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化智力会导致不合乎情理的道德后果：人们会在不知不觉中诋毁MAMBIT低分者的尊严。说起这段诋毁的历史，可追溯到心理测量学的诞生之初。弗兰西斯·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认为低智商个体无法感知到痛苦，他曾说过：“傻瓜的辨别能力非常低，他们不能区分冷与热。有些人的痛觉迟钝，有些人甚至都不知道痛为何物。在他们愚钝的生活中，痛苦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这些傻子会把痛苦当作惊喜去接受。”
时至现代社会，对低智商群体的诽谤依然屡见不鲜，只不过呈现方式更为温和微妙罢了。2004年，作家迈克尔·丹东尼奥（Michael D扐ntonio）出版了一本题为《州立学校男孩的叛乱》的书，该书讲述了招收精神类残障儿童的沃尔特E.费纳德学校虐待学生的丑闻，以及该校的一群男学生与非人道疗法抗争的故事。令人深感不安的是，针对这本书的评论大多聚焦于那些被误诊的正常智商儿童。纽约时报的述评专栏（2004年6月27日）曾发表了一篇题为《折翼天使的分类账：20世纪50年代发生在学校中的低能儿童误诊与虐待》的评论文章。看到这样的题目让我不禁想问问这位作者，为何将“误诊”与“虐待”相提并论？两者之间有何关系？此处的潜台词是说，那些被“正确诊断”的低能儿受到虐待就不是人间悲剧了吗？就是理所当然可以发生的事情吗？智力神化的阴暗面在读者对此书的反馈中展现无遗。
罗伯特·斯滕伯格注意到了人们会“将智力测验分数与个人价值混为一谈的历史倾向”（2003b）。在现代社会中，此类倾向并未消失，而是改头换面之后以不同形式粉墨登场。斯滕伯格认为，智力被认为是预示个人价值的核心指标。神化智商以及诋毁低智商人群的思维倾向根深蒂固，绝大多数人希望自己拥有超高智商，而非卓越的生理条件或其他优秀心理品质。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三四十年间智力障碍的诊断病例减少了近一半，同时期，强调智商正常的诊断病例数量却持续激增（例如学习障碍、多动症、艾斯伯格症等）[1]。造成这种转变的原因主要是社会的变革和用户至上主义对诊断分类的影响，以及学校、临床医师和父母引入的测量偏差。例如，很多父母更愿意接受未贴有“低智商”标签的诊断分类，全然不顾某些情绪和行为障碍通常会比轻度的智力障碍给生活带来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内科医生罗伯特·德隆（Robert DeLong）曾经说过：“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遇到过很多同时深受智力缺陷和行为障碍困扰的年轻人，最终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关键性摧毁作用的往往不是智力发育缺陷，而是他们的行为问题。这种现象说明‘心智缺陷’的概念存在着本质性问题：智力能力（智力测试所测量的内容）并非是构成‘心智’生活的全部。”（2004）
德隆医生的评论提示我们，接受广义智力概念的后果可能会极具讽刺性意味。如果接受了智力的广义概念，特别是以“适应”作为智力的区分标准的话，那么，近些年来诊断率暴涨的很多障碍分类都要被重新审视。许多情绪障碍、行为障碍、多动症都应该被划分为低智力，因为环境适应力差是这些障碍的标志性特征。如果智力的广义理论家在几十年前就有今朝的影响力，不知这些障碍分类还会不会像今天这样流行？试想，如果大众心理学根据多动症儿童的行为表现，把他定义为“智力低下”，普通民众对此会作何反应呢？人们的回应可能是：我觉得多动症儿童和智力低下儿童之间好像“有些不同”。这样的回答意味着什么呢？这表明，大众可以注意到MAMBIT的存在，并对其进行标签化。正如在本章伊始提到的那样，科学证据表明，MAMBIT确实能够对一些非常重要的心理操作进行评估筛选。但问题在于，普罗大众远远高估了这些量表评估出的心理操作。流体智力（Gf）只是一种心理机制，而非灵魂。
[1] 一旦涉及发病率，事情就变得复杂起来了（参见：Barbaresi et al.，2005；Friend，2005；Parsell，2004；Gernsbacher，Dawson，and Goldsmith，2005；Gordon，Lewandowski，and Keiser，1999；Kelman and Lester，1997；Lilienfeld and Arkowitz，2007）。此处，我想插入几条额外的注意事项。第一，研究发现ADHD在一定程度上与低智商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Barkley，1998），但是这些实证研究发现并未在网络上大规模普及，多数父母对此并不知情。第二，过度关注学习障碍患者群体中的高智商个案的舆论倾向有失公允。在学习障碍被正确诊断的前提下，高智商群体和低智商群体中的诊断率应该相差无几（Stanovich，2005；Stuebing et al.，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