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
一次，一位多情的中国留美学生向一位祖国外交官的千金求爱。在一封缠绵悱恻的情书里，他引了两句唐诗：“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谁知道这位收信的小姐，幼小去国，普通的白话文她还可以勉强对付，碰到唐诗她就有困难了。但是她也理解到这两句诗是这封情书的高潮，但她并不解诗中意，未免太遗憾了。她找了两位来自港台、中文比她好的女同学帮忙翻译。无奈这两位女青年也爱莫能助。不得已她只好把这封信拿到她就读的大学里的中文班上去请教老师了。
这位老师原来也是该大学的研究生。他细读之下，当然认为这是一封情书佳作，也是他班上最好的实际教材，因而在全班细心研读全文之后，老师开始为这位迷惘的情人讲解唐诗了。
他说，唐朝（618—907）是中国诗歌的黄金时代，而唐朝的诗歌又可分为初、盛、中、晚四大阶段。上述“春蚕”这首诗呀，是属于第四期、晚唐大诗人李商隐的杰作。商隐生于813年，殁于857年，只活了四十几岁。但是他却是中国情诗的圣手。这两句诗在中国知识分子之中真是无人不能背诵，写得实在太美了！
“老师，”这位女学生仍不得其解地问道，“这两句诗究竟应怎样翻译呢？”
老师说：“你知道‘蚕’吗？”
“Silkworm.”全班同学不约而同地替她回答了。
“对了，”老师说，“silkworm肚子里有胶质，这胶质从它嘴里一条条地吐出来，就是丝了。这个蚕，慢慢地吐，慢慢地吐——一直把丝吐完，吐到它死掉为止……”
“丝吐完，它并没有死啊！”原来这一班学生都是读过生物学的，知道蚕吐完丝要变蛹，蛹还要变蛾，蛾还要结婚，婚后还要生孩子……前途无限，以后蛾的家庭生活还有得过呢！中国人不懂科学，就说它死掉了，真是胡说！大家不服，所以全班都和老师争辩起来。
“这是情诗嘛！”老师说时抓抓自己的头，“写情诗，就当它‘死掉’才能感动人！”
“No！”这位收情诗的小姐大不以为然。她说：“谈情说爱多美好，为什么一定要‘死掉’才能感动人呢？……哦！我最怕进殡仪馆！”
“我也最讨厌说什么‘死呀！死呀’的，”另一位女同学也响应地说，“我才不要读这样的情诗呢！哼！”
她这句话，显然是代表全班学生说的，大家一致同意。
“下一句又说些什么呢？”另一位男学生总算替老师解围，把目标转移了。
“在第二句里，”老师说，“他自比蜡烛。”
这句话又引起了全堂的哄笑。
老师连忙解释说，中国蜡烛没有美国货好，一燃起来就如丧考妣，热泪横流。
“他说他爱你，”老师又补充着说，“爱得像一支中国蜡烛一样，他不到粉身碎骨，他想念你的眼泪永不会流干的！”
“他想念我！？”收信的小姐又感到奇怪了，“他想念我，为什么一定要哭呢？——方头大耳的男人！”
“中国人嘛！”老师尴尬地说，“中国人谈恋爱就要哭。”
“Ah，no！”全班又不约而同地齐声抗议。
“你们中国人谈恋爱一定要‘哭’吗？”一位金发女学生低声问她邻座的黑发女郎。
“只有他才要哭呢！”那收信人把她的情书举出来，在空气中一划。这时正好铃声大作，下课了。
这一课“唐诗”总算无疾而终。铃声虽然替中国式的爱情宣判了死刑，铃声也拯救了为着师生异趣、讲唐诗讲得难以收场的青年老师。
上面所说的这位青年老师当然不是朱文长，但是朱文长却是他的平辈，他们同是第二次大战后在美利坚的大学里教洋学生欣赏唐诗的拓荒者。他们在以英语教授唐诗的班上，都替写情书的中国同学帮过忙。朱文长教授不也是为帮忙解释唐诗名句“此物最相思”而伤过脑筋的吗？所以他们在文曲星的账簿上所积的阴功，差不多是一样的；他们在以英语讲解唐诗上所遭遇的困难，也大致相同。
中国是个诗人的国家。以前中国人做诗，又往往要说“诗必盛唐”，唐诗的确是中国的诗学正宗。不谈中国诗则罢，要谈，则必自唐诗始，然后再向前后延伸。所以一千多年来，单是谈唐诗的书，便可独自成立一个大图书馆，真是插架琳琅、汗牛充栋！可是这些专攻唐诗的诗人、诗评家、诗话作者等，几百年来，谈来谈去，也谈不出太多的新花样。
清朝乾隆年间《四库提要》的编辑们便把中国传统的诗评家分为五大“例”，每个例子举一人为代表。他们说南朝梁代作《诗品》的钟嵘，“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师承，为例各殊”；唐朝的和尚皎然所作的《诗式》，是“借陈法律”；和皎然同朝代的《本事诗》的作者孟棨的方法是“旁采故实”；宋朝刘攽所著的《中山诗话》和欧阳修所写的《六一诗话》，“又体兼说部”。除此之外，元、明诸儒，多不足论，所以他们认为传统中国文学批评里，“后所论者，不出此五例中矣”。
纪晓岚等这批乾嘉学人，把古今诗评就这样“五例”带过，虽多少有点武断，但是目录学者们如仔细查查，从钟嵘到王国维，大家所谈的，实在也跳不出“五例”太远。这就是传统中国诗评学的范围。纵有一枝红杏出墙来，也不会出得太多，因为它的根总归是在墙内啊！
这个中国传统由中原传到高丽，由高丽传入日本，南向则传入安南。这些邻国的骚人墨客虽然已不是“唐人”，但是对唐诗的研究，瓜不离藤，他们也摆脱不了我唐家香火。
本来，任何文人、思想家、哲学家……一般都跳不出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如来佛，文人学士只是些孙悟空。孙悟空如跳不出这个手掌，则齐天大圣的天地，仍然不过是一片巴掌而已，不论如何神通广大，腾云驾雾，他始终也不过是个巴掌里面的圣人罢了。
近百年来，时代不同了，“孙悟空”的天地变得广阔多了，他竟然能从“如来佛”的掌心跳到另外一位“佛祖”的掌心去了。跳出之后，果然耳目一新，近六七十年来留学归国的博士诗人们，真是成筐成篓的。旨哉易卜生，欹欤浮士德；上通廊庙，下及普罗……僵了千多年的诗评学，因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我国古代的诗人，也在新批评家的眼光里换了新装。杜子美、柳宗元都换了工人衣；温八叉、柳三变却穿起了资产阶级的燕尾服。同样的一群诗人——容我说句洋话——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角度里，都显出了不同的“透视”（perspective）。无疑的，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一个划时代的进步，它总算在“孔家店”所出产的“头巾”之外，又找到几顶“洋帽子”来戴戴了。
这些原是当年海外留学归来的新文人对我国诗评学流变中的最大的贡献。可是吾人如仔细翻翻这批时髦的爷们的著作——从早期的胡适、周作人到晚近在港、台、北美搞“新批评”的哥儿们、姐儿们——他们给予我们读闲书人的印象是大同小异的。笼统地说一句，他们都是在欧美现行的文艺思潮激荡之下，为求变而变。这种求变之心，正和美国孩子们的剃头一样：嬉皮一来，大家都跟着做长毛，把巴伯（barber），理发师饿死算事；暹罗国王驾到，大家又把脑袋剃得精光，让青色的和尚头在春风里荡漾。为变而变的本身就是目的。胡适之先生说他自己在文学上求变的经过是“逼上梁山”。但是如果我们把“诗学革命”这件事仔细地拆开来看看，这位“但开风气”的大师实在是“自愿落草”，围剿他的人，也是他“落草”以后才惹起来的，“逼上梁山”云乎哉？
最近读闲书，又读到老朋友朱文长教授的《唐诗浅探》。细读之下，我觉得文长这本书倒是一本名副其实的“逼梁上山”的作品，一部能打破旧框框而又没有掉入时髦俗套的好书。作者“浅探”唐诗，原本也是从“五例”出发的，但是“五例”显然不能满足他的有特殊背景的要求，所以他才“红杏出墙”，搞出个“六例”来。这本小册子，我们骤然看来，不过是老生常谈，细读之下，才觉得它特别有新义，真是“周虽旧邦，其命维新”！
笔者说这句话，并不是要把我的朋友朱文长捧出来，“骑在人民头上”，说他“文起八代之衰”；我只觉得他这个“浅探”，却给唐诗做个新透视，而这个新透视是作者以洋文教洋人读唐诗这个特殊经验所逐渐培养出来的。他这个特殊经验，是我国近千年来，自欧阳修到王国维，所有的传统诗评家所未尝有的。根据新经验、新灵感做新透视，这便是这本小册子之所以能不落俗套的基本动力——这也是作者在千百本“深探”唐诗的著作之外，还要来“浅探”它一下的“正当理由”（justification）。
年前笔者路过李白纪念堂，不觉也“口占”了“来来往往一首诗”。我说李大师，“未见红尘十丈起，亏他犹自做诗仙！”做仙人要腾云驾雾、白日飞升，青莲居士连小飞机也未坐过，终日坐地喝酒，怎能成仙？余小子是乘飞机来的，当然飞机是给我们这些“来来往往”的“张打油”白坐了。李太白如果也能和我们一样，在三万五千尺高空“举杯邀明月”一下，那该多好！所以我们虽无古人之才，古人也没有我们今人坐飞机的福气。同样一座山，坐牛车去看和坐飞机去看，是不一样的；文长之所以能跳出旧框框，便是他在乘坐牛车之后，再乘坐飞机，又去看了一遍，倒不是因为文长之才一定要超过欧阳修、袁子才！
我们现代人谈古典文学，当然也有不如古人的地方——不是我们资质比古人差，而是我们没有古人研究古典文学的基本功。记得小的时候，老师要我背《孟子》，我反抗。被舅舅知道了，舅舅说：“你《孟子》还不愿背，我们以前还背小注子呢。”胡适之先生也告诉过我，他还能“背‘四书’的小注子”。笔者的“四书”永远未读透，就是因为我没有“背小注子”的基本功。
研究乃至欣赏旧诗词也要有一套基本功。俗语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真正欣赏唐诗，一定要把唐诗读得多、读得熟，这就是了解唐诗的基本功的基本功。胸有数百首唐诗作“基本队伍”，然后再旁求其音韵、法律、异同、流变……如此再进一步求其运动化、正规化、西洋化、现代化……则无往不利。否则，像我辈浏览了一两本《唐诗合解》一类的书，再在洋教授要求之下读了几本“新批评”，然后就认为可以合二为一，《全唐诗》的精义皆在我几席间矣！这就有点儿不知天高地厚了。
《浅探》的作者是一位基本功相当深厚的诗学教员，他积四十年之经验，把他那套功夫的心得，用一种“卑之无甚高论”的现代语言传授出来，让读者也能跟着他来练一点——人人可练、但很多当代文士却不愿练也不知如何练的小功夫。有这点小功夫，谈中国传统诗歌便是槛内人；没这点小功夫，则是门外汉。诗界高手们也告诉过我们，内行和外行之间的距离并不大。但是就因为这点小距离，行内和行外却形成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内行对外行是完全了解的，外行却永远不能了解内行。因而有许多才气极高、资质极好、读书甚勤的文人学士——尤其是在所谓留美学人这个小圈圈之内——往往就因为一窍未开，而做了一辈子外行而不自知；有时且难免在洋场出些不必要的洋相，这实在是一件可悲可悯的憾事。文长这本小册子的最大功用，据笔者看来，就是它能用我辈所通行的言语，来帮助我辈外行开此一窍。
当然，练点儿基本功来开一窍的办法，并非文长的独得之秘。和他同行教唐诗的还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林黛玉教授”，她也教导她的学生从练点儿容易的基本功做起，来开此一窍。
且听“黛玉教授”是怎样讲的：
且说香菱见了众人之后，吃过晚饭，宝钗等都往贾母处去了，自己便往潇湘馆中来。此时黛玉已好了大半了，见香菱也进园来住，自是欢喜。香菱因笑道：“我这一进来了，也得空儿，好歹教给我作诗，就是我的造化了！”黛玉笑道：“既要学作诗，你就拜我为师。我虽不通，大略也还教得起你。”香菱笑道：“果然这样，我就拜你为师。——你可不许腻烦的。”黛玉道：“什么难事，也值得去学？不过是起承转合。当中承转，是两副对子：平声的对仄声；虚的对实的，实的对虚的。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香菱笑道：“怪道我常弄本旧诗，偷空儿看一两首，又有对得极工的，又有不对的；又听见说‘一三五不论，二四六分明’；看古人诗上，有顺的，亦有二四六上错了，所以天天疑惑。如今听你一说，原来这些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说：“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是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叫作‘不以辞害意’。”香菱道：“我只爱陆放翁的‘重帘不卷留香久，古砚微凹聚墨多’，说得真的有趣！”黛玉道：“断不可学这样的诗。你们因不知诗，所以见了这浅近的就爱。一入这个格局，再学不出来的。你只听我说：你若真心要学，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把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作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香菱听了，笑道：“既这样，好姑娘，你就把这书给我拿出来，我带回去，夜里读几首也是好的！”黛玉听说，便命紫鹃将王右丞的五言律拿来，递与香菱道：“你只看有红圈的，都是我选的，有一首念一首。不明白的问你姑娘；或者遇见我，我讲与你就是了。”香菱拿了诗，回到蘅芜院中，诸事不管，只向灯下一首一首地读起来……（《红楼梦》第四十八回）
以上这一大段，便是“林教授”替她的“学生”所上的欣赏唐诗和习作旧诗的第一堂课。不过她的学生香菱和我们今日的学生比起来，应该算是高班研究生了，因为她至少对做旧诗的最起码条件——平仄四声——的认识已不成问题，不再要老师去耳提面命了。
文长说：“唐诗里的律诗、绝句，也就是所谓近体诗，才是唐人超越古今、突出的成就。”同时他认为：“唐诗之所以超越前代，一大原因就是掌握了平仄声的和谐。”他又说，“因为近体诗已经驾驭了中国语言四声的特色，而发挥其最美的配合，这种最美的配合就是平仄两声的和谐。”
照文长的看法，不谙平仄的不但不能作旧诗词，甚至也不能了解旧诗词美在何处，当然更不够资格来批评旧诗词了——不管他搞的是新批评还是旧批评。
近代反对甚至“恨”近体诗、尤其是律诗的人，要算是胡适之先生了。但是他也认为，在音韵上没有入门的人，不能谈旧诗；音韵入门而在旧诗词习作上程度太差的，也不能批评旧诗，因为手太低的人，则眼就不可能太高。眼不够高，还谈什么批评呢？
对旧文学有相当基本训练的“古人”，当然就不会发生这些“稍息，立正”的问题。“林黛玉教授”就没有为平仄的问题伤过脑筋，因为她的学生虽然是位姨太太，而这位姨太太却深谙平仄，不需要从“稍息，立正”搞起。
朱教授在他的文章里一再提到，了解唐诗“谈何容易”。这是他老人家以教授学者的身份钻牛角，所以愈来愈没有底。笔者这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倒觉得唐诗没啥神秘，因为唐诗原就是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试问哪个中国知识分子不能“哼”两句唐诗？不能哼两句的知识分子，他头上也加不了“中国”两字了。
有一次，笔者在一个华侨学生的集会里，以英语询问他们：“你们小时候读过‘床前明月光’这首诗的，举起手来看看。”出乎我意料，竟有一半学生举手，而举手者，竟有许多不会说中国话（国语或任何方言）的。
笔者的两头“小犬”，中国话也说得别别扭扭。但是他二人和他们父母一样，两三岁时就会背诵“床前明月光，你是地上霜，我不是地上霜”了。“床前明月光”是8世纪大诗人李白（701—762）的名句，两三岁的中国孩子就能琅琅成诵，这在其他任何国家里都是不可想象的事。
中国人两三岁就开始读唐诗，愈大当然读得愈多，等到他大到能写情书的时候，难免也就要“春蚕到死，蜡炬成灰”地利用唐诗去向情人求爱了。所以唐诗实在是我们中国人精神生活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哼唐诗”也是“中国知识分子”这个复合名词的诸条定义之一。有文学天赋或爱好诗歌的东方人，有时就更要“熟读唐诗三百首”了；既然“熟读唐诗三百首”，有时也就“不会吟诗也要吟”了。吟得好的，就变成了诗人；吟得欠佳的，就成为“张打油”了；“打”得“平仄和谐”也可琅琅哼出；“打”得平仄不调，那就荒腔走板了。朱教授说他的“中国朋友”“有雅兴提笔写几句”，但当其“得意地出示新作时”，又“对平仄没有研究”，就是上述这个历史规律的辩证发展！因而这个“对平仄没有研究”的“近体诗”如今就遍布于大陆、港、台、南北美洲的所有的中西文报刊！
但是这并不表示“对平仄没有研究”的就没有“诗才”；或者相反的，对平仄有研究的就不“打油”、就不“酸”。只是平仄和谐的旧诗可以哼；平仄不和谐的，就哼不出来。既然作“哼不出来的诗”，那么就作点余光中的“无韵诗”（blank verse）或冯玉祥的“丘八诗”好了，何必抱着旧诗体裁打滚呢？
本来嘛，“今人作诗宗李杜，李杜当日又宗谁？”李、杜本不必宗。但是吾人如既宗李、杜，当然是对李、杜的体裁有“偏好”；既对李、杜的体裁——近体诗、律诗、绝句——有偏好，那么学学李、杜的“平仄和谐”，不是很应该的吗？
其实，一般“不谙平仄”的诗人和诗评家，不是他们“不能”，而是“不为”；事实上也不是“不为”，而是“不知”——自己不自觉！自己不自觉的道理，也是因为无人指点，也无书可看。
现代中国人已逐渐走上工业化社会的忙碌生活，人们各忙其忙，谁又有空来找个“林黛玉教授”来指点作诗呢？不经指点（有时也是为着面子），那就只好“看书”了。可是传统谈音韵学的书籍，却正如文长所说的“高来高去”，愈看愈糊涂。
笔者青年时代便曾选过音韵学大师赵少咸教授的课，这位戴着顶瓜皮帽的老夫子，要我们分辨“一东”、“二冬”发音的不同，说什么“开口呼”、“合口呼”。他老人家以身作则，不知吹断多少根胡子，我这个笨学生到现在还不知道“东”和“冬”的发音有何不同。
文长这本小册子写得甚好，笔者亦乐于撰长文加以推发的道理，便是我觉得作者在“五例”之外，确有一些足称“六例”的心得，而能以“平凡的话”表达出来，不像赵教授那样呼啦呼啦地去吹胡子。
唐诗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共有财产，文绉绉的中国知识分子大家都可以背一点——从几首到几百首不等。但是等到一个人背了几十乃至几百首唐诗，人家问他唐诗是什么东西，要他就其要义作二十分钟的演讲，则很少人是不感困难的。朱著这本小册子的好处，便是它辞简意赅，雅俗共赏。一个大学生或中学生，只要能抽出几个钟头来细读一遍，他对唐诗也可像诸葛亮读书一样“知其大略”了。在一个工商业的社会里，大家都忙，谁有工夫去啃与本行无关的大书？读小书，要读其小而有益，则朱著这本《唐诗浅探》实在大大值得介绍。