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语言与其他动物的交流系统有着明显的不同，就像大象的鼻子不同于其他动物的鼻子一样。动物的交流系统往往建立在以下三种设计之上：第一种是内容有限的叫声（例如对捕食者的到来发出警报或对自我领地的宣告）；第二种是连续的模拟信号，可以用来表示事件的状况等级（例如蜜蜂舞动得越起劲，表示蜜源越丰富）；第三种是自由变奏的旋律（例如有些鸟在每次鸣唱的时候都会在旋律上稍作改动，就像查理·帕克[1]在吹奏萨克斯）。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人类的语言有着截然不同的设计，它拥有一套被称为“语法”的离散组合规则，这使得人类语言具有无限性、数位性和构成性的特点。无限性是指任何一门语言所包含的复合词与句子的数量都是无限的；数位性是指语言中的离散元素是依据不同次序、不同方式组合在一起的，并由此实现语言的无限性，而并非像温度计中的水银一样只有单向度的变化；构成性是指语言的每一种组合都能表达特定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又可以根据其构成部分的意义以及相关的构成原则推测出来。
人类语言区在大脑中所处的位置也很特别。灵长类动物的叫声不是由它们的大脑皮质所控制，而是由脑干和大脑边缘系统中的神经组织所控制的。这些组织是大脑中较为古老的部分，主要负责情绪的发泄。人类非语言的发声行为，例如啜泣、大笑、呻吟或者痛苦地哀嚎，都是由皮质下中枢所控制的。皮质下的神经组织也控制着我们在被锤子砸到拇指时所发出的咒骂（这种咒骂也是“图雷特综合征”的一种不自主的行为表现），以及布洛卡氏失语症患者所仅有的、可以流利表达的语言。我们在上一章已经了解到，真正的语言区坐落于大脑皮质，主要位于左脑的外侧裂周区。
一些心理学家认为，人类在语言上的进化仅仅表现为发声器官的变化，以及制造、感知语音的神经回路的改变。根据这种观点，世界上的所有动物都拥有某些一般性的学习能力，而人类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优秀。语言是在某个特定的历史阶段被发明出来的，并得到不断地改进。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在学习语言。这种观点的意思是：某一物种的特异行为，是源自这一物种的生理构造和一般智力。这就像加里·拉森（Gary Larson）在他的连环漫画《月球背面》（Far Side）中所描绘的一个场景：两头熊躲在一棵大树后面，不远处，一对夫妻躺在毯子上晒太阳。一头熊对它的同伴说：“拜托！你看看我们的牙齿，再看看我们的爪子，你觉得我们是只吃蜂蜜和浆果的动物吗？”
根据这种理论，黑猩猩是动物界中仅次于人类的学习者，因此它们也应该能够学会语言，尽管只是简单的语言，而它们所缺的就是一位好老师。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两对心理学家夫妇曾经收养过小黑猩猩。他们将这些刚出生的黑猩猩当作家庭成员，教会了它们穿衣服、上厕所、刷牙和洗碗。其中一只名叫“古娃”（Gua）的黑猩猩是和一个同龄的男孩一起成长的，但它最终没能学会说话。而另一只黑猩猩“维基”（Viki）接受了艰苦的语言训练，它的主人试图通过矫正它的唇形和舌位来教它说话。经过反复的练习，它终于可以借助自己的双手，模糊地发出“papa”（爸爸）、“mama”（妈妈）和“cup”（杯子）这三个音，不过，一旦它兴奋起来，就很容易把这几个单词弄混。这只黑猩猩也能对一些固定的指令做出回应，例如“Kiss me”（亲我一下）、“Bring me the dog”（把这只狗给我），但如果将这两个指令的内容进行组合，比如说“Kiss the dog”（亲这只狗），它就不知所措了。
不过，和人类的幼儿相比，古娃和维基显得有些吃亏。它们的发声器官并非为人类语言而设，因此它们无法自如地控制发音。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出现了几个著名的研究项目，这些项目的研究人员宣称他们借助更为“猩”化的媒介，教会了小黑猩猩使用语言（研究人员之所以选择小黑猩猩，是因为成年黑猩猩与电视里穿着背带裤、扮演小丑的黑猩猩不同，它们是一种异常凶猛的动物，曾经咬断过好几位知名心理学家的手指）。“莎拉”（Sarah）学会了将塑料图卡在黑板上进行排列，以表达意思。“拉娜”（Lana）和“坎齐”（Kanzi）学会了按动贴有符号的计算机键盘，或者在电子书写板上指出这些符号。据说“瓦苏”（Washoe）和“可可”（Koko，一只大猩猩）掌握了美国手语。据它们的训练者描述，这些猩猩学会了上百个单词，并能够将它们组合成有意义的句子，或者创造出新的短语。例如用“water bird”（水鸟）代表“天鹅”，用“cookie rock”（饼干石头）代表“变质的曲奇饼”。可可的训练者弗朗辛·帕特森（Francine Patterson）宣称：“语言已不再为人类所独有。”
这些声明迅速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也成为科普书籍、新闻杂志和电视节目竞相报道的对象。例如《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新星》（Nova）、《60分钟》（Sixty Minutes）和《20/20》都对此做了专门的介绍。看起来，这些研究不但实现了人类想与动物对话的古老愿望，而且，一张美女和猩猩促膝谈心的照片也足以唤起人们对“美女与野兽”的遐想，这成为大众媒体不可多得的卖点。因此，《人物》（People）、《生活》（Life）以及《阁楼》（Penthouse）等娱乐杂志纷纷将它们作为封面故事，还有人将它们改编成一部低劣的电影《猩猩，情人，我》（Animal Behavior），由霍莉·亨特（Holly Hunter）领衔主演。百事可乐公司也曾以此为素材拍摄了一则知名的广告。
许多科学家也变得兴奋起来。他们将这些研究成果看成是消除人类沙文主义的有益良方。我看过不少科普文章，它们将黑猩猩的语言学习标榜为本世纪最重要的科学发现之一。最近，在一本广为征引的书中，卡尔·萨根（Carl Sagan）和安·德鲁扬（Ann Druyan）将猿类动物的语言实验视作一个警告，它足以让我们重新评估人类在大自然中的地位。
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主宰一切动物，强迫它们为我们工作，穿它们的皮，吃它们的肉，同时又不感到一丝愧疚或者不安，那么我们就必须在人类与动物之间划下一道严格的界限。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让任何一个物种走向灭绝——截至目前，地球上每天有100个物种因为人类而灭绝。对我们而言，它们的损失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告诉自己：这些生物和我们不一样。可见，正是这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使人类的自负心理过度膨胀。但是，像猴子或猩猩这些生灵难道就没有值得骄傲之处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欣然接受自己与“萨拉”“拉娜”“坎齐”之间所存在的联系？那些猕猴，它们宁愿自己挨饿也不愿通过伤害同伴来获利。如果我们的道德观念能够达到它们的高度，我们对人类的未来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因此，从这一点来看，我们应该如何评判我们对待猴子和猩猩的态度呢？
这段文字充满善意，但它的推理却完全错误，只有不懂生物学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的文章。我们之所以拯救其他物种，如果只是因为我们觉得它们和自己有相似之处，或者只是因为它们看起来像个好人，这难道就是一种“谦逊”的做法吗？那么，面对那些生性凶残、自私自利的动物，那些不会让我们想到自己或自我形象的物种，我们是否就可以二话不说，将它们赶尽杀绝？如果萨根和德鲁扬是因为猩猩能够学会语言，才主张人类应该平等地对待猩猩，那他们就不是猩猩的朋友。和许多作者一样，他们都过于轻信那些训练者的话了。
和动物长期相处的人很容易高估动物的沟通能力，我的祖母贝拉（Bella）就坚持认为她的暹罗猫“鲁斯蒂”（Rusty）能够听懂英语。其实，猩猩训练者的许多说法也科学不到哪里去。大多数训练者接受的都是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学说，对语言研究一窍不通。他们过分看重小黑猩猩和人类幼儿之间的某些相似表现，进而宣称二者的能力也基本相同。过度兴奋的训练者越过科学家的头顶，迫不及待地在《今夜秀》（Tonight Show）、《国家地理》等电视节目上展示他们的惊人成果。尤其是帕特森，她找了各种借口为可可的拙劣表演进行回护，说它喜欢双关语、说笑话、打比方，或者淘气地撒谎。通常，训练者宣称他们的猩猩所具有的能力越强，他们提供给科学家进行验证的资料就越少。大多数训练者都拒绝将自己的原始资料与他人分享，瓦苏的训练者艾伦·加德纳（Alan Gardner）和他的妻子比阿特丽斯（Beatrice）曾经扬言要起诉另一位研究者，因为他在一篇重要的科学论文中使用了他们所拍电影中的几个画面（这是他唯一能够获得的原始资料）。这位研究者名叫赫伯特·特勒斯（Herbert Terrance），他和心理学家劳拉·佩蒂妥、理查德·桑德斯（Richard Sanders）、汤姆·贝弗（Tom Bever）试图让一只与瓦苏有亲戚关系的黑猩猩学会美国手语，并把这只黑猩猩叫作“尼姆·奇姆斯基”（Nim Chimpsky）[2]。他们仔细地记录、分析尼姆的各种手势，佩蒂妥与心理学家马克·赛登伯格（Mark Seidenberg）还考察了有关的录像资料，以及其他“手语”猩猩的相关数据，这些猩猩和尼姆的能力不相上下。最近，乔尔·沃尔曼（Joel Wallman）写了一部书，专门讲述这个研究项目的历史，名叫《猩猩学语》（Aping Language）。他们的调查证明了一个事实：不要相信《今夜秀》上的任何说法。
首先，这些猩猩其实并没有学会美国手语。之所以有人会得出这个荒谬的结论，是因为他们将美国手语错误地理解为一套由手势、比画构成的简单系统。事实上，美国手语是一门完备的语言，它包含复杂的音系、词法和句法。那些猩猩打出的手势根本不是美国手语。在瓦苏的训练团队中，有一位懂得手语的失聪者，他后来向外界坦承：
黑猩猩每做一个手势，我们都要在日志中把它记录下来……他们总是抱怨我没有记录下足够多的手势。所有听力正常的人都交出了长长的日志，里面包含了大量手势。他们看到的手势总是比我多……我观察得非常仔细，猩猩的手一直在不停地动。也许我忽略了什么，但我并不这样认为。我的确没有看到任何手势。听力正常的人把黑猩猩的每个动作都当成手势。每当猩猩把手指放进嘴里，他们就说：“哦，它做的是‘喝’的手势。”于是，他们就给它一些牛奶……当猩猩给自己瘙痒的时候，他们就把这个动作当成“瘙痒”的手势……当猩猩伸手去抓某个东西的时候，他们就说：“哦，太神奇了！你看，这就是美国手语中的‘给’。”但这其实不是。
为了让黑猩猩的词语量能够突破100个，观察者还会将它伸出手指的动作翻译成“你”，拥抱的动作翻译成“抱”，采摘果实的动作翻译成“摘”，挠痒的动作翻译成“挠”，亲吻的动作翻译成“吻”。很多时候，同一个动作会被翻译成不同的“单词”，因为不同的观察者对这个动作会有不同理解。在黑猩猩与计算机进行互动的实验中，黑猩猩用来启动计算机的按键被翻译成了“请”。佩蒂妥推测，如果用更为严格的标准来衡量，黑猩猩的单词量只有25个左右，而不是125个。
事实上，黑猩猩的这些动作比训练者所宣扬的要有趣得多。珍·古道尔（Jane Goodall）曾经考察过这个研究项目，她告诉特勒斯和佩蒂妥，尼姆所做的每个“手语”她在野生黑猩猩身上都见到过。这些黑猩猩天生就懂得依靠手势来进行交流，而并非是学会了美国手语，掌握了一套固定的手型、动作、位置和方向的语音结构。在动物训练方面，这其实是一种普遍现象。凯勒·布里兰（Keller Breland）和他的妻子玛丽安（Marian）都是斯金纳的学生，这对夫妻非常具有商业头脑，他们将斯金纳针对老鼠和鸽子所采用的行为塑造法运用到马戏团的动物训练上，这为他们带来了可观的收益。布里兰夫妇将自己的经验写成了一篇著名的论文，题目是《有机体的不当行为》（The Misbehavior of Organisms），以打趣斯金纳的著作《有机体的行为》（The Behavior of Organisms）。经过他们的训练，动物学会了将筹码塞入自动点唱机或者售货机，以换取食物作为奖励。不过，虽然训练方案完全一样，但不同的动物在摆弄筹码时都会表现出自己的本能行为：小鸡用嘴巴啄，猪用鼻子拱，浣熊则会对筹码进行搓洗。
我们在黑猩猩身上看不到一星半点的语法能力。它们的手势并没有形成像美国手语那样意义明确的动作模式，也没有表现出语体、一致性等方面的屈折变化。这种缺失是不容忽视的，因为屈折变化是美国手语的一个主要方面，它可以传达到底是“谁对谁做了什么”以及其他许多信息。训练者常常宣称自己的黑猩猩懂得句法，因为它们将某几组手势放在一起来做的概率有时要高于随机的概率。而且，有些更加聪明的猩猩能够将“Would you please carry the cooler to Penny”（你能将这杯冷饮拿给佩妮吗）的意思演示出来。但是，还记得我们说过的“洛伯纳大奖赛”吗？在那个大赛中，设计精巧的计算机可以模拟人类的聊天对象。事实证明，人类很容易遭受愚弄，认为他们的对话者具有和人类一样的语言天赋。即便忽略“would”“you”“please”“carry”“the”“to”这些符号，黑猩猩也能明白这个句子的意思，它只要注意“cooler”（冷饮）和“Penny”（佩妮）这两个名词的顺序就行了。而且在许多测试中，黑猩猩连这一点都不必做到，因为对黑猩猩来说，将冷饮拿给一个人是更为自然的做法，而非将一个人拿给冷饮。确实，有些黑猩猩在执行命令方面要比两岁的孩子更加优秀，但这更多地是因为秉性，而非语法。这些猩猩接受过大量的训练，而两岁的孩子就只是两岁的孩子。
在自发的语言表达方面，黑猩猩根本不能与幼儿相比。即便经过多年的强化训练，黑猩猩的“句子”长度都不会有什么变化。然而，只要接触到其他说话者，幼儿的句子长度就会像火箭一样直线飙升。我们前面举过一个两岁孩子的例子，他可以说出“Look at that train Ursula brought” “We going turn light on so you can’t see”这样的句子。但是，接受过语言训练的黑猩猩通常只能表达出下面的句子：
Nim eat Nim eat.
尼姆吃尼姆吃。
Drink eat me Nim.
喝吃我尼姆。
Me gum me gum.
我口香糖我口香糖。
Tickle me Nim play.
挠我尼姆玩。
Me eat me eat.
我吃我吃。
Me banana you banana me you give.
我香蕉你香蕉我你给。
You me banana me banana you.
你我香蕉我香蕉你。
Banana me me me eat.
香蕉我我我吃。
Give orange me give eat orange me eat orange give me eat orange give me you.
给橘子我给吃橘子我吃橘子给我吃橘子给我你。
这些杂言乱语与孩子的句子有着天壤之别。当然，如果长时间的观察，我们也能在猩猩的手势中发现某些具有意义的随机组合，例如“water bird”（水鸟）。但是，黑猩猩的这些手势其实非常类似于野生动物的行为表现。动物学家E.O.威尔逊（E. O. Wilson）曾经对动物的交流行为进行过总结，他提到动物交流的一个最为显著的特征，即“无谓的重复”。
即使将词语、音系、词法和句法等因素抛开，我们也只能从黑猩猩的手势中读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它们根本不懂语言。黑猩猩知道训练者希望它们做出手势，而且做了手势就能得到奖励。但是，它们骨子里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语言，以及如何使用语言。它们不会用这些手势进行你来我往的交流，而是随着自己的搭档一起比比画画。它们的手势常常打在身体的一侧，或者打在桌子底下，而非像标准手语那样打在胸前。黑猩猩也喜欢用脚来打手势，但没有人因为它们的生理优势而责怪它们。黑猩猩很少自发地打出手势，它们必须接受强制性的训练。它们打出的许多“句子”，特别是那些表现出某种词序的“句子”，只不过是对训练者所打手语的直接模仿，或者是对已经训练过几千次的手语规则的小小变动。它们甚至不能明白特定的手势代表的是特定的物体。多数时候，黑猩猩打出的“物体”手势往往可以指代与这个物体相关的任何场景、任何方面。例如，“toothbrush”可以指“牙刷”“牙膏”“刷牙”“我想要牙刷”或者“上床时间到了”。“juice”可以指“果汁”“放果汁的地方”或者“带我去放果汁的地方”。我们在第4章提到过埃伦·马克曼（Ellen Markman）的实验，在实验中，孩子会使用“主题”联想的方法来对图片进行分类，但在学习单词词义时，他们就会忽略主题。对他们来说，“dax”可以是一只狗或者另一只狗，但绝不可能是一只狗或者一个骨头。此外，黑猩猩很少对有趣的东西或者行为发表评论，几乎所有的手势都是用来表示自己的需求，通常是食物或者挠痒。这让我不由得想起我两岁大的侄女伊娃（Eva），从她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幼儿与黑猩猩在心智上的明显区别：一天晚上，我们全家坐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当大人们的聊天逐渐停止时，从后座传来一个稚嫩的声音——“粉红色”。我顺着她的眼光看去，发现在几公里之外的地平线上树立着一块粉红色的霓虹灯。她只是对霓虹灯的颜色发表评论而已，并没有其他目的。
在心理学领域，有关“猩猩学语”的闹剧都已成为往事。尼姆的训练者特勒斯已经从一个支持者转变为揭发者。莎拉的训练者大卫·普瑞马克（David Premack）并没有说莎拉学会的是人类语言，他只是以符号系统为工具来探究黑猩猩的认知心理。加德纳夫妇（瓦苏的训练者）和帕特森（可可的训练者）远离学术圈已有十年之久。目前，只有一个研究团队还在宣称猩猩能够学会语言。休·萨维奇-伦堡（Sue Savage-Rumbaugh）和杜安·伦堡（Duane Rumbaugh）曾经承认他们的黑猩猩并没有学到什么东西，但他们现在表示有一种黑猩猩能够学得更好。黑猩猩生活于西非大陆上的6片像孤岛一样相互隔离的森林中，因此，不同片区的黑猩猩在数百万年的进化过程中不断分化，以至于其中的某些群体可以被看成是另一个种类的猩猩。大多数接受训练的是“普通黑猩猩”，而坎齐则是一只“倭黑猩猩”，它学会了在电子书写板上点击视觉符号。萨维奇-伦堡认为，坎齐在符号的学习和口头语言的理解方面表现得非常出色。为什么它会比普通黑猩猩更为优秀，个中原因尚未明了，但与媒体的报道相反的是，倭黑猩猩与人类的亲缘关系并不比普通黑猩猩与人类的关系要近。据说，坎齐是在没有接受专门训练的情况下学会这些图形符号的，不过，在它母亲艰难地学习这些符号时，它曾经跟在身边旁听。此外，他们还宣称坎齐学习符号的目的不只是为了满足需求，它还有别的目的，不过这种情况并不多，最多占到4%。他们还说坎齐能够使用由3个符号组成的“句子”，但这些句子只是缺少内部结构的固定搭配，而且也并没有真正包含3个符号。这些所谓的“句子”只不过是先指出“追”的符号，再指出“藏”的符号，然后再指向要和坎齐玩捉迷藏的那个人。客气地说，坎齐的语言能力只比普通黑猩猩高出那么一丁点儿，仅此而已。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研究原本是打算将人类从自然顶端的位置拉下几个台阶，但它采取的形式却是强制其他物种模仿我们本能的交流行为，或者模仿我们所发明的其他交流模式，似乎这样就可以衡量出它们在大自然中的地位。黑猩猩无须为它们的抵触和拒绝感到羞愧，如果让人类接受训练，模仿黑猩猩的嘶吼尖叫，结果也不会好到哪里去。这种研究和上述研究一样，都没有多少科学意义。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其他物种需要我们的干预才能表现出某种有用的能力，这才是一种自大的心理，就好比认为鸟儿需要接受人类的教育才能学会飞翔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