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一套自己的人性论，以便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期。约翰·洛克的“白板说”在当今知识界占据着重要地位，卢梭的“高贵的野蛮人”和笛卡尔的“机器中的幽灵”也颇受追捧。今天，很多学者向这些昔日的流行理论发起了挑战。
每个人都持有自己的一套人性论，据此对他人的行为做出预测，也就是说，我们都需要一种理论来解释“是什么原因激发人们做出某类行为”。认为思想和情感会引发行动，这是一种被默认的人性论，它深深影响着我们看待人性的方式。我们内观自己的心理活动，并假定周围人与自己相似，同时还对人们的外在行为进行观察并加以概括，通过此类方式来补充我们的人性论。我们还会采纳来自知识分子的洞见，如权威专家的看法和一些传统智慧。
我们所持的人性论是我们生活的重要源泉。在准备对他人进行劝说或者威胁时，或是决定告知其真相还是欺瞒时，我们都会从人性论的角度加以考虑。我们所持的人性论还引导我们如何经营婚姻、养育子女以及调整自己的行为。人性论中关于学习的假设影响着教育政策的制定，关于动机的假设影响着经济、法律以及犯罪等问题的政策制定。人性论界定了什么是人们轻而易举就能够获得的，什么是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或艰难的努力才能获得的，甚至什么是人们根本不可能企及的，因此，人性论从根本上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作为个体或社会而言，什么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在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不同的政治体制中，相互对立的人性论往往交织在一起，这也正是历史进程中许多冲突的根源所在。
数千年来，关于人性的诸多理论多源于宗教。例如，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教义中，提供了许多关于人性问题的解释（这些问题在今天仍然是生理学和心理学的研究内容），如人类是依照上帝的形象创造的，与动物之间没有任何关联；女性是由男性衍生而来的，注定要受到男性的统治；心灵属于一种非物质实体：它所具有的力量并不仅限于生理结构中；即使肉体死亡，灵魂依然能够继续存在。心灵的组成部分主要包括道德感，爱的能力，辨认某种行为是否遵循真善美原则的判断力，选择行为方式的决策能力；这种决策能力不受因果规律的约束，因此它具有选择罪恶的内在倾向性；我们的认知和感知能力之所以能够精确地发挥作用，是因为上帝在其中植入了一些观念，使得它们与现实相对应，同时他（上帝）也协调着人的认知能力和感知能力与外部世界的运作；心理健康就源自能够识别上帝的意图，弃恶扬善，爱上帝，并以上帝之名去爱我们每一个人类同伴。
犹太教和基督教理论主要基于《圣经》中所描述的事件。我们知道，人类心理与动物心理之间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这是因为《圣经》中讲到，人类是由上帝单独创造出来的。接下来《圣经》提到，夏娃是由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来的，因此女人是按照男人的设计而被制造出来的。我们可能会猜测，人类的决策并不一定是由某种原因导致的，因为上帝坚持让亚当和夏娃为他们偷吃智慧树上的苹果而付出代价，这说明他们本可以做出其他的选择。作为对夏娃逆反行为的惩罚，女人就应该被男人支配。亚当和夏娃的原罪就由男人和女人们继承下去。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观念仍然是当今美国最为流行的人性论。根据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76%的美国人相信上帝造物说，79%的人相信《圣经》中描述的那些奇迹曾经真实发生过，76%的人相信天使、魔鬼以及其他非实体的灵魂的存在，67%的人相信他们死后将会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只有15%的人认为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进化论是对地球上人类生命起源的最好解答。右翼政治家们明确表示拥护宗教理论，而没有一个主流的政治家敢公然与之对抗。然而，宇宙论、地质学、生物学和考古学等现代科学使得具备科学文化素养的人不再相信《圣经》中关于上帝造人的故事是真实的。因此，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人性论不可能再被大多数学者、新闻记者、社会问题分析专家以及其他知识分子公然拥护。每个社会都必须围绕一种人性论来运作，而知识主流则致力于另外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很少被清楚地阐述出来或者被其他人公然接受，但它却能够在诸多宗教信仰和政策中居于核心地位。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曾写道：“一个人，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被一大堆安抚性的信念包围着，就好像夏天到处都会有蚊子在耳边嗡嗡叫一样。”对当今的知识分子来说，很多这样的信念都与心理学以及社会关系相关。我将那些理论归类为“白板说”，“白板说”认为，人的大脑并不存在固有的结构，而是可以由社会或者人类自身随意塑造。
上述这种人性论，即本书的标题，认为几乎不存在什么先天的人性。由于各种宗教都有其各自的一套人性论，因此各种人性论也承担了宗教的部分功能，“白板说”也成了当代知识分子的世俗信仰。“白板说”被视作价值观的来源，因此，即便该理论是建立在“复杂的心灵源自虚无”这一奇迹之上的，它的地位也没能被撼动。对“白板说”的挑战来自一些无神论者和科学家，这让不少信奉该学说的人陷入了信仰危机，也使得其他一些信仰者对这些挑战进行了猛烈的攻击，而这种攻击通常是指向异教徒和异端论者的。正如许多宗教传统最终会将自身与来自科学的外在威胁进行调和一样（比如，由哥白尼的“日心说”和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发的科学革命），我认为，我们的价值观也将会在“白板说”的废墟上继续存在着。
本书第一部分主要讲述“白板说”在当今知识界占据的优越地位，以及向其发起挑战的有关人性的新观点及文化。在接下来的部分，我们将见证由这一挑战引发的忧虑（第二部分），以及如何缓解这一忧虑（第三部分）。然后，我将阐明一套更加翔实的人性观可以如何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待语言、思维、社会生活和道德等问题（第四部分），以及如何澄清关于政治、暴力、性别、养育子女和艺术的争议（第五部分）。最后，我将证明，为何“白板说”的消逝并不会像其乍看起来那样让人感到忧虑，而且也不会在某些方面引发革命性的剧变（结语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