验过程完全相同，唯一不同的是改变了情境描述中的一个词，即把“牛脑海绵状病”改为“疯牛病”。这种情况很好理解，我们的老朋友“生动性”又出来捣乱了。相对于“牛脑海绵状病”来说，“疯牛病”更容易引发我们对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动物病毒的想象。当认知吝啬鬼当班时，措辞上的微小改变都会引起情感效价和生动性的改变，进而影响到人的行为和想法。我敢打包票，如果当前的社会保障金改名叫“老年人福利金”，那么，社会保障金的收入肯定会大幅下降。
简而言之，极端的认知吝啬鬼全然没有“独立之思想”，决定他们的心智如何加工信息的是眼下最生动的刺激、最唾手可得的信息或是最与众不同的线索。认知吝啬鬼会被那些掌握了如何标签化、如何设定锚定值、如何控制信息生动性的人占尽便宜。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框架效应，届时你将会看到关于类型一加工威胁个人自主性的更具戏剧性的案例。
[1] 吉仁泽是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中的领军人物（Gigerenzer，2002，2007；Brandstatter，Gigerenzer，and Hertwig，2006；Gigerenzer and Goldstein，1996；Todd and Gigerenzer，2000，2007；Evans，2007；Kahneman and Tversky，1996；Over，2000；Stanovich，2004）。可是，吉仁泽研究的启发式是否属于类型一加工，这一点尚且存疑（Evans，2007；Kahneman and Frederick，2002）。斯特林专门撰文讨论了启发式加工不利环境的进化意义（Sterelny，2003）。作家路易斯·梅南在他的著作中讨论了投票决策情境中使用启发式的情况（Louis Menand，2004），把启发式放在一个具化的情境中进行讨论。比如我举的这个例子：“在信息匮乏或是面临不确定信息时，走捷径总比无路可走好。但是，走捷径并不是快速地进行缜密计算，而是直接跳过所有的计算过程。比如，在购买立体声音响时，我的直觉是外表最酷的那一款最值得购买。但是，这个判断完全没有涉及音响的音质、性能。如果我选择了预算范围内音质最好的那一款，这才是最符合我切身利益的选择。”
[2] 题为“为何无知反而使人变得聪明？”的章节来自吉仁泽和托德的著作（Gigerenzer and Todd，1999）。温布尔顿研究由托德等人完成（Todd and Gigerenzer，2007；Goldstein and Gigerenzer，1999，2000）。贝泽曼的研究中对合理金融策略进行了讨论（Bazerman，2001）。大英银行的例子来自迈克尔林（MacErlean，2002）。
[3] 这个例子常常为理性思维的支持者招致讽刺挖苦。此处我所谓的“深思熟虑”并不是说要把数千个基金项目进行一一对比。我的意思是说，在做出决策前，应该将某一领域中的不同种类进行大致比较，比如：借贷基金与非借贷基金；指数基金与管理型基金；债券、股票和现金分配；外币总量；房地产和期货数量等。通过指出某个理性决策所涉及的运算量极其庞大（根据个人需求，将6000支基金进行两两配对比较）的方式来诋毁理性思维，这是一种很常见的攻击理性思维的策略。不过，理性思维策略的支持者却并不这么想。将数千种基金进行两两比较的可行性差，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在个人金融这么重要的决策领域退而求其次，依赖于快速、劣质的启发式思维来解决问题。在令人筋疲力尽的繁杂比较和快速却劣质的启发法之间，还存有中间地带，在这个中间地带我们需要考虑很多影响决策的其他关键因素，比如对风险的容忍度、年龄、当前资产和负债、退休保证金等。
[4] 参见：Sinaceur，Heath，and Cole，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