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人性的新科学发现，激起了强烈的政治反应。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和蒂尔尼的《埃尔多拉多山的黑暗》引发的论战，持续了数十年之久。1978年，威尔逊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发表演说时，一个抗议者更是直接拿着一个大水罐向他泼水。
社会科学家在20世纪上半叶提出的那些思想，到了20世纪后半叶中期就赢得了当之无愧的胜利。在当时的西方主流社会，优生学、社会达尔文主义、殖民征服、针对战时儿童的狄更斯政策、知识分子阶层对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公然表露、对妇女和少数民族的公然歧视等诸多问题已经得到彻底根除，或者至少可以说正在急剧消退。
与此同时，“白板说”理论也开始受到冲击，尽管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它曾经与平等、进步的思想混淆在一起。随着关于人性的新科学的蓬勃发展，以下这些问题将会变得更为明显：思维属于一种物理过程；人类并不是一种心理复制品；性别差异不仅表现在生理方面，也存在于心理方面；人类大脑不可能置身于进化过程之外。进化生物学的新观点已经阐明，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拥有某些共同的心理特性。
这些新的科学发展使知识分子面临着选择。那些头脑冷静者认为，这些研究发现与政治意义上的机会均等和权利均等的观念毫不相干，因为那些观念只是一些道德教条，关注的是应该如何对待人们，而不是关于人们看起来是怎样的科学假设。毫无疑问，不管哪个全能的科学家能够提供多么有预见性的证据或理论，针对人类的奴役、压迫、歧视或杀害等行径都是不应该的。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属于头脑冷静者的时代。包括一些国际知名科学家在内的许多知识分子，他们非但没有将那些道德教条从科学理论中分离出来，不论实验室或知识界有什么新发现，都确保不会让历史倒退，恰恰相反，他们试图用尽一切可能将两者联系在一起。人们对人性的新发现既畏惧又厌恶，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些发现威胁到了进步的观念。如果不是因为那些曾经自称为激进派的知识分子现在已经成了当权派，如果不是他们对人性观念的厌恶已深深植根于现代知识界，那么上述这些情况都可以被写进历史教科书了。
本书的这一部分将介绍有关人性的新科学发现激起了怎样的政治反应。尽管这些反对意见最早是由左派提出的，但现在右派之中也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此表示认同，其主要代表人物也因为受到了同样的道德异议的冲击而勃然大怒。在第6章中，我对这些针对人性的新思想引发的闹剧进行了详细阐述。在第7章中，我将证明这些源于道德戒律的反应是如何支持“白板说”“高贵的野蛮人”以及“机器中的幽灵”这三种学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