谎言是经过思维和推导之后的复杂反应，是归属于大脑中的高级功能管理，其逻辑复杂程度非常之高，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1.说谎形式一
问题：你是不是获得过专业比赛的冠军？（积极信息）
说谎的回答：是。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属于捏造，目的是趋利。因为这个专业比赛冠军的头衔，能够带来更多的收益（精神上的被崇拜和被喜爱，或者物质上的奖励）。
如果回答：没有。那么说谎的可能性就比较小。否认自己拥有这种好的头衔，不能趋利，不能避害，没有说谎动机。
2.说谎形式二
问题：你是不是偷偷挪用过公司的钱给自己消费？（负面信息）
说谎的回答：没有。
直接否认负面信息，目的是避害，逃避可能面临的惩罚（精神层面的不信任，或者物质层面的处罚、开除）。
如果回答：是。那么说谎的可能性就比较小。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会引起惩罚，或者失去获得利益的机会，没有说谎的动机。
不过，上面的两个例子，只是一层逻辑的直接判断，如果事件本身的规则就很复杂，或者被测试人有什么宏大的欺骗计划，则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我们把上面的两个谎言复杂化一些
第一道问题：你是不是获得过专业比赛的冠军？
如果回答“没有”，是不是一定就是实话？这可太不一定了。
比如存在这样的一种规则，只有非职业选手（业余选手）才能参加这项比赛，大家都是业余的，比赛选手在同一水平区间内，比赛胜利了，奖金很丰厚。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专业的选手隐藏自己的履历，以强欺弱，获得好处。趋利！
第二道问题：你是不是偷偷挪用过公司的钱给自己消费？
如果回答“是”，也有可能是在说谎。
其实，钱是朋友（儿子、老婆、女友、上司）挪用的，自己很干净，但是为了保护朋友（朋友安全潜伏下去能够获得更大的利益），实现更大的利益，自己认也就认了。传说中老大作案，小弟自己跳出来顶包就是这种情况。一方面迅速摆平整个事情，不但自己将来能上位，全家老小也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安家费），否则的话，自己和家人还可能遭到迫害。这种复杂规则下的说谎，趋利和避害兼具。
11.4 微反应分析谎言的方法
我们可以使用最简单的一个案例来解释这个获取和判断的过程。
假设，一个人不小心掉落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脚被砸伤。
他立刻出现痛苦的表情，同时蹲下查看和缓解伤口痛感。这些都是不设防的生理反应。
此时如果问他：“你疼吗？”
出于种种原因，他可能会回答：“没事，不疼。”
那么，他在说谎。
认知=疼痛，我们可以通过表情和动作，非常清楚地得知他感受到的疼痛很剧烈。
表达=“没事，不疼。”表达与认知矛盾，所以判定他说谎了。
对于微反应而言，与上述例子的区别仅仅在于，我们需要观察的反应没有疼痛那么明显，行为人可能会做出非常努力的抑制和掩饰，导致真实的生理反应和情绪反应被大幅削减。但是，只要没能完全抑制和掩饰住，这些流露出来的胜利反应和情绪反应是有规律的，可以用于判断行为人的主观认知和感受，甚至是他的评估和判断。
然后，就可以和行为人所明确表达出来的内容进行比对，结果一目了然。
例如，你所听到的行为人语言，全部都很谦虚、低调、顺从，但是你能够注意到，他在讲这些话的时候，微微用力地捏紧了拳头，就可以判断出语言表达和情绪反应不符，语言想表达弱势的服从，而身体的小动作却出卖了大脑中的愤怒，由此可以判断出行为人的语言表达是一种伪装。
这时，他语言中的内容可信度降低，更重要的是，他的态度在“说谎”。很多刑事案件和反贪案件中，判断嫌疑人在细枝末节的信息上是否说谎不是最重要的任务，而是精准掌握嫌疑人的态度，也就是主观意图。一旦被狡猾的嫌疑人用策略和演技牵着鼻子走，就可能丧失战机，甚至前功尽弃。
综上所述，为什么不能用简单的公式来判断一个人是否说谎呢？因为说谎的本质是表达和认知相矛盾。想戳穿谎言，必须要知道主观认知是什么，表达的又是什么，二者缺一不可。 而通过一个公式就直接认定谎言，显然是非常幼稚的想法，经不起验证。
我们在本书和《微表情》中所学习的所有技术，其目的都是为了间接判断行为人的主观认知。这些生理反应和情绪反应能够映射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再加上刺激源中包含的信息，只要能把二者之间建立因果关联，行为人主观认知就会显现在我们面前。
那时，戳穿谎言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我们还能够根据对行为人主观认知的判断，合理制定应对他们的策略。
简单点说，学会分析微反应，就可以学会怎么跟各种人打各种交道。
11.5 设计好的谎言怎么破？
有预谋的案件实施者，大多都是用心之人。更有心思缜密者，作案之后会消除证据，串通相关人，并设计好反侦查的一切说辞。当然，是他们认为的“一切”。
虽然不可能做到客观上的万无一失，但这种反侦查的预案和先于侦查方的重重动作，的确会给侦查方带来很大的麻烦。不过，道和魔的尺、丈交替间，正是不断提高人类社会的文明水平的核心动力。
我们回到讯问的环节中来，研究一下嫌疑人的谎言。
如果嫌疑人已经提前编造好了非常细致的应对策略，包括说辞和表现，那么还有可能戳穿他的谎言吗？
答案是可以。有两个原因提供强大支持。
第一个原因是，司法侦查的前提是收集有部分证据和线索。在有证据或线索的前提下，部分事实是不能靠谎言来掩饰的，聪明的嫌疑人也不会这么做，他们最常用的伎俩是从逻辑上合理化这些证据或线索指向的事实，而不是否定。
第二个原因是，在合理化的过程中，即使心思特别缜密，嫌疑人也不可能像解释真相那样，用非常透彻的、细致的信息支撑起一个逻辑链条。常言道，要弥补一个谎言，需要千百个新的谎言。在案件中的每一个信息点，都和其他信息点间存在多角度的联系，想要修改其中一个，就会造成“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逻辑关联。
我们用一个生活里的例子，来帮助理解。
假设，有人说：“我爱吃牛肉。”
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深挖这句话后可能存在的逻辑链来确认他有没有说假话。
问1：“为什么爱吃牛肉？”
答1：“因为牛肉蛋白质高。”
问2：“牛肉蛋白质比鸡肉还高吗？”
答2：“我看过的资料是这么说的。”
问3：“什么资料呢？”
答3：“……”
随着三层逻辑链条的层层深入，会引发回答者越来越复杂的反应，几何级数地增大他的大脑负荷。并不是说，如果他其中某一层逻辑链条回答不上来，就代表他说谎了，因为说真话的人也有可能很不耐烦地甩你一句“有病吧！管得着吗？”但是，越是用心想证明自己在说真话的人，反应越复杂，这已经是大量证据支持的结论。
所以，在刑事案件的侦查讯问中，即使嫌疑人做好了万全的准备，也只是他自己认为的“万全”，而不可能是客观上的“万全”。说谎之前能够准备好三层解释的人，已经算是心机深沉、绝顶聪明了，数量不多。大多数人只会准备一层逻辑用以敷衍。
准备的应对预案越复杂，在交锋的时候，大脑要负担的压力就越大。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实验来让大家体会一下。
实验案例
说谎的原始模型
实验内容： 被试需要计算两轮，每轮10道10以内的加法口算题，每轮单独摄像记录被试的反应用以后期比对。
实验规则：
第一轮，要求被试回答正确答案；
第二轮，要求被试回答错误答案；
对第二轮中回答的错误答案，有如下限制：
①不能超出[1，10]这个整数区间。例如，提问1+1等于几，不能回答2345。
②不能重复算式中的计算引子。例如，提问2+3等于几，不能回答2或3。
在实验中，可以使用最简单的一组题目，形如：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2=？
具体数字和顺序，可随机调换，只要正确结果在[1，10]区间内就好。
对被试的实验要求： 尽量控制自己的表现，如果两轮录像中表现一致，没有明显差异，则获得实验胜利。
在这个实验中，第一轮被试说的是实话，而第二轮中，被试说的则是谎话。
以“1+1=？”为例，在第二轮中，当被试听到题目时，首先会计算出正确的结果为2，但限于实验规则，不能说2，这就造成了“真实认知（2）”和表达的矛盾，符合谎言定义。
如此简单的谎言素材，一方面成年人都能够轻松计算出每一道题的正确答案，另一方面在说这些“谎言”的时候，不会涉及被试的利弊得失，不会给被试造成直接的心理负担（如害怕或愧疚），所以看成是最原始的谎言模型。
通过实验后比对录像可知，即使在如此纯粹的谎言模型中，被试也无法保证第二轮的反应与第一轮完全相同，时间延迟加长、眼动增加、笑场等异常反应层出不穷。
究其原因，是因为谎言的加工处理，给大脑带来很大的消耗，至少是讲真话时脑负荷的几倍。大脑首先要计算出正确答案，然后要根据复杂的规则逐一验证回避，最后要按照合理自洽的逻辑表述伪造的内容。如果再加上说谎时的厌恶、恐惧、愧疚或愤怒等情绪干扰，以及被追问所造成的应答压力，可能会造成大脑担负数十倍于讲真话时的负荷。
综上，即使面对的是编造好的“完美”谎言，只要做到两点，就可以占据先机，不为所骗。
①像对方那样思考，对高度疑似谎言的问题，做好充分的反说谎预案，挖掘四层、甚至五层的逻辑链疑问；
②用不同的节奏和角度提问，用多样性的刺激源来控制提问的走向。
希望本书介绍的指标和方法，能够帮助您看穿层层伪装，保护自己的利益，提高和他人交流的效率。
祝大家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