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总在想尽办法减轻认知负担，试图让自己尽可能地处理更少的信息，然而，正是这种想法致使我们常常会深陷不理性的泥潭。人类为什么是认知吝啬鬼，而不是完全理性人？一言概之——进化。进化塑造了人类今日的认知机制，进化造就了人类的非理性。
进化为何没有将人类塑造为完全理性人？[1]理性是基于“最大化原则”进行定义的（以工具理性为例，使行为的预期收益最大化）。而自然选择是基于“更好”原则。正如理查德·道金斯所说：“自然选择从当前可用选项中选出那个‘更好的’方案……进化塑造的动物并非是完美设计方案的成果，也并非差强人意的无奈选择，而是历史变更过程中同时期诸多选项中那个更为适宜的选择”（1982）。简单来讲，进化论中变异与选择性保留的逻辑是基于一个生物相对于另一生物体的繁殖优势来说的，而非基于某一个特征的完美优化（包括理性）。有一种说法认为，进化应该被描述为幸存的“适应者”，而不是优胜劣汰后的“最佳选择”。
生物体在进化过程中不断地增加基因的繁殖适应性，而非人类理性。适应性的增加并不一定会带来理性的提升。以信仰为例，为了增加生物体的生存适应性，信仰无需引导人们精确的理解世界（参考本章引言中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的观点）。因此，进化并不能保证人类拥有完美的知识理性。例如，进化有可能不会选择高度准确的知识性思维机制，因为这种机制会消耗掉太多的资源（例如，金钱、能量和注意力）。信仰形成机制并非以最大化保存事实为原则的另一个原因是“相对比一个需要深思熟虑、证据确凿才能做出的判断来说，胆小甚微、风险厌恶的推论策略，即基于少许的证据快速得出即将身临大敌的结论，通常会带来较多的错误信念，较少的真实信念。然而，自然选择却钟爱这种不可靠、易出错、风险厌恶的策略。因为自然选择毫不在乎事实与真相，它只关心是否能够繁殖成功。”（Stich，1990）
目标和欲望领域的情况与之类似。进化的目的并不是最大化人类的快乐与幸福。近些年情感预测领域的研究表明，人类其实并不擅长做出让自己开心的选择[2]。这个结果完全在意料之中。大脑中存在快乐神经回路的原因是鼓励我们做出有利于基因传递事情（例如生存、繁殖、帮助亲戚），而非为了使我们享受更多的快乐时光。
进化之所以不能确保人类具有工具理性，还有另外两个原因。第一，由于环境的剧烈变化，原本根植于大脑中的许多基因设定的预订目标已无法达成。例如，千百年前，人类需要积累尽可能多的脂肪以获取更多的生存机会。脂肪越多，意味着可以活得越久。在远古时代，人类的平均寿命很短，只有少数人类可以活到适于繁殖的年龄，更长的寿命意味着更多的基因传递机会。简而言之，当储存能量是一件对生存和繁衍有益的事情时，人类通过进化改进了储藏和使用能量的生理机制。然而，在当今这个麦当劳随处可见的现代科技社会，上述生理机制已经不能达到提高繁殖概率的既定目标，这种生理机制背后的目标已经与相应的进化情境剥离开来。最后，由于理性标准的文化变革速度远远快于人类进化的速度，因此，提供了大量将效用最大化机制与基因适应最大化这两者分离的机会[3]。我们的进化史并没有提供给我们一个默认设置为理性的大脑。
第二，正如在第3章中讨论过的，对心智多重加工理论的研究告诉我们，大脑的某些处理过程时常与另外一些处理过程发生争斗。我们的部分心智是工具理性取向的——致力于实现个人目标。反之，脑内另一些处理过程倾向于简单粗暴取向——致力于实现远古基因的目标，而非是当下的个人目标（比如，许多类型一加工）。进化使得一些认知吝啬鬼信息加工倾向成了默认选项。在千百万年前，这些默认方式也许是非常棒的，但是，在环境发生了剧烈变化之后的今天，这些默认选项已不能很好地服务于人类需要了。
[1] 由于人脑是经由进化塑造的，因此漫长的进化过程可以确保字面意义上的理性，即“能够进行合理推理”。此处我想说明的是：进化无法保证认知科学领域中定义的“理性”，即最大化主观期望效用（Gauthier，1975）。有文献讨论了人类长期利益的本质，以及进化适应的短期策略备选项（Ainslie，2001；de Sousa，2007；Haslam and Baron，1994；Loewenstein，1996；Nozick，1993；Oatley，1992；Parfit，1984；Pinker，1997；Sabini and Silver，1998；Stanovich，2004）。自然选择的“择优”机制，参见Cosmides和Tooby的研究（Cosmides&Tooby，1996）。Ridley独辟蹊径，称之为进化“短浅”，因为它更关注即时利益而非长期策略。与此相反，人类理性必须关注个体的长期利益。
[2] 关于情感预测，参见吉尔伯特、卡尼曼等人的文章（Gilbert，2006；Kahneman，Diener，and Schwarz，1999；Wilson and Gilbert，2005）。
[3] 更多关于理性标准的文化相关内容，参见吉普森等人的文章（Jepson，Krantz，and Nisbett，1983；Krantz，1981；Thagard and Nisbett，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