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是一件奢侈的事。人生在世，倘若有余暇回首个人往事，甚或可能如实记下所历的“沧桑”，已不失为一种幸福了，遑论天下呢？
把社会事件，人物，问题，制作成一门职业，学问，教程，并名之为“历史”者，大约来源于两类人。首先是权力者，利用史官记录，编造，删除，涂改，把材料意识形态化。其次是学者，他们做的是学术工作。材料原本丛生于生活之中，散发着生命的各种气息；当他们一旦将材料收集到手，为了永久保存，总是设法把气息——有机体最重要的特征一一给除掉。所以，说学者大抵由史官蜕化而来，也不算诬枉。通过修史，他们把时间垄断起来了，目的是使之成为集体的强制性记忆。当说及个人历史时，难免要牵涉社会历史，这样实际上也就无法避免历史学的霸权话语的干预。历史是不同于历史学的。而历史学这东西，由来太迁就公共性，既存性，永恒性，这是为它的成因所决定的，因此，有必要使它回到个人性上面来，由生存个体的感知，显示历史的时间效能。历史不是封闭的，而是向未来作着不断的延伸和衍生。如果历史学也算得是一门科学，那么，它必须体现历史自身的这种人文性和开放性。历史是一个范围，动荡无际，并不存在固定的范式，本当可以自由猜想和言说的。
本书收入年内写作的两篇长文。一篇关于“五四”，其实是从那里发端而对近一百年历史——主要是思想文化史——所作的一个概观；另一篇，则是关于本世纪后五十年中国文学的一个侧面——为出版界所接受的散文写作——的一点窥测。在时间上，两者有一种连续性。这种历史连续性提供了一个共同的背景。许多思想，无论化装或不化装，就在这一背景上化出化入，使我看得惊奇。老实说，虽然所写是政治，社会革命，文化运动，文学现象种种，是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迁变，在我，重要的是据此表达本人的实际感受，我的对于自己和他人的哀悯，不满与不平。当穷尽许多时间，进入陌生的历史之后，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得确切地知道：关于我自己，到底身在何方？
譬如航海。直到离开海岸以后，我发觉我没带海图。当然，即使此前握有别人绘制的海图，只要意识到出航，我也未必使用的。原因很简单，如果沿袭长期以来从不变易的航线，即使自以为独立驾驶，也无异于别人的船上的一名乘客。然而，致命的是山民出身，于大海简直一无所知。所谓航海，常常进退失据，此举无非表明私下的一种意愿罢了。在没有方向的方向中行驶，尤其在礁区，其结局，一半是命运，另一半才是探寻。
可以肯定的是，我无法抵达彼岸。我将长久地留在漂移和冲击之中。给本书取名“自制的海图”，说得太夸大了。事实上，海图是没有的，只能说是一份日常思考的记录，就算是“航海日志”之类罢。这种东西，于自己是一份纪念，于别人则是毫无用处的。
航海毕竟是个人的事情。
1999年12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