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有个枇杷山公园，是个主城区的制高点。公园的最高处有个亭子，叫做红星亭。 红星亭的基座周围还有一片不大的平台，由水泥栏杆围拢，形成了一个绝佳的观景台。马格南图片社的女摄影师伊芙·阿诺德（Eve Arnold，马格南的第一位女摄影师,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关于影星玛丽莲·梦露的众多影像）曾于1979年到过重庆。除了拍过当时还很原生态的朝天门码头之外，还到过这个红星亭，拍下了平台上两位男士抱在一起跳交谊舞的照片，非常生动。
在到过红星亭之前就知道那张照片，更是因为摄影的关系，我对它好感增加。也就是说，在了解的人心中，它像一个摄影的人文景点。每次到了这里，想象一下当时那个交谊舞的场景，小感慨一下时代的变迁，就觉得蛮有意思。
不过，有一件很没意思的事是，观景台的周围早已长起一圈高高的树！这个观景台，本来是可以俯瞰渝中区的好位置，可现在却看不成了，视线几乎被栏杆外山坡上长起的树挡住，只能透过缝隙看点远景或者抬头看天。在阿诺德的照片中，平台栏杆外还是一览无遗的，树是在随后的三十多年里长起来的，还是后来种上的？不知道了。
观景台周围的这些树应该砍掉——这是我到这里的第一反应。可以登高观景是这个位置的优势，前人在这里建了亭子，也应是此番心意。后来我又去过几次，还是那个样子，一圈树挡着视线。我曾跟同去的一个记者朋友说，这些树怎么不砍掉呢，或者移走，你说是不是？本想获得共鸣的我，得到那位记者的回答是：那不行！树怎么可以砍？
我一时语塞。我们从小都被教育爱护树木，绿化意识在国人心中应该位置很坚固了，起码在道理上如此。但是，树不应该出现在它们不应该出现的位置，红星亭周围的视觉价值不是几棵树提供的绿色和氧气所能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牺牲局部氧气来换取更多的心旷神怡呢？只是不知道山上的树木归公园管还是归园林部门管，反正现在公园也都不卖票了，能不能看到远处也不会被认为是此处的财富。要砍树或移树，那是犯错误或要花钱的。
官僚本位主义是政府的通病，教条主义在民间还根深叶茂。
类似的例子全国各地还有不少，很多景点、广场、公园的设计，缺少视觉规划。这个要求不应该算高，大家到这里来，视觉体验是基本感受之一。我们遗憾地看到很多不伦不类的结果：上古图腾、西式风格、地方特产加政治理念等等在一起杂糅，信手胡搭，呈现出一大坨精神文明拼盘。很多蠢极了的广场设计，让你在拍照时死都避不开的蠢而且丑的绿化带、花台、图腾柱，还有地面上无厘头的粗重线条格子，气得你想找设计师拼命。只能咬着牙猜想 ：它们是不是要赖在那里一两百年后才可以被毁掉重造？
思想和生活中，也都会长出杂草，长出那些不期长大却没用的枝杈。怎么办呢？砍！
有一次我出门前跟朋友聊到，我在犹豫该不该带上洗面奶。朋友当时就笑了，觉得洗面奶又不是很重，何必纠结。其实我觉得这也不是矫情，不是故意要做一个“谬种”式的人。我太知道顾东顾西、婆婆妈妈的后果了，与洗面奶同一层面的东西还有好几样，带不带？一些东西的加入代表着在旷野上顾及生活质量的杂念，杂念一提升，正事就受影响。清洁和舒爽并不代表朝向美的皈依，芜杂的事情不知不觉堆满一途。
在一个朋友家，我赫然见他的电脑显示器周围贴满了便笺纸，记满了近期依次要做的事，甚是壮观。我并不否认这位朋友的条理心，也不鄙视他的记性，只是担心他会不会被这些蒿草连天般的便笺糊住了主心骨。
一个人周身牵绊的事太多太多，领导、上司、父母、妻儿、女朋友、丈母娘……总让人任性不得。如果有人能相对解决多数问题，随性起飞、远眺，我认为那一定是运气。那定是老天在生命的藩篱上偷偷开了一条缝，让个别人突围。比如我。
一个自由人，物质自理同时，还要精神自理，“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所以心中还是请洗面奶和脸见谅了。诱惑与欲望催逐人不断地想获得，并不断地动心、心动，然后妄念生长，画地为牢地生活在内心肆意构筑的城堡之中；或者带着大把的愚妄上路，搜罗到的依旧是粉饰、点缀生活的声色犬马。究其原因，那是你最初就觉得它们好，认为那是氧气、那是绿化，那是你最终要游去的殷实彼岸。
如没有自我挣脱的心气，没有态度，思想的输出也会被遮挡、堵塞。很多摄影师在清新、唯美、巧合这些层面上徘徊太久，苦于无法升级。其实，艺术不是去做表面“和美”的印证，它往往是反主流反商业审美的，它是要提出问题甚至呈现悖论。就看能不能识破这个障眼法，向“大家都认为这是对的”的媚物砍上一刀。我听到过一句话“没有态度的都是小清新”，很好地把顺应别人审美的类型作了无情归纳。
艺术家总在小心调节着远虑与近忧、自由与制度、感性与理性之间的关系，意欲突破。其实，就算跳出了“原单位”那个体制，身外就没有别的制度了吗？就真自由了吗？文化制度、艺术市场、新的群体关系等等让你发现你只不过是兴致勃勃地冲进了二级藩篱。
大时代，是大如来，它的掌心真的好大。这似乎是一场拉锯战、运动战，不断地突破条条框框、披荆斩棘、登高远眺已然成了一件永远的事。现实像条疯狗，撕咬你的裤脚，在任何一个你不经意路过的街角，它都会蹿将出来。
2012年夏天，我应邀参加“Think+大声思考”演讲活动。活动开始前的几天，主创团队的买天让等人来到广州，当晚约了我在街边喝啤酒聊天，商讨我的演讲内容和方案。他们对让一个自由摄影师去演讲并无经验，我也心中没谱。只记得他们整晚一直对我鼓励、鼓励，让我抓住重点、讲出自己心目中的摄影是什么样的。午夜时分的街边，买天让问：“严明，你觉得自己最重要、最特别之处是什么？”我喝了口啤酒，抬起头，很认真地告诉他：“是我脑子里没有屎。”
有时你越是严肃地标榜开明的精神，奇葩的事却越是来挑逗你的神经。
前年冬天，我与郑州的陈卓等朋友在内蒙开车拍照，天气实在太冷，只要走下车一分钟，身体就会失温，只能没命地往车上跑。坐在车上也是腿脚冰凉，一路爱跟我聊摇滚的神勇小战士陈卓终于受不了了，跑下车买了一包卫生巾回来，神气活现地演示怎么垫在鞋子里。说防潮又保暖，还问我要不要。我尴尬地摇头说：“我怕晚上脱鞋子时发现脚底流血……”虽然之前说过我不是个教条的人，但卫生巾的引进还是太出人意表。去年冬天，我与陈卓及北京的朋友伍科去登黄山，陈卓又故伎重演，登山前买来卫生巾，说会很吸汗。伍科兴致勃勃地接受了，我还在犹豫：“我的鞋挺紧的，塞不下吧……”“拉倒吧，给你一副日用型的，我来教你怎么用……”终于我的开放思想升了级。这下不仅脑里没屎了，连宿便也被清空了。效果不用说，挺好，我的脚也没有流血。
这个小小观念的转化中，我欢喜地看到比我年轻的人更敢想敢干的样子。
与他们开车在路上时，聊过大量说起来理所应当却总不得实现的事。比如：艺人就是可以在街头表演，寺庙就是不应该卖门票，除夕那天就是应该放假……
相比之下，红星亭四周的那一圈树砍掉，倒是最容易的。趁远近的高楼还没有高过枇杷山之前，让每一个登临的人，能拉长镜头，看得到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