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知识产权”成了热得炙手的话题。由这话题衍射到作家队伍，那说法便是书的盗版。
这是很新的名词了，我们老祖宗写的史书里头没有。其实就我而言，应该是极度憎恶痛恨盗版商的。我的社会身份里头就有保护作家权益这一条责任，我的书在市场上也很有点卖相，盗版商不纳税，这损害了国家利益，不给我付稿酬，也是亵渎了我的劳动，我兜里也少了不少（肯定是天文数字）“铜”。然而“应该”是应该，我极少对此提出批评。今年在北京，开人代会，一家报纸请我给编辑们讲讲。有人提了这个问题，我答：“对于盗版，我的心理和感情是复杂微妙的。”
倘说“盗版好”，我不敢。它违法，二月河你敢说它好？你不是和法律对着干？我没有这个胆。我自己是盗版的深受损者，倘若心里还夸盗版，那我就需要看心理病的了。
然而我对盗版商恨不起来。且是，我对我的同行高张义帜大肆挞伐，声色俱厉，激切陈词……征讨盗版，“窃以为……”不能理解。我的心理阴暗到这种程度，看到这类激烈文章，坐在沙发上掩口而笑。
我说“阴暗”许是真的。盗版与“强盗”、“盗窃”同族。我不恨，还不够阴暗吗？
我的书早就被盗版盯住了。1990年前后吧，出版社在南京做了个调查，仅《康熙大帝》一书就有八种盗版本。从那时过来这多年，也是“与时俱进”愈演愈烈。有人问我这些年受损若何，我粗作估计“大概两千万吧……”哇！两千万呢！
如若躺在被窝里想：我可以在南阳滨河路边修一座大型别墅，买三辆汽车吧，一辆自己坐，两辆接送客人机动使用，三个司机兼做仆人，再要一个女秘书，当然还得请个保镖，谁的武功好呢……这么着想，一觉醒来，发现原来还是那个二月河，他的本名叫凌解放！妈的……就像《渔夫和金鱼》那首诗里的老太婆，跟前仍是那个洗衣盆；又像萨克雷的《名利场》里头的蓓基，身前只剩了个小卖摊……这么着，非发疯了不可。我看有的同仁，提起盗版那种憎恨，那样声嘶力竭，歇斯底里，气急败坏……心里很是不怀好意：是不是君子刚刚做了个什么梦？
前年春节，有一位陌生人到我家来，直称“我是盗您的书的，我……想送您一点……钱吧……”我说：“我不问你名字。咱们各奔前程，各安天命吧。钱是决不能收你一分的。”这是盗得不好意思了。也许是见我被人偷了也不骂，更“不好意思”了，来找我找一找他的心理平衡。但不论怎样，他算一个“盗亦有道”的人。
其实我的心思也很简单，盗版书对穷读者有利。这也是个不争的事实。这事我原本不晓得的，十年前吧，第一次碰到盗版我的《康熙大帝》，一问价，是原版的三成。我当时真大吃一惊，这件事让我想了“良久”。我知道了，出版社付给我千字三十元的“优惠稿费”是个什么含义，知道了书的利润，也知道了“三成”里头也还有赚头。现在的下岗工人是什么境遇？两年前听一位工人讲，他们是“三线厂”，在深山农村，过去是农民来偷工厂的设备卖铜铁。现在农民告工厂，说工人把他们地里的菜根都偷吃光了。还有一个真故事，一个双下岗工人家，妈妈带孩子买菜，腰包里只有两元五角钱，买完菜还剩五角钱，小孩子闹着要吃猪头肉，妈妈把最后的五角钱掏出来，卖猪头肉的说：“五角钱的肉怎么称？别处买去。”妈妈为难，孩子哭得很凶，卖肉的知道了也掉泪，说：“我不要钱，给孩子割点吧……”还有一个警察，抓到一个小偷。小偷说我穷，因为下岗了……警察带他到他家看，家徒四壁，冷落锅里，煮着一锅绝无粮油的野菜。警察摆手放人，当下就默然离去……
一套书是几何钱？我的一套文集，便宜点的版是二百多元，软精装、硬精装、豪华版本、带木箱精装是三百多、四百多、五百多、七百多元不等。我不讲上面这些极端的例子，就是一般下岗工人，贩夫走卒，推车卖浆者……花三成的钱买一套回去看看你的书，我不好意思剥夺掉他的这一点权利。
从这一点上说，我以为我的心理还是健康光明的。三百多年前在一个严冬，蒲松龄停住了笔，在他的绰然堂窗前端坐而逝。他没有见过他的《聊斋志异》“版本”。二百多年前曹雪芹两个儿子死于天花，悲苦困顿中“泪尽而逝”，他也没见到他的《红楼梦》版本，更遑论什么“版税”、“稿费”！二月河何人？你们“那众位”何人？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凡是讨伐盗版书的，我看都是有版可盗的，这也是吾国国情，除了盗版，还有多少泼天大事，极令人头痛的混账事？这件事比起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
但盗版确实在“盗”，确实损了国家税收及版权规矩，算是损公肥己的劣行……这么麻烦的事，我想不透，感情又这么复杂，不听，不问，不管算了，请社会学家和政治家来伤脑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