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不上火了
十几年前，我稀里糊涂地来到了广州。曾试图学广州话，但是最终也不会说。也曾听说过“食在广州”，但我也不常吃广州菜，更不喜欢喝什么老火煲的汤，甚至不爱吃水果。之前在媒体上班那些年，同事中外地人多但都不说广州话。广州本地人之间才说广州话，于是失去了学习环境。后来广州话也不再时髦，干脆彻底不再想着去学。
广州菜很愿意体现食材原味，这是它优秀的一面。潮汕菜馆在广州也多，只是会贵一些。与朋友吃饭，只要可以选择，我还是会坚定地去川菜、湘菜的馆子。香的、辣的，还是比较对胃口。
广州的茶餐厅，按说是方便也便宜的，但在那儿总觉得吃得难受，不合我性情。一个盘子上面扣上一小碗米饭，边上摆几块禽肉，有时还会有三两根青菜——吃不饱啊吃不饱！而且，从面对着它开始，一直要盘算着那点菜与饭的进度怎么搭配，需严格控制交替入口的节奏，否则就得接受饭或菜不够的后果。菜——饭——饭，菜——饭——饭，菜——饭——饭——饭，至结束。被约束、钳制着吃东西的感觉简直糟透了，更不用说还是花了钱的。其间节奏还不能错乱了，比如菜先吃完，还得到邻桌找辣椒酱或酱油，把多出来的饭吃完，实在有失体面。
后来到了重庆、四川，情况就有了令人振奋的改观。任何一个小饭馆，且不说厨师手艺都是那么可靠，单说米饭装在大木桶里摆在旁边任吃这一条，是多么令人欢欣！饮食这东西，花钱多少先不说，愉快应该是基本选项。那些茶餐厅老板，把食客搞得悲情，简直就是犯罪啊。
造化是弄人的，到广东后几年，慢慢发现自己也变成了“广东体质”，轻易不敢吃辣的、油炸的东西，会上火。当记者的时候，遇尽各种意外、突发状况，火急火燎的事不断。导致我脸上起痘、牙龈肿痛、突然感冒，甚至在赶写稿子急迫时突然呕吐的情况都发生过。以前我嘴里有几颗不好的牙，但凡上火，它们就开始作痛，成了一些活火山口，我也因此受尽了折磨。终于有一回牙痛超级大爆发，跑到医院。遇到的是一位彪悍的大夫，断然宣判四颗坏牙全部拔掉。我在牙龈打了麻药之后躺下，大夫那彪悍的脸闪现在我已无知觉的脸的上方，他手中似乎拿着锤、凿，依次把那四颗牙从肉的土壤上挖出来。无痛感，只感觉到整个头随着锤、凿子一下一下震动，然后，是钳子的拧、拽……最后，他赢了，我满嘴塞满棉球蹒跚离开医院。我觉得从那时起，我的性格就变了，我也好像后来再也没有上过火。
难道我就这样被凿成了南方人么？
广州文化的一大精华，是我刚来不久就感受到的，那自由的空气。务实、直接，不干涉别人，没有多余的客套麻烦。比如你奇装异服，或者留长发，在街上没人觉得异样，在单位里也没有人说你，更不会有领导找你谈话。再比如你去做客吃饭，主人在开始时会问你喝什么酒，白酒还是啤酒，或者是不喝，由你选择，绝无死劝。你若直接吃饭，也可以，怕是一会儿看别人喝得起劲，想说喝点又不好意思开口——谁让你开始时做假。
北方有烈酒
不承认酒量有大小的事实，打着公平的幌子实施不公平，这是中国酒文化里，最糟粕的地方。把客人搞晕、搞翻、搞傻，模糊彼此思维让其浑然一片，这大概是要喝酒达到加深印象、增进感情的基本原理。或者是把感情持续推进一步，换来对方什么掏心掏肺的承诺，也是酒的实际功效吧。对我来说，只能是当时吐得掏心掏肺了，加深印象也是次日的事，因为后怕。
我们老家安徽有句话说，“家里来了客人，如果不是被抬出去的，邻居会看笑话”，这是多么实诚且无视一切生理后果的待客理念！
1995年，崔健乐队到我所在的安徽淮南演出，把这个摇滚重镇搅动得沸腾。演出时老崔玩得兴起，中途停下来邀请一位当地乐手上台共奏一曲，我被一堆摇滚青年们推上台去，从贝司手张岭手中接过琴，合奏的曲目是《寂寞就像一团烈火》。作为一个非省会工业城市，淮南是寂寞的，摇滚教父的到来起码在那几日把无数摇滚青年的寂寞烧成了灰烬。当地的一位琴行老板还不失时机地在演出第二天把崔健和几个乐手请到店去玩，然后共进午餐。我也在席。大伙坐下来后，主人忙不迭地斟酒，挺别扭地叫着“崔老师”、“崔老师”，在座的摇滚相关人士们摩拳擦掌准备喝酒，眼看着一场正宗的摇滚与酱香型的顶级合家欢就要搞起来，以抚慰地方摇滚分支机构常年的寂寞衷肠。
“我们先吃饭吧。”崔健说，吉他手艾迪也附议。“啊？怎么可以先吃饭？应该先喝酒啊！”主人愣了。“吃了饭也可以再喝酒嘛”、“吃着饭喝也不是不可以啊”老崔继而抛出了冷静的解释。无奈，预支了激情的摇滚酒宴在教父发话后终于主随了客便。事实结果是大家一顿海吃，酒只在最后意思了几下。这件事像个寓言，在当时我这个摇滚小青年心中引发了激荡，至今回响。溺酒的原因有千千万，权力却可以往外捞人。
我的酒量，就是在河南练出来的。以前是一两的量，现在已经是二两。
我惊叹河南的敬酒形式：主人方某一人拎着酒瓶过来了，给你倒上三杯，看着你喝掉，而且他不喝。看着你喝掉，倒上第四杯，他才离开。不一会儿，另一人拎着酒瓶又过来了……我说我的酒量只有三杯，这样喝下去，不科学啊。有朋友给出解释，这个敬酒传统，缘于以前我们这个地方穷，酒是给客人喝的，主人是不喝的。同归于尽看来也只能是一厢情愿，什么也不必说了，两眼都是泪啊，我喝！每当此时我就想广州了，我想广州的茶餐厅了……
是否劝酒成了我检验自由的一个标准。我们到底有什么样的难言之隐需要用酒来一洗了之呢？竟然需要我们用自由去代换，它是不是被高估了作用？这让我想起了重庆洋人街的一道标语：“我喝酒是想把痛苦溺死，可该死的痛苦却学会了游泳。”
一颗北方的心，活在南方的空气里。按理讲，缺少语言、饮食这些基本的融入，应该不能算融入了一种文化。前两年，北方的好朋友曾劝我搬离广州，认为我在广州待着已无意义。不如搬到开封、郑州或者重庆去，拍照片也方便，省去成年南来北往的动作。他们说北方好玩而且朋友多，可以经常聚并保证不让我多喝酒。我也狠狠地动过心，但搬家总不是件容易的事，加上我又不是不喜欢广州，后来就没去想了。
70年代人受的教育，还是比较重精神轻物质的。相对于务实的环境来说，我就是个务虚者。就这样也不错，离自己思念的和心跳的都远一些，可以保持着念想的距离，这算是我想给内心的一种布局吧。在一种空气中做着另一种样子的呼吸，虽然是相对的、局部的、流动的自由，但它着实得来不易。南方自由的空气，分分秒秒会提醒我心之所指，让我在隐居的物质丛林里练习坐怀不乱。
冬日里在北方行走，我喜欢在野地里采摘一些花草的种子，有喇叭花，还有四季豆，带回南方来，一开春便在阳台上种下。这让我在整个春夏可以一直看到北方的样子，可以看到我不在的时候它们的季节。北方的颜色在我的阳台上疯长，一如我的想念。我想念北方的风物、饮食还有朋友，我要抓紧时间呼吸，调整，快让我再回到北方去。
喝酒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