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来西亚纪行手札
缘起
我的懒动在朋友圈里是小有名气的。但是去年一年似乎一年都在动，三四月份就去了两次北京，五六月份又去了郑州几次，七八月西行新疆，归来赴西安讲学，十一月到北京参加“十六大”又折回西安看女儿，该打理一下身体的，该写稿子的，统都束了起来。有些应命而作，比如说给香港《明报月刊》的专栏文章，都要在出行前考虑日程，匆匆作好留给家人，以备时需。马来西亚之行是年初做梦也没有想起的事。
去年召开“十六大”前此几十天，忽然接到冯其庸先生的电话。他说奉接中国马来西亚大使馆电话，邀请我去马作访。我答以“考虑考虑”。因为前些日子我曾接到过不少马来西亚朋友信和电，这事我知道。“我再咨询一下庆善（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亦吾友）的意见好吗？”
冯先生的话是不能不考虑的，且是要认真考虑的。因为在我创作《落霞三部曲》之前，他就是我的良师，一步一步地实实在在地帮我。他于我有恩情，这是全世界晓得我的“事”的人都晓得的，再就是他电话中说：“这是大使和马方几个民间团体共同的意愿，要举办一个叫《二月河一三月天》的文学讲座。即使你不去，也要有一个礼体周全的回应。你可以不重视哪个人，但你不能不重视马来人民。”当夜反复思量，又打电话与几位密友商议。他们都知道我的心境，但无一例外地都赞同我“应该去”。后来才晓得，当夜冯先生也打电话告诉庆善说：“解放去马的事，他明天可能打电话问你。你要支持他去！”打从前年以来，马来西亚的《星洲日报》就不断刊登我的消息文章，至今还连载着《乾隆皇帝》。每一期都由我的朋友柯杰雄先生剪裁下来寄给我。我也很想见一见这位与这些使我不能承受的敬重的域外神交。赴马的事遂成定局。
我一辈子没有出过国，也从不坐飞机。我的朋友田永清将军每一见面都要揶揄我是“土老帽”。这个心理根子在怕“飞机掉下来”。我年轻时当兵，那时坐飞机要级别的，有一位刚提拔起的师级干部就兴冲冲去坐了。刚起飞十五分钟，出来一位服务员（当时不兴叫小姐），神色庄重地宣布：“报告同志们一个不幸消息。我们两个发动机，一个坏了，一个也有故障。现在正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抢修……我给同志们每人一支笔，一张纸条。同志们把要说的话写在上面——我们保证送到你要说话人的手上……”满机的人顿时个个呆若木鸡，面如土色！直到那位服务员又出来说：“现在报告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的发动机已经维修好……”后来这故事告诉大家，大家都说：“飞机是最安全的，是百万分之××了……”但我想，假若轮到了，就是百分之百，老帽是老帽，火车汽车出事，有余地有几率，《卡桑得拉大桥》那是特别，也并非百分之百的。这事我会想，飞机呢？有这层心理障碍。我不坐，也不许家人坐，更不许女儿坐。去年从北京到西安她和我打别扭，仍蹦就坐机走了，害得我心神不定，不信神，也背了几篇佛经。这一回，我也要坐飞机了，目是一坐就漂洋过海，一坐就是四千七百公里。
哈！中国、马来西亚，哈！北京、吉隆坡。
哈！二月河，土老帽。
云层的感
从国际机场起飞时，北京还在下着小雪，这在北京是百年不遇的瑞兆了。已经连绵了五六天，一直在飘，它的势头最旺时节已经过去。此刻零零星星，慢慢地悠悠地，似乎有点犹豫那样絮絮绒绒地在机翼的暗影下荡旋着落下。天空是绛红的云，有点像洪教授教我们长命百岁里头说的一种粥，混混沌沌，模模糊糊。低压层里有几朵游离出大气层的云。袅袅的，很轻盈的样子，随随便便在风中摇摆，倒显得灰暗空旷寥廓的机场上空有着几分生气。我在商务仓坐，恰正挨着窗口，忙不迭地用眼留连我的故国故土，生怕这是最后一眼了的。全神贯注的，觉得是轻轻一滑那般的动感——它动了。
飞机里也是一片静谧、安详，没有人说话走动。大家都在透窗向外看。这窗口圆圆的有锅盖那么大，又有点像我们平常吃的那种叫“锅盔”的东西，从这里向外望，雪花徒地一下子变得很急，像一道道笔直的斜线从窗外激射而下，那速度太快，看不清它是雪片、雪花抑或是雪粒，拉直斜线、平线、交错的线，直得不可思议。渐次的，这雪划的直线也不见了，窗外是一味的白，调制好的奶粉一般均匀，时而稍浓，时而稍淡，绝无间隔，绝无断层。我自知道，这是空中的雾——云了。冲破云层的一刹那，机窗外突地一亮。满机都是清明的阳光，灿烂而湛青的天空上，洁净得纤尘不染，一丝一缕烟雾也没有，太阳斜照下来把光明赐给满机的人。这上面是没有污染的天，太阳周围没有污染的痕，我儿时在地面上曾经见过的天空，久违了，在云层上竟仍然存在。
我坐商务舱，机上的空姐一个比一个漂亮，我觉得比中国女人别致的有两条。一是蜡染的衣服，颜色清纯朴素，毫无夸张，自然风韵嫣然。二是发饰，我以为那必是下了辛苦工夫的。光可鉴人的顶部高高隆起，你似乎觉得她挽了个偏髻，然而却是没有。发稍全部掩起，这真的不知道用的什么技术手法才办得下来的事，更显得娇艳大方。她们端着各色水酒点心盘子逐个温声笑语地与乘客交谈。那当然可以肯定，我们这一群并没有得到她特别的眷顾，她每天都是这样的。乘客们那份安详，使我本有点忐忑的心平静了下来。我左右打量，都在说笑，看报看杂志吃东西，闭目养神，绝对没人思量“发动机”怎么如何这类无聊事，小姐们也压根不像要宣布坏消息、发纸条的样子，渐渐地，我不再往这题目上想，又把目光盯向窗外。
一万米以上鸟瞰高空的云，绝不是地面向上看到那样子，一忽儿白一忽儿苍，飞扬滚动，赤橙黄绿青蓝紫色彩纷繁万千交融变幻……这里看云，是冻僵的一片万古雪原，白色的冰川、白色的原野、白色的河湾，雪墙、雪壁，我敢说那一定是飞机的杰作。明知下头是万丈虚空。偏是这“色”掩盖了，看云是那般实在、坚固，似乎你出飞机踩上去，会像在雪地一样走得咯吱咯吱响动。看得人神遐思，不防同行的孙玉明喊我：“老凌，快来这边看！”我忙赶过来，就在舷窗向外看，一下子便被镇住了：是云层上的日落！这景象我真的从未见过：太阳半掩在“雪原”下方的云电，上面半层弧形的云晕，是金红色，湛蓝得有点紫黯的天，铺地是一层黄金，再近便是雪原无垠。层次是那许的分明，色泽光彩也都带着棱角般不混同，红就是红，蓝就是蓝，紫就是紫。也许它不够斑斓、多彩与流动，不够风韵与娇媚。但那美得纯洁，美得令人不敢亲近，有着神的圣洁与庄严。这样的景致如在地面上常常可以见到，我相信崇信释迦牟尼穆罕默德基督的人会更多……渐次的，它更红、更紫、更青黯……太阳终于落了。
夜十时许，机下望去，是无边的暗，时而掠过电子集成线路板那样的灯光图样，星星点点密集一群，余皆是一片黑暗，耳鼓膜陡地一胀：它在降落。这就是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四千七百公里水陆两程空中六小时，马来西亚，啊，到了！
风情
这里没有冬天，出发前便知这个国家在北纬国度接近了赤道，她一年四季都是夏天，那么就是只有一季了。这一层，其实在飞机上已经领受了。登机时穿的里三层外三层，渐次的温热渐次地侵来，一件件地往下脱。好在妹妹卫平跟着，脱一件她便收一件，飞机上的空调，我想也是双向的，在北京用的制暖，到吉隆坡必用的冷气了。饶是如此，从密封通道走出时，外面热浪袭进，立时就袭得微汗淫淫。真的不假，这里是夏天。
大使馆的王太钰早就在海关通道道口迎候了。可怜这位大使馆二等秘书，为了“请二月河来马”，他不知费却几多工夫心血，从办护照到签证——他知道我这上头是个笨盲人——都一一关心奔走，此刻已近午夜，也不知道他等候了多久。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位“电话朋友”，他不大像很修边幅的人，花格衬衣扎单裤里，脖子上挂着一个牌子，显见是外交官身份证，可以自由使用方便通道的关防。他与孙玉明是同学，老远就认出来，迎上来，热情地寒暄，帮我们提行李，打点物什，验证过关……一点也不“认生”，一点也不矜持，热情干练，动作麻利。冯先生和我一下子便喜欢上了这年轻人。大马华总的陈达真博士，《星洲日报》的几位记者、一群人，一时也记认不清这些朋友的名字，早已望眼欲穿地候在外边，捧什么宝贝似的把我们一行四人捧出了机场。又吃夜宵，又简单采访，直到午夜，我们才在金马皇宫饭店安置下来。
这是马来西亚豪富李金友先生的产业。事后我才知道，是李金友先生与胡大使商定约请我们。《星洲日报》，华总和李金友的绿野集团出资，胡正跃以特命全权大使的名义，共同邀我们来马。此时在紫翠交辉的金马皇宫饭店，只见到处是雕塑的马，外面被灯光和喷泉映着的，是几匹拖车跃腾欲飞的金色的马；大厅里水池旁，沙发座旁，壁间镶嵌，花盆架座，全都是马的行踪，马的影像。一望可知，马是这里的瑞祥，这里的图腾。引领我们的封富强先生是李金友的秘书。他介绍说：“我的主人爱马，这里是马的世界……”
金马皇宫是一家六星级饭店，外饰内修都是超一流的，初来夜分，但见到处火树银花，繁灯如织，周匝的环境蒙在夜色中甚是朦胧，都不很清晰。黑甜一觉醒来，窗帘拉开，我们顿时被外面秀丽景色迷住。啊！这里并不是我想的那样平坦，绿得栽绒地毯一样的草地，闲适地站着几匹塑马，几个大人和孩子在草地上快乐地追逐嬉闹，斜坡草地下去，是湖，约两公顷的面积吧，湖中碧波摇漾，岸边绿树掩映。水湾环抱的各色楼阁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微微起伏的小丘岭上，有斜坡式、方顶式、罗马宫廷式的房顶，甚至也有红的，有蓝的，有白的，有紫的，也有灰色的，可见到我们中国的歇山式的。浓密的树木就在这些色彩各异的建筑中摇曳生姿。我站在茵茵芳草间，望着湖面美景，不禁神驰慨然，我们的建筑师怎么的便只懂得只晓得设计麻将牌、火柴盒、手机那样的楼？他们似乎是色盲，怎的总是认定了灰色？在旁陪我们的封先生指着远方：那是我们老板办公处，这里水面上去，我们又开发了更大的湖，更大的人工岛还没有办完，但产权已经定了……湖那边是别墅，再向北是水上超市，也是李先生的……我不禁暗自惊叹他的豪富，但眼前这用旧锡矿坑改造的人工湖，废矿土堆成的丘陵，在金马酒店四周景观的配置，没有相当的人文素养不可能办到。
按照日程安排，当日中午，我们驱车去大使馆拜会大使。沿途风景依然秀色可餐。封富强是一个很棒的小伙子，热情稳重，马来语、英语、华语都能操作自如，他介绍马来西亚人的收入、物产，介绍汽车拥有量，各个沿途地名的由来，与中国的渊源关联。口若悬河，几乎见到什么便说什么。我指着窗外一大片铁锈色石块顶标志房说：“穷人也还是有的。”他坦率地回答：“这是贫民区，我们的市政建设一时还不能解决。”从他那里，我知道了，这常年常青的阔叶林，叶子怎么更新换代；知道这国家平均两人便有一辆汽车，怪不得大道上几乎看不见行人；知道了“敦”、“丹斯里”、“拿督丹斯里”种种爵位，知道了马来本地人享受的种种优惠，华人在马来经济、政治诸方地位，华人为了生存，甘心承受种种苦涩而含笑和含泪的社会心境。汽车婉转在吉隆坡泛着热气的街道上穿行，悠然到了使馆区。封指着一带围墙说：“这是美国大使馆。有钱，怕死。‘9·11’以后加固了人防护，你看他们护得多结实，他们紧挨着伊拉克大使馆……”满车人神情贯注地听着，不知不觉地，已经进了胡正跃大使官邸。
胡正跃这人
他年轻得让我吃惊。我们到他的官邸，他已在大厅门口迎候。握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大使馆来接我们的官员。他个头不算魁梧，修洁且整暇，举止言谈从容优雅，看上去也就四十岁上下，已是老练的外交家形容。
官邸里壁间廊下，摆设着一些名人字匾和古玩，但数量不算多，装裱修饰也很简单，整个看上去有点空旷，简朴得像是正在草创。他边带着我们观览边说：“官邸建筑规制不小，但还没有真正搞好，刚刚租来不久……”我听着，心里想，这无论如何就是正当的财政支出，随口便问：“您怎么不买下来呢？”他笑着摊摊手说：“恐怕要几千万马币呢，我一时还办不下来。”
他和冯其庸先生不少朋友有渊源。他们谈字、品画、玩赏古董，谈得很高兴投机，有点相见恨晚的样子。我们一同随意散游——这是异国土地上我国租来的一块土地，青茂浓绿的常青树、温润清简的房舍、壁间的图书、丹青古色古香的陶瓷，都是我们故国的情韵，踏在这静谧的庭院里自是别有一般温馨思绪。
午餐很随意，大使如数家珍地谈起两国文化交往诸情形，谈中央首长来马方访问情况，谈起这次我们来前，他已向外交部长李肇星汇报过马来西亚的这次文化交流活动。在文化上两个国家要加深加密来往，增强联系纽带的韧性与弹力。我谈起“十六大”期间李肇星打电话找我，我不知李肇星何许人，在电话中支吾良久的笑话。我谈到2002年夏日我去新疆的感想，风土人情乡俗民意，谈到新疆建设兵团的艰苦与困难，也谈到西北大开发应该加上“文化开发”这个概念。胡大使听得很专注，问我：“这些看法你在十六大上提了没有？”我说：“草案讨论时谈过。”胡大使说：“这些都很重要，我也可以向中央建陈。”
据后来听到，胡大使并不是我国派出的最年轻的大使，但比他更年轻的似乎不多。依照惯例，国内来的部级、副部级干部领导，他也只是来时见一见，去时见一见。但我们这次去，我们每次聚会几乎都有他的影子，他都要发表即时演说。落落大方的谈吐，恰到好处的风度，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妹妹卫平说：“这个人真了不起。”
大使是什么？其实它真正的意义就是我们国家派到外国的钦差大臣，专门与所在国人民交朋友的使者，那当然还有其更广义的含蕴。但主要的也无非是这两点。我注意他每次演说，着重点就在于“增加互相了解，加强多方联系、文化交流，巩固发展友谊”这几条上。思路清晰，敏感，处事练达机智。“在家靠娘出门靠墙”，在马来，胡就是我们的“墙”。
陈达真这人
博士水准，大姐风范。这是我心中的陈达真。早起先约我赴马的，有一位先生叫柯杰雄，一位女先生姓陈名达真。我那时与柯先生有书信往来，北京文化界也有朋友介绍了大马的陈先生。她是华总的文化委员会主席，比我大一点，还不算老，这年纪在我们这搭，恐怕要“一刀切”了的。你一见到她就立刻能感受到她的活动力量——不设城府，热情真挚，关爱所有的人，也不对哪个人存有戒心——据我一生观察，此一类型人，乃是天生厚福长久拥有者。她是得之先天，抑是后来修德所是，我就不知道了，此后所见，聊可证明我见不爽——几乎多有人都叫她“大姐”——性格就是命运，这是她的性格挣来的彩头。
她是邀约我们的“华总”代表，我们的“场合”她当然都在，在“二月河一三月天”讲座正场开场前，她有一个致词。大姐登台据案娓娓而言：“午夜十时许一架银色的飞机从北京起飞。这架飞机没有飞向美国，也没有飞向加拿大或澳大利亚，而是首先来到我们大马。二月河先生……”她夸奖我的话，这里述说没什么劲，但即是夸奖，她也不是“作”，没有“张大”的意味。
2日去云顶赌城，我这个只是在小摊上和资料上见过“玩赌”的，见到如此大规模，受到国家保护，成为世界名境的赌城，总算见到一次大世面——这其实与“玩”已是隔膜的概念，赢的输的，是“斗争”的结果，除了输赢几十万百千万若无其事神态安详离开牌桌的豪客，也有“初级阶段”进来玩玩的。中国很有几个官员经不起这诱惑，从这里出来，回去后又走上刑场的。在驱车的路上，陈大姐一直都在滔滔不绝地谈她的“赌经”……绝不大赌，小赌要到别人赌丧了气，你才投注……见好就收……一两注不胜不要坚持，认输走人……
我边听边想，这其实是极委婉的劝诫，真是菩萨心肠。果真听了这样的劝，那些个被崩了的官儿们哪会有此结局？
因为日程安排得密不透风。真的按这日程操作，在大马我们就没有时间观看市容，也就是只能在宾馆和宴桌上了。大姐她们晓得我们心思，挤掉了一段路上往返路程，腾出一个多小时给我们逛了吉隆坡的地摊小市场。我为女儿挑了几件小饰品，妹妹也为她的女儿挑了一点——多了也带不动，大马市场上并没有什么出奇的货，一般的比我们国内市场还要贵些——原以为就地便可兑换一点马币的，竟是误传。陈大姐见我们为难，带着我们又挑又选，又叽里咕噜用马语与商贩砍价。丰丰满满买了一大堆，却是她出了钱，给她钱又不要，想起来直要出汗。
萧依钊这人
到马第二天就见着了她的罢？消瘦，用雅一点的话说是“清癯”，严肃而不苟言笑，做事专注是一望可知的，但是我没有想到她便是《星洲日报》的大腕主刀。很快的，她采访我的情形便见报了。问的问题也文如其人，很严肃，文笔却不死板，相当灵动。
这张报我并不陌生。因为它一直在转载着我的小说，柯杰雄先生虽不是每期必邮，但大致出的其他信息都源源寄来。台湾朋友也有订看它的——这是报纸可看的实证，因为从大马到台湾，报纸的“时效”意义已经不大。我没想到是萧依钊这样的女性在办这件大事，且办得头头是道。读了读她这些文章，她却也不拒绝活泼与开朗。拜访过胡大使，第二个程序就是拜访《星洲日报》。胡大使若是“针”，这三家便是“线”，萧依钊是“线”也是“地主”。
在报社，我为他们签了有一百多套书罢，然后便是讲谈会。放录像、看资料、吃饭——马来西亚请吃饭这规矩和我们差不多，大会小会吃一下。不同之处是他们分餐，我们吃剩了扔。萧依钊的老板是丹斯里张晓卿，张晓卿在讲座上曾发了言，他对我的书的熟悉程度让我感动。讲谈会上谈了这报的办报理念，我的理解是“宗旨”了，叫“正义至上，情在人间”。
冯其庸和孙玉明都对这宗旨称赞有加。是非分明，仁者正义，同情弱势，敢于拍案直言，这都是报人报国的优良品质。概括成了这么八个字，当然是很好的。因此我也称许“正义至上”是“理”，是天理；“情在人间”是情，是人情。循天理人情，这叫顺天应人。
这头上做实文章，当然前景看好。只要“正义至上”，义帜高扬，就是真善美实在搏击假恶丑伪，温情仁道自然满溢人间。她的这点风骨，受到读者的青睐也就不奇了。
李金友这人
他是不是马来西亚最大的财主，我不知道。我的经验，这些弘扬出来的东西，常带着几分虚，胡正跃谈增强两国来往的“含金量”，含金量不可用镀金或其他东西来修饰。
李金友不是个张扬的人。他的巨大财富是明摆着在那里，但却质朴得有点像我们内地的一位大厨师和汽车司机。我见过几位亿万富翁主儿，其中一位现在出门打的，随随便便在三流馆舍找一个铺躺下便睡。大排档里也常能见到他的影子——这一类型，是“中国特色”所造就的富翁类型：始终认准“当初”二字，会过日子，能富耐贫，能吃苦耐折腾，忍得辱，打碎门牙和血吞，会替别人想事情，人情世态捻透，三教九流结识得却不失去自我，纸醉金迷灯红酒绿间头脑清醒，细致毫发可鉴，失漏的事情能最快地弥补且极少露怯。这样的人，走入文界，也许就是个×月河之类的作家，走进财商界，他就成了那里的“丹斯里”。俄国的莱蒙托夫写过长篇叙事诗《商人卡拉希尼柯夫》，写的沙俄时期新兴资产者的那种心态、理念思维，从李金友这些人物身上可找到通络的神经。绕指柔是百炼钢，我对李金友说：你本人就是一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