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通过人类意识这一媒介，去认识宇宙万物这个整体，那么一定会有某些方面依然未知。在唤醒了符号化知识之后，在宇宙万物中的认知者与知识、思索者与思想、客观与主观之间仿佛就产生了一道分界线；而我们作为外部世界的认知者与观察者，其最深层的意识就最终逃脱了其自身的掌控，成为了“未知”“未显”以及“未得”之物。这就好比你的手可以抓住无数的物体，但永远抓不住它本身；好比你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个世界，却看不到它自己一样。用铃木大拙的话来说就是：一开始，实际上这也不算真正的开始……意志想要了解其自身，而唤醒了意识。随着意识被唤醒，意志也就一分为二了。曾经自成完整一体的意志，如今分成了演员和观众两种角色。冲突已在所难免；因为观众按照自己意识中的渴望给演员设定了角色，但演员现在却想从自己作为观众时设定的限制中解脱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以看见一切，但是同时，当他作为观众时，却看不到某些东西。物理学家爱丁顿（Eddington）一言以蔽之：“因此，当得到了这个世界上一半的知识时，也自然一定会忽略掉另外一半。”而斯宾塞·布朗（Spencer Brown）在他令人叹为观止的文章中是这样解释的：那么，让我们花点时间考虑一下物理学家口中所描述的这个世界吧。它由若干基本微粒组成，如果在这些微粒所在的空间中发射它们会形成波，从而形成如同珍珠或者洋葱那样的层叠结构，还有叫做电磁波的其他波形，根据奥坎简化律可以简单地认为它以某一标准的速度在空间中运动。所有现象的表面都遵循某些自然规律，并表现出了它们之间的关系。
那么，根据提出以上描述的物理学家们的说法，他们自身也是由这些基本法则构建起来的。简而言之，他是由他所描述的那些基本微粒所组成的聚合体，不多不少，完全遵循着他自己找到并记录下来的普遍法则。
因此我们就无法逃出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所认知的世界是为了（通过这样一种方式才有能力）能够看见自己而被建立起来的。
这实在是太惊人了。
惊人的地方并非它所能观察到的景象，虽然这可能已经足够令人感到神奇了，真正惊人的地方在于它竟然能够观察。
但是，为了能够观察，它终需首先将自己分割开来，至少有一种能够观察的状态。在这种一分为二的不完整状态下，不管它看到的是什么，都只能是一部分而已。我们也许会确信不疑地认为这个世界就是其本身（也就是说，与它本身毫无二致），但是，无论它怎么尝试将其本身看做一个对象，它都一定同样确信不疑地要与它自身区别开来，这样一来就自相矛盾了。这样看来，它就无法对自己本身的一部分进行认知了。因此，就好比一把小刀无法切割其自身一样，宇宙万物在将其本身完全割裂开来之前是无法完全将其本身看做一个对象的。因此，若尝试将宇宙万物作为知识的对象来加以认识，是存在着深不见底、无法根除的矛盾性的；而且它在表面上取得的成功越多，实际上尝到的失败越多，而宇宙万物也就越发变得“自相矛盾”了。虽然这种二元对立的知识非常古怪，但将宇宙万物分割为主观和客观（或者实相和谬误、善良与邪恶等）的概念本来就是西方哲学、神学以及科学的根本奠基石。大体上说，西方哲学是古希腊哲学，而古希腊哲学是二元论哲学。如今依然争辩不休的大部分重大哲学论题都是由古希腊哲学家们创作和塑造的。这些论题中包括实相与谬误的二元论，这一学问被称为“逻辑学”；包括善良与邪恶的二元论，称为“伦理学”；以及表象与本质的二元论，称为“认识论”。古希腊人还开创了“实体论”的大规模研究，即对于根本性质或者宇宙万物的存在的审视，而且他们很早就提出了以单一与众多、混沌与秩序、简单与复杂的二元论为核心的各种问题。在整个西方历史中，所有思想都根深蒂固于这些二元论，并且继续独立生发各种其他的二元论：本性与智慧、波与粒子、实证主义与理想主义、物质与能量、统一与对立、精神与肉体、行为主义与活力论、命运与自由意志、空间与时间，这样的例子可以无穷无尽地列举下去。因此怀特海将西方哲学称为柏拉图学说的详尽脚注。
这的确很古怪，因为如果二元论知识从根源上就像试图用你的手指触碰这根手指的指尖，或者用你的脚踩它本身一样自相矛盾的话，那么为什么它没有在很久以前就被人们抛弃，为什么它在整个欧洲思想的领域中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为什么它依然在如今的西方思维的主流分支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呢？不幸的是，要想在主流西方思想的历史中找到这些二元论问题的确切解答，只能让人在枯燥无聊之中一无所获。
二元论或者“分而治之”的理论毒害如此之深，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二元论的谬误已经形成了思维的根基，因此无法通过思维来将其连根拔起了。《第二十二条军规》有云：如果我的眼中有一只苍蝇，我又怎么可能看得见我的眼中有只苍蝇呢？要想发现这一点就需要严密、连贯且持久的方法学，而且要能够追根溯源到二元论的局限性上，这样才能找到其中的矛盾。例如，想象你对“地球是平的”这种说法深信不疑，而且无论你听到了多么有道理的论据指出其矛盾，你也依然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信仰。让你的谬误真切地展示在你眼前的唯一方法：只有让你连贯并持续地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行。当你发现自己不会从边缘掉下时，你的谬误就显露无遗了，这样一来你就更容易改变你的观念了。正因为你固执地怀着错误的信仰得到了最终的结论，你才能察觉到谬误所在。
如今这种持续实验的方法形成了科学方法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科学就有希望给出能够对二元论刨根问底的严谨方法，这本质上是由于它彻彻底底的实验主义和精密的测量程度足以追根溯源到二元论的局限性。在这一方面，虽然如今的大部分科学分支都保持着彻底而顽固的二元性，以“客观事实”自居而干得热火朝天，但是的确有一些形式“更纯粹”的科学，例如物理和数学，以及一些新兴科学，例如系统论和生态学，已经对许多长期奉行的二元论造成了致命的打击。当我们谈到作为西方二元论的强有力摧毁者的“科学”时，脑海中所指的就是这些分支。然而，所有这些形式的科学创立时间都不长，它们的历史都不到300年，因此折磨西方思想长达25个世纪的二元论的消退只有在近代史中才能够看到。不可否认的是一切科学都起源于纯粹的二元论。不过，或是出于偶然，或是出于它们更为严密的本质，有些科学将自身的二元论推向了“彻底毁灭的边缘”，而与这些科学相关的科学家们则将体验到他们一生中最大的震惊。
这样不可思议的故事早在17世纪的欧洲就开始了。在这之前的300年里，欧洲人慢慢地摧毁了由教会士林哲学强加在人与自然之间的障壁，开始了一场轰轰烈烈但有些混乱的对于自然和宇宙万物的探索之旅。这是发现的时代、复兴的时代、探索的时代，这是古滕堡、彼得拉克、达·伽马、哥伦布、科尔特斯、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提香、马可·波罗、哥白尼这类人的时代。人再也不将自己看做神圣游戏中被动的人质，而开始向着上千种不同的方向进行探索和研究：新的理想、新的地理展望、新的体验个人存在的模式。但是，这种集体的探索欲望依然相当盲目、分散，而且不相协调，直到人类思想中孕育出影响力最强的二元论思维的出现，它才由此而得到了浓缩和沟通。这一发现可不仅仅是那个年代中无数发现中的普通一员。用怀特（L.L.Whyte）的话来讲，这是“一种发现方法的发现”，或者用怀特海（Whitehead）的话来讲，就是“一种发明方法的发明”。实际上，这正组成了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的思想。怀特这样讲述：早在（17世纪）时，唯一发展成熟的思想体系只有宗教或者主观经验的哲学组织，而与此同时，人们积累的对于自然的客观观察相比之下依然杂乱无章。中世纪的理性主义就是主观的，当时还没有任何有关自然的理性哲学具备可与之相比的复杂性或者准确性。两千年来，人类一直在观察、比较，并且试图将观察结果分门别类，但是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任何有关自然的思维体系，能够提供任何可以系统用于简化发现过程的方法……
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意义重大的时刻。1600年前后，开普勒和伽利略同时独立、系统地阐述了通过测量发现自然法则的原理，并且在他们的研究中运用了这样的原理。在当年的亚里士多德分门别类之处，开普勒和伽利略则寻求着测量的方法。在一个世纪的跨度中，欧洲人已经完全沉醉在这种对于数量的测量的新思维中：这不仅仅是人类先进的改造，或者更是这种新的测量科学所承诺的人类幸福的保障，而且还是人类在过去的所有时代中都没能掌握的绝对而终极实相的知识。自然与自然的法则隐藏在黑夜中；
神说，“要有牛顿”，于是有了光。终极实相成为了可以测量的东西，而欧洲人已经开始了这场疯狂的大探索。
在这场探索中暗藏着另外两种思维，它们与这种有关数量的思维紧密结合：实相与客观，而实相是可以被证实的。一切知识都可以精简到客观维度，精简到数字、位置以及运动的“基本”客观数量，而主观的观点，比如情感、感觉以及直觉这些“次要”品质则被完全根除，因为它们最终都是不真实的。康德若是知道了就会立刻回答说：“真正的观察必须置身于观者之外。”从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生发出的纠缠不清的问题并没有从新的科学中得到解答，只不过是简单地回避了：人们宣称主观是非真实的。
测量的方法学成为了一种新的宗教信仰，因为它破天荒地让系统化的程序能够以经验主义的方法验证某一命题。与“科学人”出现之前不同，光靠主观的思维已经不足以验证某一想法了。有个故事讲道，亚里士多德有一次给出了详尽而缜密的证明过程，认为他妻子的嘴里一定正好有42颗牙齿。当他打开妻子的嘴巴，一颗一颗地数时，他才能逐渐发现真相，因为，正如他的推理中明确说明的那样，他妻子的牙齿数量不可能是其他的数字。那时候的哲学大体上就像一群各自坚守自己立场的成年人吵架一样：“这是这样的。”“不，这不是这样的。”“是的，这就是这样的。”“不，这不是这样的。”“就是这样。”“不是这样。”“就是！”“不是！”就像罗素（Bertrand Russell）承认的那样：“这也许听起来古怪，但并不是我的错。”[1]无论如何，这种争吵再也不会像那时那么普遍了。一切命题都要被限制在客观上可测量和可验证的范围之内。简而言之，如果有什么东西无法服从这一准则，那么它就根本不存在，或者完全就不值得思考。这种有可能摧毁二元论的强大而一致的方法学就是这样，虽然当时的科学并没有发现这一点，但它们也已经开始以笛卡尔的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为基础，建立起一种方法学。这种方法学有着极强的毅力，最终将瓦解它以之为基础的根本二元论。经典科学注定是要自我清理的。
发生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反映出了这种新的科学方法的一大积极优点，也就是，愿意研究某一学科直至其最终的末日，随着研究的进程接受并衡量这一毁灭的迹象。从这一方面来看，它与那些大部分依然“封闭”着的所有其他思维体系都大相径庭。例如，基督教基要主义的思想过去是（如今也是）“封闭”着的，即任何形式的自我批评都是禁止的，因为任何质疑教条的人显然都受到其自身恶魔的纵容。我们认为这是实相，因为教条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全世界古往今来最神圣、最权威的书是哪一本？”“《圣经》。”“为什么呢？”“《圣经》里是这么说的。”这也许听起来古怪，但并不是我的错。
至少从部分层面来看，科学是一种开放的体系。虽然它断然排斥了那些无法测量、非客观以及无法验证的事物，然而它不偏不倚地沿着自己的道路向着它即将抵达的终极结论一路走着。海森堡（Heisenberg）说过：过去从来都不可能看出像物质、空间、时间以及因果规律这样在科学史上取得了极大成功的基本概念中的任何谬误。只有通过工艺学提供的精良设备所带来的实验性研究本身……才为对这些概念给出评论性分析提供了基础，或者，用有些人的话来说就是，对这些概念强加评论性分析，并最终导致严谨架构的瓦解。直到20世纪，人们开始相信科学已经接近“实相探索”的终点了。实际上，物理学家们正在脱离他们的领域，因为就像有人说的那样，除了再计算出小数点后一位以外已经没有任何事情可做了。在物理世界中的每一种现象都已经被严格确定的条件与结果的术语条理清晰地描述出来了。从某一角度来看，这依然是个古老的犹太基督宗教世界，这个世界是由被绝对（也就是说，可以测量的）法则所管理的、大大小小的有限事物所组成的政治集会，而唯一缺失的是这个世界的君王本身，在大部分科学家眼中，他就是个“伟大的钟表匠”，这个巨大的机修工一开始将宇宙万物弄坏了，接着由于受到了始料未及的懒惰的影响，坐到了一边，眼看着发条松散下来。但是科学家们如今深深确信，他们已经通过客观的测量和验证发现了“君王”所掌握的普遍而绝对的法则。自然中的每一种现象都可以精简为物质的集合，而这又反过来通过牛顿的经典力学原理得到了严格的定义。
但是，还存在两种完全无法用经典原理解释的主要现象：一种是光电效应；而另一种如今被笑称为紫外灾变。这的确是一种灾变，因为它标志着科学二元论的“严谨的架构”出现了第一道裂纹。
这一问题有关某个热物体中释放的能量辐射，而实验所得到的事实无论如何都无法与现有的物理学理论联系起来。面对这一难题，马克思·普朗克（Max Planck）展现出他智慧的光辉，并迈出了天才般的勇敢而激进的一步，提出能量并非像过去假设的那样是连续的，而是以互相独立的能量包或者“量子”的形式传输的，从此，“严谨架构”上的裂纹被撕开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继承了普朗克的理论，并成功地将它应用在光电效应上（无法服从于经典物理学的第二种主要现象），而玻尔将它应用到了亚原子物理学上。德布罗意（Louis de Broglie）通过这些观念，展示了物质以及能量都会产生波，而薛定谔以此建立了里程碑式的量子力学方程。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区区一个时代的短暂跨度之中。
所有这些强有力的观念最终都得出了一个不可避免而又极具破坏力的结论，这一结论被公式化地阐述为“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其影响范围在当时（如今也依然）极其庞大。让我们回忆一下，科学过去一直都在主观与客观、观察者与事件之二元论的道路上前进，根据其理论，实相是可以被客观测量和验证的。这一二元论的研究最终延伸到了亚原子物理的世界中，而科学家们自然而然地想要精确找出并测量这些组成原子的“微粒”，例如电子，因为这些理应是实相中的实相，是组成一切自然的终极且不可分割的东西。
问题恰恰在此。为了测量任何东西，人们都需要某种工具或仪器，但是电子的质量太小了，任何一种能够想象得到的设备，即便它如光子一般“轻”，也会在尝试测量电子最基本的过程中导致电子改变自己的位置！这并非技术上的问题，可以这么说，这是被紧密缝合在宇宙万物这一最根本布料中发生的问题。这些物理学家已经来到了破灭的边缘，而将他们引入这一境地的假设、观察者与事件相分离的假设、世界万物可以在不受影响的情况下以二元论的方式进行调整的假设，已经变得站不住脚了。在一些神秘主义中，主观和客观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而那些采纳了与之相反假设的无数理论如今已经寸步难行。正如物理学家爱丁顿所宣称的那样：有某种未知的东西正在进行着我们所不知道的行动——我们所有理论总和起来都对此一无所知。这听起来并非什么特别有启示的理论。我在别的地方也读到过这样的理论……柔软而有黏性的三不像在不断地摇晃回旋。而霍尔丹（Haldane）抱怨说：“这个宇宙不仅比我们想象的更为古怪，而且古怪得超越了我们所能想象的范围。”在海森堡测不准原理中，通过数学的方式说明了宇宙万物的“终极实相”是无法被完全精确地找出来的[2]。而且它标志着有关实相的经典与纯粹二元论的末日。怀特海宣称：科学的进展如今已经来到了一个转折点。物理学的稳定根基已经崩坏……科学思维的古老根基正变得令人难以理解。时间、空间、物质、材料、以太（希腊语，原意为上层的空气）、电、机械、有机物、配置、结构、模式、功能，这一切都需要重新解释。如果你不理解机械学所阐述的理论，那么机械学的说法对你而言又有何意义呢？在“量子革命”中扮演了突出角色的德布罗意记录下这样一段话，表现了其毁灭性的深刻本质。他写道：“有一天量子被偷偷地带到了这个世界中，人们发现经典物理学庞大而堂皇的华美宫殿在它最底层的地基之上遥遥欲坠。在知识史中几乎不曾有过能与之相提并论的剧变。”
量子革命的破坏力如此之大，是由于它所攻击的并不仅仅是经典物理学的一个或两个结论，而是其最根本的奠基石，是整个华美宫殿耸立于其上的地基，而这正是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在这一理论中，真实的东西必须是能够被客观地观察和测量的，但是这些“终极实相”本身在任何环境下都无法被完全地观察或测量，毫不夸张地说，这就成了实相的一种草率的形式。每当你试图测量这些终极实相时，它们都会发生移动，这简直好比将一颗苹果称为绝对实相，接着又试图咬住它一样。正如苏利文（Sullivan）所言：“我们无法在不扰乱自然规律的情况下观察它。”或者像安得雷德（Andrade）说的那样：“观察意味着干涉我们所观察的对象……观察会破坏实相。”这些物理学家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客观测量和验证再也无法成为绝对实相的标志，因为被测量的客观对象永远不可能与进行测量的主观意识完全分离——被测量物和测量者、被验证物和验证者，从这一层面来看，它们是完全相同的一体。主观无法调整客观,因为主观与客观最终都是完全相同的一体。
就在物理学中科学二元论“严谨架构”土崩瓦解时，一位叫做哥德尔（Kurt Godel）的年轻数学家（当时仅25岁）几乎与此同时撰写出了令同类文章黯然失色的论文。本质上，这是对于物理学的海森堡测不准原理的逻辑学模拟。它如今被称为“不完备性定理”（Incompleteness Theorem），展现了一种严谨的数学证明，并认为任何完整的逻辑系统都必须且至少存在一个前提：不与自身矛盾就无法被证明或者验证。因此，“任何复杂的推理体系都不可能建立起逻辑的连贯性，除非假设一些推理的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内部连贯性与整个体系本身一样都值得怀疑”。[3]因此不仅从逻辑学上，而且从物理学上讲，“客观”的验证无法成为实相的标志（除非有个双方都默认的借口）。如果要验证一切事物，而验证者也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那么该怎样来验证验证者呢？
换句话说，当宇宙万物被割裂为主观与客观，割裂为观察的一种状态与被观察的一种状态时，总是会遗漏些什么。在这种情况下，宇宙万物“总会一部分地逃避其本身”。没有什么观察体系能够观察到自身正在观察的。观看者无法看到自己正在观看的。每一只眼睛都存在盲点，而恰恰就是这个原因导致我们从所有这样以二元论为根基的尝试中都只能找到不确定及不完整！
在物理学世界的最深处，有着测不准原理；而在精神世界的最深处，有着不完备性原理。这两者有着相同的隔阂，都是逃避着自身的宇宙万物，都有相同的“遗漏掉的东西”。（而且，我们将找到在产生“无意识”中以心理学方式运行的相同原理。）当科学以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为起点时，它就已经选错了起点，而到了20世纪的前10年，它已经自行步入了毁灭的边缘。
与主观与客观认识论的二元论类似的是灵魂与物体，或者精神与物质的存在论的二元论。这一二元论的问题一直挥之不去，想要决定宇宙万物是由何种基本“物质”组成的，是不是除了物质的原子之外一无所有。它们以某种方式排列起来，因此意识只不过是一种幻觉，在现实中可以缩小到物理学的微粒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此一来“精神”是否实际上只是物质的聚积而已呢？但是毫无疑问的是，所有对于“物质”的感知只能存在于某人的精神之中，这不就说明了物质实际上什么都不是，而只是一种思想吗？自从柏拉图将思想从经验中抽离出来以后，有关什么才是“真正”真实的东西的争论就一直未曾停止，不管是哪一方都从未占具明显的优势。
意识是否实际上是物质，或者物质是不是实际上就是意识呢？唯心主义者们或者唯物主义者们，根本就无法忍受“意识只不过是肉体的一个多姿多彩的部分，从本质上与石头、桌子以及尘土无异”的说法，因此，他们一直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对于物质的感觉存在于何处呢？答案当然是物质的感觉只能存在于意识之中，那么结论就很显而易见了：一切物质只不过是精神的思想罢了。但是，这让唯物主义者坐不住了，他们会回答说：“好吧，那么，意识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只能来自人类大脑的物理过程，因此与之相反的结论也同样显而易见了，一切思想只不过都是物质罢了。双方辩得情绪高昂，因为争辩的双方都可以得出同样合理的解释，因此最终的决定通常就取决于个人的倾向了，这正如下面这个爱丁顿所讲述的故事那样：当约翰逊博士感觉自己陷入“贝克莱主教证明的物质本无的巧妙诡辩，从而宇宙万物中的一切都仅仅是想象而已”这一论点中无法自拔时，他回答道：“以极大的力量用他的脚踢向一块大石头，直到他被石头弹开为止，‘我从而驳倒了他’。”虽然我们并不清楚这样的行为到底向他证明了什么，但是显然他发现这样的方法能令他感到欣慰。而如今讲究实证的科学家们有了同样的冲动，想要从这些思维的飞跃中退回到某些可以轻易“踢动”的东西上，尽管他们明明应该意识到卢瑟福留给我们的这块大石头根本不值得去“踢”。正如这个故事的寓意所说，古老的科学选择了唯物主义者作为盟友，因为物质是可以“踢动”的，也就是说，可以被测量和验证的，然而没有一个科学家曾发明过任何一种能够记录心智的仪器。新的量子科学家们并不争论这一点，他们当然也无法找到任何精神的东西，但是，重点就在这里，他们同样也找不到任何物质的东西了。正如某个物理学家所说的那样：只有当我们没有面对它时，我们对于物质的观念才能显得生动。当我们开始分析它时，它就开始消失不见了……事物中的可靠物质是另一种幻觉……我们从连续的液体到原子，从原子再到电子，一直到追寻着可靠的物质，到头来却一无所获。而罗素简洁地将其概括成：“这个世界可以被称为物质的或者精神的或者两者皆是或者两者皆非，全凭我们的意愿；实际上这些词汇都毫无意义。”简而言之，量子物理学已经将另一种二元论——精神与物质的二元论，带入了破灭的边缘，而且就在那里消失不见了。
但是关键问题是有关主观与客观、有关观察者和事件的核心二元论变得站不住脚了，而且并不是由于某一群哲学家武断的观点而变得站不住脚，而恰恰应归因于权威的物理学。勃洛诺夫斯基（Bronowski）主张“相对论从本质上起源于哲学分析，它强调不存在某一事实和某一观察者，而存在的是在一次观察中两者的结合……事件和观察者是不可分离的”，这概括了相对论的本质面貌。而量子力学的创始人薛定谔则直截了当地说：主观和客观实为一体。我们不能说物理学科学的新近经验已使它们之间的障碍被打破，因为这一障碍本来就不存在。如今可以从量子革命的见解中得出的结论数不胜数。实际上，这些结论是如此没完没了，以至于近现代哲学家们都将海森堡测不准原理和薛定谔的量子力学作为确凿论据，来支持他们所相信的任何一种理论。这样一来，我们所需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成了这两位物理学家自己得出来的结论。海森堡的结论非常明了：从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自然和人类的争论之中，科学在其中只起到一部分作用，因此将世界划分为主观与客观、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肉体和灵魂的方法已经变得捉襟见肘，并将我们引入了重重困难之中。薛定谔打心眼儿里同意海森堡的说法，并直截了当地表示：“这些缺点几乎无法避免，除非抛弃二元论。”
“抛弃二元论”正是新物理学的成就。除了抛弃主观与客观、波与微粒、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之间假想式的划分以外，新物理学在爱因斯坦光芒万丈的帮助之下，抛弃了空间与时间、能量与物质，甚至空间与对象之间的二元论。正如玻尔评论的那样，在宇宙万物的构建方式中，真命题的反面是伪命题，但深刻的实相的反面往往是另一个深刻的实相。
我们应该意识到，在抛弃了主观与客观的核心二元论之后，这些物理学家们从原则上抛弃了所有的二元论。至少对他们而言，这场二元论对抗中另一方的战争已经停止了。回头看来，这场长达2 500年的战争简直就像是人类拿到了两张自己的全身照片，一张是从正面拍摄的，而另一张是从背面拍摄的。为了试图决定哪一张照片才是“真正的真实”，人类分裂成了两个阵营：“正面主义者”，即坚信只有从正面拍摄的照片才是真实的；以及“背面主义者”，毫不动摇地坚信与之相反的理论。这个问题相当狡猾，因为每一个阵营都不得不发明出一种理论来解释另一方的存在，也正因此，正面主义者们在解释背面的存在时，遇到了和背面主义者们解释正面的存在时同样的麻烦。为了避免发生矛盾，正面主义者们一直都尽可能地逃离其背面，而背面主义者们也同样巧妙地发明了回避其正面的方法。这两个阵营在前进的路上偶尔也会迎面相遇，互相谩骂，而这就是所谓的哲学。
关键并不在于正面与背面的问题有多难，或者甚至这根本就是一个错误的问题。关键在于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用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的话来讲就是：在哲学研究中发现的大部分论点和问题都不是错误的问题，而是毫无意义的问题。我们无法对这样的问题做出解答，而只能声明它们是毫无意义的……因此，最深层次的问题实际上根本不是问题，就显得毫不令人吃惊了。让我们回想一下薛定谔的评论，他说主观与客观（或者在这一类比中是背面和正面）之间的障碍是无法被摧毁的，因为它从一开始就根本不存在。因此正如正面与背面只不过是观察一个人身体的两种不同角度一样，主观与客观、心灵与肉体、能量与物质都只不过是解释同一种实相的两种方式罢了。如果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却将它们一个一个“对立”起来，并据此试图弄明白什么是“真正”的真实，这就好比迫使自己陷入无休止的长期困扰之中一样，即试图解决一个毫无意义的伪问题（并因无法找到根本不存在的解答而陷入狂怒或困惑之中）。生物物理学家怀特解释说：因此这不成熟的思想，即便是在处理经验时被忽视的过程方面，都无法逃离其自身对于永久的偏好，也无法认识到发展过程的实际形式，且受迫在它那二元论的紧身衣中痛苦挣扎：主观/客观、时间/空间、精神/物质、自由/必要、自由意识/法则。必须唯一存在的实相与矛盾并驾齐驱。人类无法思考他位于何方，因为他从一个世界中创造了两个世界。正如布朗指出的那样，恰恰在这个“从一个世界中创造了两个世界”的二元论中，宇宙万物被割裂开来、被分隔开来，并因此“与自身相悖”。而这种“从一个世界中创造了两个世界”的最深层根基就是二元论中主观从本质上与客观相分离、相区别的幻觉。就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正是这些物理学家们偶然发现的见解，是300年来坚持不懈、始终如一的科学研究得到的最终见解。如今这已经是最为重要的了，因为这些科学家们只有认识到（不管多么朦胧）实相的另一种模式的可能性以后，一种无须将认知者与被认知之物、主观与客观相分离就能够进行的认知模式，才可能意识到二元论知识的不完整性。爱丁顿这样解释这第二种认知的模式：我们拥有两种知识，我将它们称为符号知识与亲证知识……更为惯常的推理形式是只为符号知识而发展起来的。亲证知识无法接受分类与分析；或者说，当我们尝试分析它时，这种亲证就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符号。爱丁顿将第二种认知模式称为“亲证”（intimate），是因为主观与客观在这一运作中需要紧密的统合。但是，一旦主观与客观的二元论出现，这种“亲证就消失了”，并且“取而代之的是符号”，而我们立刻就落回到了这个太过普通的分析法与二元论知识的世界中。因此符号知识是二元论的知识。而既然将主观从客观中分离开来全都是幻觉，那么从中而来的符号知识从某种程度上讲，也只不过是幻觉罢了。爱丁顿利用生动的隐喻对此进行了说明：在物理学的世界中，我们所观察到的是熟悉的生活在墙壁上的投影表演。我手肘的阴影架在桌子的阴影上，而墨水的阴影在纸张的阴影上流动……坦白地意识到物理科学处理的只是一个阴影的世界，这是近年来取得的最重大的进步之一。薛定谔在评论这篇文章时详尽阐述道：“请注意，这一最新的进步并不是发生在物理学的世界中，因为物理学本身就具有这种阴影的特点；它从阿比得拉城的德谟克利特时，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存在了，但我们却从没有意识到它的存在，我们以为我们所处理的正是这个世界本身。”
物理学，以及就此而言的大部分的西方知识学科所处理的都不是“这个世界本身”，因为它们都通过二元论的认知模式运行，因此它们所面对的是这个世界的符号化表现形式（symbolic representations）。这种二元论和符号化的知识既是科学和哲学的亮点，也是盲点，因为它让人类能够得到这个世界本身极其紧密而可解析的图像，同时，无论这些图像有多么灿烂而详尽，它们依然只不过是图像而已。因此它们相对于实相就好比一幅月亮的图像相对于真正的月亮一样。现代符号学之父科日布斯基（Korzybski）在描述他口中的“地图与场域”的关系时，清晰易懂地将这种见解解释出来。所谓“场域”就是这个世界的现实形式，而所谓“地图”就是任何一种代表或者表示这一场域的某个方面的符号标记法。很显然，地图并非场域。这从普通的行车图中就很容易看出来，虽然行车图可能极其准确地标示出了乡村本身，然而它并非实际上的场域，而且没有人会看着一本行车图就真以为去迈阿密度了个假。不过，所谓的地图还有许多微妙的形式，举个例子，我们的日常语言就是这样。文字本身并不是它们所代表的东西（说到底文字根本就不是真正的指示物——许多文字所代表的只不过是其他的文字罢了）。因此“天空”二字本身并不是蓝的，而“水”这个字也无法让你止渴，“牛排”两个字也不能让你感到饱足等。科日布斯基直截了当地将其总结为：“不管你说某样东西是什么，都是错误的。”我们的文字，由此延及我们的想法、我们的概念、我们的理论，甚至我们的日常语言，全都是实际世界的地图、“场域”的地图，而就好比一幅美国地图并非真实的场域一样，我们在科学与哲学上对于实相的想法也都不是实相本身。
而从其本身而言，符号化的地图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破坏性或者误导性，它们对于这个文明的社会具有巨大的实用价值，是不可或缺的。然而，正如薛定谔指出的那样，一旦我们忘记地图并非场域，一旦我们将实相的符号混淆为实相本身时，问题就出现了。可以说，实相“超越”或者“隐匿”于符号的阴影下，而符号至多也只是二手的复制品罢了。如果没能意识到这一点的话，人类就会在空无一物的抽象世界中迷失方向，只能思考代表符号的符号，而后者又是另一种符号的代表，最终它们所代表的什么都不是，而实相却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物理学家詹姆斯·金斯（James Jeans）解释道：正如新物理学所展示的那样，一切早期的物理体系，从牛顿力学一直到老式的量子理论，全都落入了将表象等同于本质的错误之中；它们将自身的注意力限制在了洞穴的墙壁上，而没有意识到穿过壁垒的更深层次的实相。为了接近“穿过壁垒的更深层次的实相”，我们只需要找到一切地图所绘制的场域的实质。然而，这里恰恰是困难所在，因为这一问题并不能通过阐述什么是更加详细的、更加“科学”的、更加可靠的，或者更加精确的符号化地图来解决，而需要找出一种，至少是暂时找出一种，可以摒弃一切地图来处理场域的方法。毕竟，如果从理论上显得可行的唯一知识只有符号化的地图知识的话，那么我们很快就只能得到表示地图的地图了，而将早已遗忘原本的研究对象其实是场域。因此二元论的符号化知识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反而是非符号化的、非二元论的，或者用爱丁顿的话来说就是，一种“隐藏在科学的符号后面的实相的亲密知识”。
让我们回想海森堡、薛定谔以及爱因斯坦的成就中的本质见解。在实相的结构中,观者与事件、主观与客观、知者与被知之物，都不是相互分离的。若要更深层次地领会这一见解，就需要一种可与之相比的认知模式，一种本性与其所知之物无法分离的认知模式。薛定谔在说下面这段话时，脑中指的就是这种非二元论的认知模式：“这个世界只出现一次，它不会反映出任何东西。原始的图像与镜中的图像是完全相同的。”他又说：“这一切（即西方哲学）全都出自于我们长久以来奉为经典的区分主观与客观的观点。虽然我们不得不‘为了实用性的参考’而在日常生活中接受这种观点，但我相信，我们应该在哲学思维中将它抛弃掉。”
这样一来，正如这些物理学家们发现的那样，我们就拥有了两种基本的认知模式：一种被冠以各种各样的名字，有符号、地图、推理、二元论的知识；而另一种则被称为亲证，或者直接，或者非二元论的知识。[4]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总体上，科学是排他的，是从符号化和二元论的地图知识开始的，其注意力集中在“阴影”上，但是从物理科学新近成果来看，人们发现这种认知模式，至少从某些方面来看，不足以称为“真实之物的知识”，而这正是它过去一直虚伪承诺的东西。这种不完整导致许多物理学家们采纳了第二种认知模式，或称认知的亲证模式，或者至少设想了这种知识类型的必要性。
但是如今我们必须超越严格的物理学范畴，因为这两种认知模式具有普遍性，也就是说，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从道教到威廉·詹姆斯、从吠檀多派到怀特海、从禅宗到基督教神学，它们都曾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被人所认识。我们可以从各种各样的学派和哲学、心理学、宗教，以及科学的传统中轻松地找到无数的例子，但是下面这几个简短的例子就已经足够了。
道教的解脱学将这两种认知的通常形式称为“常规知识”和“自然知识”，也就是，“以通常被命名与定义的形式被认知的宇宙万物的知识”与“以实际的形式（道）被认知的宇宙万物的知识”。对我们而言，几乎所有的知识都是一个道教信徒口中的“常规”知识，因为我们认为只有能够将某样东西通过文字，或者一些其他的常规符号体系，例如数学或音乐的标记法，呈现给自己，我们才算真正地认知了这样东西。这样的知识被冠以常规之名，是由于它是一种交流方式的社会契约。换句话说，第一种是符号化的认知模式，而第二种，用道教的话来说，就是“非常规的知识，（旨在）直接理解人生，而不是通过抽象的、线性的具象主义思维的术语来理解”。
这两种认知形式在印度教中也有非常清晰的区分。正如领悟梵天的人们所说：一种高级模式和一种低级模式。低级模式被称为下智（aparavidya）,对应于我们口中符号化的地图知识：它是推理的、概念的以及比较的知识，并且基于能知（pramatr）与所知（visaya）的前提之上。高级模式被称为上智（paravidya），“不像一系列知识的最终结果，它并不是通过从低级的知识秩序以渐进的方式达到的，而是突然之间，通过直觉立刻达到的境界”。这对应于我们的第二种或者非二元论的认知模式，因为它是“对非二元论的独特、自证的直觉洞察”。
基督教神学同样非常熟悉这两种认知模式，正如神学专家贝蒂也夫（Nicholas Berdyaev）的这段论证：我们无法在语言和思维中摒弃符号化，但是我们在原初意识中可以摆脱它。在描述灵魂与玄秘体验时，人们总是依赖于与空间有关的符号，例如高度和深度，依赖于这个或那个世界的符号（第一种认知模式）。但是在真正的精神体验中，这些符号都消失了……最初的创造性行为是现实主义的、非符号化的（第二种认知模式）；它脱离了概念的细节。基督教神学中充满了类似这样的见解，例如，爱克哈特（Meister Eckhart）将符号化的地图知识称为“以清晰理念感知宇宙万物的暮光知识”；而他将第二种或者非二元的知识称为“黎明知识”，因为在这一模式中，“感知宇宙万物是不需有所区分，拒绝一切观念，在绝对统一与神的本体中抛弃一切的比较”。基督教神学总体上将这第二种模式认作“认知的神圣方法，不依靠任何认知者以外的对象”，这清晰指出了其非二元论的本质。
在大乘佛教中，认知的符号化模式与非二元论的模式被分别称为“识”（vijnana）和“般若”（prajna）。梵语的词根“jna”类似于英语中的词根“cna”和“gno”，从这两个词根生发出了例如“know”（认知）和“gnosis”（灵知）这样的单词，同时，梵语的前缀“vi-”的基本意思是“分开”，因此“vijnana”这个单词本质上意味着二元论的知识。与“vijnana”相反的是“prajna”（“pro-gnosis”［前灵知］），这种认知模式是非概念的、非符号的，也非二元论的。铃木大拙详细阐述道：“般若”超越“识”。我们在感知与智力的世界中利用“识”，其特点在于感觉的二元对立，也就是一方观察，而另一方被观，这两者处于对立的两面。在“般若”中并不存在这样的区别，被观的一方与观察的一方是完全相同的；观者就是被观者，而被观者就是观者。也许再也没有哪位现代的哲学家能像怀特海这样，强调区分这两种认知模式的根本重要性。怀特海有力地指出了认知符号形式的核心特点在于抽象与二分（即二元对立）。根据怀特海的说法，抽象的过程也许在日常的演说中非常有用，但从它只关注某个对象突出的特点而忽视其他一切特点这一方面来看，它最终是“虚伪的”，并且因此“抽象就是省略掉部分真相”。也通过二分，通过“分解宇宙万物天衣无缝的外衣”认知的符号化模式得以进行，于是对它想要理解的宇宙万物造成了破坏。怀特海进一步指出，这些错误常常由于“我们将抽象概念错当成实质的实相”而被加深了，怀特海将这一错误称为“错置具体感的谬误”（Fallacy of Misplaced Concreteness）（我们之前以混淆地图与场域做比）。与这种认知模式相反的是怀特海口中的“领会”，这是一种亲证、直接、非抽象，并且非二元论的实相的“感觉”。
在这方面，怀特海与他“精神上的前辈”威廉·詹姆斯达成了相当的共识。用詹姆斯的话讲就是：有两种认知事物的方式：立刻或者直觉地认知它们，以及用概念或者典型认知它们。虽然如你眼前的白纸这样的事物能够凭直觉被认知，但我们所认知的大部分事物，例如，印度的老虎，或者哲学的学术体系，都只能典型地或符号化地加以认知。符号化或者典型思维是一种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认知模式：主观是与客观相“分离”的，而“认知”包括建立起“一种外部的物理束缚或者精神媒介，将思想与事物联系起来”。但是，第二种认知模式就不含有这样的二元对立，因为，詹姆斯解释道：“能够立刻或者直觉地认知，是因为精神内容与客观存在是完全相同的。”
对于认知符号化模式和非二元论模式的认识，在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智力VS直觉）、马斯洛（智力VS融合）、甘特·伯罗（Trigant Burrow二分意向VS同一意向）、诺曼·布朗（Norman O.Brown二元化知识VS肉欲性知识[5]）、安德鲁·韦尔（Andrew Weil直率VS沉醉）、克里希那穆提（思想VS觉察）、魏无为（外视VS内观）、斯宾诺莎（智力VS直觉）的著作中都有着突出的表现，以及杜威有关互动主义的著作，而这些只是列出了一小部分而已。
现在，如果将宇宙万物分割成主观与客观、分割成知者和被知之物，如果“从一个世界中创造了两个世界”，如果“分解宇宙万物天衣无缝的外衣”，简而言之，如果二元论从一开始就将宇宙万物切断、撕裂并使其与自身疏远，致使它“与自身相悖”，那么我们与实相联系起来的唯一希望就必先完全抛弃认知的二元论模式，因为这种二元论模式每走一步都会重复原初的分裂。如果我们想彻底而完整地认识实相，如果我们要在寻找自我的基本尝试中不再逃避自己，如果我们要进入场域中的具体现实之中，不再受到地图的迷惑，那么我们就不得不放弃二元论的符号化认知模式，因为这种模式会在试图抓紧实相的本质时，将它生生撕裂。简言之，我们将不得不从暮光知识的模糊之中转移到黎明知识的光辉之中。我们要想认识实相，最终就必然会求助于第二种认知模式。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拥有这种黎明知识，这样足矣。
[1] 这是评论尼采的一段话，不过作者觉得用在这里很合适。
[2] 数学上，ΔχΔρ≥h/4π，其中Δχ是某一坐标的不确定性，Δρ是相对应的动量成分的不确定性，而h是普朗克常量。
[3] “哥德尔的证明”，不管是逻辑上还是物理上，验证都并非实相的绝对标志。如果你要验证一切，既然验证者也是一切的一部分，那么你要如何验证验证者呢？
[4] 我们必须重点指出被冠以洞察力、直觉、慧等名字的第二种认知模式，绝不应与通常称为“预感”或者“直觉”的东西混淆起来。这种“预感”知识在西方思维漫长的历史中都发展得不怎么样，而如今的哲学家们和科学家们在提到这种知识时就害怕地退缩了，因此，可以理解的是，由这种“直觉”所揭露的许多“自我验证”的实相都显得极其荒谬。更确切地讲，我们所谈论的这第二种认知模式是一种透明的认知、没有内容、没有维度，在这里认知者和被认知之物是同一个过程。
[5] “性”是由于主观与客观在认知的行为中合二为一了，因为主客在认识活动中合一，故称肉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